参考文献
第二节 明清关中市镇结构与市场网络
明清时期关中商品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牲畜、农具的买卖，基本是在市镇上完成，这使得市镇在数量、等级结构及空间分布上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并最终形成市场网络。
一、明清时期关中市镇数量及人口
对于明清关中市镇的数量，由于历史资料记载不完备和模糊性，只能根据检索到的文献对此作一简单归纳。
陕西关中从地理范围上讲，是指潼关和大散关之间，秦岭以北、子午岭和黄龙山以南的一块区域，面积约为49000平方公里。由于明清该区域行政机构所辖与地理关中有出入，统计市镇以地理关中为准。
较为系统载录的，明代阙如，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记载的关中镇为171个，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所录镇是331个。对于这个统计结果，难免有疑问，因为清乾嘉时期，关中经济为繁荣时期，经过同光战乱，关中破坏较大，市镇乃经济晴雨表，为何有反差?较为合理解释：乾嘉时的记载忽略许多市镇，光绪时的所录较为详尽，将许多市镇纳入记载范围。
就清代关中市镇的发展而言，1650—1800年的150年，是一段稳定时期，尤其是雍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两倍以上，而且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永寿监军镇“本朝康熙初，诸镇尚多残毁，惟此镇稍有人烟，百余年来休养生息，物阜民殷，轩车辐辏，居然巨镇矣”①。
笔者估计，清乾嘉以后，关中大大小小市镇保持在400—500个左右。关中的西安府，其市镇数量已可与江南市镇相媲美，如刘石吉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统计，1900年苏州府市镇数不到220，常州府不到200，杭州府不到140，嘉兴府不到80，湖州府不到，60，西安府的市镇数200左右。
明清关中的有些市镇人口增长迅速。如周至黄巢谷每年木植出山之日“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②；冬腊月眉县齐家寨有坐商300多户，零售商是坐商的两倍，共有从业人员4000余人③；大荔羌白镇“以造皮驰名，各地皮匠多聚于此，尤以冀州枣强、南宫、武邑、衡水等地匠人为多，硝皮作坊最盛时代有120家之多”④，“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云集”⑤。
稍大的市镇如华阴岳镇，其人口“户约二百余，广袤三里许……经常市集，以旬之四、八为期，每当季春、仲冬之月有特别大会二，商贾如云。”⑥
二、明清时期关中市镇等级结构
明清关中市镇按大小规模可分为两类。
(一)中心市镇
中心市镇在明清关中市镇群体中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中心市镇多为各州县首镇或商业中心，有些影响超出州域县域。龙桥镇为三原首镇，县治就在该镇。龙桥镇商业十分发达，清末曾有无名氏做诗赞美其腊八古会：“扑面尘沙眼不开，八面仕女似风来。驾牛驾马车如许，扎遍南台与北台。更从何处问繁华，演武亭前各自夸。公子冶游争似锦，美人姿态艳如花”⑦。
陇州县头镇，“旧吴山县治，为商贾聚集之地，繁盛不减州城”⑧。眉县的齐家寨更是“坐商有三百多户，零售商是坐商的两倍，共有从业人员四千余人，在方圆仅两平方公里的镇区内，容纳这么多的商业人口及两三万赶集的流动人口，使七条狭窄的街道，甚至郊区都人满客多。要是逢集月，到处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摩肩接踵，道路为之堵塞，仅各地来此卖菜的手推车就有二三百辆”⑨。
渭南之孝义镇“为渭南河北之要区……林木葱茏，人烟稠密，百货聚集其间者，极晦明风雨之无阻，人语喧哗之遥闻，城市之繁庶，他属莫能与并”⑩。
陈炉镇窑场和民居依山而建，“上下左右，层叠密如蜂房”，“其山自麓至巅，皆为窑场，土人燃火炼器，弥夜皆明。值春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也”(11)。
明清关中中心市镇的功能：将普通市镇上的粮食、地域特色产品等汇聚，在此扩大范围贸易，因为许多外地商人常来这些地方交易；从其他市场运来的商品，如茶叶、铁器等通过其向普通市镇扩散。
(二)普通市镇
明清关中市镇群体中，对众多的农民而言，普通市镇，即小市镇，是不可或缺。
据检索到的资料来看，那种商贾云集的中心市镇不多，更多的是适应农村商品交换，满足农民需要的普通市镇。如礼泉县“无大商巨贾，率多小本营业，计权子母，博取蝇头所属，镇市叱干、南坊两镇以落地粮炭，北屯镇以甘产皮毛，赵村、阡东两镇以泾东及本地产棉为大宗，近以土匪之扰，北屯几无商号，赵村、南坊、阡东三镇商家亦歇业过半，惟农隙之时，间有乡人赴甘以棉布易皮革，藉博微利，不足言商也”(12)。
扶风多为普通市镇，“扶风虽秦蜀之冲，而非四达之要，故商务不集，前时惟本土牲畜，县人自相贸易市镇，期会贾卖等”(13)。三原西阳镇“在县东北二十里，浮阳一乡居民会集之所”(14)。这些普通市镇更多地承担了基层商品流通的重任。
普通市镇的功能主要是进行余缺品的调剂。农民将自己生产的粮食、采集的药材、饲养的牲畜等，拿到这样的市镇进行销售，然后购买回生产资料(如铁器农具)和生活资料(如棉布)。
