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二节 清代两府的商品生产概况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粮食种植与家庭副业牢固结合。缺乏分工意识的农民只有在种植的粮食满足自身需求之外，才有余力从事家庭副业生产，以补贴家用。清中后期汉中、兴安两府耕地面积的扩大和高产作物的引种使粮食产量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农民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生产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大量涌入的流民和随之带来的先进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业技术又为从事商品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和技术支持。因此在乾隆以后，两府出现了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现对两地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作全面分析与论述。
一、种植性商品生产
这主要是指种植的经济作物。农民在主粮生长季节间隙或是在满足基本温饱的粮食生产之外，种植一定的经济作物，这是我国传统农村沿袭了两千余年的主要家庭经营方式。经济性农作物种植的扩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产量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农民在粮食满足基本温饱以后，种植可比性价高的经济作物以求发财致富；另一原因是土地贫瘠或荒年粮食不足敷用，以副业补之，这两种现象在清代的两府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专门化的经济作物种植，这是商品经济趋于繁盛的表征。
清代两府地区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蚕桑
陕南蚕业兴盛大约始于乾隆初期。时任宁羌知州的刘启“从山东雇人来州，放养山蚕，织成茧绸甚为均细，名曰刘公绸”①，此为陕南养蚕的最早记载。乾隆中期，陕西巡抚陈宏谋将刘启养蚕法推广至陕西全境，并大力提倡植桑养蚕，两府的养蚕业也普遍发展起来。曾有诗形容当时的汉中府“村村看茅屋，问问几株桑。新丝今卖否?多少眼前疮”②。养蚕抽丝利润高于植棉，1斤水丝能卖1两5钱，与20斤木棉价值相当，而且种植桑树对土地要求不高。高额的比较利润，促使农民纷纷在田边、路旁广栽桑树，官员也倡民植桑养蚕，以求政绩。乾嘉时期蚕丝已成为两府地区外销获利的重要土特产品，除供应本省外，每年还可远销川、甘等地5万余斤，获利约三四十万两，成为一些县的主要副业收入。其中仅城固一县每年销往外地的蚕丝就有数千斤之多。详见表3.2。(表格资料来源：《陕行汇刊》，第7卷，第1期《陕西之特产》。)
(二)棉花
清中期，两府河谷盆地植棉者渐多。来自南方产棉区的流民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植棉技术，继而开始在乎地种植棉花。旬阳流传的一首竹枝词，证明了两湖流民与两府地区棉花种植的密切关系：“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纺手车。包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③嘉庆中期，汉水谷地的棉花种植已扩展到周边地区。有文献记载：“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际，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④南郑县东北三面旱地都产棉，“每亩产量约三十斤至七十斤”⑤，估计清末南郑年产棉花近50万斤。石泉“因思棉絮、棉被为民间常服，较丝绸尤为紧要。两河、池河多种之，他乡亦兴种”⑥。当时棉花主产区在城固、洋县、沔县、褒城和西乡五县，所产棉花，除自织土布外，尚可输出川、鄂五六百担。汉中“每至秋冬，凤县、留坝一路驮棉花入川者，络绎不绝”⑦；此外“运销陕西以北各地以及甘肃、青海额鲁特旗和鄂尔多斯旗区的数量也是巨大的”⑧。估计汉中、安康两地区全年输出棉花约为400万斤，大部分行销于川北、陇南，也有少部分运至汉口出售。可见清代两府地区植棉已具相当规模。
(三)茶叶
茶叶是两府重要的经济作物。明代汉中府的茶叶生产已颇具规模，为西北边境茶马贸易的重要供应基地。到清代，统一全国的战争对军马需求剧增，同时也欲以茶在政治上“羁縻”少数民族，促使清承明制，恢复“茶马法”。清政府在陕西设茶马御史、茶马司招商运茶，此举推动了两府茶叶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原茶叶主产地在西乡，但位于秦巴山区北麓的紫阳县，因具有特别适宜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逐渐成为新的茶叶生产中心，取代了西乡的地位，并形成了紫阳茶区。(注：紫阳茶区包括今岚皋、安康、汉阴、石泉、平利、西乡、镇巴等县，凡此区域内所生产的茶叶，后俱名之“紫阳茶”。)后人追述道：“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而西乡之茶则绝迹市场。”⑨至清代中叶“紫阳茶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⑩，所产之茶叶，除供本地人饮用及充贡外，年销下游湖北、襄阳、安陆等处达93900—129500余斤(11)，而经秦陇销往关内的约5倍于此。虽然清代紫阳茶的行销与明代相比总体上是趋于衰微的，但其商品化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仍不可小视。
(四)烟草
