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三节 明清时期关中市镇专业化的发展及其作用
一、明清时期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类型
专业市镇指以销售或生产某一类商品或某几类商品为主的市镇。明清时期，关中市镇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较快发展，其中市镇专业化趋势十分醒目。这是因为专业市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它表明关中地区的市镇经济开始向集约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是市场化程度提升的具体表现。
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可按其专业划分为如下市镇：
(一)粮食为主的市镇
关中平原自然条件优越，昔称“隩区”、“陆海”，粮食生产在全国很有名。明清时期，关中农民以务农为主业，他们将剩余粮食用来出售，以便购买其他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明清关中市镇大部分具有这种粮食交易市场的功能。其中较为有名的，如泾阳、三原之鲁桥镇，有20多条街巷，居民商店500余户，是经历500多年形成的一座繁华的贸易集镇，昔日为粮食集散地，渭北耀县、富平、三原的小麦，多集于此交易，是渭北闻名的粮食市场。①永寿县之监军镇，“物阜民殷，轩车辐辏，居然巨镇矣”②，因其为陕甘之要道，关中粮食大量经此贩运甘肃，为闻名陕陇的粮食交易市镇。
(二)棉纺织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关中各地棉纺织业因棉花种植而得到发展。华阴县，“邑俗妇女以纺织为业，被服之需，取给惟此。”③大荔县，“旧志：士兼耕读，农力稼穑，商贾鬻皮货，妇女事纺织”④。嘉靖时，西安府与凤翔府共征棉布129497匹，名列全国各布政使司征收棉布量的第6位⑤，这客观反映了明代关中地区棉纺织发展的状况。明清关中棉纺织专业市镇见之于记载的有：咸宁县“明代鸣犊镇所出的布，为最佳名”，华州“柳子镇王宿庄善紝作大布”⑥。村庄向棉纺织专业市镇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如三原县“北乡屯王、线马二村，皆业线，发甘肃通省，亦发山西，其利颇厚，故二村人率俯仰有资，邻近村庄亦多为之”⑦。
(三)染料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时期，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关中大量种植红花、蓝等染料作物。红花的种植，在关中尤盛。周至县所产红花在全国出名，“盩邑之产，以红花为第一，故贾有盩花之号”⑧，该县之红花铺因是红花著名的产地和交易集市而得名。泾阳县石桥镇每年五六月间，有专为远商开设的红花市，届时“贾客辐辏，往来如织”⑨。红花铺、石桥镇成为以出售染料为主的专业市镇。
(四)木材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秦岭北麓森林继续得到采伐，尤其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关中木材业兴起，所谓一木二当三盐四茶，木材占据首位。周至县木材业十分发达，“道光三年查明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兼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夥”⑩。周至县殿镇、马召、辛口、骆峪、终南等因木材交易而成市镇，其中马召、殿镇的木材市场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西安北郊草滩镇在清代是关中著名的木材集散市场，“从秦岭出产的木材，也由渭河中游各地放排至草滩，加工后再转运各地销售。那时草滩有木材加工厂5家，各占地10余亩，木材堆积如山，生意十分兴隆”(11)。另外，眉县齐家寨也是著名的木材市镇。
(五)皮毛加工业为主的市镇
明代人张瀚说：“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12)到了清代，关中皮毛加工业更是兴盛，泾阳、大荔等县皮毛业尤其发达。泾阳百谷镇、礼泉北屯镇、大荔羌白镇是著名的皮毛业市镇。百谷镇，乾隆年间“始有李松林、魏德润、刘锡寿、白启泰、李乐耕等在百谷镇建起皮行数十家，相继经此业者越来越多”(13)。北屯镇位于甘肃到泾阳的要道上，“按此镇出口货，甘产牛羊皮毛，多集聚于此，京津沪汉及河北河南等处皮商多来贩买。清末，市镇颇为繁富”(14)。羌白镇在大荔县西，道光时“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云集”(15)。
(六)酿酒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时期，官府榷酒政策多变，酒业几经盛衰，但民间酿酒之风仍在，尤以关中西部凤翔、宝鸡、眉县和岐山为盛。凤翔县之柳林镇、陈村镇是著名酒业市镇，西凤酒为其品牌。宣统二年(1910年)，西凤酒被选送参加南洋劝业赛会获二等奖，从此誉满海外。这一年凤翔册报征收酒行规费达白银1009两(16)。永寿监军镇亦为著名的酒坊集中地，每年产酒“五千石”，销往咸阳(17)。
(七)制瓷为主的市镇
明清关中市镇以生产“耀州瓷”而著称的市镇有同官县的黄堡镇、陈炉镇、立地坡和上店等。宋代就已闻名全国的耀州瓷始产于黄堡镇瓷窑，金元兵乱后，黄堡镇瓷器渐渐衰落，陈炉镇瓷器开始兴旺。到了明代万历年间，陈炉镇窑场和民居依山而建，“上下左右，层叠密如蜂房”，“其山自麓至巅，皆为窑场，土人燃火炼器，弥夜皆明。值春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也”(18)。到了清代，陈炉镇瓷器生产更盛，以崔乃镛(1680—?)《咏陈炉镇》十首诗中第二首为证，“有巢营窟周陶复，郁郁千家烟火迷。山外遥看长不夜，星流月奔互参差”(19)。立地坡瓷器兴起与明秦王府修建有关，明太祖曾下诏在此设立“秦王府琉璃厂”，因“其地川原回旷，出产干泥，足以造陶器之用”(20)，立地坡琉璃厂在嘉靖年间重修。清康熙、雍正年间，立地坡、上店瓷器生产达到鼎盛，两镇居民逾千户。
(八)造纸为主的市镇
