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西北的建置沿革
　　我国陇山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是古代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天然经济区。“西北”这个区域经济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直接统治势力只达到新疆哈密一带，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明政府废行省而将全国分为13个布政使司，并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三个平行的机构，分管监察、军事与民政。陕西布政使司辖今陕西及甘肃兰州以东、宁夏的固原、隆德与青海部分地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辖甘肃河西及青海西宁地区。此外，作为边境屏藩，明政府又在西北地区设置了许多卫所，如甘卫、凉卫、宁夏、西宁卫等。
　　清初，西北行政建置沿袭明朝。康熙三年(1664年)，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以右布政使驻巩昌，下辖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四府，甘肃其余地区仍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1668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甘肃布政使司，治所兰州，甘肃正式建省，直到鸦片战争之前，甘肃省东接今陕西，南至今四川，西南至今青海，北至今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二旗，辖区除今甘肃外，还包括今宁夏、青海及新疆乌鲁木齐以东的镇西府、迪化州。18世纪，清政府出兵征服了天山以北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和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左宗棠粉碎阿古柏叛乱后，1884年新疆改建行省，甘新分治，镇西府、迪化州归新疆，在清政府粉碎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后，在西宁设青海办事大臣。这就是明清西北大体行政区划，1929年陕、甘、宁、青、新的行政区划完全确立。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了一体化的功能。
　　明代，西北地区还是人烟稀少、天苍野茫、高山巨涧、羊肠鸟道，人们视为边外畏途之地。明人谢缙写诗说：“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八千里外泥巴国，行客经年未得休。”①经济以农牧业为重，市场基本处于尚未开发的原始状态。与此同时，西北丰富的铁矿等金属资源与毛皮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与发展空间，吸引着重利轻别离的商人不畏险远，千里跋涉谋商取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山陕商人以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语言、政府政策条件应运而起，开发了西北市场。
　　(一)西北经济发展、资源状况
　　西北地区的市场是随着当地农牧业经济的开发，同内地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同各种因素有关。
　　1.经济状况
　　甘肃宁夏府、西宁府，从全国版图来看，均属我国西北的山岳地带，气候高寒，雨量稀少。明清，这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新疆等地的气候、地理条件更为恶劣。因此外地商人到西北经商多畏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而西北本地居民的经商观念一般都很薄弱，也导致西北经济市场化程度低。
　　当然，市场的形成首先是因为有需求产生。需求，这一概念在经济学是指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经济学上所说的需求总是同时涉及两变量：一是该商品的销售价格，二是人们在某种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有能力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或者通俗的讲是人民有经济能力购买自己生活上需要的东西。明清西北地区作为牧业为主，农牧结合的经济区域，手工业水平相对落后。