烟草系清初由山西传入陕西的，嘉庆年间开始在汉中、兴安推广。栽种烟草收入较种植五谷丰厚，在汉中盆地亩收烟草约三四百斤，卖钱十千以上，(12)约合银十余两，而同时期每亩稻谷产值仅3.3—4.5两，相差很大，利益的驱动使汉中盆地、安康盆地以及河谷低地有不少粮地被改种为烟草。在汉中盆地则形成了以城固为中心的烟草集中产区。据载：“汉中郡城，烟贾所居，烟铺十居其三四，城固渭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草。盛夏晴雯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13)至道光年间已是“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14)，年产“六七十万斤”(15)。兴安地区，以紫阳县河谷地带规模较大，“务滋烟草，较汉中尤精，尤易售”(16)。烟草种植除小部分自用外，大部销往本省和邻省以补贴家用。烟草已成为两府地区与蚕桑同等重要的经济作物，时有“夏丝秋烟”之说。
(五)药材
汉中、安康山高林密，为天然药材的宝库，是清代名扬全国的“西口药材”的主产区之一。清初，两地的药材业已走出自然采挖阶段而进入人工栽培阶段，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的种植情况，“老林久辟，厚朴、黄连之野生者绝少，厚朴树系栽于小平坝中……树至数年、数十年者，如杯如碗，则好厚朴矣。黄连于既辟老林山凹山沟中栽种之，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须十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一厂动辄数十家……雪泡山、灵官庙一带，连厂甚多。”(17)至道光年间，药材种植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副业之一，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记载：“汉川民有田数十亩之家，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铜钱)二三十千，以为完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18)，并且药材因量大价高，其收购采取现货交易，不能赊欠，“收买药材者为药扒，惟药扒见货给值”(19)。凤县所产党参“甚美，大者一茎斤许。此外，何首乌、五加皮、杜仲、雄黄皆足备不时之属”，一般“土人入山采取，货于市，足资衣食”(20)。平利则因意外原因走上药材专门化的生产道路，“平利南乡高山，则以洋芋药材为大宗……光绪己丑后连年阴雨为灾，洋芋已无遗种，而当归、党参繁殖异常，高山居民专以种药为生”(21)。城固之姜黄“每年实产200万斤，本地不堪用……行销河南清化、甘省”(22)。药材种植不但日益商业化，而且形成了专门化的产区，其中凤县的党参、宁强的紫胡、安康杜仲、黄连等，皆因产量丰而为药界所瞩目，成为山货之大宗。
(六)漆
汉中、兴安两府气候特别适合漆树生长，野生漆树资源十分丰富，但直到清初，当地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利用。《商南县志》记载“漆树，南北山甚多，识者少”。(23)偶有零星割漆者，亦因技术太低、商路难开以致利润不大，无法扩大生产。到乾隆中期，湖北等地割漆技术随流民传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漆树的巨大经济价值。至嘉道年间，人们开始大规模种植漆树，“冀可出境求厚利”。(24)种植漆树利润极为丰富，特别是大山深处野生漆树遍地皆是，每千树为1刀，其价昂时可值银百余两，高山贫民以此谋生。据调查，秦巴山地区的漆树年单株产量平均在5两左右，每1刀约375斤，乾隆三十三年，生漆的官方价格平均每斤值银0.36两(25)，如此则单株产值接近0.20两。据此计算大约每10余株漆树所产的漆，即可与汉中盆地1亩水稻的产值相等，且收籽取漆油的收入尚未包括在内。利之所在，故人争骛之，也就毫不为怪了。然而生漆的种植与生产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均衡，只在巴山中部初步形成了规模化生产，至迟在嘉庆末年，才形成了以平利为中心的集中生漆产区，其范围大致包括平利、砖坪、紫阳以及安康南部地区。在平利县，即聚有漆商和漆会船帮30家，专门从事生漆以及漆油的收购与长途贩运，足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可观。
二、手工业品生产
两府地区手工业的超常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农业的发展以及粮食的部分商品化，是手工业兴起的基础条件；商品经济的逐步繁荣导致分工日趋专业化，日益增长的商品需求为手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人口的剧增导致土地报酬边际效益递减，为两府手工业兴起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手工业生产的超额利润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陕南的手工业大多为资源耗竭型，其兴起遽然，衰落也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史上特殊的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场所，可惜昙花一现，仅闪耀百余年时间。
(一)木材
清以前的历代王朝都对秦巴山区实行“禁垦”政策，因此汉中、兴安两府多原始森林，文献记载中常称其为“陆海”。明末清初流民大规模涌入，开始“放垦秦巴”。嘉庆四年，为使难民不致揭竿而起，清政府决定“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即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即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26)从此便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林木采伐，至道光年间木材生产已具相当规模。林木的采伐加工主要分布在秦岭南麓一带，包括两府地区的凤县、留坝、佛坪、宁陕等地方，一般采用设木店招募，采、运、销一体化。
