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新高原的交会处，境内分布着许多平原、盆地和沙漠，地质构造复杂多样，资源储备丰富，境内民族众多，风俗习惯各异，因此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市场空间。但是，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和发育都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经济、地理等原因。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政治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下，明清西北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体的市场基本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社会生产力落后，手工制造品粗劣，商品率低，产品种类少，据《宁夏新志》统计，明代，西北本地物产共9类125种，但属于手工加工制造者仅5种。加之以畜牧为主的区域经济特点，都表明西北有着较大的市场拓展空间。
　　明清，西北独有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迫使政府对西北的管理政策比内地更为强化。政府对西北地区军事、经济双管齐下，在发兵削平叛乱的同时，利用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对西北进行经济渗透。于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茶、布、粮食等商品交易中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加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然而面对“垄断”、“控制”所需付出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政府最终只有借助于商人力量来完成，由此“食盐开中”、“茶马交易”、“布马交易”等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为西北市场化进程注入了动力。山陕商人以其他封建商帮所不具备的语言、地理、风俗习惯、政策优势进入西北市场，面对西北经商的巨额利润，他们在积蓄力量后向政府控制的市场范围一步步发起挑战，为明清西北市场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驱动西北市场，促使西北与全国市场联为一体的过程中，把内地的文明带到西北，亦带给西北逐步开放活跃的市场，从而推动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以及山陕商人本身的局限性，西北市场化进程的历史责任最终未能在山陕商人手中完成。
　　市场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影响着市场化的进程。明清西北市场化进程研究，应从广义的市场角度来探讨：广义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有形市场即商品交换的场所；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的交易形式，靠广告、中间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寻找货源或买主，沟通买卖双方，促使成交的市场。市场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①在我国封建社会，商品流通主要是通过地方(墟集)、城市、区域和突破区域范围的四种市场来进行的。但前两种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流通，这是因为：地方小市场(即墟集贸易)是我国封建社会十分发达的交易形式，这种市场上的交换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这种交换，虽采取商品形式，也经商人之手，但是为买而卖，实际是使用价值的直接交换。只有随着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才可能使之成为真正的商品初级市场，其性质才会有所不同。城市市场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发达的市场形式，这种城市市场消费性特点是城市零售商业、铺坊加工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较发达。但市场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一种以政府和私人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交换，即贵族、官僚、士绅及一般庶民用他们的收入来购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在这种交换中，农村流入城市的产品，尽管也经商人之手，但大半是单向流通，城市的手工业品很少进入农村商品流通领域。只有跨区域贩运贸易的发展，在商路沿线上随商品交易量增大，地区间工农业产品对流才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流。区域市场是由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因此，区域市场内的流通，一般并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工或社会分工，但区域市场范围内的流通，毕竟已不限于单一的经济单位，至少是各单位间的商品交换和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换。突破区域范围内的大市场——全国性市场以及形成这种市场的长距离贩运贸易，才是通过区域间商品流通促进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前提。明清的山陕商人主要从事的是跨区域贩运转售贸易，晋商“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②，他们“贩绸缎于苏杭，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贩其他杂货于山东周村”，转而又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古等处”③。“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④。通过山陕商人在漫漫商路上的远足商贸活动，烟、酒、布、茶、药、驼绒、牛、马、羊等各种商品南北对流，东西交易，从而加强了内地同西北的经济联系，使农耕文明与草原牧区文明得以融合。而山陕商人在这一历史贸易活动中，以共同的地域文化、乡土之情、风俗习惯为纽带联手协作，共同演出了明清时期近500年的西北商贸话剧。因此，对明清这一占国土近1／3的西北市场化进程的研究，不仅是经济史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新世纪国家经济建设重点西移，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也有现实意义。因此，立足明清西北的历史状况与山陕商人在西北经商贸易活动的历史事实，阐述山陕商人在西北市场化进程中的历史能动作用及其关系，对现实有借鉴作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页。
　　② 光绪《五台新志》卷二。
　　③ 张之杰：《三十年来之山西经济》，《晋阳日报三十周年纪念册》。
　　④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