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当陕晋徽三大商帮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就拉开了中国商人集团化竞争的序幕，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商战佳话。
　　一 盐利之争
　　明代初年，陕西和山西是边关重点建设地区。明政府在陕西边关沿长城一线设九边镇，驻守大量边防军以固守边关，拱卫京师。其中四边镇在陕西，就是固原镇、延绥镇、宁夏镇、西宁镇，驻军24万人，7000多万匹战马。为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洪武三年(1370)，采纳御史郁新的建议，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新经济政策，指示作为全国粮仓之一的陕西，令商民将粮食输送边地，换取贩运食盐的许可证——“盐引”，然后按引贩盐，即“输粮换引”。由于“中盐利厚”，在盐利的刺激下，陕西商民纷纷走上输粮换引的经商道路。
　　由于粮食面广量大，商人个体家庭难以为之，只好动员家庭以外的亲缘和乡缘力量，参与边粮贩运。例如，当时延绥镇定边营下辖的“柳树涧堡”军营就有1084名军士，347匹战马，①其粮草由陕西富平商人李月峰家供应。以一家之力供应一个军营的所需，力有不逮，“粮食动辄千万石”、“草千万斤”，李家只好动员同乡亭口村路家、北乡的李家和王家，即“富平北乡四大富户”②，联合走上输粮换引的道路。这时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就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因此，陕西商帮是利用明政府“开中制”政策机遇，趁势而起，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天下第一商帮”。
　　当时，由于淮扬盐场的盐利最厚，“利敷三倍”，陕西商人纷纷换取“淮引”，腰缠十万下扬州，去扬州掘取“开中制”的第一桶金，使陕西商人成为明代初中期淮扬盐场最大的盐业资本集团，长期占据着扬州盐业的“第一把交椅”。明人宋应星曾说：(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③。清代陕西方志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④。对中国明清经济史素有研究的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当时在扬州做盐业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有500余人，“三原之梁，泾阳之张、郭，西安之申，潼关之张”⑤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商人。尤其是陕西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三致千金，成为陕商的著名代表。就连“前明七子”之一的康海，罢官后也到扬州经商，成为旅扬著名陕商。
　　这些扬州陕商，多财善贾，为纤细的扬州带去了北方汉子粗犷的“西北风”。他们在扬州赚得体丰钵满，大兴土木，率先修建了扬州最早的会馆“陕西会馆”，今日遗址仍旧历历在目，会馆的奠基石收藏在扬州历史博物馆。然后放开膀子，在扬州一口气修建了许多私家园林，扬州著名的大明寺、个园、张园、溉园都是陕西商人的产业，就连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在扬州驻跸的“康山别墅”，都是陕西武功商人康海家的产业。然后他们在扬州养瘦马、包戏班，一手促成了秦淮河畔的繁荣。所以，扬州是明清陕西商人的第一个发财地、快活林，当时的一首《扬州竹枝词》记载说，扬州说陕西话的人比当地人都多，“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⑥。
　　明代的山西，地辟人贫，粮不够吃，大量向外移民，陕西粮丰的渭北地区是接受山西移民最多的地区。但山西人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重商风气且极富经营头脑。他们也看到了“开中制”所蕴含的巨大商机，面对山西缺粮的实际，推上手推车，到邻省山东买粮，贩回山西，再运向张家口的绥远边地换取盐引。通过“买粮换引”，山西商人也走上了赴扬州经营盐业的道路，成为继陕商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二大商帮。由于山陕两地从秦汉以来就结有“秦晋之好”，他们在扬州携手经商，共同控制着淮扬盐场的产销，被统称为“西商”，成为寓居扬州最富有的商人集团。当时《扬州竹枝词》以羡慕的笔触写道：“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⑦
　　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叶发生了新的变化。明代中叶弘治五年(1492)，宰相叶淇实行变法，停止“食盐开中”，实行“输银子运司”，变“输粮换引”为“花钱买引”，这便为徽商挤进扬州盐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由于徽商是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从徽州到扬州才区区七百里地，比陕西、山西更有路近省费的经济优势，加之徽商的宗族宗法关系纽带，使徽商更富有凝聚力。他们看到秦晋商帮“苦于朋比无多”⑧的空当，利用祠堂资金的雄厚实力，趁势而起，一手夺得了扬州盐业的头把交椅，成为明代中叶以后扬州盐业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集团。从此，扬州盐场的市场份额分割发生了变化，徽商成为龙头老大，陕商屈居第二，晋商排在第三。明代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变化：“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⑨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的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面对徽商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陕商一方面加强与晋商的合作，联手共同对付徽商。另一方面，被徽商后浪超前的郁闷，使陕商纠结于胸。嘉靖年间他们以陕西楞娃的悲壮，将著名徽商汪道昆在扬州任总商的叔父汪良榕逮住，暴打了一顿，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尽管后来双方“修故欢”⑩，但从此陕商与徽商结下了深深的恩怨，埋下了死命竞争的悲剧种子。
　　二 府学之争
　　山陕商人与徽商在扬州的竞争连绵悠长，持续了近百年的“府学之争”，集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最后在皇帝的过问下，才得以解决。