木厂作业按木材性质分为圆木、枋板、猴材三项，“相其材质，长三五丈者为圆木，长一丈内外者锯做枋板，臃肿不中绳尺者，劈作猴材”(27)。工人做成成品后，“在九十月，浇以冷水，结成滑冰，则巨木千斤，可一夫挽行。木至水次，不能即行，积待涨发。又有水运包头，领夫承运。人携长竹竿为挠钩，顺流放下，非水大不能行”(28)。“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29)。“与圆木同用天车、溜子；其他处枋板厂，大者为枋，小者为板，枋有大墩小墩之异；板有寸板分板之别。板厂不过就市集数十里开之，可背负售卖，而枋墩仍须在大林中。枋板以油松为棺材上料，价值百金。”(30)猴材厂的经营规模稍小，“猴材厂砍伐之木，不须美材。圆木、枋板所不用，取作猴材，长不过二三尺。将圆木四劈，每块重四五十斤，从山上推下，堆积厂之山沟，俟山水涨发运城市贩卖……枋板厂、猴柴厂匠作、水陆挽运人夫，大者每厂数百人，小亦数十人”(31)。
这些产自秦巴山区的木材，质优价廉，它们或是水运川、鄂，或是陆运西安。因为江河众多，巨木亦可顺流直下，两地的各老林“十数年来砍伐结排直下老河口者不少”。(32)就两府而言，东北两面可经水路或陆路运销四川，经汉江则过兴安、郧阳，下至夔州、宜昌。或是经黑河水运至各山口，再驮运至关中主要的木材市场——咸阳，“木板，亦由西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33)，远销晋豫。
在清代许多陕西商人因经营木材而发财致富，举几例为证。安康马广显“乾隆十五年由楚入陕，随山伐木，筑室于白河南乡南岔沟……不二十年，家累千金，富至巨万”；(34)祝方厚由“宿迁郧西，遂家焉……善治生产，贸迁有无，辄获倍利。乡称贷者无虚，置产连阡陌，佃户数百家”(35)，成为一方巨富。
(二)铁制品
清代两府的冶铁业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产铁之地甚多，比较著名的有凤县之铁炉川、略阳之锅厂、宁羌之二郎坝、留坝之光化山、定远之明洞子、洵阳之骆家河。在这些矿区中产量最多的是铁炉川和光化山。留坝县“嘉道间，岁出铁三百余万斤。”(36)《秦疆治略》详细而明确地记载着定远厅“铁厂二处”；略阳县“北路有铁厂五处”；凤县铁厂较多，共“有铁厂十七处”(37)。一般铁厂的规模都比较大，严如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数百人，利之所在，小民趋之若鹜”。(38)两府地区年产铁高达600多万公斤，而当时全国产铁总量仅为2000万—2500万公斤，以此可见两府地区产铁在全国的地位。
秦巴山区所生产的生铁一般用于满足山内百姓的日常器具消费，“除冶炼毛铁外销外，还用其料铸锅、铧等，其法为当地矿物溶冶模制，其形式大小不一，年产锅、铧万件，行销最广。”(39)留坝厅、凤县等地铸锅厂所产的锅、铸铧厂所产的铧，不但销售陕南各地，还销于陇南等地。当地生产的熟铁也给各地手工业作坊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使许多作坊手工业品久负盛名，如“汉中田兆兴的刃器，张银汉的纸刀，张福太的秤具，周世亮的锄头，城固龙头康氏的镰刀，沔县郭太贵的菜刀等”(40)均为历史悠久，富有地方特点的铁器。除了满足本地区山民的生活、生产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铁器供给其他省份，特别是靠近陕西的甘肃人民。光绪《凤县志》载“旧有自沔县、百丈坡出此古路，今荒塞不通，又有自方石铺进沟逾酒奠梁，进东岔沟、剑锋垭一线至闸石口，为先年甘肃赴此运铁之路”。(41)留坝铁厂“其市场，本境枣木栏、西江口，外售凤翔府属者十之六，运售甘肃凉、秦各府州属者十之四。锅，铁厂兼制，其市场，本境枣木栏、西江口、连云寿，外售凤翔府属者，每岁一万三四千件”。留坝之光化山，有“商犹六七家，皆熔矿为铁，铸铁为锅，远售西凤及甘肃各郡县……所需工匠夫役及小负贩往来其间者常一二万人”(42)，“每厂雇工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43)。道光时经查“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44)。
(三)纸
纸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汉中是中国造纸技术的发祥地，因此在两府地区造纸业成为人们从事的主要传统手工业之一，“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盛，取以为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45)。在西乡、洋县、凤县、留坝、安康、岚皋、紫阳均多纸厂。西乡有纸厂20余家，“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46)；汉中“有纸厂四十五处……其工作人数甚多”(47)。洋县是蔡伦的封邑，“洋州古龙亭，利赖蔡侯纸……驮及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阴大小巴，厂屋簇蜂垒，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48)；紫阳县“门道河有造火纸者数家”(49)；白河“多纸厂，故购欀者众”(50)；兴安府安康县“有纸厂六十三座，工匠众多”(51)。汉中府定远厅“丛竹生山中，茂密可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定远多有纸厂”(52)；兴安府砖坪厅有纸厂22处，每处工作人员不过10余人，均系亲丁子侄，尚无外来雇工。综合各种资料，两府地区共有纸厂270余家，其中安康63家、西乡县50家、定远厅有100余家、凤县有13家、砖坪营有22家、紫阳有5家、洋县有20余家。纸厂的产品主要有二则纸、圆边纸、毛边纸、黄表纸等，除部分用于山内及本省人民的生活和祭奠外，还运销外省。造纸原料——构树“惟洵阳最盛，其用流通晋、豫、吴、楚，用以做纸”(53)；皮纸“白河出产最多，洵阳、安康次之，以竹瓤及构皮为之，本地商人、工匠恃纸厂谋生者甚众”。销往“湖北汉口一带，细者作雨伞、糊细料货箱；粗者糊油篓包、裹物件，用项颇广”；火纸“白河出产最多，洵阳次之”，销往“湖北沙洋一带及北路河南”(54)。
(四)木耳