普通市镇的规模较小，如岐山县“龙尾镇在县东二十里，有铺户、饭店，无牲畜粮食集市”(15)。此类市镇开集密度通常为十日一集或十日二集。
三、明清时期关中市镇的商品结构
商品是和市镇直接联系的范畴，市镇上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商品化生产程度；交通条件以及居民的需求情况有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市场供应的商品是不同的。商品的结构反映了市镇经济的繁荣程度及与其他市场之间的联系。
明清关中市镇上的商品，多为本地产品，它包括农产品，如粮食、蔬菜、瓜果、棉麻等，也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如棉布、麻布、编织品等，还包括各种采集品，如药材、蘑菇、木耳等以及农民畜养的各种牲畜与家禽，如猪、牛、羊、鸡、鸭等。但是也有部分产品是经过商人之手，或将本地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特别是手工业产品从外地运来贩卖，如盐、铁器、瓷器等；或将本地的特产由商人从农民那里收购上来转运外地。
我国长距离贩运早已有之，明代以前长距离运销的商品除盐、铁外，主要是奢侈品与特产品。明清时期长距离运销的商品已经逐渐转向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为主，手工业产品逐步进入长距离商品流通。
农家最需要的是铁制农具，主要有犁、锄、镰刀、铁耙等，而这些都不是一般农家能制造，必须在集市或市镇上购买。陕西较大规模的炼铁和制造铁器的工厂，集中在陕南山区。关中多半不生产铁器，靠外地贩运而来。光绪《鄂县乡土志》载：“铁货，如铁钉、铁锁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由河口陆运至鄠，每年共销六七万斤。铧锄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鄂，每年共销十余万页。镰刀由省城运至鄂，每年约销七八万张”，“铁锅由山西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咸丰《澄城县志·土产》云：“铁器及铁由山西运入朝邑，由朝转入境内。”
买铁铸造农器，主要销售给本地农户。农具及其他生活用品，由小贩沿村叫卖，或在市镇上出售。如乾隆《富平县志·风俗志》载：“县市(惟)花布农器。”乾隆《咸阳县志》云：“商惟花布……及釜甑镬锄等物，土著之民自行贩卖。”
粮食是陕西市镇上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和粮食交换。乾隆《韩城县志·市集》记载：“大集之在县者，米粮杂货，每关一月(轮流)，俱集城外”；乾隆《同官县志·市镇》载：“县治前明远街有商店百余，其中有粮店”；光绪《岐山县志·镇市》载：“在城镇，在县城及东西部。……粟市，春夏在正街，秋冬在南街，日以为常”；乾隆《泾阳县志》卷二《市镇》载：“云阳、石桥等镇，仰资淳化粮炭，以给食用。”
除铁器农具、粮食等大宗商品外，清代陕西的其他商品品种日益丰富。光绪《风县志》卷八记载：当地民众“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周至县“穷民依山求食，往往割漆与蜜，至市镇货之”(16)；乾隆《陇州续志》云：“固关诸处，解锯木植，做驮鞍、农具及木盂、木棒之类，名为山货，贩卖甚夥。山民多藉以资生”；光绪《蒲城县新志·物产志》载：“至若客商贩运，达于远方者，颇惟兴市镇之棉纸、鞭炮，为土货一大宗。”
明清关中市场交换，都是以粮食为基础的农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然而进入市场的手工业品却发生了变化：明代主要是盐、丝织品和铁器，清代主要是棉布、盐、铁器。棉布成为进入市镇的主要手工业产品。如周至“邑民多衣褐，细布贸之会城”(17)；华州“柳子镇王宿庄善红作大布”(18)；咸宁“鸣犊镇所出的布，为最佳名”(19)；同官“木棉毡白于雪，抱布纷纷来市场”(20)；永寿“乡妇织布，来镇销售，乡妇仍多席地坐候买主”(21)。
从关中市镇上的主要商品看，清代关中市镇经济是比明代有了很大发展，但依然没有摆脱以解决人们衣食问题为主要特色的低级消费市场，市场交换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盐、铁为主要对象的农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市镇经济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但就当时全国市镇经济而言，关中还是走在前列的。
四、明清时期关中市镇地域空间结构
所谓市镇地域空间结构，是指各个市镇在空间上的分布、联系及其组合状态。从本质上讲，市镇地域空间结构，是地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作用的结果。
关中为盆地，中部沿渭河流域地势平坦，四周地区渐渐向黄土高原、丘陵和山脉过渡，这对关中市镇地域空间结构有很大影响。
(一)沿河市镇发展迅速
