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棉花种植传入中国后，棉布的经营与贩运就成为陕晋徽三帮主要的经营业务。为争夺棉布利润，三帮以全国为战场，挥师江南，转战中原，谱写了明清商业史上波澜壮阔的商战画卷。
　　一 北棉南去
　　棉花，称“吉贝”，分为“木棉”和“草棉”两类。木棉，号称“英雄树”，为观赏花卉，唐代从海南传入中国，唐诗已有“行前坐看木棉花”的诗句。草棉为纤维性植物，元代末年从中亚、西亚传入新疆，然后辗转传入陕西渭河流域。陕西八百里秦川，是一块绿色的沃土，种什么都能活；陕西人作为神农氏的后裔，农耕圣手，什么都会种。因此，陕西是中国植棉最早的地区，尤其是渭河流域是中国短绒棉主要种植区域。到清代初年，棉花种植已经遍布大河上下，形成了陕西、河南、山东、湖北、江浙等几个主要种植区域。
　　但在整个明代，由于广大北方地区空气高寒，天气燥热，纺纱织布受气候影响，断头多，费时费力，技术推广不易，无法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而江南由于黄道婆在元代末年将棉布纺织技术从海南岛传入松江乌泥泾，在她的传授下，心灵手巧的江南人民很快掌握了这一先进技术，形成“日操犁锄，夜动机杼”的生产方式，家家有机声轧轧。而手工棉纺织技术所带来的劳动时间的巨大节省，“阿婆理棉胎，小姑当户织”，动员了全家的劳动力，成为小生产资源配置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最佳方式。加之纺纱织布利厚的市场利益驱动，棉纺织技术在江南迅速推广，使江浙的苏(苏州府)松(松江府)嘉(嘉兴府)杭(杭州府)四府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中心，达到年产棉布3600万匹的巨大生产能力，①为中国人民衣着质材的优化提供了技术保证。
　　而明代广大北部中国尚未掌握棉纺织技术，成为中国主要的棉布需求市场，当时西北的棉布主要靠江南供应。明代的西北天气高寒，六畜不全，物产不丰，棉花种植有限，对布匹的需求量巨大。如陕西，边防军需要布匹，每年20万边防军需布100万匹。布马交易需布匹，为了同边外的藏蒙民族换取马匹，七镇马市需布50万匹。陕西赋税征实需要布匹，每年仅陕西的地亩布就需要30多万匹，②还不计民间穿着对布匹的需求，总计北方年需布匹在2700万匹左右。③这种不同区域之间供求的差异，为商人互通有无、贩贱鬻贵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形成了明清商业史上“吉贝日夜贩诸南，棉布日夜贩诸北”的南北物质大交流的波澜壮阔局面，即北棉南去、南布北来的流通局面。而在明代承担南北棉布大流转任务的主要是陕晋徽三帮商人。
　　二 南布北来
　　明代中前期，在江南贩运棉布到北方的主要是山陕商人。明代陕西商人挟资千万，日夜奔腾，驱车冰河，风餐露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在松苏棉布市场上长袖善舞，位尊王侯，轰轰烈烈地演出了近300年棉布贸易的历史活剧。当年这些关中布商或是挟带官银，或是自带积蓄，或是借贷银钱去江南购布时，莫不腰缠万贯，一般一个布商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④，贩布动辄千万匹。他们简直就是江南人民的财神爷，江南人民尊陕西布商为王侯，争陕西布商如对垒。
　　明代经营江南标布的主要是陕西渭北的财东。他们的布店设在陕西三原，因此三原是西部布业中心和布商聚集的专业市场，有布行54家，棉布运到，堆积一市，仅给陕西布行卷布的山西技工就占据了一条街，叫“山西街”，其间不少商人贩布成巨富。富平张处士贩布起家，成为苏杭一带有名的布商；泾阳柏晓俞家是苏州布商领袖，他家在苏州山塘街买了一条巷子就叫“柏家弄”；三原孟店镇的周梅村，在苏州贩布起家，一次赚的白银就达36万两，府第华丽；师庄南贩盐获利，又兼贩布，“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⑤朝邑、大荔、渭南的商人都是在江南贩布发的家，故《朝邑县志》说：“朝邑颇事贾。”⑥其著名者如赵悦，壮游江南，既雄富藏；王子正贸易吴越荆楚，百计经营，辛苦备尝，终获厚利；大荔八女井李家，完全是贩布起家，是陕西靠贩布发家的“盖省财东”，他们家仅墓地就长达6里地。
　　在整个明代，山陕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常常联合起来，共同修筑山陕会馆，作为整合力量的指挥部。山陕商人在江南各地建造的会馆当中，以苏州的全晋会馆、全秦会馆最为著名。
　　苏州的全晋会馆兴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据《清高宗实录》卷139载：“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人。”大量的山西商人来到苏州，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利益，共同协商，合力对外，投资修建了全晋会馆，作为山西商人交流商务、联络感情的重要场所。
