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瀚海以南的广大区域，被称为大漠，那里世代居住着大量藏、蒙少数民族，满足他们的贸易需求，就成为陕晋徽三帮激烈竞争的领域。明清以来的三大商帮在这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大地上，聚散分合，争胜斗狠，卷起商业竞争的风火狼烟。
　　一 大漠孤旅
　　在明代，漠南是草原地区，那里的藏、蒙古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过着原生态的草原生活。加之自然条件恶劣，呈现出“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的一派荒凉景象。清代诗人李涣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面沙，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①漠内人烟罕至，是贸易的空置地区。
　　明初，为了防范边外少数民族侵扰中原，明政府在陕西沿长城一线设边镇拱守边防，实行“汉藏不相交接”政策。但是为了满足边外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和从他们手中换取战马，明政府于洪武四年(1371)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令将陕西紫阳茶区的茶叶贩运藏藩边地，这样陕西商人开始走上大规模西部贸易的道路。当时陕西茶叶分两路运到边地，一路经汉中运陇南的洮州，今日甘肃宕昌县的“养马城”就是当年换取战马的地方；一路经汉中运到河州，到达青海草原的边缘。这时陕西商人孤独地承担着茶叶西运的任务。对漠南的蒙地，则由政府在长城关口设“马市”与蒙地交换，“蒙汉交界开设互市11处，汉商以烟、茶、布、绸缎等上市，禁易粮食、铜、铁器；蒙古以牛、羊、绒毛、皮张等上市，禁易马匹”。②同时，为解决边防军的军马所需，明正统三年(1438)准将陕西定边盐池所产的盐斤“纳马中盐”换取延庆、平凉官民所养战马，规定“上马一匹予盐百引，次马八十引”③，这就是定边“花马池”(即以盐换取五花马)盐场的由来。在盐马交易政策体制下，大量陕北边地的商民，驮盐到伊盟草原的腹地，走上入漠交换的道路。到隆庆年间，俺答汗部归降，漠内和平，政府实行“招商中盐”，允许商人参与漠内食盐贸易，晋商和徽商闻讯而起，试图挤入这一过程。《定边县志》就有徽商在边地携资贩盐的记载。但很快由于路远费繁、本高利薄而退出了这一过程。
　　到明代中叶，余子俊抚陕，重修边墙，并允许陕西边民出长城各关口，开发边墙外50里的无人地，从而掀起了陕西人“走西口”的浪潮。大量陕北和关中商民，出长城到漠内开荒种地，设店贸易，汉蒙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最早的《走西口》是这样唱的，“常言说树挪死来人挪活，又不是哥哥一人走西口，啊亲亲，我挣上七斗八斗就朝回走”，才使得“妹妹送哥泪花花流”。
　　这说明，在明代基本上是陕西商人垄断着西部贸易，他们是大漠孤独的西行者。那时的陕北商民，赶着牛车，牵着毛驴，驮着漠内所需的百货，深入草原的腹地，在王府的旁边设立店铺，展开交换，这就是陕西历史上所说的“跑边”，那些发财致富设立商行的被称为“边商”或“边行”。当时仅神木、榆林跑边的“边商”就有20万人④，他们艰难地开辟着伊盟草原的商品经济，为封闭的草原带去了新的活力。今天伊盟草原的许多地名就是以陕西人的名字命名的，定靖边地有一个地方叫“黄台子”，就是因为有一个叫“黄台子”的陕西小伙在那里经商，设店成廛，为人们带去了方便。后来因其富有，被土匪杀害，当地人为了纪念这位陕西边商，就将此地命名为“黄台子”。⑤
　　在这些“跑边”的陕西边商中，产生了不少闻名草原的大边商，如神木的“呼掌柜”，他办的“茂生”商行在伊盟很有名；榆林的“王铁闸”在王府旁办皮货行，有土地上万亩，是闻名陕北的大边商。仅定边一个小县，就产生了“李、蔡、洪三大富户，者、佘、白、王四大家族”。尤其是定边的者家，是在草原贩盐鬻皮卖甘草发的家，他们家的银子堆得满院子都是。一次，者家从包头运回十八包金叶子，全是纯金货，不小心将一包金叶子丢失，者家当家人连夜赶到包头，找到包头土匪头目八大爷，说明情况。第二天早上，这包金叶子就被放在了者家在包头的字号门前，足见者家在伊盟草原的影响。⑥由于这些陕西边商财丰势宏，他们常常借钱给草原上的王爷，王爷以土地为偿还，使这些边商逐渐掌握了漠内大量的土地，成为草原经济实际的操纵者。
　　二 双雄争锋
