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在中国属于移植产业。明代以前中国没有烟草种植和吸食的记载，明代后烟草吸食和种植才从菲律宾传入中国，因而它在中国是新兴产业。正因为这种产业准入的特点，使烟草贩运有着比较效益的部门优势，本薄利厚，陕晋徽三帮商人，都具有趋利若猛兽执鸟之发的习惯，从而注定了他们在烟草加工和贩运领域狭路相逢，展开激烈的竞争。
　　一 烟草史话
　　烟草，亦名“淡巴菰”，是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发明。15世纪后，西方商人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烟草的吸食和种植，逐渐将其传入菲律宾，当时叫“吕宋烟”。明末万历年间才自吕宋传入我国闽广，故陆耀《烟谱》云：“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入中土。”①明代有人写诗曰：“小草淡巴菰，得名益未久；出自闽峤间，近乃处处有。”烟草引进初期是作为药用，人们吸烟是为了防病治病。清初《本草逢原》载：烟草“始入闽，人吸以祛瘴，而后北方人借以辟寒”。②入清后广为种植和吸食，“今则山随海噬，男女大小，莫不吃烟”。③这是因为烟草传入后，迅速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民众的基本生活品。
　　烟草本身含有尼古丁，具有解除疲劳和镇静作用。这在手工劳动技术条件下恰巧与繁重的劳作需求相适应，包世臣《安吴四种》中说“作工之人，莫不吸烟，耕耘末几，坐田畔，开火闲片”。④而且，尼古丁又具有吸食成瘾的功能，本身有着自我扩张的市场能力，因此，传入中国后便迅速扩展开来，遍种于中国南北。最初，人们吸食烟草是用竹根凿洞吸食，有一个“竹根文化”时期，但用竹根烧久洞穿，又挖取不便。之后人们开始将烟草吸食与铜文化结合，用铜浇筑烟锅与竹枝相连，用烟锅装填旱烟叶吸食，这便是“铜制烟袋”时期，据传清代乾隆朝大学士纪晓岚有一硕大烟袋，装一袋烟可以从他家吸到朝房，被称为“纪大烟袋”。而用铜烟袋，一则携带不便，二则填装麻烦，人们又将烟草与纸相结合，用纸条卷填烟草吸食，这就是“手卷纸烟”时期，在19世纪以前基本上维持着这种吸食方式。进入20世纪后，西方机制香烟开始传入中国，1905年英美烟草公司第一次在上海外滩雇募人员向路人免费发放香烟，这种文明的吸食方式很快传播开来，《上海竹枝词》记载：“机制卷烟广及时，青年争学口衔之；沪商多学洋人款，知己相逢敬一支。”从此，吸食烟草成为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早上开门七件事，变成了“早上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烟”，⑤“款客莫输茶，客来先敬烟”成为普遍的社交方式。清末，有人写《烟奴叹》，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讥讽这种社会交往方式，其歌曰：“叹只叹，世态炎凉人薄幸，用俺时俺好似金屋藏娇为玉颜，有事托情算机关，使奴作引线，友人相见欢言，先使奴向前。人前贬奴似砒霜，如毒剑，人后又同奴纠缠，道是‘快活似神仙’。”⑥更有人写《烟草谱》赞叹这种陋习是“烟之为用，其利最薄，辟瘴祛寒之外，坐而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挥尘闲吟，算灯夜读，可以远避睡魔；醉筵醒客，夜雨蓬窗可以佐欢解饮；斗室之中，执沉耘，饮养片，而一斑管呼吸纤徐，未始为寂中一助也”⑦，从中可见人们对烟草吸食的喜好和巨大的市场需求。
　　二 曲沃烟商
　　是山西烟商将烟草种植和吸食引入北中国的，因此，山西烟商是以引进先进技术而抢先占领烟草贸易优势地位的北方烟商，而在山西烟商中居于领军地位的则是山西曲沃府的商人。早在元代，曲沃人便“重迁徙，服劳商贾”，《文献通考·民风》中载，曲沃“土狭人满，恒产不赡，每携资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瞰海滨皆有邑人”。明初山西商人多赴江南贸易，“秦晋燕同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帛者，必走浙之东也”。⑧到万历年间，曲沃商人张士英从福建将烟草种植引入山西，乾隆《新修曲沃县志》载：“烟草，草名，叶厚而味辣，种出吕宋，名淡巴菰。明万历末有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曲沃旧无此种，邑人张士英自闽中携归。明季民穷，赖此少有起色……晋人种植，今则并、代、汾、潞青盈望矣。”⑨曲沃烟草引进之后，先是自种自吸，随后因种烟有利，曲沃人开始种植烟草和加工烟叶出卖，形成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化烟草作坊。而后的近300年间，山西烟草贸易以曲沃为中心发展到整个山西乃至华北地区，在其兴盛时期，还一度发展到甘肃、新疆等地，直至走出国门，远销俄蒙。