造纸在关中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就有灞桥纸的出现。明清时期，关中以造纸而闻名的市镇为蒲城县之兴市镇和凤翔县之纸坊村。兴市镇的纸业，按乾隆志书记载，“纸，洁白细腻，出兴市镇”(21)，又据光绪志书记载，“至若客商贩运达于远方者，厥惟兴镇之棉纸、鞭炮，为土货一大宗”(22)。凤翔纸坊村造纸历史可远溯到唐代，明清该地出产的纸以旧麻鞋、麻布、绳头、麻袋片等为原料，质量较高，“为官书局印书用”(23)。纸坊村以造纸而得名，在清后期有50余家造纸作坊在此集中，从而形成一个纸坊街，年产量约有200万刀(24)。
(九)铁器铸造为主的市镇
华州柳子镇铁器业在明代隆庆前后一度十分繁荣，“郡之柳子镇，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天下士大夫所共索，以为转相赠予者”(25)。礼泉县史德镇“金火匠向最著名，明清两代西北县邑各庙社之铁旗杆、大钟、香炉、醮炉皆其所造，式样精奇，花纹纤细”(26)。
(十)产煤为主的市镇
明清关中的煤矿业有一定的发展。同官、澄城、韩城等县，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就有开采煤的记录(27)。从史载来看，典型煤业市镇为澄城县之长闰镇，“澄地无他矿产，惟长闰镇煤为出产一大宗”，“其在中部者以长闰镇产煤，农业之余，则运售煤炭于郃阳、同、朝各处，贫寒之家，肩负驴驮，络绎不绝，故谚有‘无事干，去卖炭’之语”(28)。
(十一)制烟为主的市镇
富平县之美原镇所产“美原烟”，在清前期畅销于陕北各地(29)。清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亭到凤翔县陈村镇开办“生荣德”烟坊，生产水烟和旱烟包，因其生意兴旺，其他商贾争相效仿。至清末民初，陈村镇烟坊已发展到10余家，每家在冬春农闲时雇用农民200余人从事烟制作。烟的生产，带动陈村镇附近长青、大小海子坡等村庄种植大叶旱烟。陈村镇烟坊因字号皆带“生”字，故产品均称“生”字牌。陈村镇所出烟产品，其丝色鲜，经久不干，燃之易着，气味清香，回味悠长。该产品远销山西、河南、北京、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颇有名气。
(十二)药材加工为主的市镇
陕西素有“秦地无闲草”之称，许多药材早已成为名品。清代的三原城是西北药材的集散地。华阴县之岳镇(即华岳镇)在明清时是关中东部的传统药市。岳镇，“户约二百余，广袤三里许……经常市集，以旬之四、八为期，每当季春、仲冬之月有特别大会二，商贾如云”(30)。尤其岳镇季春之华岳庙会，以交易中药材为大宗，声誉远播半个中国。
二、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程度及特点
研究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的发展，需探讨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程度、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特点以及制约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因素等问题。
第一，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程度，可从三个方面予以考察。其一，市镇专业化发展的规模。陈炉镇在明后期有8000户人家(31)，以每户5—6口计算，当时陈炉镇人口在40000—48000之间；根据崔乃镛的诗，清前期陈炉镇人家数以千计；清晚期陈炉镇户数有800余家(32)。羌白镇在道光年间，每逢交易，“万贾云集”，由此推断，其皮货加工业的规模不小。柳子镇在明隆庆前后“有千家铁匠”。岳镇在清后期“户约二百余”。总体说来，明清关中专业市镇以中小规模为多。其二，市镇专业化发展中的分工程度。陈炉镇专业分工情形，“业陶居民，计可分为瓷户、窑户、行户、贩户四类：瓷户即做瓷坯之人，家有瓷土，碾成瓷泥；就窑户场所，制坯上药，计满一窑，装窑升水，煤由窑主出火由瓷户烧，烧成出户，瓷户窑户各半均分；行户即悉数买去；再由贩户驮运各埠销售”(33)。“所制瓷器，窑为三行：曰碗窑，曰瓮窑，曰黑窑，分地制作，各不相侵，即镇民所谓‘三行不乱’是也”(34)。由上述看，陈炉镇瓷器业分工较为发达，但是这种发达如吴承明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35)。陈炉镇每家瓷器作坊内分工不甚精细，故多产“粗瓷”(36)，这就影响产品的竞争力。陈村镇的烟坊，每家雇用200余名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水烟、旱烟包的制作。以水烟制作工艺流程为例：选料→加植物油(多系上等菜油、姜黄、食盐、石面子、矾红)→搅拌→夹卷→刨丝→压模(长、宽二寸五分，厚五分)，即成(37)。200余名人员被分配到这些环节中进行生产，这种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羌白镇的皮货作坊，大的有50—60人，他们在产品制作中进行流程分工。然而就大多数手工业专业市镇而言，其作坊内分工显得比较粗，仍处在家庭作坊或小作坊的阶段，一家人或有限几个人就可完成产品的全部流程。其三，市镇专业化发展中的组织状况。在此所说的“组织”，即生产者行业组织、商人组织及经营管理组织等。陈村镇烟坊的产品均称“生”字牌，作为同一个品牌生产者的各烟坊人间，在产品质量上无疑要有个协调组织存在。岳镇，“左右商民环列，段分三街，户约二百余，广袤三里许，曰店城，曰江西庄，曰山西会馆，皆其最著也”(38)。江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有组织机构江西庄和山西会馆设于岳镇，说明岳镇的影响远超出省域，其药材市场专业化水平较高。木材业市镇内的经营管理组织化程度是最高的。殿镇、马召、终南等木材行业市镇集中了著名的木材商号，这些商号经营着规模较大的木厂，木厂内部有着分工较为细密的管理组织和相应的经营管理人员，“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挂记账目、经营包揽承凭字据，曰书办；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39)综上所述，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在有些方面进展较快，但从总体而言，专业化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