　　西北地区的手工制造业在宋元之际发展迟滞，除少数门类外几无可称述。明清两代，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手工制造业，在解决衣、食两项人类生活基本需要的范畴内，也出现了相对的兴旺和繁荣，如手工毛纺织业俗称“绒褐”。乾隆《甘肃通志》记载甘肃风俗：“民俗质朴，风土壮猛……毛褐为业”，“(西宁府)人专孳牧，竞习弯弓，衣被毳毛”②。绒褐服饰的地位在社会风俗有一变化的过程，宋元以前，社会习俗重丝绸而贱绒褐，称褐为贱者所服。如曹植《杂诗》有“毛褐不掩形”句，《嘉话录》记：他日曰：“公好毛褐之夫，吾但觉其臭耳。”③公然表示对衣褐的鄙视。到明清时期，绒褐却成了士大夫阶层专享之物。史载“盖于鲁以造墨起家，多缙绅交，长安贵人寄兰州绒与方时，已四月矣。方急为制衣，服之以夸示宾客”④。明中叶以后，绒褐甚至成为皇室贵族的特需产品，大内染织局奏言：“兰州绒褐堪以御寒，请采买物料，用各羊绒织彩龙袍、曳撒衣之类。上允所请，乃差太监开局西安，而羊绒必取之兰州。”⑤绒褐可充权贵赠人之物，甚至为皇室所采用，除社会心理外，兰州绒褐制作趋向精良当无可怀疑。另外，手工冶铁及铁器制造业方面有较快发展，青海藏族等少数民族制造的铁器甚至成为向朝廷进贡的贡物。明正统年间，安定王领占干些儿等遣使向朝廷进贡时，“贡物中有铁甲、刀、剑等物”⑥。以水为动力的粮油加工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的木工、石工、铁工等重要的手工工种，此外粮油业、酿酒业、制香业，造纸业等也有了一定发展。
　　但是，由于西北地区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迟滞，城乡商品经济薄弱，社会生产力仍不够发达，这对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限制。西北手工制造业无论从资金或技术水平上，都无法像内地苏、杭那样从事名目繁多的生活用品乃至奢侈品的制造，普通手工业者的文化及工艺水平远低于内地。首先表现在西北地区手工制造业均甚粗劣，商品率低，产品种类少，人民以手工加工业谋生的范围十分狭窄。新疆各大城镇的手工业，因受自然经济的限制，手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都远不能满足本地区的需求。《新疆纪略》中林競更以“工艺之良窳，事业之勤惰，固以人民之开化与否为衡”，断言“新疆人民固未曾开化之民也，故眭眭盱盱，偷惰成风”⑦，拉卜楞之藏民，“所衣之羊皮袍与羊皮或狐皮帽，用酥油以手揉之使软。又羊皮，尚有一家勉强可硝，而狐熊等皮，则毫不能硝熟。询之谓无石硝”⑧。清宣统时《陇右纪实录》曾列出甘宁青各城手工制造物，今据此列表8.1，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西北手工业者活动的实际情形。
　　从上表可以看出，河陇地区经营或持手工业谋生者，所获经济价值最高的门类为水烟制造业，其次为皮毛加工业，总的来说工艺水平不是很高。《陇右纪实录》记载“百工技艺，泥成法而不知改良，故甘肃日用所需各物多仰给外来，虽地大物博而不能缔造经营”。也正因为这一原因，西北手工业者除水烟等少数行业外，单纯靠手工艺而致富者甚少。清季，丹噶尔城手工业者占市民比例较大，该城工艺“以木、银、皮、铁四项为大宗……其余染工、画工、石工、圬工、窑工、毡工、缝工、口袋工、油漆工，多则七八家，少则一二家。上者藉之以富，下焉者或不足以赡其身，总之，为工而有资本者其获利尝厚，徒恃手艺以为生者鲜不为饥寒所迫”。出现此种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工艺原不精良，蒙番所需器物不求工致，故所成各货，粗窳拙笨，愈下而愈趋于滥恶，至新出花样以投时好者则绝无其事也”⑨。丹噶尔的手工业发展情形在西北诸城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次在西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直到民国时期，手工制造业不仅没有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有些行业的工匠甚至还没有摆脱工奴的地位。青海果洛地区铁匠，俗称“黑铁匠”，藏语谓“尕拉”，在牧主头人眼里，“他们不算人，也不算牛”。每个部落有几名，专门负责头人家中铁器家具的修理制作，属无偿劳动。其所用工具极为简陋，用自制的羊皮袋鼓风烧火，铁砧多用石头代替，铁锤、铁钳等或自制或仰外地输入。皮匠基本上不脱离畜牧业，用刀和针制作皮袄、靴子、帐房等，工作报酬为酥油或羊，“做1双靴子需2天，收酥油4斤，1件皮袄须8天，收羊1只”。⑩还必须要给头人支差服劳役，其无偿劳役有一定天数，期满后的工作方可计酬。石匠社会地位也低下，其工作主要是打石板、石磨、刻石经文，不脱离畜牧业。“工酬一般亦为实物，如造一盘手磨，收一头牦牛”(11)。果洛地区社会地位最高的手工业者为银匠，他们不从事畜牧业劳动，主要制造牧区藏民所用银饰，头人、寺院铁器或家什镶银，工酬丰厚，故多富有。不仅果洛藏区如此，青海蒙古地区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亦大体水平相似。直至晚清，西北广大牧区的手工制造业都没有从家庭畜牧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手工业者亦没有完全的自由，这也是西北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手工业不发达的一个侧面反映。