　　入清代后，漠内的贸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晋商由于对清军入关坐天下有帮助，清政府将八大晋商调入北京，成为大内皇商，其实力进一步膨胀。随后，晋商在康熙西征时通过“赶大营”，为清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证，得到了朝廷的赏识，清政府便将经恰克图到俄国的茶叶贸易垄断权让与晋商，使晋商获得了经营俄国茶叶贸易的特权，从而在漠内的贸易力量有了急速的增长。晋商的著名代表太古乔家、祁县曹家都是这一时期进入草原的，尤其是乔家的“复盛公”是进入前套最早的极有影响力的字号，所以内蒙古才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清代中叶后，关内的人口激增，地不够种，清政府开始实行“放垦绥蒙”政策，陕西、山西的商民出雁门关、杀虎口以及长城各关口，开发肥沃的河套平原，掀起了“走西口”的第二次浪潮。当时仅陕西陕北和关中走西口的商民就不下200万人，使那一首苍凉的《走西口》，在毛乌素沙漠上足足吼了300多年。
　　清代以后，晋商和陕商在西北分道扬镳，各有自己的经营路线和经营领域。
　　晋商主要走北口，经营包头以东的前套地区。由于晋商主要是经朔州雁门关和张家口两个关口进入大漠的，所以晋商有“到了雁门关，前后鬼门关”的说法，就是说出了雁门关就得面对茫茫大漠，生死未卜。现在雁门关还有“雁啄麦穗”的勒石，寓意晋商像大雁一样啄着故乡的麦穗朝北飞。晋商在包头站稳脚跟后，就主要经营恰克图的对外贸易，他们将湖北羊楼峒所产茶叶在汉口压制成黑砖茶，运回太谷，然后经张家口沿草原南端进入新疆，再辗转将其运到恰克图直至中亚西亚，这便一手开辟了从湖北到恰克图的茶叶国际贸易路线。晋商在这一条贸易路线上一路凯歌，恰克图几乎是晋商的独家天下，他们将在恰克图赚的银子以及西伯利亚的皮张运回包头，加工成皮货，遍运天下，迎来了晋商发展的鼎盛时期。
　　陕商主要走西口，经营包头以西的后套地区。陕商仍然沿着丝绸之路的北官道，一路西向，经营甘、青、疆、蒙古的贸易，所以陕商有“出了戈壁滩，两眼泪不干；后面爹娘叫，前面鬼门关”的说法。在甘、凉各地经营商业的主要是陕西商人，旧时张掖城东门镶嵌的门楣就是“东向秦关”，反映了西口人们的心理归宿。那时吐鲁番的奇台县(即古城)是入疆贸易的枢纽。陕西商人主要是将湖南安化所产的茶叶，运回陕西泾阳压制成泾阳青砖茶(“青”在陕西就是“黑”的意思)，然后运至甘、青，经奇台运往新疆，所以乌鲁木齐就是陕西商人经营的大本营，连乌鲁木齐最早的称谓“红庙子”都是陕西人命名的。⑦随后他们将西北的皮张、药材运回陕西泾阳加工成“西口皮货”、“西口药材”贩运全国，也迎来了自己贸易的繁盛时代。
　　对于晋陕两帮清代在西北的贸易竞争态势，《新疆志稿·商务志》有清晰记载：“惟古城馆毅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故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⑧《新疆志稿》也记载说：“关内绸缎茶纸瓷漆竹木之器，蝓陇阪而至，车马烦顿，厘税重困，商贩恒以为累苦，不偿其劳费，是以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长途平坦，无盗贼之害”，并说当时两帮的比重是“大率自秦陇输入者十之三四，自归绥输入者居十之六七”。⑨
　　而那时徽商主要经营江南的钱庄、典当和标布的海外贸易，他们的势力也开始向西部延伸。在清代的南京夏布经营中，徽商的脚步已经进入陕南地区，陕南山区有不少徽商办的会馆，就是明证。但终因西部荒凉，经营条件艰苦，南方人视为畏途，而阻挡了他们的步伐，使徽商的脚步终清一代，都没有翻过秦岭。
　　三 鬻皮贩烟
　　明清两代晋陕两帮在西北经营的货品，除棉布外主要是鬻皮、制药和贩水烟。
　　西北的陇青和塞北高原，天宽地阔，山高水长，“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肉”⑩，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产区。其中陇青高原有天然草场18亿亩，约占全国草场面积的40%，占全国牛羊肉产量的20%、绵羊毛产量的40%和羊绒产量的25%。山陕商人将茶叶和布匹贩运到西北后，常常以皮毛为回程货，这就促使皮毛贸易在西北急剧兴起。但两帮的皮毛贸易仍然有所侧重。陕商主要经营甘青疆蒙的皮张羊毛，他们将西北的牛皮、羊皮贩回陕西，在陕西的泾阳、大荔羌白镇、礼泉百屯镇三大皮毛加工中心，加工成“二毛皮筒”、皮衣、皮摔子等“西口皮货”，贩运南北各地，号称“毛毛客”，当时在全国经营皮货的主要是陕西商人。陕商在扬州办的“戴春林”、“伍少西”皮货店，分号遍布江南各地，其店名都是由明代崇祯皇帝“御提亲笔”。而晋商主要经营新疆、蒙古的皮毛生意，他们将蒙古的皮毛运至包头，加工成皮袄、皮筒，号称“北口皮货”，在全国贩运。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反映苏州商业盛况的《盛世滋生图》中，有商标大书“专营两北两口清水皮货”的字样，就是两帮经营状态的真实写照。而清代《汉口竹枝词》中所描绘的“高低禳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11)，也是对晋陕两帮经营皮货形象的历史写真。