　　在“姑苏第一名街”的山塘街也有陕西商帮留下的全秦会馆。山塘街残存的一块石碑上篆刻着“山塘街512号雍凉公墅，即全秦会馆，俗称陕西会馆，清乾隆六年由西安商人邓廷试、刘扬创建”等字样。该会馆是由旅苏的西安商人共同捐资兴建的，其会馆碑记云，建造该会馆是为了使陕西“士商之游出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⑦
　　在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布市的力量消长有了新的变化。自从徽商利用“叶淇变法”崛起后，首先夺得了淮盐的主导地位。明中叶实行“纲引法”后，限制了徽商的发展，徽商的力量便开始向苏州、杭州转移。由于徽商是江南商帮，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们在江南各地兴建布号、塌房，很快就夺得了江南布市的垄断权，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市”的局面，又一次阻挡了山陕商人在江南的发展。
　　三 中原崛起
　　入清代后，历史为山陕商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技术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江南。进入清代后，北方开发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棉纺织新技术，使得棉纺织技术开始向长江以北的湖北和河南普及，湖北和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新的支柱产业。河南、湖北的“颖布”、“府布”代替了江南的“标布”成为更受西北民众喜爱的产品。而豫楚与陕西毗连，到豫楚贩布“路近省费”，比江南成本更低。山陕商人便放弃了受徽商压迫的江南市场，主要贩运豫楚的棉布，使山陕商帮在中原大地迅速崛起。他们足迹不逾江南，形成清代以后江南“山陕巨商罕至”⑧，徽商独大的三帮竞争新局面。
　　当陕西布商转向豫楚棉布市场时，北方的手工纺织业才刚刚兴起，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使棉布生产规格很不统一，产量有限。到底这个市场的前景如何，人们心中都没有底。徽商们以幸灾乐祸的心态等着陕西商人在这片土地上败得落花流水。可陕西商人素以强毅果敢著称于世。他们深知河南和湖北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棉花的种植，而中原人民历来有纺纱织布的习惯，便大胆向豫楚棉布投资。为了提高质量，他们把所要求布匹的规格、尺寸写成招纸，遍贴于豫鄂城乡各地，引导棉布生产向规模化发展，派伙计到各地织户家里，介绍收购土布的品种、规格，并与当地的棉布行栈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⑨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豫楚棉布市场迅速发展，很快压倒了江南布市，使江南标布不得不转向海外贸易，山陕布商在豫楚大地上站稳了脚跟。
　　在湖北，陕西布商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德安、汉阳、黄州、荆州等产棉织布的州县。如德安府的安陆、云梦、应城、应山、随州及汉阳府的孝感等地，城乡居民习于织布，其所产土布有“暖布”之称。每年秋冬两季，陕西布商来往德安收购府布，许多陕西商人就住在当地经纪人的家里，买一个大板柜，里面放的就是购布的银子，陕西商人吃睡都在柜上，这就是“陕西掌柜”一词的由来。⑩又如孝感所产土布细薄如绸，陕西商人收之，称为“孝感布”，黄州府的黄冈、黄安、衡水、蕲春、麻缄、罗山、广济八城以产“景布”著称，分销汉中、郧阳、广元、天水、兰州。而荆州府所产“荆庄大布”更是畅销陕鄂豫等省，贩运荆庄大布的仍以山陕商人为多。
　　陕西布商在河南各产布州县设庄成廛，收购布匹。河南的周口、怀川、豫中和豫南到处都有陕西布商的足迹，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山陕会馆”，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山陕商人在中原大地上的胜利进军，使他们成为清代河南、湖北的主要商业力量，人惊呼“他们(山陕商人)把所有的银子都弄走了”(11)，河南《周口府志》记载，“我们这里的土地都归他们了”。(12)