市镇是生活、生产的集聚地，河流也如动力、交通一样，是市镇生存的生命线。尤其在古代，河流既是人们取水的渠道，又是水上运输的航线，是市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关中市镇的分布与水系分布密切相关。清代，陆路运输的主要方式是牛车、马车、人力车及人力担挑搬运。这些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运量小，效率低，大宗货物的南北转运和东西交换主要靠水路运输。在靠近河流两岸的地区，由于灌溉方便，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比较高，加之水运中转时纤夫、船工、过往商客的食宿等商业服务的需要，容易形成聚落，进而发展成为市镇。《岐山县乡土志》言：“商务为新政之一，必水陆辐辏之地乃有。”从清代陕西省政区图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清代关中县城不少位于渭河两岸，渭河水系较为密集，市镇在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时，大多市镇分布在沿河。从光绪《富平县志稿》卷一之疆域图看，除王寮镇、到贤镇在主要商路上和雷村镇在北部山区外，其余均在沿河两岸。三原西阳镇“在县东北二十里，浮阳一乡居民会集之所，清浊二水渠道，贯城而逾，市廛亦胜”(22)。
(二)主要商路及交通要道上市镇密集
交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商路及交通要道，由于大量的过往客商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食宿服务及交易机会，为市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条件。澄城县“寺前镇：县东南四十五里，当同郃孔道，又邑东南往朝必经之地……周围四里有余，为东南重镇”，“韦庄镇：县南六十里，城周三里有余，当往同孔道，为南路要地”，“长润镇：县西二十里，徐效贤所筑”，长润堡，“地滨洛河，当东西通衢，沟谷交错，出产颇巨，为县西重镇”。(23)泾阳县冶岭镇“在县西北六十里，按续志云：是镇逼近谷口，于行旅道路最为紧要，地方形势，尤称险隘。”(24)
五、明清时期关中市场网络结构
明清关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贸易以及州县市场的扩大，为陕西市场网络结构的形成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关中在清代最终形成以泾阳、三原、咸阳、西安为中心，以大荔、凤翔为横坐标，并联系各州县市镇、集市贸易的市场网络结构。
泾阳“政繁而道冲”，水陆交通发达，南有泾河穿境而过，上溯可达长武彬州直入甘肃平凉，有舟楫之便；东南经高陵、渭南直通潼关、蒲津，使东西货物沿渭河北岸运至城邑而不必途经西安，亦可避免渭河暴涨所造成的交通阻隔；北有富平之路，可通耀县、同官，连接延绥；西有礼泉之路，直趋凉甘，使泾阳成为陕西省交通要冲。加之泾阳水泽之利，泾河之水熟泡皮张，逾格轻软，所用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这些天时地利的便利条件，使泾阳在明清之际的数百年间始终是陕西的经济中心之一，皮货、茶、烟总汇之所。由甘宁运来的皮货需在此借泾水熟皮硝制，“东乡一带皮毛工匠甚多……县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靠泾水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25)；由湖汉输入的茶叶需在此炒制压砖，“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人，各行店背厢负债，闲人亦多至数千”(26)；泾阳商业发达，中西流转的标银需在此汇划解散，“街市流通银每两易钱多则一千二三百，少则一千有余。然价之涨落，率视泾(阳)、三(原)为标准”(27)。这使泾阳成为“湖茶、兰烟、甘宁皮货廛集之地，成为沟通南北货物装制转运之枢纽”(28)，“富商大贾，群聚辐辏，珍错云屯，慕懋迁之美富，忘稼穑之艰难”(29)。
三原与泾阳毗连，同为关中要邑，“为渭北各地贸易总汇之区，食货充积，交通甚便”(30)。城南有渭水“每年运来山西之铁器甚多”，城北有泾水“可供沿岸各都市之盐铁石炭，县城之中有来自西方之清河横贯东流”(31)。又地处关中交通要道，西衔凤汉，东接潼商，北通延绥，为中西部商品集散之地，转运四时不绝。西北药材羊毛经淳化、旬邑或彬县永寿运至原邑，再加工炮制，运销各地；东南之布匹经潼关装船或由龙驹寨驮运至原邑，然后改卷染色再分销甘陇各地，使三原长期以来成为陕西药、布总汇和金融中心。三原县城“旧市廛店舍相连百余家”(32)，“集四方商贾重货，昏晓贸易”(33)，“南城之东半部自北极宫至东渠岸街一带，满目尽为药材店”(34)。三原城外“许多乡镇都是商业中心，例如县东的林堡、县西的秦堡、县南的张村、县北的线马堡，商业都很发达。此外由北门到泾阳的鲁桥一带，沿途各村市场亦相当发达”(35)。同时三原为陕陇大宗商品过载集散中心，故金融活跃，每年由陇青押解三原总店的“标银”盈千累万，故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之语，充分表现了古代社会城市政治与乡村经济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经济模式。三原数百年处于“三秦大都会”的商贸中心地位，这里“富商大贾，履厚席丰，甚至践曳绫绮，狼籍膏粱”(36)，在关中保持着“高城相对出，流水在中涵。货泉来宇内，风物似江南”(37)的经济优势。
