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以前的史料中，我们是几乎看不到商人们自己有何鲜明观点的。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后，随着社会舆论的逐渐认同，商人们普遍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始能够理直气壮地去认识和肯定自身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仅对自身事业形成了全新的理解，确立了更为坚定的信念，并且不再讳言将之视为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的最好途径。
　　众多商人在择业之先，都强烈表达了以贫为耻的想法，慷慨激昂地宣言：“大丈夫……固守穷巷，坐取困辱，非计之得也!”②“夫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③(卷九四，《封吏部主事成公暨配朱安人合葬墓志铭》)基于这种兴家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成就导向，他们突破了“务本富”的观念，对农业经营获利微薄表示出明显的不满足，“曰农之利几何，而往往与县官共之”④(卷三九，《寿忆萱李翁七十序》)。他们不再满足于安贫乐道的生活状态，从而不再耻于谈商言利，甚至清楚表达了“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这种观点，肯定只有经商才能够使生活富足，才能够垂裕后昆。是故，他们纷纷投向获利丰厚的商业经营，发家致富。如弘正间平阳席铭，“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云。”⑤(卷六，《席君墓志铭》)弘正间绛州赵紞，“任侠慷慨，气志雄视流俗，居常每击筑自言曰：‘丈夫生世，当为天下造福，不尔亦当宏济时艰，安能局促居里闬为田舍翁哉!’遂挟重资贾于陕之西宁，以茶马为货，获重利”⑥(卷二八，《赵溪翁墓表》)。弘正间上海乔大登，父母卒时“屋止数椽，身无重衣，家产落落”，他却“笑且慰曰：‘丈夫不克自奋，乃望先人之遗，天下岂有徒享荣富者哉?’”遂奋自砥砺从贾，“夙夜勤劳为之”⑦(卷七五，《九槐乔君夫妇合葬墓志铭》)，而终至起家。正嘉间歙县黄豹，“少遭家啬，见邑中富商大贾，饰冠剑，连车骑，交守相，扬扬然，诩诩然，卑下仆役其乡人。喟然叹曰：‘彼之伙伙者，独非人耶?’”于是挟资以游荆襄南楚，转而淮南，“久之，一年给，二年足，三年大穰，为大贾矣。”⑧嘉万间汾州冯琦，“曰：‘丈夫不能列五鼎具滫髓，而徒菽水负郭赀乎!’乃操其赢、就废著、计穰毁，往来燕齐邹鲁间，资用渐饶”⑨(卷五，《明赠承德郎工部虞衡司主事昆源冯公墓志铭》)。明末歙县程胜恩，见父祖力田而常贫，“愤然作色曰：‘丈夫生而志四方，若终其身为田舍翁，将何日出人头地耶!’用是效白圭治生之学，弃农就商，往来荆襄吴越间，……以生以息，不十年而家成业就。”⑩
　　进而，商人们也开始能够正视儒和贾的矛盾，敢于为自己代言，以观点鲜明的论述表达了自身对儒贾关系的理解，认为只要处得其道，儒贾之理并无冲突。如弘正间仁和郑孟绅，其父“以高第经术闻于一时，身殁无他资储而家毁”，鉴此，孟绅“叹曰：‘不可当吾世隳先人门户!’乃往殖货江湖间”，对其从贾，“或尤之曰：‘子儒家也，溺于商邪?’”他却回应说：“余闻之先人云，子德休明，虽处贱才也，其奸回饕餮，虽鼎贵不才子也!余惧无令德以绍前闻，商非所病焉!”(11)(卷四，《郑处士墓志铭》)又如正嘉间吉安邱某，经商致富后归里，里中父老纷来相贺时，他对众人说道：“予少不能事儒而业于商，今父老视予所得孰多?夫儒与商非甚相悬也，特其名异耳!商之道，仁以予之、义以取之，顺时变，操盈缩，得之不喜、失之不戚，其与儒者所称何异?”(12)(卷九，《南山居士传》)并且，业儒入仕的道路漫长而狭窄，他们多不愿执著于只知寻章摘句和科举仕进的“腐儒生”的生活方式，宣称“白首穷经，非人豪也”(13)，或表现为不乐业儒，或业儒不就转而为贾，无论如何，借行贾实现自身价值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如弘正间遵化李文宥，“性阔达好游，年二十则出游江湖间，尝慨然曰：‘夫贤豪卓荦，遇合仕进建功业而流声名，此固有所长也，吾弗能已!谨垂堂戒踰阈守田里，拘咫尺之地以老且殁，吾弗为已!并江涉淮犯风涛历险艰，安居者之所忌，而亦有天下之壮观焉，此吾之所适哉!’”(14)(卷三五，《明故散官直斋李处士墓志铭》)正嘉间洞庭翁参，少时“出就外塾，读书了大义，然不乐受博士觚翰，曰：‘与而曹一握算子能纵横哉?夫子贡去我何几!’”(15)(卷九二，《处士春山翁君暨配吴姥合葬墓志铭》)对从商表示了浓厚兴趣和强烈自信。还有记载说，他“年几舞象志雄气伟，不局脊于寻常矩步间，每自咤曰：‘男子挟桑弧蓬矢，能无延览八纮，于名藩大邦一盱瞩乎?’”所以虽然家境富裕，他依旧奋然投身商海，“所至获辄倍，为高资”(16)(卷一一，《翁春山暨配吴孺人行状》)。嘉万间陕商杨继美，认为“四民之业各有所托以成名，今纵不能殖学以显自托于士林，幸藉先人遗资修其业而息之，犹贤乎己”，于是“乃挟数千金装，游贾江淮间”(17)(卷二六，《封刑科给事中杨公墓志铭》)。嘉万间三原梁选橡，“居恒言：‘人生不取高第抚仕令勋伐着在当世，亦当束装捆载表迹江湖，安能龊龊老岩窦间耶?’……以此罢儒服贾江南北，用盐筴起”(18)(卷二，《明征仕郎槐轩梁公行状》)。