第二，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依赖地域性资源和传统技术积淀而形成特色经济。华州柳子镇铁器业在明代的卓著与华州境内五金之矿十分丰富有关，“郡之南山川麓，立数百墟场，以炼银钞、铜钞、锡钞，啸聚千万人做事”(40)，“铜英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41)。泾阳县百谷镇皮货业发达，与泾水适合泡制皮张有关，“藉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42)。羌白镇皮毛业发达亦与水有关，“商贩之皮货，惟同州硝水泡熟者，则较他处所制者，逾格轻软鲜柔，此乃水性关系，一货而工商兼需，故同城、羌镇以造皮驰誉者，自昔已然。熊志(道光年间志书)谓今不逮古，然以水土制造所宜此业，迄今终未淹没，由造皮推衍而为羊毛织绒裁制衣服，特别轻暖。”(43)周至县殿镇、马召、终南等木材业市镇兴起，明显依赖该地的森林资源。凤翔柳林镇酒业的发展，与凤翔地水质适合酿优质酒有关，“今考察柳林产品，确较在省垣时所饮之凤酒为醇良，其原因实得水之帮助”(44)。明清柳林镇酿酒业的发展，与传统技术的积淀紧密相关，唐时柳林所产酒就被列为贡品，悠久的酿酒历史为柳林镇酒业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纸坊村的纸业可远溯到唐代，这为纸坊村明清纸业发展打下了工艺基础。另外，瓷器市镇等也或多或少在发展中具有这一特征。专业市镇所产物品，如“西口皮货”、西凤酒、耀州瓷等成为交易市场上的地方特色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明清关中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制约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有诸多因素。首先，传统习惯力量。关中为中华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民众自古重农轻末。遍阅明清关中地方志书，此类记载俯拾即是。咸阳县，“百工不尚技，巧作无用”(45)。富平县“百工习艺率多坚朴，鲜淫巧”(46)。陇州，“工匠拙于营造，所制之器俱粗夯”(47)。鄠县，“鄠邑民俗简陋，耕穑而外别无所长，于畜牧种植，均未讲求新法，而工艺尤不能推陈出新”(48)。其次，市场和消费需求的有限性。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商品经济获得发展。关中商人积极参与全国市场流通，贩布于江南，运茶于西北，贩盐于淮川，销烟于江浙。市场是扩大了，但市场容量的大部分被泾阳、三原、咸阳、凤翔、大荔等县城市场所占据。如羌白镇“繁富亚于县城”(49)，这给专业市镇发展留下的空间有限。另外，以务农为本的关中农民消费需求有限，“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绵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卖粮食以制衣，宜其家鲜盖藏也”(50)，这就不利于专业市镇的产生和发展。最后，不适当的官府干预、战争、灾害以及外来市场的竞争等原因。官府不适当的干预是导致柳子镇铁器业衰败的主要原因，由于柳子镇刀剑等产品质量较好，“天下士大夫所共索，以为转相赠予者，悉取于州官，州官问之该吏，该吏派之总甲，逐人派数，索以为纳官之物，及官价给散之时，该吏、总甲私需大半，而民乃逃，去三边买卖，遗有孤鹜，日典卖田土以给官敛，时当夜半，每哭声振野云”(51)。战争、灾害对羌白镇皮毛业有很大冲击，“羌白镇荔邑镇堡之首，县丞公署在焉，皮货作坊会萃于斯……回劫后，连遭荒旱，不过小作集会，无大起色者”(52)。关中棉布业市镇得不到较好发展，与江南、楚豫棉布市场专业化很发达有关，物美价廉的江南、楚豫棉布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关中地方棉纺织业的发展。
三、明清时期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作用
尽管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却对明清关中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一，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生活和生产之需。柳林镇生产的西凤酒，在关中很有市场。羌白镇、百谷镇等加工的皮货，品种繁多，畅销全国，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顾客。明代后期柳子镇，有数千家铁铺生产刀剑剪斧等，过往顾客争相购买，其产品影响超出关中。兴市镇地处蒲城、澄城、白水等县通往西安的要道上，纸和花炮名闻整个西北地区。专业市镇以生产和销售一类或几类商品而闻名，它们往往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一定的规模效应，能较好地适应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第二，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启蒙了人们的市场意识，拉动了关中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专业市镇本身就是一类商品或几类商品的生产或销售市场，在市场中，市场机制就要发挥作用，产品价格和质量关系到专业市镇的兴衰。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培育了人们的品牌意识。羌白镇利用洛水泡熟皮张，皮货制作有严格的程序，讲究质量，“陕西巡抚岁以珠毛羔皮八百张贡诸京师”(53)，该镇是闻名全国的“西口皮货”的重要产地。另外，像陈炉镇的瓷器、柳林镇的西凤酒、纸坊村所出凤纸、陈村镇的“生”字牌烟等都是明清关中地区著名产品。品牌意识的形成，表明该地区市场化程度有所提升。
第三，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有利于城镇化发展，并缓慢地分解自然经济。手工业市镇中的家庭作坊渐渐使一部分家庭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市镇内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居民；大作坊内由于雇佣劳动力的存在，也使一部分农民开始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耕作。陈炉镇居住人家绝大多数直接间接经营陶瓷业，与自然经济的关系逐渐疏远，加入到城镇化的行列。陈村镇烟坊雇佣农民从事生产，也使这些农民接触到商品货币关系，感受到商品经济之冲击。