清代，咸阳是关中地区一个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咸阳“城内系水陆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广。其实各铺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从各县驮载至此，由水路运往晋豫。至粮食、木板亦由西路东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38)。周至县的“粜粟者、鬻盐者、挽盐者、贩木者，云集咸阳”(39)。由于此地位置关系，咸阳就成为周、户两县商品的出入门户，也是关中西府各县与晋、豫及关中东部各地的贸易中心。
凤翔为陕西货物入关码头之一。凤翔府地处甘川交通要道，“陇关阻其西，益门扼其南”，自古为关中物品集散转输之地。甘川物品由此分流，走甘陇则由宝鸡达秦州(天水)直趋皋兰(兰州)，下四川则由宝鸡入益门穿北栈道达于汉中，成为内地著名码头之一，有“关西都会”之称。加之县北灵台杜阳等地畜牧业发达，犯霜露逐水草善养驴骡，为凤翔驮运转输提供了物质条件，故自明清以来商业贸易发达。县城东关“街市十数里，坐贾万余家，百货充韧”(40)，筑有“山陕河南会馆”又名“敬诚会馆”专事商贸融通。咸丰九年《凤翔重修天圣观碑》载，时县境商号捐资者346家，另加城关盐行、清酒行、篓行等捐资者总计500余户，当时仅城关有肉铺10余家，日销猪、羊肉数千斤，商民中有“日销三十猪，百羊百石粮”之说，足见商业之繁荣(41)。
明清关中县城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它们把县城及周围的市镇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了以三原、咸阳、泾阳为中心，以凤翔、大荔为横坐标向外扩展的市场网络结构。
① 光绪《永寿县志》卷三。
② 民国《周至县志》卷七。
③ 《出山码头齐家寨》，《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10页。
④ 《西北资源》第1期，第57页。
⑤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
⑥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一。
⑦ 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三原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页。
⑧ 乾隆《陇州续志》卷二。
⑨ 《出山码头齐家寨》，《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10页。
⑩ 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十。
(11) 万历《同官县志》卷八。
(12)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
(13) 光绪《扶风乡土志》卷二。
(14) 雍正《陕西通志》卷十六，《关梁一》。
(15) 光绪《岐山县志·镇市》。
(16) 民国《周至县志·货属》。
(17) 民国《周至县志·物产》。
(18) 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四。
(19) 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四。
(20) 乾隆《同官县志》卷三。
(21) 《陕行汇刊》第5卷，第10期。
(22) 雍正《陕西通志》卷十六，《关梁一》。
(23) 民国《澄城县附志》卷三。
(24) 乾隆《泾阳县志》卷二，《市镇》。
(25)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26)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27) 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之《经济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页。
(28) 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县商业志》(油印本)，第17页。
(29) 宣统《泾阳县志》卷八。
(30) 民国《三原乡土志》。
(31)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下)，民国7年苏州刊本，第10—17页。
(32)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二。
(33)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二。
(34)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下)，民国七年苏州刊本，第17页。
(35) 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36)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四。
(37) 屈复：《弱水集》卷六，清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