木耳、菌蕈乃山中又一大特产。“山内有耳扒者，将青冈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三年，进而新蓄之青冈木又可做扒，再作蕈扒者。”(55)因耳扒、蕈扒利可3年，故山内耳扒、蕈扒几乎各地均有。据《秦疆治略》记载：定远厅有耳厂12处，西乡县有耳厂18处，宁羌州有耳厂数处，砖坪厅有耳厂17处，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汉中“木耳生花梨木者为贵，南山客民多作耳扒”(56)；宁羌“木耳为出产一大宗，每年由陆运至府城不过二千包，由水运四川省不过千余包”(57)；石泉“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木耳次之”(58)。这些木耳厂资金和劳力都比较充足，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以食用菌的人工种植为例：人们从山地伐取硬质细木材，砍削成一定长度的木棍，待木棍腐朽后搭成木架，点上菌种，待菌类长成后烘干包装销往外地。其法与现代人工培植食用菌技术基本相似(59)。因此耳厂产量高、利润丰厚，在清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903—1906年)的3年中，两府分别向外运出木耳7030包、8636包、6404包，每包重约200斤，3年出境木耳共约443400斤(60)。
①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拳三，《户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2页。
②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十。
③ 光绪《洵阳县志》卷四。
④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二十七。
⑤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一。
⑥ 道光《石泉县志》“劝民广兴纺织论”。
⑦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上)，宋联奎等辑《关中丛书》，民国25年陕西通志馆。
⑧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册，第4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⑨ 樊光春等编：《紫阳茶叶志》，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⑩ 樊光春等编：《紫阳茶叶志》，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1)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
(12) 严如煜：《三省边防御览》卷八，《民食》。
(13)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8页。
(14)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8页。
(15) 光绪《城固乡土志》卷一。
(16)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9页。
(17)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18)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8页。
(19) 乾隆《旬阳县志》卷四，《赋役》。
(20) 光绪《凤县志》卷三。
(21) 光绪《平利县志》卷九。
(22) 《西北论衡》第八卷，第19—20期。
(23) 民国《商南县志》卷五。
(24) 张鹏飞：《来鹿堂文集》卷一至三。
(25) 平利县志编纂委员会：《平利县志》，《物产》，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26) 《清仁宗实录》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7)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28)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29)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30)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31)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32) 严如煜：《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民国陕西通志馆，第36页。
(33)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页。
(34) 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35) 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36) 道光《留坝厅志》卷一。
(37)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5页。
(38)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39) 道光《留坝厅志》卷四。
(40) 王本元：《略论清代汉中地区的工场手工业》，《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
(41) 光绪《凤县志》卷一。
(42) 留坝县志编纂委员会：《留坝县志·工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3)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5页。
(44)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1页。
(45) 严如煜：《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民国陕西通志馆，第19页。
(46)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47)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1页。
(4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4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50) 嘉庆《白河县志》卷三。