　　进入清代以后，由于山陕商人联手成功遏制了徽商在中原的脚步。在左宗棠征西以前，西北很少有江南人的影子，他们视西北为畏途，不敢前往，北部中国成为山陕商人贸易莫不得其所欲的领地。即便是这样，山陕商人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停息过。在河南，陕西布商与山西布商的竞争就很激烈。河南社旗镇是河南布匹的主要交易市场，唐河的水运为棉布交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所以从清代初叶起，山陕商人就到社旗垄断棉布贸易。最初，山西商人势力兴盛，一王姓晋商独占着社旗的布匹生意，陕西韩城党家商人很不服气，要与晋商一争高下，于是双方约定往唐河里扔银子，谁扔得多，谁就独占市场。在官府的监督下，王家先扔了100两，党家扔了500两；王家又扔了1000两，党家便扔了3000两，王家扔不下去，主动认输，陕商党家便取得了在社旗镇做生意的优先权。(13)
　　在西北市场，山陕两帮的较劲也是你来我往，不相高下。这从西北山陕会馆的发展略见一斑。会馆作为商帮办公之地和标志性建筑，其业务开展和建筑规模都是本帮商人经济实力的集中展示和物象反映。在甘肃，山陕商人修筑山陕合省会馆仍占主导地位，在他们所建的26所会馆中，分省会馆只有9所，占34.6%。但陕西商人在甘肃是在“自家的后院”做生意，他们比晋商更有地域优势。因此，当他们与山西商人实力相搏时，就会独立建筑会馆，使甘肃的山陕商人会馆呈现出聚散不定、分分合合的繁杂局面，集中反映了山陕商帮在甘肃市场上既联合又竞争的矛盾关系。以兰州为例。明代至清初，由于陕商主要经营西北边关的“食盐开中”和兰州的“茶马交易”，在兰州有经济实力，故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兰州山字石街口设立“骊陕会馆”，成为甘肃最早的商人会馆。入清代嘉道后，晋商实力增强，联合陕商设立“山陕会馆”，反映了晋商在西北力量的后来居上。咸丰五年(1855)陕商实力大增，陕商又从山陕会馆中分离出来，在“贡陆军巷设立陕西会馆”。同治年间后，陕商因家乡战乱而发展受挫，元气大伤，故于宣统年间又联合晋商设立“山陕会馆”。(14)这种分合离散真实记录了晋陕两帮商人在甘肃市场上力量的迭兴盛衰。
　　山陕商帮在陇上会馆建设中的力量竞争关系，在不同市场也有不同情况。在甘肃中级市场上，由于两帮实力旗鼓相当，故两帮以独立分设会馆为常见现象。如在酒泉“商人晋人为多，秦人次之”(15)，因而他们在清中叶各自分别设立了本省会馆。在清初晋商力量盛，他们于雍正三年(1725)设立“山西会馆”，同治后陕商力量突起，他们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专门设立了“陕西会馆”。在天水也是两帮分立会馆，但在县、镇一级初级市场上两帮则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态势，如武威“商人以陕籍为多”(16)，故独有陕商设立“陕西会馆”的记载。在景泰县最初晋商势盛陕商势弱，故于雍正三年(1725)设立“山陕会馆”；入道咸后，陕商由弱转强，压倒晋商，便于咸丰五年(1855)命名会馆为“陕山会馆”，清晰表现了“会馆而知春秋”的商业规律。
　　①苏国亮：《关于清代前期松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②转引自田培栋《明清陕西社会经济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
　　③苏国亮：《关于清代前期松江布产量和商品量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④褚华：《木棉谱》，载《上海掌故丛书》卷3，上海通社1936年版，第1页。
　　⑤来俨然：《自喻堂集》卷1，关中丛书本，第38—39页。
　　⑥《朝邑县志》卷2《风俗》，正德十四年刻本，第13页。
　　⑦《新修陕西会馆碑记》，载唐力行《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
　　⑧叶梦珠：《阅世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⑨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中正书局1936年版，第57页。
　　⑩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载《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安陆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年版，第89页。
　　(11)《唐河县志》卷5，乾隆五十二年刻本，第25页。
　　(12)《陈州府志》卷2《风俗》，成化六年刻本，第11页。
　　(13)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14)刘向东：《兰州服务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14)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15)《武威县志》卷4，民国7年刻本，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