(38)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39) 路德：《柽华馆文集》卷三，清光绪七年刊本。
(40)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四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第220页。
(41)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一、明清时期关中市镇数量及人口
对于明清关中市镇的数量，由于历史资料记载不完备和模糊性，只能根据检索到的文献对此作一简单归纳。
陕西关中从地理范围上讲，是指潼关和大散关之间，秦岭以北、子午岭和黄龙山以南的一块区域，面积约为49000平方公里。由于明清该区域行政机构所辖与地理关中有出入，统计市镇以地理关中为准。
较为系统载录的，明代阙如，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记载的关中镇为171个，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所录镇是331个。对于这个统计结果，难免有疑问，因为清乾嘉时期，关中经济为繁荣时期，经过同光战乱，关中破坏较大，市镇乃经济晴雨表，为何有反差?较为合理解释：乾嘉时的记载忽略许多市镇，光绪时的所录较为详尽，将许多市镇纳入记载范围。
就清代关中市镇的发展而言，1650—1800年的150年，是一段稳定时期，尤其是雍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两倍以上，而且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永寿监军镇“本朝康熙初，诸镇尚多残毁，惟此镇稍有人烟，百余年来休养生息，物阜民殷，轩车辐辏，居然巨镇矣”①。
笔者估计，清乾嘉以后，关中大大小小市镇保持在400—500个左右。关中的西安府，其市镇数量已可与江南市镇相媲美，如刘石吉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统计，1900年苏州府市镇数不到220，常州府不到200，杭州府不到140，嘉兴府不到80，湖州府不到，60，西安府的市镇数200左右。
明清关中的有些市镇人口增长迅速。如周至黄巢谷每年木植出山之日“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②；冬腊月眉县齐家寨有坐商300多户，零售商是坐商的两倍，共有从业人员4000余人③；大荔羌白镇“以造皮驰名，各地皮匠多聚于此，尤以冀州枣强、南宫、武邑、衡水等地匠人为多，硝皮作坊最盛时代有120家之多”④，“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云集”⑤。
稍大的市镇如华阴岳镇，其人口“户约二百余，广袤三里许……经常市集，以旬之四、八为期，每当季春、仲冬之月有特别大会二，商贾如云。”⑥
二、明清时期关中市镇等级结构
明清关中市镇按大小规模可分为两类。
(一)中心市镇
中心市镇在明清关中市镇群体中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中心市镇多为各州县首镇或商业中心，有些影响超出州域县域。龙桥镇为三原首镇，县治就在该镇。龙桥镇商业十分发达，清末曾有无名氏做诗赞美其腊八古会：“扑面尘沙眼不开，八面仕女似风来。驾牛驾马车如许，扎遍南台与北台。更从何处问繁华，演武亭前各自夸。公子冶游争似锦，美人姿态艳如花”⑦。
陇州县头镇，“旧吴山县治，为商贾聚集之地，繁盛不减州城”⑧。眉县的齐家寨更是“坐商有三百多户，零售商是坐商的两倍，共有从业人员四千余人，在方圆仅两平方公里的镇区内，容纳这么多的商业人口及两三万赶集的流动人口，使七条狭窄的街道，甚至郊区都人满客多。要是逢集月，到处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摩肩接踵，道路为之堵塞，仅各地来此卖菜的手推车就有二三百辆”⑨。
渭南之孝义镇“为渭南河北之要区……林木葱茏，人烟稠密，百货聚集其间者，极晦明风雨之无阻，人语喧哗之遥闻，城市之繁庶，他属莫能与并”⑩。
陈炉镇窑场和民居依山而建，“上下左右，层叠密如蜂房”，“其山自麓至巅，皆为窑场，土人燃火炼器，弥夜皆明。值春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也”(11)。
明清关中中心市镇的功能：将普通市镇上的粮食、地域特色产品等汇聚，在此扩大范围贸易，因为许多外地商人常来这些地方交易；从其他市场运来的商品，如茶叶、铁器等通过其向普通市镇扩散。
(二)普通市镇
明清关中市镇群体中，对众多的农民而言，普通市镇，即小市镇，是不可或缺。
据检索到的资料来看，那种商贾云集的中心市镇不多，更多的是适应农村商品交换，满足农民需要的普通市镇。如礼泉县“无大商巨贾，率多小本营业，计权子母，博取蝇头所属，镇市叱干、南坊两镇以落地粮炭，北屯镇以甘产皮毛，赵村、阡东两镇以泾东及本地产棉为大宗，近以土匪之扰，北屯几无商号，赵村、南坊、阡东三镇商家亦歇业过半，惟农隙之时，间有乡人赴甘以棉布易皮革，藉博微利，不足言商也”(12)。
扶风多为普通市镇，“扶风虽秦蜀之冲，而非四达之要，故商务不集，前时惟本土牲畜，县人自相贸易市镇，期会贾卖等”(13)。三原西阳镇“在县东北二十里，浮阳一乡居民会集之所”(14)。这些普通市镇更多地承担了基层商品流通的重任。
普通市镇的功能主要是进行余缺品的调剂。农民将自己生产的粮食、采集的药材、饲养的牲畜等，拿到这样的市镇进行销售，然后购买回生产资料(如铁器农具)和生活资料(如棉布)。
