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邻居的一座百年老屋，在一次连阴雨后轰然倒塌，沦为了一座废园，渐渐被人遗忘。然而，就是这座被人遗忘的老屋，却作为历史的见证，见证了20世纪初辛亥革命时，蓝田哥老会起义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屋主原名余家学，清光绪年间出生于蓝田县城南关余家巷。少年时因家贫农耕为生，家中开过客店，余家学也接触过三教九流的人士。后来，他进入县衙当差役，新身经历又目睹了清末官场的黑暗与腐败。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8年戊戌变法又相继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并攻陷北京，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狼狈逃离北京来到陕西。当时陕西连年灾荒，饿殍遍地，西太后来陕后又大肆挥霍，各地勤王之师如狼似虎四处搜刮，使陕西人民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蓝田乃三秦穷邑，1901年饥馑过后，紧接着又是疫病流行，连村毗屋病者相望，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因此，新军中的青年军官、失意的手工业者、贫苦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于是纷纷加入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哥老会。余家学目睹了官场的腐败，后又毅然地参加了反清的哥老会，改名余成龙，并利用衙役身份掩护哥老会活动。最后，他借故脱离了县衙，随胞哥弟(哥老会会员)一起组织反清的秘密聚会。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西安开元寺成立了陕西分会，并决定联络各地的哥老会、刀客、幕亲会和新军推动反清革命。是年，蓝田籍人杨仁天受同盟会派遣回到家乡蓝田，以县立小学教员身份指导哥老会活动，哥老会从此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此时“胞哥”在蓝田境内发展到七八百人，县城内外城守营、衙役以及商人、小贩、农民、刀客，都成为哥老会的势力范围。当时，蓝田哥老会大首领是大寨人胞哥李胜山，二首领为胞弟余成龙。城守营、警察局内有邓天宝、郭丁子等胞哥弟60余人。衙役中以门斗王八、差役章祥为首，成员占衙役中十之八九。另外，还有后沟村王悦钦、毛家巷张建魁、北门翁焕和酒店业的王寿山、张子信及戏班中的徐文明，大寨滹沱村张宏基、蓝桥街荆印章、孟村李新山、阴坡阎小虎(武举)等。
　　哥老会的活动，使知县王溶十分惊恐，他一方面抓紧修补城墙加强守备，一方面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并采取“创窝子”、“抓乱党”的手法，派出暗探四处缉捕。警佐阎育棠骂哥老会是“姊妹会”，扬言“窝子在东街南关，谁活动凶就抓谁”，并利用古庙会机会，对哥老会进行恫吓。由于县衙中的民、皂、快三班为哥老会所控制，哥老会又对县衙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王溶、阎育棠捕人的阴谋。
　　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与哥老会在西安起义。消息传到蓝田，蓝田哥老会二把子余成龙与李胜山、杨仁天，于10月23日召集胞哥众首领在县城集合，商定响应省城起义，并研究制定蓝田哥老会起义的方略与计划，决定立即举行反清起义，占领县城。会后宣布起义详细事宜。余成龙主张杀掉知县王溶与警佐阎育棠，烧毁房屋，建立革命政权，大把子李胜山与同盟会杨仁天主张控制县衙政权，暂不杀人。余成龙一意孤行主张严惩，若不顺从就以武力恫吓，李胜山家庭富裕，人已年迈，只好将会务交给余成龙全权处理，杨仁天见此也不辞而别，起义的事项由余成龙一手安排。
　　辛亥年(1911年)10月23日，在这座老屋中，余成龙向哥老会胞哥弟宣布了起义决定，决定起义会众头裹红巾臂缠白布，起义口号为“兴汉灭旗”，并宣布起义人员当即由南关出发绕道西门。当时蓝田县城城高池深四门健全，西街南端又增辟水门，东门题“鸣凤”，西门题“涌金”，南门题“延薰”，北门题“迎恩”。并有城堞1250座，城壕深2丈，东、南、西、北四门加设有吊桥，城墙上有铸炮13尊，极难攻取。起义会众绕道西门时，哥老会员守城士兵邓天宝听到约定信号立即打开了西城门，哥老会起义民众高呼“兴汉灭旗”口号，直向县衙冲去。城内哥老会员也早已磨拳擦掌，听见呼喊声一齐响应，从警察局、县衙、商行冲出，迎接起义会众。起义人员迅速抢占了县衙、警察局，并打开监狱放出囚犯。知县王溶听到哥老会起义的消息，吓得魂飞魄散，立即化装逃隐。起义会众找遍衙门，不见王溶踪影。警察局哥老会员平日最痛恨警佐阎育棠，于是放火烧了阎家房屋。张建魁、翁谋娃领起义人员，冲进阎家，持刀砍伤坐月子的阎育棠侄媳和佣人，杀死其小女儿。乱中，又有人火烧了县署和学堂，杀死了儒家训导任尧父子(传为门斗王八杀死)、正门田某，劫狱时又误杀了在押哥老会员任生金，乱中，有人又乘机抢掠了贞寿当铺。第二天天亮时，在李家巷的夹墙，义军又活捉了蓝田县知县王溶，实现了起义的最初目标。