　　秦岭山川秀，秦地无闲草。延绵陕甘2000余里的秦岭，是中国中药材的主要产地，有秦岭和岷山两个主要产区，盛产药材，多至数十种，并以大黄、党归、甘草、木耳、枸杞为最著。其中大黄年产360万斤，以岷县为巨；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甘草年产600万斤，以武威为多；党参年产60万斤，以陕南出产著名；柴胡年产125万斤，以安康、汉中所产为盛。直到近代每年由陕西输出的药材计粗杂药995374斤，细杂药538918斤，价值常在数千万元之谱。(12)而陕西又是药王孙思邈的故乡和中药中医的发祥之地，使陕西人几千年来积累了经营中药材的丰富经验。所以，明清时期，在西北做药材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商人，其中尤以陕西韩城人和朝邑人为多，故称为“韩朝帮”，仅陕西华阴党家在各地办的药店“凝德堂”就有十几处之多。他们将秦岭所产的药材，捆绑到三原，加工成药力纯正的“西口药材”贩运到全国各大药市，成为“西口药材”的主要经营者。而在晋商中，经营“西口药材”生意的却不多见。
　　烟草，亦名“淡巴菰”，是印第安人的发现，15世纪经菲律宾传到闽广一带。明代初年山西曲沃县的商人到闽广做生意，将烟草的种植和炮制技术传入内地，陕西商人在与晋商合作中学得了此项技术。那时陕西人多戍守西北边疆，为驱逐痢瘴，多吸食烟草。而在甘肃经商的陕西商人，发现兰州五泉山周围的七县是种植水烟叶的上好之地，便在这一地区培植和推广水烟的种植技术，然后将水烟叶运回陕西泾阳，由陕西高陵的技师专门推刨成细如发丝的水烟丝，供应全国和东南亚一带，被称为“丝子客”。当年陕西渭南孝义镇赵家办的“一林丰”烟场，就占据着西北水烟的半壁江山，他家仅在上海五码头的储烟仓库就有十多个。有一年赵家少爷到上海视察业务，包舞女被土匪绑票，成为上海历史上“五大舞女绑票案”之一。而晋商则由曲沃商人经营着祖传的烟草业务，也是烟草行业的一支劲旅。烟草贸易为甘肃人民带去的福祉是巨大的。近代以来，甘肃财政收入的70%是靠烟草税收，仅兰州城拣选烟叶的人数，就占到兰州人口的1/5(13)，为经济困顿的甘肃培植了新的产业。
　　有趣的是，山陕商人在陇上的商业竞争中，各有其道，互不相让。但在建造会馆时，却颇动心思。天水的山陕会馆由两馆构成，在西大街的叫“陕省会馆”，在东大街的叫“晋省会馆”，两馆后院相连，又各以一个便门分开。两便门打开，两馆合一馆，统称为“山陕会馆”；两便门关闭，各自成馆，互不往来。充分反映了山陕商人在西北市场竞争中的分合聚散关系和微妙复杂的心态，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趣话。
　　①李焕：《甘泉道中》，转引自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②李绮云：《从马市中几种商品看明后期江南与塞北的经济联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
　　④谢再善：《伊盟的经济与政治》，《西北论衡》1942年第9卷第7期。
　　⑤萧雄：《沙原千里》，《西北论衡》1942年第9卷第2期。
　　⑥李刚：《盐马古道与定边发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⑦鲁之田：《新疆建置志》卷1，关中丛书民国23年陕西通志馆排印本，第21页。
　　⑧《新疆志稿》卷29，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排印本，第127页。
　　⑨同上。
　　⑩司马迁：《史记》卷6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11)雷梦水：《中国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2)《西北的药材业概况》，《陕行汇刊》1941年第7卷第5期。
　　(13)杨重绮：《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