普通市镇的规模较小，如岐山县“龙尾镇在县东二十里，有铺户、饭店，无牲畜粮食集市”(15)。此类市镇开集密度通常为十日一集或十日二集。
三、明清时期关中市镇的商品结构
商品是和市镇直接联系的范畴，市镇上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商品化生产程度；交通条件以及居民的需求情况有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市场供应的商品是不同的。商品的结构反映了市镇经济的繁荣程度及与其他市场之间的联系。
明清关中市镇上的商品，多为本地产品，它包括农产品，如粮食、蔬菜、瓜果、棉麻等，也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如棉布、麻布、编织品等，还包括各种采集品，如药材、蘑菇、木耳等以及农民畜养的各种牲畜与家禽，如猪、牛、羊、鸡、鸭等。但是也有部分产品是经过商人之手，或将本地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特别是手工业产品从外地运来贩卖，如盐、铁器、瓷器等；或将本地的特产由商人从农民那里收购上来转运外地。
我国长距离贩运早已有之，明代以前长距离运销的商品除盐、铁外，主要是奢侈品与特产品。明清时期长距离运销的商品已经逐渐转向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为主，手工业产品逐步进入长距离商品流通。
农家最需要的是铁制农具，主要有犁、锄、镰刀、铁耙等，而这些都不是一般农家能制造，必须在集市或市镇上购买。陕西较大规模的炼铁和制造铁器的工厂，集中在陕南山区。关中多半不生产铁器，靠外地贩运而来。光绪《鄂县乡土志》载：“铁货，如铁钉、铁锁之类，除自制外，由山西泽州、潞安等府，水运至河口，由河口陆运至鄠，每年共销六七万斤。铧锄由山西河津樊村镇水运至咸阳，由咸阳至鄂，每年共销十余万页。镰刀由省城运至鄂，每年约销七八万张”，“铁锅由山西运来，每年约销五百口”。咸丰《澄城县志·土产》云：“铁器及铁由山西运入朝邑，由朝转入境内。”
买铁铸造农器，主要销售给本地农户。农具及其他生活用品，由小贩沿村叫卖，或在市镇上出售。如乾隆《富平县志·风俗志》载：“县市(惟)花布农器。”乾隆《咸阳县志》云：“商惟花布……及釜甑镬锄等物，土著之民自行贩卖。”
粮食是陕西市镇上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和粮食交换。乾隆《韩城县志·市集》记载：“大集之在县者，米粮杂货，每关一月(轮流)，俱集城外”；乾隆《同官县志·市镇》载：“县治前明远街有商店百余，其中有粮店”；光绪《岐山县志·镇市》载：“在城镇，在县城及东西部。……粟市，春夏在正街，秋冬在南街，日以为常”；乾隆《泾阳县志》卷二《市镇》载：“云阳、石桥等镇，仰资淳化粮炭，以给食用。”
除铁器农具、粮食等大宗商品外，清代陕西的其他商品品种日益丰富。光绪《风县志》卷八记载：当地民众“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周至县“穷民依山求食，往往割漆与蜜，至市镇货之”(16)；乾隆《陇州续志》云：“固关诸处，解锯木植，做驮鞍、农具及木盂、木棒之类，名为山货，贩卖甚夥。山民多藉以资生”；光绪《蒲城县新志·物产志》载：“至若客商贩运，达于远方者，颇惟兴市镇之棉纸、鞭炮，为土货一大宗。”
明清关中市场交换，都是以粮食为基础的农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然而进入市场的手工业品却发生了变化：明代主要是盐、丝织品和铁器，清代主要是棉布、盐、铁器。棉布成为进入市镇的主要手工业产品。如周至“邑民多衣褐，细布贸之会城”(17)；华州“柳子镇王宿庄善红作大布”(18)；咸宁“鸣犊镇所出的布，为最佳名”(19)；同官“木棉毡白于雪，抱布纷纷来市场”(20)；永寿“乡妇织布，来镇销售，乡妇仍多席地坐候买主”(21)。
从关中市镇上的主要商品看，清代关中市镇经济是比明代有了很大发展，但依然没有摆脱以解决人们衣食问题为主要特色的低级消费市场，市场交换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盐、铁为主要对象的农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市镇经济还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但就当时全国市镇经济而言，关中还是走在前列的。
四、明清时期关中市镇地域空间结构
所谓市镇地域空间结构，是指各个市镇在空间上的分布、联系及其组合状态。从本质上讲，市镇地域空间结构，是地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作用的结果。
关中为盆地，中部沿渭河流域地势平坦，四周地区渐渐向黄土高原、丘陵和山脉过渡，这对关中市镇地域空间结构有很大影响。
(一)沿河市镇发展迅速