　　10月24日，余成龙在县里卫局召开了起义军首脑会议，将起义会众改编为自卫营，由余成龙与张宏基任正副管带。将五六百人的起义军，编为中、前、左、右四哨，统一由自卫营管理。并由荆印章、李新山、徐文朋、阎小虎担任哨官，向全县百姓宣布成立新政权，并由余成龙为首的自卫营新政权总揽全县大权。内部则由王悦钦主持日常事务，王寿山搞收发，张建魁、吕和担任军需官，孙绳祖担任巡查，翁焕任接应。并宣布“耕市不惊，秋毫无犯”的纪律。第二天，新政权遂将23日抢劫贞寿当铺的杨某正法示众，并将抢掠的财物交还于贞寿当铺，城内人心安定，秩序逐渐井然。知县王溶被捉后惊恐万分，四处托人营救。余成龙力主将王溶处决，哥老会大把子李胜山再三建议免除王溶死刑。王溶医术高，余成龙遂将王溶留在身边作为军医。王溶死里逃生后，伪装进步，对余成龙毕恭毕敬，余丧失警惕性，又将王溶发展为哥老会员，后又保举王溶为蓝田新政权知县，错误地将军政分开(军事上归自卫营管理，行政上归王溶为首的县署管理)，军政的二元化为起义军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余成龙作为农民出身的哥老会员，对反满夺取政权后的政治局面，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夺取政权后，他提出如下的施政主张：自卫营军需粮饷和新政权行政费用，分别由富户摊派，不向百姓摊派，主要是向县附近的富户索取；严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严明军纪，凡拿群众的东西，一定得送还。新政权把举事后从士兵身上搜出来东西，一律归还给原主。新掌权的自卫营及四个哨卡，官兵仅限于有饭吃，余成龙从未给官兵发过饷银，时间长了，军队有了怨言，作战粮饷都日渐困难。由于清末汉人普遍的反清反满情绪，当时提出“见满人不留，遇汉人不杀”的口号，将排满作为了主要目标。省城西安新军起义后，也建立了“秦陇复汉军”。由于余成龙为首的新政权信息闭塞，目光短浅，未及时联络扩大影响丧失了同省城秦陇军建立统一战线的良机。起义后不久，听老百姓反映从省城逃出一股旗人，来到县南汤峪镇，余成龙不加思索，即派出部下金奂子带了四五十人的自卫营的军队去剿灭。金奂子带兵到汤峪后，才得知所谓满人到汤峪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因此将兵驻扎在塘子街。他按县上的办法向汤峪附近富户派粮派款，先后向富户肖富魁与宋得功家派款(肖宋二人家中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务)。肖富魁交了十多串钱，而宋得功家中在西安经商，社会关系复杂，靠山也硬，拒不交款。金奂子下令将宋得功和汤峪镇的乡绅扣押，宋家乘机煽动百姓向起义军进攻。金奂子和数十人受伤被俘，被关押在汤峪火神庙内。金奂子利用黑夜挖开墙洞逃回县城。塘子街百姓受宋家蒙蔽欺骗，愈信“余成龙自卫军要血洗汤峪”的传言，日夜戒备巡逻，更加恐慌。
　　余成龙领导的哥老会起义军夺取政权后，没有建立巩固革命成果的措施，仅仅只是换掉了满清政府的龙旗。部队的给养粮饷，只是一味单一向富户摊派，遭到富户的强烈抵制后，部队给养日渐困难。余成龙一介草莽武夫，又对下约束过严，作风粗暴、简单，不知笼络人心。起义军在起义中又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余成龙轻率地把县衙的权力交给了满清废县令王溶，令他担任知县，使起义军逐渐大权旁落。新政权对部队不发粮饷，士兵怨声载道，军心浮动。县城阎家士绅及汤峪肖、宋两户豪绅，又不断地在省城西安告状，县内大户也借机同余成龙部下勾结起来反对余成龙，使他处境日渐困难。先是部下开始不断逃离，自卫营副管带张宏基见形势恶劣，也逃离了县城去西安另起炉灶，途中遇见省哥老会副总领邱占彪带领雷占鳌等十二骑来县查办余成龙，他遂同邱占彪等十二骑来到县上。余成龙闻讯后躲进了阎小虎哨所。因天黑城门已锁，余成龙讨钥匙开门时被雷占鳌擒获。第二日，邱占彪扬言将余成龙解往西安，途经北门外时，邱占彪下令将余枪杀。余死后，县令王溶弹冠相庆，又以县府名义发出布告，其内容是：“余成龙出身农耕，尚未读书，自称管带，民财大权，一手独揽，横行乡里，滋生事端，扰乱治安，残害良民……”宣布了余成龙的几大罪状。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辛亥蓝田哥老会的反清起义，悲惨地结束了。
　　余成龙死后，兄长余大埋葬了兄弟，守着几亩薄田度日，直到解放后去世。后来这座老屋几易屋主，经历了百年沧桑之后倒塌。然而，这座老屋下所上演的蓝田哥老会反清起义，作为反封建的历史号角，永远地载入了蓝田革命的史册之中，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