　　明代初年，明廷为了褒扬山陕商人在边防建设上的功勋，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在扬州盐运司官办的“府学”就读，并特批七个名额，准许山陕子弟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不必回家乡举业。这项殊荣，一方面使山陕商人的子弟获得了便利的科举条件，实现“商而优则仕”的理想，许多山陕商人的子弟就是利用这条捷径而登上仕途的。如明万历年间，陕西三原商人温朝凤之子温纯，就是在扬州科举考试，考上了状元，后来官拜工部尚书，为家乡建设做了许多好事。另一方面，这项殊荣提升了山陕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可以获得标榜的优势。而徽商在扬州是后来者，不得享受这一殊荣。因徽州隶属南直隶，必须回故乡参加考试。这对于“左儒右贾”，迷恋科举从儒的徽商来说，是永久的痛，又是徽商在扬州竞争取胜必须突破的屏障。为此，徽商付出了百余年的努力。
　　明代崇祯五年(1632)，徽商利用他们在扬州取得第一把交椅的优势，买通代摄盐政的巡盐御史史氏，上疏求建运学，允许流寓商人的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并获得了皇帝的批准。山陕商人闻讯后，认为府学是朝廷对山陕商人的特惠，他人不得浸润余泽，遂“喧哗于运司”。(11)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聚众抗议。扬州运司迫于山陕商人的压力，没有改变初衷。徽商对此耿耿于怀。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徽商旧事重提，山陕商人闻知，“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12)，有效地遏制了徽商的企图。这说明整个明代山陕商人在扬州始终是徽商难以突破的障碍，有力遏制着徽商的发展。
　　此事直到清代初年，陕西商人退出了扬州，在扬州力量明显削弱，徽商才抓住机会上书朝廷，于乾隆七年(1742)，由乾隆皇帝特批在扬州运学增加四个名额，允许徽商子弟就近入学科举，徽商的百年愿望才得以实现。凡此，可见陕晋徽三帮商人在扬州竞争的激烈程度。
　　三 地域之争
　　明代后期，陕晋徽三帮在扬州的势力又有了新的变化。主要原因是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改朝换代。
　　明末，满族贵族在东北逐渐强大起来。富有政治头脑的晋商看到了新的机会，他们利用出山海关做生意的便利，与努尔哈赤家族建立了联系，为满族定鼎中原做了不少事情。满族入关后，回报晋商，将八大晋商调入北京，成为大内皇商。晋商利用这一政治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在扬州与徽商分庭抗礼的商业力量。
　　而富有家国意识，以汉族正统自居的陕商，此时却在扬州大义凛然地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与清军做殊死的抗争，表现了陕西商人为义舍利的慷慨胸怀和正义气节。由于清廷的压迫，陕商在扬州力量尽失，“难以成帮”，只好实行战略转移，“弃淮入川”，将资本撤向四川，盼望在战后荒芜的四川积蓄反清复明的力量。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们在四川自贡建造“西秦会馆”时，还用一副“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之不愧为臣”的对联，表现了反清的强烈愿望和不屈情怀。并且，在西秦会馆所在地的一条街上，凡是入陕商办的茶馆，只要言声“反清”，茶资分文不取。(13)这样陕西商人凭借倔强的性格，在四川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发展天地，在川蜀大地上又刮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使清代初年“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商”(14)，形成了“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的局面。到清代乾嘉年间，他们又将经商积蓄的资金，投资自贡的井盐业，形成“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15)的投资热潮，一手促成了自贡井盐业的繁荣。然后，抓住清廷“川盐入黔”的机会，又将势力扩张到云贵。这样进入清代以后，陕西商帮上入甘，下进川，在西部的广阔天地里服牛格马，纵横捭阖，成为垄断西部贸易的主要商业力量。
　　而徽商则利用他们在扬州占据优势的地位，将商业力量向江南播散，到处投资，到处开店，形成江南“无徽不成市”的垄断局面，被人们称为“钻天洞庭遍地徽”，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中势力最强的商帮，引领着中国商业的发展。
　　入清后的晋商，由于得到清政府的青睐，更是如鱼得水。他们先是利用清政府信任之便，趁势将力量推向华北和京师，最大限度地猎取有利信息。这成为晋商生意勃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然后随清军西征，又获得了经营绥远边地的特权，将其势力推向张家口、包头，又缘草原南端进入新疆，直到巴尔喀什台和恰克图，垄断了直通中亚、西亚的国际贸易路线。
　　这样，入清后形成了陕商以西北为势力范围，徽商以江南为经营大本营，晋商以华北和绥远为自家领地的“三足鼎立”竞争局面，为他们后来在棉布贸易领域“逐鹿中原”埋下了伏笔。
　　①李刚：《盐马古道与定边的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年版，第157页。
　　②《富平县志》卷2《人物》，乾隆四十三年刻本，第14页。
　　③宋应星：《野议》卷2，崇祯九年刻本。
　　④刘于义：《陕西通志》卷13《盐法志》，雍正十三年刻本，第119页。
　　⑤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24页。
　　⑥雷梦水：《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4页。
　　⑦雷梦水：《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2页。
　　⑧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37页。
　　⑨《扬州府志》卷2，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4页。
　　⑩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11)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12)同上。
　　(13)赵逵：《川盐古道》，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14)萧梅性：《四川商业调查》，中正书局民国36年版，第27页。
　　(15)《四川盐法志》，光绪八年成都总局刻本，卷首，“圣谕”，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