市镇是生活、生产的集聚地，河流也如动力、交通一样，是市镇生存的生命线。尤其在古代，河流既是人们取水的渠道，又是水上运输的航线，是市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关中市镇的分布与水系分布密切相关。清代，陆路运输的主要方式是牛车、马车、人力车及人力担挑搬运。这些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运量小，效率低，大宗货物的南北转运和东西交换主要靠水路运输。在靠近河流两岸的地区，由于灌溉方便，农业经济相对发达，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比较高，加之水运中转时纤夫、船工、过往商客的食宿等商业服务的需要，容易形成聚落，进而发展成为市镇。《岐山县乡土志》言：“商务为新政之一，必水陆辐辏之地乃有。”从清代陕西省政区图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清代关中县城不少位于渭河两岸，渭河水系较为密集，市镇在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时，大多市镇分布在沿河。从光绪《富平县志稿》卷一之疆域图看，除王寮镇、到贤镇在主要商路上和雷村镇在北部山区外，其余均在沿河两岸。三原西阳镇“在县东北二十里，浮阳一乡居民会集之所，清浊二水渠道，贯城而逾，市廛亦胜”(22)。
(二)主要商路及交通要道上市镇密集
交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商路及交通要道，由于大量的过往客商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食宿服务及交易机会，为市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条件。澄城县“寺前镇：县东南四十五里，当同郃孔道，又邑东南往朝必经之地……周围四里有余，为东南重镇”，“韦庄镇：县南六十里，城周三里有余，当往同孔道，为南路要地”，“长润镇：县西二十里，徐效贤所筑”，长润堡，“地滨洛河，当东西通衢，沟谷交错，出产颇巨，为县西重镇”。(23)泾阳县冶岭镇“在县西北六十里，按续志云：是镇逼近谷口，于行旅道路最为紧要，地方形势，尤称险隘。”(24)
五、明清时期关中市场网络结构
明清关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贸易以及州县市场的扩大，为陕西市场网络结构的形成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关中在清代最终形成以泾阳、三原、咸阳、西安为中心，以大荔、凤翔为横坐标，并联系各州县市镇、集市贸易的市场网络结构。
泾阳“政繁而道冲”，水陆交通发达，南有泾河穿境而过，上溯可达长武彬州直入甘肃平凉，有舟楫之便；东南经高陵、渭南直通潼关、蒲津，使东西货物沿渭河北岸运至城邑而不必途经西安，亦可避免渭河暴涨所造成的交通阻隔；北有富平之路，可通耀县、同官，连接延绥；西有礼泉之路，直趋凉甘，使泾阳成为陕西省交通要冲。加之泾阳水泽之利，泾河之水熟泡皮张，逾格轻软，所用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这些天时地利的便利条件，使泾阳在明清之际的数百年间始终是陕西的经济中心之一，皮货、茶、烟总汇之所。由甘宁运来的皮货需在此借泾水熟皮硝制，“东乡一带皮毛工匠甚多……县内百货云集，商贾络绎，靠泾水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25)；由湖汉输入的茶叶需在此炒制压砖，“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有万余人，各行店背厢负债，闲人亦多至数千”(26)；泾阳商业发达，中西流转的标银需在此汇划解散，“街市流通银每两易钱多则一千二三百，少则一千有余。然价之涨落，率视泾(阳)、三(原)为标准”(27)。这使泾阳成为“湖茶、兰烟、甘宁皮货廛集之地，成为沟通南北货物装制转运之枢纽”(28)，“富商大贾，群聚辐辏，珍错云屯，慕懋迁之美富，忘稼穑之艰难”(29)。
三原与泾阳毗连，同为关中要邑，“为渭北各地贸易总汇之区，食货充积，交通甚便”(30)。城南有渭水“每年运来山西之铁器甚多”，城北有泾水“可供沿岸各都市之盐铁石炭，县城之中有来自西方之清河横贯东流”(31)。又地处关中交通要道，西衔凤汉，东接潼商，北通延绥，为中西部商品集散之地，转运四时不绝。西北药材羊毛经淳化、旬邑或彬县永寿运至原邑，再加工炮制，运销各地；东南之布匹经潼关装船或由龙驹寨驮运至原邑，然后改卷染色再分销甘陇各地，使三原长期以来成为陕西药、布总汇和金融中心。三原县城“旧市廛店舍相连百余家”(32)，“集四方商贾重货，昏晓贸易”(33)，“南城之东半部自北极宫至东渠岸街一带，满目尽为药材店”(34)。三原城外“许多乡镇都是商业中心，例如县东的林堡、县西的秦堡、县南的张村、县北的线马堡，商业都很发达。此外由北门到泾阳的鲁桥一带，沿途各村市场亦相当发达”(35)。同时三原为陕陇大宗商品过载集散中心，故金融活跃，每年由陇青押解三原总店的“标银”盈千累万，故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之语，充分表现了古代社会城市政治与乡村经济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经济模式。三原数百年处于“三秦大都会”的商贸中心地位，这里“富商大贾，履厚席丰，甚至践曳绫绮，狼籍膏粱”(36)，在关中保持着“高城相对出，流水在中涵。货泉来宇内，风物似江南”(37)的经济优势。
清代，咸阳是关中地区一个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咸阳“城内系水陆码头，商贾云集，气象颇形富广。其实各铺皆系浮居客商，货物皆从各县驮载至此，由水路运往晋豫。至粮食、木板亦由西路东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38)。周至县的“粜粟者、鬻盐者、挽盐者、贩木者，云集咸阳”(39)。由于此地位置关系，咸阳就成为周、户两县商品的出入门户，也是关中西府各县与晋、豫及关中东部各地的贸易中心。