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西北手工业产品与社会需求额悬殊，无法满足本地的社会需要。而且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向多样化的方面发展，本地手工制造业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部分就只能由远途营运来补充。明清时期，西北广大市场上的手工业产品主要部分均来自内地，这就为山陕等内地商帮创造了巨大的商机空间，使西北地区的长途贸易活动始终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而与此同时，吸引内地山陕商帮不远万里，鬻布贩茶的另一动力，则为西北丰富的皮、毛、烟、药等原料市场和尚未开发的物产资源，这样就使长途贸易在西北成为双重利润的经济行为。
　　2.西北资源状况
　　(1)畜产品：西北由于自然条件所赐，畜牧业自古发达。明代，西北畜牧业繁盛，明初，河州“马如鸡豚之畜”(12)。正统间，宁夏土达韩家有驴马二千余匹，牛羊一万余头，放牧于哈刺兀苏、完者秃等处草地。灵州千户所别黑等家，马多者千余匹，少者七八百匹，牛羊动以万计(13)。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蒙古族的鞑靼势力内侵，一次掠走宁夏、庆阳等地马、驼、牛、羊二十七万头(14)。天顺六年(1462年)，鞑靼又分兵两路南下入寇掳掠，适与明巡边军相遇，在靖虏城南，明右参将李果杲追夺回鞑靼“所掠牛羊马驴凡万余”(15)。成化年间，项忠在陕西，说固原一带“水草丰美，畜牧蕃多”(16)。以上是明代西北畜牧业兴旺发达的生动写照。鞑靼南下，动辄掠去牛马驴羊万余匹(头)，这亦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北畜牧业的发达。
　　清代，畜牧业虽有起伏，但仍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劲头。《新疆志略》载：“如焉耆之良马，阿山之羊，久已著称于世……牛羊约计一千三百万头，山羊二百二十万头，马二百一十万匹，牛一百万头，骆驼五万四千头之数。”“仅皮件一项，新疆实占全世界生产之第一位。”(17)甘肃兰州“至耕之外，惟资于牧，而牧以羊为盛”(18)。据王昱《青海简史》较精确计算说：“据各时期畜产品贸易数量推算，乾隆年间，青海牧区马、牛、羊总数约350万头左右，经过一百数十年的发展，到清末时期超500万头左右，年产羊毛3500万斤，白羊皮125万张，黑皮16万张。”《青海志》亦曰：“羊毛蒙番玉树皆产，惟极西之柴旦台吉乃尔等地有售毛于缠头者，余皆售于丹噶尔贵德大通一带，以丹地每岁计之约出羊毛，双秤至四百余万斛，价约十两上下，其他各地暨迤北之甘凉肃边境迤南之河洮一带，间有售者又不知凡几……驼毛出产亦多……牛马皮蒙番玉树远近皆有出，数甚巨”(19)。西北地区盛产马牛羊驼等毛、皮畜产，马鹤天在《甘青藏边区考察记》一书中，为我们清楚罗列了清末民初，位于甘、青、川三省交通要冲的西北重要商业市镇拉卜楞市每年输出的主要货物平均额，见表(表格资料来源：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一编，第62—64页。)
　　(2)药材、矿产：整个西北地区矿物、药材等资源蕴藏丰富，西北宁夏府盛产药材。《宁夏府志》载：“药之属荆芥、枸杞、桑白皮、柴胡、甘草、黄芪、远志、牛蒡子、麻黄、黄芩、苦参、寒水石、知母、升麻、黄精、千金子、车前子、薄荷。”(20)兰州“药则甘草、知母、甘松、大黄、桦皮、硼砂、秦艽等”。(21)青海省“鹿茸、鹿角、麝香蒙番各境皆有……五柴旦大黄最有名，青海西南自黄河一带至大玉树皆产大黄之地……枸杞五柴旦最多，贝母黄河南岸各山亦产”(22)。其他资源如矿物、经济作物等资源，在明清之际也仅为初步或尚未开采，如青海玉树“其未经采取物产曰：铅、雄黄、翠玉石、煤、石膏、车前子。其仅供土人所用之产：盐、野麻”(23)。新疆“富产金、银、铜、铅、煤、盐、宝石及石油”。甘肃“自然财富举其重要者言之有金、银、铁、铜、煤、盐、硼砂及硝石”(24)。每一地区须有自己的特色产品，才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才能在本地区内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西北人民的购买力的重要源泉为畜牧产品及土特产品。据地方志等史料记载，新疆“居民咸农牧兼半，至北路之伊犁、塔城，南路焉耆、乌什……蒙古、哈萨克、布鲁特诸族，均系游牧之民，逐水草而居……盖举全疆之人，除少数汉人外，土民冠履衣裳饮食，莫不取资于牲畜”(25)。宁夏中卫“人以耕猎为事，孳畜为生”(26)。甘州五卫及山丹卫“畜牧为业，弓马是尚”(27)。平凉府的隆德县“其地高寒……所给唯资耕牧”(28)。西宁卫亦是“畜养为业”(29)。兰州“大抵地多瘠卤又鲜水泉，种植之利视天下为薄，至耕之外，唯资于牧”(30)。