(51)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3页。
(52) 光绪《定远厅志》卷二。
(53)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出境货物》。
(54)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出境货物》。
(55)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56)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八。
(57) 民国《宁羌乡土志》卷二。
(58) 道光《石泉县志》卷二。
(59)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60)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出境货物》。
一、种植性商品生产
这主要是指种植的经济作物。农民在主粮生长季节间隙或是在满足基本温饱的粮食生产之外，种植一定的经济作物，这是我国传统农村沿袭了两千余年的主要家庭经营方式。经济性农作物种植的扩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产量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农民在粮食满足基本温饱以后，种植可比性价高的经济作物以求发财致富；另一原因是土地贫瘠或荒年粮食不足敷用，以副业补之，这两种现象在清代的两府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当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专门化的经济作物种植，这是商品经济趋于繁盛的表征。
清代两府地区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蚕桑
陕南蚕业兴盛大约始于乾隆初期。时任宁羌知州的刘启“从山东雇人来州，放养山蚕，织成茧绸甚为均细，名曰刘公绸”①，此为陕南养蚕的最早记载。乾隆中期，陕西巡抚陈宏谋将刘启养蚕法推广至陕西全境，并大力提倡植桑养蚕，两府的养蚕业也普遍发展起来。曾有诗形容当时的汉中府“村村看茅屋，问问几株桑。新丝今卖否?多少眼前疮”②。养蚕抽丝利润高于植棉，1斤水丝能卖1两5钱，与20斤木棉价值相当，而且种植桑树对土地要求不高。高额的比较利润，促使农民纷纷在田边、路旁广栽桑树，官员也倡民植桑养蚕，以求政绩。乾嘉时期蚕丝已成为两府地区外销获利的重要土特产品，除供应本省外，每年还可远销川、甘等地5万余斤，获利约三四十万两，成为一些县的主要副业收入。其中仅城固一县每年销往外地的蚕丝就有数千斤之多。详见表3.2。(表格资料来源：《陕行汇刊》，第7卷，第1期《陕西之特产》。)
(二)棉花
清中期，两府河谷盆地植棉者渐多。来自南方产棉区的流民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植棉技术，继而开始在乎地种植棉花。旬阳流传的一首竹枝词，证明了两湖流民与两府地区棉花种植的密切关系：“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灯纺手车。包庆女儿夸手段，明年多种木棉花。”③嘉庆中期，汉水谷地的棉花种植已扩展到周边地区。有文献记载：“近年汉南知种木棉，秋收之际，白英满畦，亦兴利之一端。”④南郑县东北三面旱地都产棉，“每亩产量约三十斤至七十斤”⑤，估计清末南郑年产棉花近50万斤。石泉“因思棉絮、棉被为民间常服，较丝绸尤为紧要。两河、池河多种之，他乡亦兴种”⑥。当时棉花主产区在城固、洋县、沔县、褒城和西乡五县，所产棉花，除自织土布外，尚可输出川、鄂五六百担。汉中“每至秋冬，凤县、留坝一路驮棉花入川者，络绎不绝”⑦；此外“运销陕西以北各地以及甘肃、青海额鲁特旗和鄂尔多斯旗区的数量也是巨大的”⑧。估计汉中、安康两地区全年输出棉花约为400万斤，大部分行销于川北、陇南，也有少部分运至汉口出售。可见清代两府地区植棉已具相当规模。
(三)茶叶
茶叶是两府重要的经济作物。明代汉中府的茶叶生产已颇具规模，为西北边境茶马贸易的重要供应基地。到清代，统一全国的战争对军马需求剧增，同时也欲以茶在政治上“羁縻”少数民族，促使清承明制，恢复“茶马法”。清政府在陕西设茶马御史、茶马司招商运茶，此举推动了两府茶叶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原茶叶主产地在西乡，但位于秦巴山区北麓的紫阳县，因具有特别适宜茶树生长的自然条件，逐渐成为新的茶叶生产中心，取代了西乡的地位，并形成了紫阳茶区。(注：紫阳茶区包括今岚皋、安康、汉阴、石泉、平利、西乡、镇巴等县，凡此区域内所生产的茶叶，后俱名之“紫阳茶”。)后人追述道：“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而西乡之茶则绝迹市场。”⑨至清代中叶“紫阳茶区各县最高年总产茶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1000吨以上”⑩，所产之茶叶，除供本地人饮用及充贡外，年销下游湖北、襄阳、安陆等处达93900—129500余斤(11)，而经秦陇销往关内的约5倍于此。虽然清代紫阳茶的行销与明代相比总体上是趋于衰微的，但其商品化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仍不可小视。
(四)烟草
烟草系清初由山西传入陕西的，嘉庆年间开始在汉中、兴安推广。栽种烟草收入较种植五谷丰厚，在汉中盆地亩收烟草约三四百斤，卖钱十千以上，(12)约合银十余两，而同时期每亩稻谷产值仅3.3—4.5两，相差很大，利益的驱动使汉中盆地、安康盆地以及河谷低地有不少粮地被改种为烟草。在汉中盆地则形成了以城固为中心的烟草集中产区。据载：“汉中郡城，烟贾所居，烟铺十居其三四，城固渭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草。盛夏晴雯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13)至道光年间已是“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14)，年产“六七十万斤”(15)。兴安地区，以紫阳县河谷地带规模较大，“务滋烟草，较汉中尤精，尤易售”(16)。烟草种植除小部分自用外，大部销往本省和邻省以补贴家用。烟草已成为两府地区与蚕桑同等重要的经济作物，时有“夏丝秋烟”之说。