凤翔为陕西货物入关码头之一。凤翔府地处甘川交通要道，“陇关阻其西，益门扼其南”，自古为关中物品集散转输之地。甘川物品由此分流，走甘陇则由宝鸡达秦州(天水)直趋皋兰(兰州)，下四川则由宝鸡入益门穿北栈道达于汉中，成为内地著名码头之一，有“关西都会”之称。加之县北灵台杜阳等地畜牧业发达，犯霜露逐水草善养驴骡，为凤翔驮运转输提供了物质条件，故自明清以来商业贸易发达。县城东关“街市十数里，坐贾万余家，百货充韧”(40)，筑有“山陕河南会馆”又名“敬诚会馆”专事商贸融通。咸丰九年《凤翔重修天圣观碑》载，时县境商号捐资者346家，另加城关盐行、清酒行、篓行等捐资者总计500余户，当时仅城关有肉铺10余家，日销猪、羊肉数千斤，商民中有“日销三十猪，百羊百石粮”之说，足见商业之繁荣(41)。
明清关中县城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它们把县城及周围的市镇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了以三原、咸阳、泾阳为中心，以凤翔、大荔为横坐标向外扩展的市场网络结构。
① 光绪《永寿县志》卷三。
② 民国《周至县志》卷七。
③ 《出山码头齐家寨》，《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10页。
④ 《西北资源》第1期，第57页。
⑤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
⑥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一。
⑦ 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三原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页。
⑧ 乾隆《陇州续志》卷二。
⑨ 《出山码头齐家寨》，《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110页。
⑩ 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十。
(11) 万历《同官县志》卷八。
(12)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十。
(13) 光绪《扶风乡土志》卷二。
(14) 雍正《陕西通志》卷十六，《关梁一》。
(15) 光绪《岐山县志·镇市》。
(16) 民国《周至县志·货属》。
(17) 民国《周至县志·物产》。
(18) 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四。
(19) 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四。
(20) 乾隆《同官县志》卷三。
(21) 《陕行汇刊》第5卷，第10期。
(22) 雍正《陕西通志》卷十六，《关梁一》。
(23) 民国《澄城县附志》卷三。
(24) 乾隆《泾阳县志》卷二，《市镇》。
(25)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26)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27) 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之《经济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页。
(28) 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县商业志》(油印本)，第17页。
(29) 宣统《泾阳县志》卷八。
(30) 民国《三原乡土志》。
(31)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下)，民国7年苏州刊本，第10—17页。
(32)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二。
(33)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二。
(34) 刘安国：《陕西交通挈要》(下)，民国七年苏州刊本，第17页。
(35) 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36)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四。
(37) 屈复：《弱水集》卷六，清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
(38)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39) 路德：《柽华馆文集》卷三，清光绪七年刊本。
(40) 白寿彝：《回民起义》第四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第220页。
(41)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