　　明清之际的广大西北经济区，发达而又独特的牧业及其他物产为西北人民的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涵养了山陕等封建商帮在西北贸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市场。另一方面，本地较低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和当地人薄弱的商业观念和市场意识，为山陕帮进军西北留下了历史机遇、空间，而最重要的则是为山陕经营皮毛药烟等的商人，提供了丰富而又廉价的原料市场，并使西北长距离贩运贸易成为双重利润的经营活动。
　　(二)明清西北的地理条件
　　1.西北经济地理
　　西北地区历来属多民族交错杂居之地，畜牧经济为人民生活的主要手段，农业则相对欠发达，这与西北的地理条件有关。西北自然条件与地理状况适合牧业发展。漠北沿赛音乌苏、库仑一线向西，砂碛之外，地势平衍，牧草繁茂，利于牲畜孳息；西北唐努、杭爱诸山间，科布多河、乌鲁克木河诸水发源其间，山间多林草畅茂之地；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之间，更多水草丰肥的天然牧场，特别是伊犁河、额敏河、库尔河等水流经地带及巴里坤草原，多生适宜驼、马、牛、羊所食的各种牧草，甚至冬季畜牧亦无乏食之虞。青海地处高原，长江、黄河发源其间，除湟水流域等少数地区宜农外，大部分地区由于高寒或少雨，仅适宜牧业发展，特别是日月山以西，地势平旷，水草俱美，最宜放牧。青海湖位于青海高原东北部，其北大通山，东日月山，南青海南山，西橡皮山，四山与湖海之间是广袤平坦的千里草原。今川、甘、青交界的河曲地区，黄河支流交错，多肥沃黑土，牧草如鹅观草、节节草、野豌豆等遍野皆是，特别是拉卜楞牧场一带，水流湾缓，草山坡平，更是优良的天然牧场。据统计，“仅新疆一区已利用的草原面积即达83000平方公里以上，占全国总面积4％～8％……宁夏的阿拉善、额济纳两旗草原面积各在12万平方公里以上”(31)。“陇青高原有天然草场18亿亩，约占全国草场面积40％。”(32)西北地区的农业，相对畜牧业而言则远远不足，“西北的农业生产以小麦为最大，主要产区则在陕西的临潼、渭南、朝邑、蒲城、长武，甘肃的秦安、天水、固原、泾川、灵台，宁夏的乎罗、贺兰、中卫，青海的西宁、煌中、乐都、互助，新疆的塔城、疏勒、叶尔羌等地。大米则是陕西的汉中盆地，宁夏的平罗、永宁，新疆阿克苏亦有”(33)。由此看出，西北的粮食生产区，主要集中在气候条件较好的陕西关中和汉中，这里的农业技术水平比较高，与中原地区汉族农业耕作区的集约式农业经营属同一种类型。而其余四省区则部分生产并以粗放经营为主，而且，“南疆之塔里木盆地四周，河西、河套、三陇等各地虽宜农业，但历史上实际亦多农牧兼行”(34)。即使有限的农业生产区，又多因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原因，限制其农业发展。甘宁青“耕地面积平川仅占十分之一，其他概系坡地”，“除宁夏地区利用黄河灌溉以外，其他90％地区，都是靠天吃饭。加之生产工具笨拙，生产落后，且又受气候的限制，农民生产仅有一季作物。在经济作物方面，三省区之内仅民勒、靖远两县可产少数棉花。”(35)《宁夏资源志》亦说宁夏“草地间布，农田寥寥，绝无河渠之利”(36)。因此西北地区由东向西，随着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分布的不同而呈现出一种耕作农业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的分布特征。
　　从明清西北经济地理的特点出发可以看出，明清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基础为畜牧业占主体，兼有少量种植业。因此，一方面，牧区经济的剩余产品需要交换；另一方面，由于西北手工业的不发达和农业经济相对的落后，构成了西北特定的区域经济特征。而农牧区所需的较高水平的手工业制品和其他农产品也就只能从外地输入。清季，西宁“土产砂金、皮毛、马匹、木料、狐狸、牛黄、麝香之类，多为洋行及山西商人收买，输入品为大布、茶叶、京洋杂货”(37)。新疆“茶之最需要者为红砖茶及劣质绿茶，两种茶需要之量约30万箱，目前茶之全量皆由中国输入”。甘肃“由于本地不产棉花，而要此物又甚大，故每年输入之量达50万普特”(38)。
　　2.山陕两省及西北地理位置
　　山西东连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和商业集聚地天津，西和陕西接壤，北连蒙古，南通过河南与南方诸繁华之地相联，在中原有“天府”之称。这种地理环境的便利，为其经商谋利提供了条件，使山西在商业交往中占有优势。如平阳经水路可达外府，“其陆路则方轨并通，南下凤陆，渡河即中州之陕洛，关中之三辅。四通八达，无往不宜”(39)。陕西大荔县城东三十里的大庆关，为古浦津关，隔黄河与山西蒲州相峙，为山西商人“赴泾阳三原通剧之途”(40)，自古为山西货物入陕要津。