　　曲沃烟业贸易分东、西、南、北四路，北路是主要的外销渠道。到了清代，曲沃烟草的销售逐渐形成了以曲沃为烟草生产基地，以平遥为集散中心，以“魁泰号”等烟坊生产的品牌烟为主导的生产销售网络。并形成从呼和浩特向包头、新疆，到达塔尔巴哈台的西路商；从张家口经多伦多到呼伦贝尔的关东商以及从库伦到恰克图，再经西伯利亚进入莫斯科、彼得堡的旅俄商。当时，晋中平遥是最大的烟草集散地，在全国很有势力，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仅北京销售曲沃烟草的河东烟商已达539家⑩，有“拉不完的曲沃，填不满的平遥”的说法，足以反映山西烟商的雄实景象。
　　在经营烟草过程中，许多山西商人掘得了烟草贸易的第一桶金。曲沃最早的烟坊首推郑世宽的永兴和。郑世宽，原籍翼城县枣园村，明天启年间徙居曲沃，在下坞建了三间北房，亲自刨烟，自营自销。到了清初，由于得到潞安府一个大富商人的支援，烟业越做越大，销路越来越广，发展成大名鼎鼎的大烟坊。永兴和烟坊设有大、小榨，小榨1天出烟13囤，大榨1天出40囤，1囤价值3石麦。其产品有“郑世宽”、“品生烟”、“永兴皮烟”等。与郑世宽的“永兴和”几乎同时出名的还有盖自培的“魁盛盖”，作坊在北容裕；土梦龙的“兴隆吕”，作坊在北白集；“福吕公”在曲沃城关。还有裕顺永、魁泰和、东谦亨等字号。曲沃烟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清末，由于曲沃烟草享有盛誉，贸易需求量不断增大，因而晋中的平遥、榆次、祁县的一些大商家纷纷在曲沃设立烟坊，其中有大烟坊32家，共生产200余种品牌。当时曲沃烟坊已经操纵着整个曲沃地区的经济命脉，并带动相关行业，如票号、钱铺、杂货、麻绳、席店、油店、粮行、车马店等，都围着曲沃烟坊的发展而壮大起来。到雍正年间，县内钱庄和票号发展到72家，工商户近千家。此外，不仅曲沃烟坊林立，就是平遥、祁县、汾阳、代州、太原等地的烟坊也是不胜计数，每家大烟坊在外地设立分号货栈达七八百家之多，使烟草商成为晋商的主要力量之一。(11)
　　三 同朝烟帮
　　在明清时代，将山西烟业继往开来并发展到鼎盛时期的则是陕西烟商，尤其是在陕西商帮中占主体地位的渭北同(州)朝(邑)烟帮。
　　陕西植烟很早，清代初年陕西商人在与晋商的合作中，从曲沃商人那里学得种植和炮制技术，传入陕西，试种于富平等渭北各县，使渭南、汉中在清代成为重要的烟叶产地，所产烟叶为“邓州烟”，品质最佳，颜色淡黄，被称为“黄金叶”。而这一带恰是后来在兰州垄断水烟产销“同朝商人”的故乡。后来同朝商人到甘肃经商，便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传入兰州，对此陈琼《烟草谱》中有记载，“水烟出甘肃之五泉，一名西尖，从陕中来”(12)，而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延绥镇志》中更有详细记载，烟“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往往有之……黄甫川市口比他处较盛。昔年行茶者与烟并至，每岁额课千余斤”。(13)陕西商人所以贩烟到陇甘，是因为当时边关和边贸有这种需要。沈李龙《食物本草会纂》记载说，云烟“解山岚瘴气，塞外边瘴之地，食此最宜”，《闯庵琐话》也提到“烟叶出自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14)。而由康雍年间人汪师韩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烟草专著《金丝录方》中更指出，“边卒携……烟草三四斤易一牛，秋尽，俄罗斯来互市，易缣布、烟草、姜椒、糖场诸物以去”。(15)可见，清康雍年间是陕西商人将烟草种植技术传入陇甘，遂使陕西同朝烟商成为烟草贸易在西北异军突起的一支新军，一手垄断着西北的烟草生意，特别是水烟产销生意。