(五)药材
汉中、安康山高林密，为天然药材的宝库，是清代名扬全国的“西口药材”的主产区之一。清初，两地的药材业已走出自然采挖阶段而进入人工栽培阶段，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的种植情况，“老林久辟，厚朴、黄连之野生者绝少，厚朴树系栽于小平坝中……树至数年、数十年者，如杯如碗，则好厚朴矣。黄连于既辟老林山凹山沟中栽种之，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须十年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一厂动辄数十家……雪泡山、灵官庙一带，连厂甚多。”(17)至道光年间，药材种植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副业之一，卢坤在《秦疆治略》中记载：“汉川民有田数十亩之家，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铜钱)二三十千，以为完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18)，并且药材因量大价高，其收购采取现货交易，不能赊欠，“收买药材者为药扒，惟药扒见货给值”(19)。凤县所产党参“甚美，大者一茎斤许。此外，何首乌、五加皮、杜仲、雄黄皆足备不时之属”，一般“土人入山采取，货于市，足资衣食”(20)。平利则因意外原因走上药材专门化的生产道路，“平利南乡高山，则以洋芋药材为大宗……光绪己丑后连年阴雨为灾，洋芋已无遗种，而当归、党参繁殖异常，高山居民专以种药为生”(21)。城固之姜黄“每年实产200万斤，本地不堪用……行销河南清化、甘省”(22)。药材种植不但日益商业化，而且形成了专门化的产区，其中凤县的党参、宁强的紫胡、安康杜仲、黄连等，皆因产量丰而为药界所瞩目，成为山货之大宗。
(六)漆
汉中、兴安两府气候特别适合漆树生长，野生漆树资源十分丰富，但直到清初，当地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利用。《商南县志》记载“漆树，南北山甚多，识者少”。(23)偶有零星割漆者，亦因技术太低、商路难开以致利润不大，无法扩大生产。到乾隆中期，湖北等地割漆技术随流民传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漆树的巨大经济价值。至嘉道年间，人们开始大规模种植漆树，“冀可出境求厚利”。(24)种植漆树利润极为丰富，特别是大山深处野生漆树遍地皆是，每千树为1刀，其价昂时可值银百余两，高山贫民以此谋生。据调查，秦巴山地区的漆树年单株产量平均在5两左右，每1刀约375斤，乾隆三十三年，生漆的官方价格平均每斤值银0.36两(25)，如此则单株产值接近0.20两。据此计算大约每10余株漆树所产的漆，即可与汉中盆地1亩水稻的产值相等，且收籽取漆油的收入尚未包括在内。利之所在，故人争骛之，也就毫不为怪了。然而生漆的种植与生产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均衡，只在巴山中部初步形成了规模化生产，至迟在嘉庆末年，才形成了以平利为中心的集中生漆产区，其范围大致包括平利、砖坪、紫阳以及安康南部地区。在平利县，即聚有漆商和漆会船帮30家，专门从事生漆以及漆油的收购与长途贩运，足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可观。
二、手工业品生产
两府地区手工业的超常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农业的发展以及粮食的部分商品化，是手工业兴起的基础条件；商品经济的逐步繁荣导致分工日趋专业化，日益增长的商品需求为手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人口的剧增导致土地报酬边际效益递减，为两府手工业兴起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手工业生产的超额利润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陕南的手工业大多为资源耗竭型，其兴起遽然，衰落也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史上特殊的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场所，可惜昙花一现，仅闪耀百余年时间。
(一)木材
清以前的历代王朝都对秦巴山区实行“禁垦”政策，因此汉中、兴安两府多原始森林，文献记载中常称其为“陆海”。明末清初流民大规模涌入，开始“放垦秦巴”。嘉庆四年，为使难民不致揭竿而起，清政府决定“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即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即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26)从此便开始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林木采伐，至道光年间木材生产已具相当规模。林木的采伐加工主要分布在秦岭南麓一带，包括两府地区的凤县、留坝、佛坪、宁陕等地方，一般采用设木店招募，采、运、销一体化。
木厂作业按木材性质分为圆木、枋板、猴材三项，“相其材质，长三五丈者为圆木，长一丈内外者锯做枋板，臃肿不中绳尺者，劈作猴材”(27)。工人做成成品后，“在九十月，浇以冷水，结成滑冰，则巨木千斤，可一夫挽行。木至水次，不能即行，积待涨发。又有水运包头，领夫承运。人携长竹竿为挠钩，顺流放下，非水大不能行”(28)。“匠作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29)。“与圆木同用天车、溜子；其他处枋板厂，大者为枋，小者为板，枋有大墩小墩之异；板有寸板分板之别。板厂不过就市集数十里开之，可背负售卖，而枋墩仍须在大林中。枋板以油松为棺材上料，价值百金。”(30)猴材厂的经营规模稍小，“猴材厂砍伐之木，不须美材。圆木、枋板所不用，取作猴材，长不过二三尺。将圆木四劈，每块重四五十斤，从山上推下，堆积厂之山沟，俟山水涨发运城市贩卖……枋板厂、猴柴厂匠作、水陆挽运人夫，大者每厂数百人，小亦数十人”(31)。