第四，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对关中社会生活习俗及社会人文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影响着该区域社会的生活习俗。以瓷器专业市镇为例，陈炉镇等专业瓷器市镇生产的瓷器，在关中销售很广，因瓷器产品集散地在耀州城，不少关中人就在会期集期赶往耀州城去购买，广泛流传于关中社会的民谚“五月十三滴一点，耀州城里买大碗”就是明证。粮食业市镇鲁桥镇是历史名镇，其周围有东里靖国花园、清凉寺遗址，正谊书院于镇北门外。明清时期该镇人文蔚起，出了不少人才，最著名就是被称为“北方徐光启”的王征(1570—1644年)，他的《奇器图说》一书是我国科技史上最早的力学一机械学专著。
① 徐志祯：《解放鲁桥镇侧记》，《三原文史资料》第23辑，第33页。
② 光绪《永寿县志》卷三，《镇堡》。
③ 乾隆《华阴县志》卷二，《物产》。
④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风俗》。
⑤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198页。
⑥ 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四，《物产》。
⑦ 乾隆《三原县志》卷八，《物产》。
⑧ 康熙《盩厔县志》卷八，《风俗》。
⑨ 康熙《泾阳县志》卷二，《市镇》。
⑩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11)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工商联志》，西安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2)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
(13)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14)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四，《市镇》。
(15)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物产》。
(16) 凤翔县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449页。
(17) 《陕行汇刊》第4卷，第35页。
(18) 万历《同官县志》卷八，《八景》。
(19) 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页。
(20) 乾隆《同官县志》卷九，《碑记》。
(21) 乾隆《蒲城县志》卷三，《物产》。
(22) 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一，《物产》。
(23)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二。
(24) 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经济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25)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
(26)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风俗》。
(27)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五百一十卷，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28) 民国《澄城县附志》，《物产》。
(29) 康熙《延绥镇志》卷二。
(30)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一，《市镇》。
(31) 乾隆《同官县志》卷十，《杂纪》。
(32)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3)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4)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5)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36)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7) 凤翔县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38)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一，《市镇》。
(39)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第九卷。
(40)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
(41) 《华州乡土志》，《物产》，民国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42)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43) 民国《大荔县新志稿》卷四，《物产》。
(44) 凤翔县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45) 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五，《风俗》。
(46) 光绪《富平县志》卷三，《风俗》。
(47) 乾隆《陇州续志》卷一，《风俗》。
(48) 《鄠县乡土志》，《物产》，民国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49) 民国《大荔县旧志稿》卷四，《镇堡》。
