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晋徽三大商帮都是缘于相同的历史机缘而在明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明代是中国商帮产生的温床，这不是历史的偶然。
　　在明代以前，中国有商人而没有商帮。因为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官府，流通的物品主要以奢侈品为主，无非金银珠宝，犀象玩好，“人参古玩好生涯，交易无非帝王家”。那时全国统一的市场并未建立，道路阻隔，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会产生对商品交换巨大的需求，“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留下一亩种豆子，换回豆腐换回油”。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市场需求联系不多，民生日用品的自给自足，使商人们遵循“十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籴”的经营原则，主要以贩运资源稀缺的奢侈品为主。而奢侈品面小量轻，个体家庭即可为之，因此，明代以前中国商人是以血缘家庭为单位，从事商业经营，尚未出现商人集团化经营的迹象。
　　明代，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开始聚集冲向世界的巨大历史能量，使中国进入充满现代与传统变数的历史旋涡之中，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以复杂的心态反复述说“明朝那些事儿”。
　　首先，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商业内容的变化。明代以前，中国以人身为征收对象的财税体制，“有田则有赋，有身则有税”，极大压抑了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加之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天街踏尽公孙骨，锦绣烧成府库灰”，缺乏人口平安增长的社会条件，致使中国人口在明代以前长期徘徊在9000万左右，也即今日河南省一省的人口总量。进入明代，这种瓶颈才开始被突破。明代近300年，除明初边患之争，中叶“土木之变”外，没有太大的社会动乱，天下晏然；明政府实行“一条鞭”财税体制改革，“去人而税地”，变“人身税”为“财产税”，所有税项拧为一条，按田征收，以银缴纳，简化税制，刺激人口增长。到明代万历年间，中国人口就突破了亿人大关，达到1亿4000万人口。到清代继续增长，道光十一年(1831)，人口突破4亿，达到4亿1000万人口①，中国第一次获得了与自身幅员大致相等的人口数量。人口增加到4亿，满足4亿人的生活所需，“早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产生前所未有的市场需求拉动，像魔咒般呼唤出社会生产力的地下魔鬼，中国经济总量一下子蹿升到世界的前列。据吴承明先生的统计，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市场需求的粮食总量是245亿斤，布匹3.1亿匹，主要商品流通总量为3.9亿银两。②这种人均一两白银的市场需求，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牵引力量，催生着明代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牵引着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使中国处于历史发展的新起点。
　　其次，商业经营形式的变化。在明代以前，商人经营以奢侈品的流通为主，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商业活动。明以后，在巨大市场需求拉动下，满足4亿人的生活所需，使商业经营内容转向民生日用品为主，以粮棉油、麻丝茶为大宗，粮食动辄百亿斤，布匹动辄数亿匹，食盐动辄数亿斤。流通数量如此巨大的商品，个体家庭很难为之，商人们只好动员家庭以外的亲缘关系，加入商业营运，即“非亲即友，辗转邀集”。但亲缘的有限性并不能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商人们只得将商业经营的力量扩大到乡缘，通过乡党之间的互相联引而大规模走上商业经营的道路。这时，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集团化经营形式——商帮，就已经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成熟，呼之欲出，单等历史机缘的“助产婆”。
　　再次，世界贸易的发展，大量外国白银的流入，使中国已经进入当时世界的中心位置。14世纪以后的中国，无疑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端，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科学技术保持了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速度，就是到清代中叶，中国经济总量依然保持着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地位。1818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30%，1820年中国产品总量占世界的30%③。两个30%，说明1830年以前世界1/3的财富在中国，中国无疑处在世界经济中心的前端。尽管明政府为防止海患而采取“禁海”政策，但“私家贸易又何曾断绝”，中国沿海居民“航大海而去者，不知凡几”。国内经济总量的增长，必然要求国际市场，使明政府不得不进行融入世界的最后一次主动出击，这就是明初年郑和的七次下西洋。郑和在1405年到1433年间，先后七次从刘家港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率领240多艘海船、27400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展示了明朝强盛的国力，加强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开拓了海外贸易，并为明朝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郑和从国外带回的财物合黄金二三十万两，白银千万两，是宋元市舶司收入的十几倍。