这些产自秦巴山区的木材，质优价廉，它们或是水运川、鄂，或是陆运西安。因为江河众多，巨木亦可顺流直下，两地的各老林“十数年来砍伐结排直下老河口者不少”。(32)就两府而言，东北两面可经水路或陆路运销四川，经汉江则过兴安、郧阳，下至夔州、宜昌。或是经黑河水运至各山口，再驮运至关中主要的木材市场——咸阳，“木板，亦由西路车运而来，用舟载至下路”(33)，远销晋豫。
在清代许多陕西商人因经营木材而发财致富，举几例为证。安康马广显“乾隆十五年由楚入陕，随山伐木，筑室于白河南乡南岔沟……不二十年，家累千金，富至巨万”；(34)祝方厚由“宿迁郧西，遂家焉……善治生产，贸迁有无，辄获倍利。乡称贷者无虚，置产连阡陌，佃户数百家”(35)，成为一方巨富。
(二)铁制品
清代两府的冶铁业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产铁之地甚多，比较著名的有凤县之铁炉川、略阳之锅厂、宁羌之二郎坝、留坝之光化山、定远之明洞子、洵阳之骆家河。在这些矿区中产量最多的是铁炉川和光化山。留坝县“嘉道间，岁出铁三百余万斤。”(36)《秦疆治略》详细而明确地记载着定远厅“铁厂二处”；略阳县“北路有铁厂五处”；凤县铁厂较多，共“有铁厂十七处”(37)。一般铁厂的规模都比较大，严如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数百人，利之所在，小民趋之若鹜”。(38)两府地区年产铁高达600多万公斤，而当时全国产铁总量仅为2000万—2500万公斤，以此可见两府地区产铁在全国的地位。
秦巴山区所生产的生铁一般用于满足山内百姓的日常器具消费，“除冶炼毛铁外销外，还用其料铸锅、铧等，其法为当地矿物溶冶模制，其形式大小不一，年产锅、铧万件，行销最广。”(39)留坝厅、凤县等地铸锅厂所产的锅、铸铧厂所产的铧，不但销售陕南各地，还销于陇南等地。当地生产的熟铁也给各地手工业作坊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使许多作坊手工业品久负盛名，如“汉中田兆兴的刃器，张银汉的纸刀，张福太的秤具，周世亮的锄头，城固龙头康氏的镰刀，沔县郭太贵的菜刀等”(40)均为历史悠久，富有地方特点的铁器。除了满足本地区山民的生活、生产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铁器供给其他省份，特别是靠近陕西的甘肃人民。光绪《凤县志》载“旧有自沔县、百丈坡出此古路，今荒塞不通，又有自方石铺进沟逾酒奠梁，进东岔沟、剑锋垭一线至闸石口，为先年甘肃赴此运铁之路”。(41)留坝铁厂“其市场，本境枣木栏、西江口，外售凤翔府属者十之六，运售甘肃凉、秦各府州属者十之四。锅，铁厂兼制，其市场，本境枣木栏、西江口、连云寿，外售凤翔府属者，每岁一万三四千件”。留坝之光化山，有“商犹六七家，皆熔矿为铁，铸铁为锅，远售西凤及甘肃各郡县……所需工匠夫役及小负贩往来其间者常一二万人”(42)，“每厂雇工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43)。道光时经查“山内客民十五万有奇”(44)。
(三)纸
纸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汉中是中国造纸技术的发祥地，因此在两府地区造纸业成为人们从事的主要传统手工业之一，“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盛，取以为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45)。在西乡、洋县、凤县、留坝、安康、岚皋、紫阳均多纸厂。西乡有纸厂20余家，“厂大者，匠作佣工，必得百数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46)；汉中“有纸厂四十五处……其工作人数甚多”(47)。洋县是蔡伦的封邑，“洋州古龙亭，利赖蔡侯纸……驮及秦陇道，船运郧襄市，华阴大小巴，厂屋簇蜂垒，匠作食其力，一厂百手指”(48)；紫阳县“门道河有造火纸者数家”(49)；白河“多纸厂，故购欀者众”(50)；兴安府安康县“有纸厂六十三座，工匠众多”(51)。汉中府定远厅“丛竹生山中，茂密可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定远多有纸厂”(52)；兴安府砖坪厅有纸厂22处，每处工作人员不过10余人，均系亲丁子侄，尚无外来雇工。综合各种资料，两府地区共有纸厂270余家，其中安康63家、西乡县50家、定远厅有100余家、凤县有13家、砖坪营有22家、紫阳有5家、洋县有20余家。纸厂的产品主要有二则纸、圆边纸、毛边纸、黄表纸等，除部分用于山内及本省人民的生活和祭奠外，还运销外省。造纸原料——构树“惟洵阳最盛，其用流通晋、豫、吴、楚，用以做纸”(53)；皮纸“白河出产最多，洵阳、安康次之，以竹瓤及构皮为之，本地商人、工匠恃纸厂谋生者甚众”。销往“湖北汉口一带，细者作雨伞、糊细料货箱；粗者糊油篓包、裹物件，用项颇广”；火纸“白河出产最多，洵阳次之”，销往“湖北沙洋一带及北路河南”(54)。
(四)木耳
木耳、菌蕈乃山中又一大特产。“山内有耳扒者，将青冈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三年，进而新蓄之青冈木又可做扒，再作蕈扒者。”(55)因耳扒、蕈扒利可3年，故山内耳扒、蕈扒几乎各地均有。据《秦疆治略》记载：定远厅有耳厂12处，西乡县有耳厂18处，宁羌州有耳厂数处，砖坪厅有耳厂17处，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汉中“木耳生花梨木者为贵，南山客民多作耳扒”(56)；宁羌“木耳为出产一大宗，每年由陆运至府城不过二千包，由水运四川省不过千余包”(57)；石泉“专务而取利者，漆为最，木耳次之”(58)。这些木耳厂资金和劳力都比较充足，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以食用菌的人工种植为例：人们从山地伐取硬质细木材，砍削成一定长度的木棍，待木棍腐朽后搭成木架，点上菌种，待菌类长成后烘干包装销往外地。其法与现代人工培植食用菌技术基本相似(59)。因此耳厂产量高、利润丰厚，在清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903—1906年)的3年中，两府分别向外运出木耳7030包、8636包、6404包，每包重约200斤，3年出境木耳共约443400斤(60)。
①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拳三，《户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2页。