　　陕西作为中国内陆的中心，其西与甘肃、宁夏直接连接，与西北甘宁青新四省区在历史上就有政治经济上的天然联系，长期以来就形成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丝绸之路的开拓对陕西与西北地区的联系交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形成的西安——兰州——武威——酒泉——敦煌——高昌——龟兹一线，至今对西北经济的发展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山陕两省与甘肃毗连，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其他省所望尘莫及的。在交易成本节约的经济规律指导下，西北市场化开拓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以山陕商人为核心的市场主体是必然的。明清之际，陕晋商人借地理优势，在国内的富商大贾争先恐后进入西北之际，他们以敏锐的商业目光，捕捉到西北市场开拓的历史商机，借地缘优势，基本上垄断了明清西北的商业贸易，并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商业路线。
　　陕西商人到西北主要是“西北干线，即由长安，经彬县、长武至平凉通兰州直至嘉峪关的西北官道，也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清末，左宗棠经略新疆修筑了出阳关趋哈密达迪化、伊犁的新官道，俗称入疆北路，并与陕甘西北干线衔接，使之成为新疆与内地连接的主要孔道。陕西入甘肃的另一途径则是凤翔经宝鸡至秦州(天水)再达巩昌府(因茶马司设巩昌)的驿路。明清的官道亦是运送粮食、土布、茶叶的商务之道，因此陕商入甘宁青的优越自不可言”(41)。山西商人与西北贸易主要通过蒙古草原，由张家口或归化城到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据《新疆志稿》载：“惟古城馆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道西北科布多，为通前后营路，外蒙古人每岁一至秋籴米并输毛裘皮革易缯币以归，又循天山而行为北路，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南为南路，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故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山西商人开辟的这条商路，远比走甘肃要好，但还有一部分商人走甘肃至西北贸易。《新疆志稿》即曰：“关内绸缎茶纸瓷漆竹木之器，逾陇阪而至，车马烦顿，厘税重困，商贩恒以为累苦，不偿其劳费，是以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长途平坦，无盗贼之害……岁运腹地诸省工业及东西洋商品，其值逾二三百万，大率自秦陇输入者十之三四，自归绥输入者十之六七。”(42)
　　实际上，兰州是明清西北地区商业的“总汇”，兰州市场地理位置使兰州商业之盈缩对整个甘肃及西北商业的盛衰影响甚大。近代兰州西路，实亦包括西宁、青海诸处，“所产甚多，有羊皮、锦文、大黄、麝香、西牛黄、贡杞等，该处系藏番要道，藏内所产之物，悉自青海而来，红花、藏香、红白硵砂、猞猁、西狐等种种出产，难以悉数”(43)，皆由兰州集散。西北方向，新疆贸易的商品进出，兰州市场亦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新疆与内地的商业联系除经蒙古草地的大北路外，尚有道经兰州的南路，又称东路。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东路所来的大布、洋货、茶叶、海菜、杂货皆由兰州脱卸，大约有半数分销省内各处，另一半由兰州转发新疆。兰州东路贸易则是西北地区联系关中、中原以及长江流域的重要商道。兰州向东，可由泾州入陕，兰州市场所聚之砂金、水烟、马匹、药材、羊毛、皮货、土药等多由此进入关中，然后转销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兰州市场同长江上游的商业联系须经过秦州、阶州。这些构成西北市场的大致脉络。而地处甘肃入中原孔道的陕西、山西两省封建商人，以地利之便抢先进入西北市场，这是商人本能的经济行为。
　　明清之际，西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形成特定的市场特征：手工业品的需求市场与丰富的原料市场，特殊的市场地理位置与人文风俗历史习惯，这一切给封建经济已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封建商人提供了市场。封建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政府职能执行者，它首先有一个最重要的职能：管理自己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西北地区在明清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前已述及，在经济上，封建国家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亦有谋取经济利益的一面，加之西北的政治地缘因素，明清政府在最大限度内垄断西北贸易的茶、布、盐等的交易，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利用经济手段对西北番汉居民进行控制。而商人是以经济利益为生存根本，面对西北市场巨大的利益诱惑，商人在市场经营攫利的本能使他们向政府人为控制的市场不断挑战。由此，在政府与商人的“控制”与“反控制”，以及商人的由“跟随政府”到“背离政府”的经济活动中，构成西北市场化独特的进程，从而也使西北市场化进程的车轮一步步向前推移。
