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自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四民分业论以后，崇本抑商的思想便一直被延续了下来，及至唐宋，随着身份制社会向平民社会演进，传统的抑商思想和四民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得到提高，重商观念也逐渐得到发展。①不过，直到明代中叶以后，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商人才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影响很大的阶层和经济力量，其社会地位才有很明显的提升。
　　明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风气变得相对轻松活泼，生存环境相对自由开放，财富和商业活动对国家及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众多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领军人物纷纷站出来为商人和商业活动正名，肯定“治生”、“求富”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商人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这样，传统的贱商观念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质疑和冲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当数王守仁所明确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②(卷二五，《节庵方公墓表》)以及汪道昆所倡言的“良贾何负闳儒”③(卷五五，《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墓志铭》)。他如李梦阳所称：“贾何后于士哉，……业儒服贾各随其矩，而事道亦相为通，人之自律其身亦何限于业哉?”④韩邦奇所称：“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于形迹，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必清浊，介在义利之间耳!”⑤(卷七，《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李玑所称：“士农工商，异业而同心，协虑而各致。”⑥(卷六，《寿汪隐君暨厥内序》)金瑶所称：“四民异职而同道，……职而无裨于民生，虽士之品未免出农工商下，……商而能尽商之职，安得以其品而少之?”⑦(卷七，《东泉金处士传》)以及张四维所称：“仕贾无异道，顾人之择术何如耳!”⑧(卷二三，《送展玉泉序》)温纯所称：“儒与贾相通”⑨(卷八，《寿张居士六十序》)等。另如张瀚，甚至对那些“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⑩(卷四，《商贾记》)，在言语间表示出了相当明显的鄙夷。
　　在贱商观念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明显看到商人事迹在文人作品中的急剧增多。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的，今天我们对于明代商人活动的情况之所以能够有所认识和了解，主要的材料都是由士大夫阶层提供的，他们在文集和笔记中保存了大量的商人资料，尤以墓志铭、传记和寿序最为丰富，这些作品对商人的生活和经营活动给予了十分生动的描绘，而其他的材料如官方文献、史书、小说等，相对都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文人为他人作传，自古有之，但大量为商人撰写碑传、寿序，尤其是一时名士群起为商人作传，当数明代的新现象，这与唐、宋、元时期文集、笔记等材料中的相关记载对比，是极为显著而鲜明的。众多明代著名文人士大夫如李梦阳、韩邦奇、归有光、汪道昆、王世贞、张四维、李维桢、顾宪成等，其作品集中都出现了大量为商人歌功颂德的篇章，虽然不能否认其中有些人有比较明显的商人家庭背景，但他们只是为商人作传的文人中的一小部分。而这种情况，证明着“士商之间在日常人生的世界中已渐渐融成一片”(11)，商人们得到了社会舆论更加广泛的肯定。不仅如此，很多商人所具有的出色经营头脑和卓越管理才能，还引发了一些文人对他们在以资格任官的制度下不得任用的惋惜之情。如有一篇商人传记就曾议论道：“世之用人者临事每以乏才为叹，而才之伏于下者又以不得用为难。……夫科目诚可尚也，岂科目之外更无一人乎!”(12)(卷二四，《容庵葛君家传》)清代沈垚甚至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称宋明以降“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13)(卷二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可见对其推崇。
　　此外，笔者还有一点粗浅看法，谨在本书中提出以供商榷。中国古代社会贱商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商人“挟资以牟纤啬，徇其业而损心焉!斯则仁义之弃而争乱之源也”(14)(卷六，《寿汪隐君暨厥内序》)；第二，“大商巨贾雄于资而号素封者，不知诗书为何物”(15)(卷一，《岳翁王文泗公七十寿序》)；第三，商人“以射利夺耕，不佐公家之急”(16)(《传·家传一》)；第四，“贾者龌龊钱刀，析入秋毛，靳自封而止”(17)(卷一二，《光禄寺署丞乐庵吴公传》)。总结起来，即是鄙弃商人们谋不义之财、缺乏文化修养、不供赋役、悭啬吝施。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明代商人，却能够很明显地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注意这几方面的公众形象(这将在下文一一详论)，同时在商业活动中淋漓尽致地展示着自身出色的头脑和卓越的能力，借由这些表现，他们才能够成功地博取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认同和喜爱，从而才能够促使其成为自身舆论代言人。因此，笔者的结论是，贱商观念的颠覆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应当说是源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商人主观自觉的努力绝对不可忽视。
　　①参见蔡泽琛等《重农抑商思想的历史演变——以唐宋时期为中心的讨论》，《求索》2004年第11期；徐言华《唐代商人研究综述》，《鄂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常大群《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3期。
　　②(明)王守仁：《阳明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明)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张海鹏：《徽商资料选编》第1342条，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39页。
　　⑤(明)韩邦奇：《苑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明)李玑：《西野李先生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⑧(明)张四维：《条麓堂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⑨(明)温纯：《温恭毅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页。
　　(12)(明)王鏊：《震泽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清)沈垚：《落帆楼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14)(明)李玑：《西野李先生遗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5)(明)范凤翼：《范勋卿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6)(明)卓发之：《漉篱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17)(明)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四库禁毁书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