②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十。
③ 光绪《洵阳县志》卷四。
④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二十七。
⑤ 民国《续修南郑县志》卷一。
⑥ 道光《石泉县志》“劝民广兴纺织论”。
⑦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上)，宋联奎等辑《关中丛书》，民国25年陕西通志馆。
⑧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册，第42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⑨ 樊光春等编：《紫阳茶叶志》，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⑩ 樊光春等编：《紫阳茶叶志》，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11)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
(12) 严如煜：《三省边防御览》卷八，《民食》。
(13)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8页。
(14)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8页。
(15) 光绪《城固乡土志》卷一。
(16) 贺长龄等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9页。
(17)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18)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8页。
(19) 乾隆《旬阳县志》卷四，《赋役》。
(20) 光绪《凤县志》卷三。
(21) 光绪《平利县志》卷九。
(22) 《西北论衡》第八卷，第19—20期。
(23) 民国《商南县志》卷五。
(24) 张鹏飞：《来鹿堂文集》卷一至三。
(25) 平利县志编纂委员会：《平利县志》，《物产》，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26) 《清仁宗实录》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27)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28)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29)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30)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
(31)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32) 严如煜：《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民国陕西通志馆，第36页。
(33)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页。
(34) 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35) 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36) 道光《留坝厅志》卷一。
(37)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5页。
(38)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39) 道光《留坝厅志》卷四。
(40) 王本元：《略论清代汉中地区的工场手工业》，《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
(41) 光绪《凤县志》卷一。
(42) 留坝县志编纂委员会：《留坝县志·工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3)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5页。
(44)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1页。
(45) 严如煜：《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民国陕西通志馆，第19页。
(46)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47)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1页。
(4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4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50) 嘉庆《白河县志》卷三。
(51)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43页。
(52) 光绪《定远厅志》卷二。
(53)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出境货物》。
(54)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出境货物》。
(55)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56)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八。
(57) 民国《宁羌乡土志》卷二。
(58) 道光《石泉县志》卷二。
(59)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60) 仇继恒：《汉江流域贸易稽核比较册》(下)，《出境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