　　陕商在陇甘推广水烟叶种植，完全是市场利益驱动。水烟在推广初期是高效益产品，“关外至以匹马易烟一斤”，到清中期仍是“烟草三四斤换一牛”。乾隆朝人舒拉在《兰州水烟》中指出种植水烟叶的利润是种五谷的3倍，其诗曰：“兰州水烟天下无，五泉所产尤绝殊，居民业此利三倍，耕烟绝胜耕田夫。”(16)由于种植水烟叶利大于谷，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发展很快。清后期梁章巨曾在甘肃为藩司，因烟夺民田，“屡次申兰州水烟之禁”都不能止，“询之绅士，皆以为断不能禁，而徒以扰民……一其利甚巨，利愈厚则逐末者愈多”(17)，使兰州水烟因有利可图而成为兰州地区的新兴产业而蓬勃发展起来。
　　清代兰州水烟最初植种于兰州、永登、榆中、靖边、临洮、永靖等府县，而以兰州所产为最优良，因兰州附近的土壤，最适应种植这种烟叶。“据估计，兰州及兰州附近七县市烟田约千万亩左右，每年烟叶产量在700万斤以上。”(18)陕西烟商设烟坊收购烟叶，到嘉道之际出现第一个高峰，嘉道后有“数十家厂商，雇工人数亦有数千人之多”。(19)由于刨制烟丝的推刨唯有陕西富平所产，而富平又是陕西最早植烟的地区，从而使清代在兰州经营水烟的主要是陕西同州、朝邑的商人，被称为“同朝帮”。他们“在兰州的烟行以财力富足而处垄断地位”，同朝烟商主要经营行销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青烟”，被统称为“丝子客”。
　　陕西烟商以烟叶加工起家的不乏其人。同朝两县80%以上的富户，基本上都是在兰州办烟坊发的大财。渭南孝义镇赵家，朝邑的朱家，凤翔陈村镇的冯家以及泾阳的刘、孟、姚、于四大家族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太平天国后，兰州水烟业迅速发展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这是因为光绪后，左宗棠的部队调防西北，他们以湘人为多，把兰州特产水烟带到南方赠送亲友，人们视为珍品，互相传送，使长江下游的水烟市场迅速兴起。陕西渭南孝义赵家见大利所在，急起直追，在兰州投资设立“丰盛兴”(兴记)水烟坊，收购当地小烟坊的产品，并设厂制造水烟丝，装箱运沪；另一陕商又投资开办了“丰盛源”(源记)水烟号，加上湘人办的“德隆彰”，形成兰州水烟业“三老行家”。自此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逐利趋向烟叶一途，兰州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清一色同朝人。当时兰州有烟坊80余家，每年可产水烟2万余担，合920万斤。(20)其中陕西人办的“青烟坊”，大厂如一林丰、义聚隆、祥盛和、天生德、德泰盖、协和成、福源厚、正兴泰、合顺成、兰草芳等烟坊均为大荔县人所经营；聚兴泰、德记、德性瑞、福生德等烟坊，均为朝邑人所经营。其中一林丰、协和成“资本达一百万两银子”(21)，成为水烟业中独领风骚的佼佼者。
　　由于陕帮经营的“青烟”主要销售江南地区，其运送路线多走东线，由兰州、平凉、西安、龙驹寨、老河口、汉口、苏州、南通而抵达上海。其中泾阳是兰烟赴江南的必经之路和集散中心，每年过境数量在250万公斤，(22)因此，泾阳“商贾四集，肆店连衡”，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军围攻泾阳县城，“不意城内先以水烟箱累砌木城数十丈为备”，泼水成冰，连夜筑成一座冰城，足见其经营规模之巨。(23)兰州水烟运到江南，由销烟分庄，上市销售。清末民初陕西烟帮在上海、南通、苏州设立的销烟分庄多达18家，尤以集中在上海的一林丰、协和成、德隆彩、祥永生瑞、义德厚业务最为兴隆，执江南烟业之牛耳，被称为上海“五大烟行”。渭南孝义赵家在兰州设立的烟庄“丰盛兴”，在上海分庄叫“一林丰”，销售量最高时多达5000担，资本亦由原先的3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多万两银子，成为陕西有名的“盖省财东”。(24)其当家人赵某因财丰钱广曾在上海包舞女遭绑架，被勒索现银40多万两，成为当时上海影响很大的“五大舞女绑票案”之一。
　　在清代陕西烟商除了经营兰州水烟外，还在各地经营旱烟生意。陕西的渭南、汉中是“邓州烟”的产地之一，汉中“城固偦水以北沃土腆田，尽植烟草”(25)，“民有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苗数亩”(26)，因此汉中城里的商贾十居三四是烟铺。每当秋烟上市，“南郑城固大商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江南者，船舫相连，岁糜十万金”(27)，仅他们在湖南贩烟草就“有九堂十二号。每堂出入资本岁十余万金”(28)，做的都是大生意。