　　① 道光《兰州府志》卷二，《地理志下·山川》。
　　②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③ 转引自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④ 慕寿棋：《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九，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⑤ 慕寿棋：《甘宁青史略正编》卷十四，民国二十五年排印本。
　　⑥ 《英宗正统实录》卷一百七十三，民国二十九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传抄本。
　　⑦ 林競：《新疆纪略》，中华民国七年版，第19—20页。
　　⑧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版，第69页。
　　⑨ 岱宗：《明清西北城市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兰州学刊》1988年第1期。
　　⑩ 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页。
　　(11) 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页。
　　(12) 《明经世文编》卷十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
　　(13) 《英宗正统实录》卷十六，民国二十九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传抄本。
　　(14) 《英宗正统实录·代宗附录》卷一百九十，民国二十九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传抄本。
　　(15) 《英宗正统实录》卷三百三十六，民国二十九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传抄本。
　　(16) 《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 许重灏：《新疆志略》，正中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版，第97—99页。
　　(18) 道光《兰州府志》卷五，《田赋志·物产》。
　　(19) 《青海志》卷二，《出产》，手抄本影印。
　　(20) 嘉庆《宁夏府志》卷四，《地理·物产》。
　　(21) 道光《兰州府志》卷五，《田赋志·物产》。
　　(22) 《青海志》卷二。
　　(23) 民国《玉树县志稿》卷八，《实业·商业》。
　　(24) 王正旺：《中国西北之经济状况》，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版，第70页、74页。
　　(25) 林兢：《新疆纪略》，中华民国七年版，第18页。
　　(26) 嘉靖《宁夏新志》卷三。
　　(27) 顺治《肃镇志》卷一，《地理志·物产》。
　　(28) 康熙《隆德县志》卷上，《户口》。
　　(29)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八，《田赋志·物产》。
　　(30) 道光《兰州府志》卷五，《田赋志·物产》。
　　(31) 西北军政贸易委员会编：《西北商业概况》，西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页。
　　(32)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3) 西北军政贸易委员会编：《西北商业概况》，西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页。
　　(34) 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35) 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产销概况》，《陕西文史资料》第23辑，第149页。
　　(36) 《宁夏资源志》，民国三十五年版，第4页。
　　(37) 宣统《陇右纪实录》卷八。
　　(38) 王正旺：《中国西北经济状况》，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年版，第27—28、30页。
　　(39) 徐继畲：《松龛全集》，山右丛书初编。
　　(40) 道光《重辑渭南县志》卷十。
　　(41)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4页。
　　(42) 民国《新疆志稿》卷二，《新疆实业志总叙·商务》。
　　(43) 福克：《西行琐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