　　关于这一点，还需补充的是，余英时先生在论证明代商人的价值观发生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时，征引了欧阳修《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中的一条记载，是北宋的一位资产数千万(缗)的大商人李迁所说的话，他说：“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然农工)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9)(卷六三)余先生说，这位北宋大贾不但自觉不能与士比肩，而且以劳动价值而言，也有愧于农与工。(20)对比之下，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明代商人对于儒和贾的看法与之迥然不同，他们称：“什一中人，殊可自振，安在屈首牖下作腐儒生，冀不可知之遇乎?”(21)“丈夫何所不可自见，而屈首呻呫作蠹鱼老简编间?”(22)(卷三，《明处士陆公少坪墓志铭》)其中多少流露出和士竞争的自负情绪，这是以前的商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这种自我意识，有明代文人将其称为“精神”，并加以肯定道：“精神之所不在虽大节亦细，精神之所在虽一事足术。……一旦□于众贾称素封，只此良以过人，何必摭儒行以藩饰乎!”(23)(卷五，《沈君怀峰墓志铭》)
　　当然，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商人们所面对的并非全是坦途。明人说：“为客最难”，要“宿雨餐风，朝暮带披星月走；登山涉水，晨昏时伴虎狼行。”(24)(卷二，《经营说》)不仅如此，商人们“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25)(卷二，《又与焦弱侯》)。还可能遭遇“中官咆哮，横道晊人，摧肤剥髓，麋躯丧身，尔金尔王，为沙为尘”(26)(卷一，《估客乐》)。处境十分艰险困顿。但众多明代商人自强不息，在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不顾霜风跋涉之劳、不惮湖海波涛之险，天涯海陬、内陆外洋开拓市场、贸迁有无。遇到困难挫折则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历尽艰危，屡蹶亦不少懈。如休宁何积，景泰间“应诏输粟塞下，值虏大入，猝获良马以免，顾橐中装百金耳，乃即归而废著，以复是瓦解之术也，何以称少有斗智(27)，即百金不犹当奇胜邪!遂返塞下，居数岁果再致万金。”(28)(卷二〇，《何季公传》)明中期歙县方廷珂，初贷金从贾，“以金愽货财济黄河，乃臭厥载，归称贷如初，又复子钱鲜少不利贾，又复归称贷，辄不利辄称贷，盖十余载往矣，乃叹曰：‘巨富恒晚成，良贾不始利，奈何因噎废食耶?!’持贾愈益坚，年四十余复称贷百金往贾，辄贾辄利，不三年发家数百金，……复称贷百金以济盈，专一贾汴上不游移，不数年发家千金，又不数年饶盈万金，时春秋仅六十”，诚然是“受百挫坚决不移，卒能起家万金。”(29)(卷三一，《从伯祖廷珂公传》)正嘉间歙县江遂志，行贾屡遇折难，“曰：‘是区区不得志于时也，乌足难我。’然年已五十矣。有生来数十年中，不出则已，出则未有不蹶且罹祸者矣，颠倒崎岖，不知复有生人之趣”。而他却绝不因此少挫，“作焚舟计，尽弃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上?下夹)地，用是起家”(30)。嘉万间江西罗新塘，从商“累蹶其本业，可谓贫矣!然忍饥寒、甘劳苦，危险无以败其意，颓圮不以移其操，可谓能奋矣!”最终“赤手而再致千金之资，十年而两开百世之基。”(31)(卷五，《从叔新塘翁八十序》)自困厄而奋发，商人们的执著精神最终带来了事业上的丰厚回报。
　　不仅如此，商人们也多不轻言止步，而是将取得更高的成就当做不懈努力的目标，往往有年高仍不弃者，其中以徽商许秩为最典型，他逖而边陲、险而海岛，遍行南迄闽广、北抵兖冀的广大区域，还在青齐、湖湘、济北等地开拓基业，离家勤苦经营二十余载，得获厚利始归，然则未居两月却又备行装，有人见状，劝他：年事已高，何苦再历经险阻、商海奔波?他却十分不以为然，说：“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32)表达出不愿坐享安逸闲适的田园生活，仍然心怀远志，欲与端木一较高下的事业追求，于是又入成都，在蜀地与齐鲁间建立了贸易往来。也正是在这种开拓进取精神的导引下，就算已身家巨万，商人们仍然不懈奋斗、勤力经营，奔波于岭南塞北，勤于殖立、戴星出入而不以为劳，孜孜于栉风沐雨中成就一生事业。
　　上述种种，充分表明了明代商人们自我价值的觉醒和职业认同感的确立。而对其重要性，有一句话这样说：“事必有志而后可成，志必加厉而后不怠。盖志乃心所向，而厉则自强之谓也。农之于耕、工之于艺、商之于货莫不皆然。”(33)(卷一〇，《励志斋记》)基于肯定自我价值而激发出的坚定信心、顽强意志，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所谓“心志万事之纲，心坚石穿，志劲石软”(34)(卷一三，《处士黄公暨配墓志铭》)，它能够鼓舞人的情绪，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并能有效激发顽强的意志力，使人面对困难和挫折毫不气馁、迎难而上，以更大的力量和智慧，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勇气和闯劲坚持不懈，去把握人生的主动权，实现理想、推动事业走向成功，这从很多明代商人的事迹中得到了证实。同时，正因为明代商人们具备了对成就的高度渴望、自信乐观、勤奋工作、意志坚定和冒险精神这些成功管理者的特征(35)，使他们成为“这个世界变革的起点”(36)，对封建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成为促进明代社会商品化、城市化乃至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强大动力。