　　清代在兰州经营烟坊的陕西商人们很注重把创制名特产品与创造名牌字号联系在一起。各烟场推陈出新，不断形成自己独特的名牌产品，并以烟坊字号头一字作为烟丝牌名。如一林丰有“一字青烟”，福生德有“福字青烟”，担利和有“担字青烟”，祥盛永有“祥字青烟”，凤翔生德荣则有“生字水烟”，这些水烟在全国各地销路很广，深入人心，连庚子年间慈禧西狩，慈禧和光绪皇帝因心情黯淡，吸的都是陕西青烟，在消费者中形成稳定的购买偏好，非其莫选。20世纪30年代，山西曲沃烟商见水烟利润丰厚，也想插足水烟产销，但终因无法与陕西同朝名牌水烟相抗衡，不得不仿照陕商的名牌字号借以打开销路，有的干脆将产品卖给陕商在上海的“老五行”，交由陕商去推销。(29)
　　四 徽郡烟客
　　徽州距离闽广很近，烟草种植传入徽郡的时间应该比山西和陕西更早，因此，徽商经营烟草的时间比陕、晋两帮也更早(30)，这也可以从徽州对烟草复杂的称谓中得到证明。在历史上古徽州对烟丝的称呼五花八门，烟丝名称有：土烟(祁门县)；土烟丝、瑞兰、顶皮、名烟(歙县、绩溪县、婺源县)；顶条、二条、净丝(黟县)；金兰、石兰、兰香、条丝、皮丝、玉奇(休宁县、屯溪镇)以及黄烟、旱烟、红芷、白芷、黑老虎等。特别的叫法还有如“贡丝”、“顶贡”、“二贡”、“官礼名烟”等名。据《安徽省志·烟草志》记载：休宁、黟县称其旱烟为“顶贡”、“二贡”。在屯溪、歙县、休宁、黟县等还称其为“贡丝”、“官礼名烟”等。后经过改良加工，民国时期还在这些名称前冠以“露叶顶贡”、“精制顶贡”、“改良顶贡”、“精制改良顶贡”、“露叶贡丝”等，这样更能区别烟丝的品质与等级。(31)同时，也是这些带“贡”字烟丝品名的延续，从清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名称一直都在使用。这些说明从明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徽商都是烟草经营业中一支最古老的队伍，他们在江南烟草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徽郡烟客”。
　　徽商作为最具传统文化素养的商帮，在烟草经营中十分注重名牌效应，尤其是作为徽商中心的歙县所产“汪满田烟丝”，从乾隆以来就是蜚声全国的名牌产品，并长期成为清廷专供的“贡烟”，创造了中国烟草经营史上独有的徽派文化。
　　“汪满田烟丝”成为贡品，与乾隆年间的文坛领袖纪晓岚有很大关系。当时，徽商作为全国最具势力的商帮，到处都建有会馆。北京歙县会馆不但是徽籍商人，而且也是徽籍官僚、名人云集的地方。休宁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歙县人户部尚书曹文植、军机大巨曹振镛父子及画家罗聘等人常在那里出入。而著名思想家戴震一度曾住在歙县会馆。乾隆二十年(1755)纪晓岚第一次拜见戴震就是在歙县会馆。作为一代宗儒，纪晓岚有两大嗜好，一是收藏砚台，二是抽烟。徽州是砚、烟产地。龙尾歙砚天下冠，他最喜爱的一方砚台乃戴震所赠。乾隆三十三年(1768)，纪晓岚因故被遣戍新疆乌鲁木齐，两年与他形影不离的就是这方歙砚。他曾赋诗：“龙尾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黄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纪晓岚与徽州人士往来十分频繁，他品尝的汪满田烟丝，由汪由敦提供。汪由敦虽是休宁人，但与歙县汪满田汪姓是同宗，且有亲戚关系。山里人知道汪由敦好烟，常选些上好烟丝托人捎往京城。汪由敦是雍正旧臣，乾隆年间又掌管吏部，虽是长辈，但十分爱才惜才。纪晓岚登门拜访，汪由敦拿出家乡特产，热情待之以烟茶。纪晓岚在品尝汪满田烟丝后大为赞叹，随口一句：“物华徽州草也宝。”汪由敦紧接和道：“清香一缕胸中绕。”纪晓岚又一句：“神怡心旷赛似仙。”汪由敦道：“云里雾里乐逍遥。”二人大笑。纪晓岚道：“尝遍南北，无如徽之烟草。”至此，他迷上徽州烟草，后来把自己的斋房也取名为“阅微草堂”。“微”与“徽”字形相似，发音相近。纪晓岚勤于学问，为人精明，他喜欢徽州。友人相问：“何以为草?”他释之曰：“草者，烟草也。”他嗜好烟草，“阅微革堂”虽有其他的阐释，但其中也暗喻了他对徽州烟草的偏爱。乾隆三十八年(1773)，纪晓岚出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心力消磨，更需烟力支撑。他在紫禁城内吞云吐雾，波及他的同僚，人们相继索取，后来连乾隆皇帝也知道了徽州汪满田的金黄烟丝，于是便由内务府责成地方官承办进贡。那时，“徽州贡烟”进京的数量虽则不多，但影响很大，使徽州烟草蜚声海内外。“徽州贡烟”直接刺激了徽州烟叶生产的发展，至清末，单歙县一地的烟叶产量就达3000余担。(32)