(50) 陈宏谋：《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见《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户政三》。
(51)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
(52) 民国《大荔县旧志稿》卷四，《镇堡》。
(53)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
专业市镇指以销售或生产某一类商品或某几类商品为主的市镇。明清时期，关中市镇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较快发展，其中市镇专业化趋势十分醒目。这是因为专业市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它表明关中地区的市镇经济开始向集约和规模化方向发展，是市场化程度提升的具体表现。
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可按其专业划分为如下市镇：
(一)粮食为主的市镇
关中平原自然条件优越，昔称“隩区”、“陆海”，粮食生产在全国很有名。明清时期，关中农民以务农为主业，他们将剩余粮食用来出售，以便购买其他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明清关中市镇大部分具有这种粮食交易市场的功能。其中较为有名的，如泾阳、三原之鲁桥镇，有20多条街巷，居民商店500余户，是经历500多年形成的一座繁华的贸易集镇，昔日为粮食集散地，渭北耀县、富平、三原的小麦，多集于此交易，是渭北闻名的粮食市场。①永寿县之监军镇，“物阜民殷，轩车辐辏，居然巨镇矣”②，因其为陕甘之要道，关中粮食大量经此贩运甘肃，为闻名陕陇的粮食交易市镇。
(二)棉纺织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关中各地棉纺织业因棉花种植而得到发展。华阴县，“邑俗妇女以纺织为业，被服之需，取给惟此。”③大荔县，“旧志：士兼耕读，农力稼穑，商贾鬻皮货，妇女事纺织”④。嘉靖时，西安府与凤翔府共征棉布129497匹，名列全国各布政使司征收棉布量的第6位⑤，这客观反映了明代关中地区棉纺织发展的状况。明清关中棉纺织专业市镇见之于记载的有：咸宁县“明代鸣犊镇所出的布，为最佳名”，华州“柳子镇王宿庄善紝作大布”⑥。村庄向棉纺织专业市镇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如三原县“北乡屯王、线马二村，皆业线，发甘肃通省，亦发山西，其利颇厚，故二村人率俯仰有资，邻近村庄亦多为之”⑦。
(三)染料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时期，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关中大量种植红花、蓝等染料作物。红花的种植，在关中尤盛。周至县所产红花在全国出名，“盩邑之产，以红花为第一，故贾有盩花之号”⑧，该县之红花铺因是红花著名的产地和交易集市而得名。泾阳县石桥镇每年五六月间，有专为远商开设的红花市，届时“贾客辐辏，往来如织”⑨。红花铺、石桥镇成为以出售染料为主的专业市镇。
(四)木材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秦岭北麓森林继续得到采伐，尤其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关中木材业兴起，所谓一木二当三盐四茶，木材占据首位。周至县木材业十分发达，“道光三年查明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兼有大木厢三处，板厢十余处，铁厂数处，供厢之人甚夥”⑩。周至县殿镇、马召、辛口、骆峪、终南等因木材交易而成市镇，其中马召、殿镇的木材市场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西安北郊草滩镇在清代是关中著名的木材集散市场，“从秦岭出产的木材，也由渭河中游各地放排至草滩，加工后再转运各地销售。那时草滩有木材加工厂5家，各占地10余亩，木材堆积如山，生意十分兴隆”(11)。另外，眉县齐家寨也是著名的木材市镇。
(五)皮毛加工业为主的市镇
明代人张瀚说：“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12)到了清代，关中皮毛加工业更是兴盛，泾阳、大荔等县皮毛业尤其发达。泾阳百谷镇、礼泉北屯镇、大荔羌白镇是著名的皮毛业市镇。百谷镇，乾隆年间“始有李松林、魏德润、刘锡寿、白启泰、李乐耕等在百谷镇建起皮行数十家，相继经此业者越来越多”(13)。北屯镇位于甘肃到泾阳的要道上，“按此镇出口货，甘产牛羊皮毛，多集聚于此，京津沪汉及河北河南等处皮商多来贩买。清末，市镇颇为繁富”(14)。羌白镇在大荔县西，道光时“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云集”(15)。
(六)酿酒业为主的市镇
明清时期，官府榷酒政策多变，酒业几经盛衰，但民间酿酒之风仍在，尤以关中西部凤翔、宝鸡、眉县和岐山为盛。凤翔县之柳林镇、陈村镇是著名酒业市镇，西凤酒为其品牌。宣统二年(1910年)，西凤酒被选送参加南洋劝业赛会获二等奖，从此誉满海外。这一年凤翔册报征收酒行规费达白银1009两(16)。永寿监军镇亦为著名的酒坊集中地，每年产酒“五千石”，销往咸阳(17)。
(七)制瓷为主的市镇
明清关中市镇以生产“耀州瓷”而著称的市镇有同官县的黄堡镇、陈炉镇、立地坡和上店等。宋代就已闻名全国的耀州瓷始产于黄堡镇瓷窑，金元兵乱后，黄堡镇瓷器渐渐衰落，陈炉镇瓷器开始兴旺。到了明代万历年间，陈炉镇窑场和民居依山而建，“上下左右，层叠密如蜂房”，“其山自麓至巅，皆为窑场，土人燃火炼器，弥夜皆明。值春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也”(18)。到了清代，陈炉镇瓷器生产更盛，以崔乃镛(1680—?)《咏陈炉镇》十首诗中第二首为证，“有巢营窟周陶复，郁郁千家烟火迷。山外遥看长不夜，星流月奔互参差”(19)。立地坡瓷器兴起与明秦王府修建有关，明太祖曾下诏在此设立“秦王府琉璃厂”，因“其地川原回旷，出产干泥，足以造陶器之用”(20)，立地坡琉璃厂在嘉靖年间重修。清康熙、雍正年间，立地坡、上店瓷器生产达到鼎盛，两镇居民逾千户。
(八)造纸为主的市镇