更为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开辟的中国—大西洋贸易航线，为西方国家接踵而至指引了航向。由于当时中国处于经济的顶端高位，长期处于外贸的出超地位，西方国家到中国来只是装着满船的白银来换取中国的丝茶，致使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有人统计，鸦片战争以前，从国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多达3000万吨之巨。如此巨量外国货币的流入，是颠覆中国自然经济巨大的物质力量。它使中国货币制度一变为以白银为主，所到之处无不冲击着自然经济的秩序，使人们以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的致富活动勃然兴起，改变传统的重农抑末为农商并重，使追求白银的发财致富欲望成为人们生命的直接冲动，这都为商业的勃兴和商帮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而明代初年，明政府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政策，则为商帮的产生充当了“历史助产婆”。明代初年，为了防止西北边疆鞑靼族的侵扰和防范西蕃族的离散，明政府将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明边重陕西”④，在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的西北沿长城一线设九边镇，驻守大量军队，拱卫关中以护卫京师。为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明洪武三年(1370)，针对陕西本身是边疆，输粮路近省费的优势和陕西是全国主要产粮区的实际，在陕西率先实行输粮换引的“食盐开中”政策。有数千年商业历史文化积淀的陕西人，以敏锐的眼光抓住了这一政策机遇，关中地区掀起了“疾耕积粟，以应开中”⑤的农业生产热潮。人们互相联引，共同走上了运粮换引的商业经营道路，这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帮——陕西商帮。而山西人也以商业眼光看到了“食盐开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他们为克服山西缺粮的困顿，推上手推车，到产粮的邻省山东买粮运回山西，再贩到边关换取盐引，⑥使山西商帮成为继陕西商帮后而产生的第二大商帮。在“食盐开中”100年后，明弘治五年(1492)，宰相叶淇以“开中制”政府开支太大、财政力有不逮为由，实行“花钱买引”的盐法改革，为徽商进入扬州食盐贸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徽商趁机将贩海贸易的资金转化为盐业投资，在扬州异军突起，成为继山西商帮而后产生的第三大商帮。中国的三大商帮就这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叶淇变法后，停止输粮换引，西北边商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悉撤业归，移家扬州焉”⑦。从边商转化为内商，三大商帮会合到扬州，狭路相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扬州竹枝词》中说当时扬州的情形是：“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⑧“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扬州人说话除了秦语，就是徽语，可见陕商与徽商之多，以及他们不相上下的竞争实力。
　　陕商、晋商与徽商齐聚扬州，多年来互相磨合，互相竞争，这使他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有共同的历史机遇。他们都是利用明政府的“食盐开中”政策而兴起的商帮，这便注定了他们在食盐贩运一业之内的竞争。明代前中期，是陕商占第一把交椅，被称为“秦晋大贾”。到明中叶由于徽商异军突起，利用陕晋商人在扬州不抱团，“苦于朋比无多”的市场缺陷，取代了陕商成为扬州商帮老大，陕商屈居第二，实力在晋商之上。到了明末，晋商利用清政府的支持，迅速发展，实力超过了陕商，而陕商却因“反清复明”从扬州撤资，力量削弱，成为晋商的后援，被称为“山陕商人”。
　　其次，他们有共同的经营内容。陕商从扬州兴起后，主要从事盐、布、茶、药、木、典这六大产业。而晋商亦以盐、茶、布、皮、木当作为主体产业；徽商更以盐、典、木、布为支柱产业，使陕晋徽三帮商人在除盐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业务交叉，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
　　再次，他们有共同的经营理念。陕商以周公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经营的指导思想，做生意讲究厚重质直，诚信不欺；晋商以关公的“忠义仁勇”为经营理念，做生意突出“以义制利，修身养性”；徽商以朱公的“贾儒相通”为经营坐标，做生意讲求“左儒右贾，以义博利”。三教合流，都是以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指导思想，使他们之间的竞争不得不突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创新意识，更显示流光溢彩的丰富内容。
　　①谢文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②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
　　③丁长青：《中国经济长周期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④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4，关中丛书本，第34页。
　　⑤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1124，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⑥北京三多堂集团：《晋商》，北京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⑦《两淮盐法志》卷24，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
　　⑧雷梦水：《中国竹枝词》卷4，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