　　①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社会安定和商路的增辟，长途贩运商人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行商和坐贾这两种经营方式普遍紧密结合，很多资金雄厚的大铺商也经营长途贩运，有的贩运商则在商品产区、销售区和集散地经营店铺，是故在文中不作特别区分。
　　②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265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89页。
　　③(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明)王世贞：《弇州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明)韩邦奇：《苑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明)薛应旂：《方山薛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明)陆深：《俨山集》，《文渊闹四库全书本》。
　　⑧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325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10页。
　　⑨(明)黄洪宪：《碧山学士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⑩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952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301页。
　　(11)(明)吴鼎：《过庭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2)(明)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3)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365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129页。
　　(14)(明)董份：《董学士泌园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5)(明)王世贞：《弇州续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明)严果：《天隐子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7)(明)王家屏：《复宿山房集》，山西民治学社排印，民国17年。
　　(18)(明)来俨然：《自愉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9)(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10页。
　　(21)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241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79页。
　　(22)(明)冒日乾：《存笥小草》，《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3)(明)顾天埈：《顾太史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4)(明)程春宇：《士商类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5)(明)李贽：《焚书》，《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6)(明)王穉登：《南有堂诗集》，明抄本。
　　(27)明代商界盛传《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一句经营箴言：“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本篇传记注者解释说，此意为：“未有钱财则竭力营作以生之，少有钱财则斗智巧而求胜，既饶足钱财乃逐时争利也。”故何积言此。
　　(28)(明)李攀龙：《沧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明)方承训：《复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0)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241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79页。
　　(31)(明)罗大纮：《紫原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32)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646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216页。
　　(33)(明)吴与弼：《康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5)[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德]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