造纸在关中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就有灞桥纸的出现。明清时期，关中以造纸而闻名的市镇为蒲城县之兴市镇和凤翔县之纸坊村。兴市镇的纸业，按乾隆志书记载，“纸，洁白细腻，出兴市镇”(21)，又据光绪志书记载，“至若客商贩运达于远方者，厥惟兴镇之棉纸、鞭炮，为土货一大宗”(22)。凤翔纸坊村造纸历史可远溯到唐代，明清该地出产的纸以旧麻鞋、麻布、绳头、麻袋片等为原料，质量较高，“为官书局印书用”(23)。纸坊村以造纸而得名，在清后期有50余家造纸作坊在此集中，从而形成一个纸坊街，年产量约有200万刀(24)。
(九)铁器铸造为主的市镇
华州柳子镇铁器业在明代隆庆前后一度十分繁荣，“郡之柳子镇，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天下士大夫所共索，以为转相赠予者”(25)。礼泉县史德镇“金火匠向最著名，明清两代西北县邑各庙社之铁旗杆、大钟、香炉、醮炉皆其所造，式样精奇，花纹纤细”(26)。
(十)产煤为主的市镇
明清关中的煤矿业有一定的发展。同官、澄城、韩城等县，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就有开采煤的记录(27)。从史载来看，典型煤业市镇为澄城县之长闰镇，“澄地无他矿产，惟长闰镇煤为出产一大宗”，“其在中部者以长闰镇产煤，农业之余，则运售煤炭于郃阳、同、朝各处，贫寒之家，肩负驴驮，络绎不绝，故谚有‘无事干，去卖炭’之语”(28)。
(十一)制烟为主的市镇
富平县之美原镇所产“美原烟”，在清前期畅销于陕北各地(29)。清同治年间，富平人冯琼亭到凤翔县陈村镇开办“生荣德”烟坊，生产水烟和旱烟包，因其生意兴旺，其他商贾争相效仿。至清末民初，陈村镇烟坊已发展到10余家，每家在冬春农闲时雇用农民200余人从事烟制作。烟的生产，带动陈村镇附近长青、大小海子坡等村庄种植大叶旱烟。陈村镇烟坊因字号皆带“生”字，故产品均称“生”字牌。陈村镇所出烟产品，其丝色鲜，经久不干，燃之易着，气味清香，回味悠长。该产品远销山西、河南、北京、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颇有名气。
(十二)药材加工为主的市镇
陕西素有“秦地无闲草”之称，许多药材早已成为名品。清代的三原城是西北药材的集散地。华阴县之岳镇(即华岳镇)在明清时是关中东部的传统药市。岳镇，“户约二百余，广袤三里许……经常市集，以旬之四、八为期，每当季春、仲冬之月有特别大会二，商贾如云”(30)。尤其岳镇季春之华岳庙会，以交易中药材为大宗，声誉远播半个中国。
二、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程度及特点
研究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的发展，需探讨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程度、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特点以及制约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因素等问题。
第一，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程度，可从三个方面予以考察。其一，市镇专业化发展的规模。陈炉镇在明后期有8000户人家(31)，以每户5—6口计算，当时陈炉镇人口在40000—48000之间；根据崔乃镛的诗，清前期陈炉镇人家数以千计；清晚期陈炉镇户数有800余家(32)。羌白镇在道光年间，每逢交易，“万贾云集”，由此推断，其皮货加工业的规模不小。柳子镇在明隆庆前后“有千家铁匠”。岳镇在清后期“户约二百余”。总体说来，明清关中专业市镇以中小规模为多。其二，市镇专业化发展中的分工程度。陈炉镇专业分工情形，“业陶居民，计可分为瓷户、窑户、行户、贩户四类：瓷户即做瓷坯之人，家有瓷土，碾成瓷泥；就窑户场所，制坯上药，计满一窑，装窑升水，煤由窑主出火由瓷户烧，烧成出户，瓷户窑户各半均分；行户即悉数买去；再由贩户驮运各埠销售”(33)。“所制瓷器，窑为三行：曰碗窑，曰瓮窑，曰黑窑，分地制作，各不相侵，即镇民所谓‘三行不乱’是也”(34)。由上述看，陈炉镇瓷器业分工较为发达，但是这种发达如吴承明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35)。陈炉镇每家瓷器作坊内分工不甚精细，故多产“粗瓷”(36)，这就影响产品的竞争力。陈村镇的烟坊，每家雇用200余名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水烟、旱烟包的制作。以水烟制作工艺流程为例：选料→加植物油(多系上等菜油、姜黄、食盐、石面子、矾红)→搅拌→夹卷→刨丝→压模(长、宽二寸五分，厚五分)，即成(37)。200余名人员被分配到这些环节中进行生产，这种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羌白镇的皮货作坊，大的有50—60人，他们在产品制作中进行流程分工。然而就大多数手工业专业市镇而言，其作坊内分工显得比较粗，仍处在家庭作坊或小作坊的阶段，一家人或有限几个人就可完成产品的全部流程。其三，市镇专业化发展中的组织状况。在此所说的“组织”，即生产者行业组织、商人组织及经营管理组织等。陈村镇烟坊的产品均称“生”字牌，作为同一个品牌生产者的各烟坊人间，在产品质量上无疑要有个协调组织存在。岳镇，“左右商民环列，段分三街，户约二百余，广袤三里许，曰店城，曰江西庄，曰山西会馆，皆其最著也”(38)。江西商人和山西商人有组织机构江西庄和山西会馆设于岳镇，说明岳镇的影响远超出省域，其药材市场专业化水平较高。木材业市镇内的经营管理组织化程度是最高的。殿镇、马召、终南等木材行业市镇集中了著名的木材商号，这些商号经营着规模较大的木厂，木厂内部有着分工较为细密的管理组织和相应的经营管理人员，“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挂记账目、经营包揽承凭字据，曰书办；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39)综上所述，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在有些方面进展较快，但从总体而言，专业化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
第二，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依赖地域性资源和传统技术积淀而形成特色经济。华州柳子镇铁器业在明代的卓著与华州境内五金之矿十分丰富有关，“郡之南山川麓，立数百墟场，以炼银钞、铜钞、锡钞，啸聚千万人做事”(40)，“铜英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41)。泾阳县百谷镇皮货业发达，与泾水适合泡制皮张有关，“藉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42)。羌白镇皮毛业发达亦与水有关，“商贩之皮货，惟同州硝水泡熟者，则较他处所制者，逾格轻软鲜柔，此乃水性关系，一货而工商兼需，故同城、羌镇以造皮驰誉者，自昔已然。熊志(道光年间志书)谓今不逮古，然以水土制造所宜此业，迄今终未淹没，由造皮推衍而为羊毛织绒裁制衣服，特别轻暖。”(43)周至县殿镇、马召、终南等木材业市镇兴起，明显依赖该地的森林资源。凤翔柳林镇酒业的发展，与凤翔地水质适合酿优质酒有关，“今考察柳林产品，确较在省垣时所饮之凤酒为醇良，其原因实得水之帮助”(44)。明清柳林镇酿酒业的发展，与传统技术的积淀紧密相关，唐时柳林所产酒就被列为贡品，悠久的酿酒历史为柳林镇酒业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纸坊村的纸业可远溯到唐代，这为纸坊村明清纸业发展打下了工艺基础。另外，瓷器市镇等也或多或少在发展中具有这一特征。专业市镇所产物品，如“西口皮货”、西凤酒、耀州瓷等成为交易市场上的地方特色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明清关中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制约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有诸多因素。首先，传统习惯力量。关中为中华农业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民众自古重农轻末。遍阅明清关中地方志书，此类记载俯拾即是。咸阳县，“百工不尚技，巧作无用”(45)。富平县“百工习艺率多坚朴，鲜淫巧”(46)。陇州，“工匠拙于营造，所制之器俱粗夯”(47)。鄠县，“鄠邑民俗简陋，耕穑而外别无所长，于畜牧种植，均未讲求新法，而工艺尤不能推陈出新”(48)。其次，市场和消费需求的有限性。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商品经济获得发展。关中商人积极参与全国市场流通，贩布于江南，运茶于西北，贩盐于淮川，销烟于江浙。市场是扩大了，但市场容量的大部分被泾阳、三原、咸阳、凤翔、大荔等县城市场所占据。如羌白镇“繁富亚于县城”(49)，这给专业市镇发展留下的空间有限。另外，以务农为本的关中农民消费需求有限，“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绵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卖粮食以制衣，宜其家鲜盖藏也”(50)，这就不利于专业市镇的产生和发展。最后，不适当的官府干预、战争、灾害以及外来市场的竞争等原因。官府不适当的干预是导致柳子镇铁器业衰败的主要原因，由于柳子镇刀剑等产品质量较好，“天下士大夫所共索，以为转相赠予者，悉取于州官，州官问之该吏，该吏派之总甲，逐人派数，索以为纳官之物，及官价给散之时，该吏、总甲私需大半，而民乃逃，去三边买卖，遗有孤鹜，日典卖田土以给官敛，时当夜半，每哭声振野云”(51)。战争、灾害对羌白镇皮毛业有很大冲击，“羌白镇荔邑镇堡之首，县丞公署在焉，皮货作坊会萃于斯……回劫后，连遭荒旱，不过小作集会，无大起色者”(52)。关中棉布业市镇得不到较好发展，与江南、楚豫棉布市场专业化很发达有关，物美价廉的江南、楚豫棉布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关中地方棉纺织业的发展。
三、明清时期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的作用
尽管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却对明清关中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一，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生活和生产之需。柳林镇生产的西凤酒，在关中很有市场。羌白镇、百谷镇等加工的皮货，品种繁多，畅销全国，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顾客。明代后期柳子镇，有数千家铁铺生产刀剑剪斧等，过往顾客争相购买，其产品影响超出关中。兴市镇地处蒲城、澄城、白水等县通往西安的要道上，纸和花炮名闻整个西北地区。专业市镇以生产和销售一类或几类商品而闻名，它们往往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一定的规模效应，能较好地适应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第二，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在一定范围内启蒙了人们的市场意识，拉动了关中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专业市镇本身就是一类商品或几类商品的生产或销售市场，在市场中，市场机制就要发挥作用，产品价格和质量关系到专业市镇的兴衰。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培育了人们的品牌意识。羌白镇利用洛水泡熟皮张，皮货制作有严格的程序，讲究质量，“陕西巡抚岁以珠毛羔皮八百张贡诸京师”(53)，该镇是闻名全国的“西口皮货”的重要产地。另外，像陈炉镇的瓷器、柳林镇的西凤酒、纸坊村所出凤纸、陈村镇的“生”字牌烟等都是明清关中地区著名产品。品牌意识的形成，表明该地区市场化程度有所提升。
第三，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有利于城镇化发展，并缓慢地分解自然经济。手工业市镇中的家庭作坊渐渐使一部分家庭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市镇内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居民；大作坊内由于雇佣劳动力的存在，也使一部分农民开始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耕作。陈炉镇居住人家绝大多数直接间接经营陶瓷业，与自然经济的关系逐渐疏远，加入到城镇化的行列。陈村镇烟坊雇佣农民从事生产，也使这些农民接触到商品货币关系，感受到商品经济之冲击。
第四，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对关中社会生活习俗及社会人文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明清关中市镇专业化发展影响着该区域社会的生活习俗。以瓷器专业市镇为例，陈炉镇等专业瓷器市镇生产的瓷器，在关中销售很广，因瓷器产品集散地在耀州城，不少关中人就在会期集期赶往耀州城去购买，广泛流传于关中社会的民谚“五月十三滴一点，耀州城里买大碗”就是明证。粮食业市镇鲁桥镇是历史名镇，其周围有东里靖国花园、清凉寺遗址，正谊书院于镇北门外。明清时期该镇人文蔚起，出了不少人才，最著名就是被称为“北方徐光启”的王征(1570—1644年)，他的《奇器图说》一书是我国科技史上最早的力学一机械学专著。
① 徐志祯：《解放鲁桥镇侧记》，《三原文史资料》第23辑，第33页。
② 光绪《永寿县志》卷三，《镇堡》。
③ 乾隆《华阴县志》卷二，《物产》。
④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风俗》。
⑤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198页。
⑥ 雍正《陕西通志》卷三十四，《物产》。
⑦ 乾隆《三原县志》卷八，《物产》。
⑧ 康熙《盩厔县志》卷八，《风俗》。
⑨ 康熙《泾阳县志》卷二，《市镇》。
⑩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11)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工商联志》，西安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12)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
(13)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14)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四，《市镇》。
(15)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物产》。
(16) 凤翔县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8,449页。
(17) 《陕行汇刊》第4卷，第35页。
(18) 万历《同官县志》卷八，《八景》。
(19) 铜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川市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6页。
(20) 乾隆《同官县志》卷九，《碑记》。
(21) 乾隆《蒲城县志》卷三，《物产》。
(22) 光绪《蒲城县新志》卷一，《物产》。
(23)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二。
(24) 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经济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25)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
(26)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风俗》。
(27)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五百一十卷，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28) 民国《澄城县附志》，《物产》。
(29) 康熙《延绥镇志》卷二。
(30)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一，《市镇》。
(31) 乾隆《同官县志》卷十，《杂纪》。
(32)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3)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4)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5)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36)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37) 凤翔县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38)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一，《市镇》。
(39)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第九卷。
(40)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
(41) 《华州乡土志》，《物产》，民国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42)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43) 民国《大荔县新志稿》卷四，《物产》。
(44) 凤翔县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45) 雍正《陕西通志》卷四十五，《风俗》。
(46) 光绪《富平县志》卷三，《风俗》。
(47) 乾隆《陇州续志》卷一，《风俗》。
(48) 《鄠县乡土志》，《物产》，民国燕京大学图书馆铅印本。
(49) 民国《大荔县旧志稿》卷四，《镇堡》。
(50) 陈宏谋：《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见《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八，《户政三》。
(51)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
(52) 民国《大荔县旧志稿》卷四，《镇堡》。
(53) 道光《大荔县志》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