　　而且，徽州烟商很善于于细微之处发现商机。徽州地处山区，有十分丰富的木竹资源，他们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在烟具制作上独具匠心，尤其在竹旱烟杆(管)的制作上，讲究“九寸十三节”、“虎头蛇尾”。不仅是图吉祥，还科学实用，所以造就了徽州当铺有关旱烟杆的大量传说，从而推动了民间烟具工艺的发展，形成烟草文化中一种独有的徽派特色。
　　①陆耀：《烟谱》之“生产第一”，转引自杨安国《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②张璐：《本草逢原》卷2，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③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④同上。
　　⑤李刚：《论烟茶在东西方的移植及其经验教训》，《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⑥陈松峰：《烟史闻见录》，转引自杨安国《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⑦杨安国：《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⑧张翰：《松窗梦语》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⑨《山西通志》卷25《风俗物产》，光绪年间刻本，第27页。
　　⑩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11)梁四宝、张新龙：《明清时期曲沃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2)杨安国：《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3页。
　　(13)同上书，第18页。
　　(14)同上书，第17页。
　　(15)杨安国：《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16)同上书，第198页。
　　(17)姜志杰：《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版，第215页。
　　(18)同上。
　　(19)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20)《兰州风物集》，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1988年版，第175页。
　　(21)杜景渝：《兰州水烟业》，民国23年油印本，第18页。
　　(22)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县商业志》，油印本，第58页。
　　(2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24)杨重绮：《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5)《皇朝经世文编》卷36，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4页。
　　(26)卢坤：《秦疆治略》卷8，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页。
　　(2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编》第2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81页。
　　(28)《衡阳县图志》卷11，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1页。
　　(29)姜志杰：《兰州水烟业的历史概况》，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版，第228页。
　　(30)陶卫宁：《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及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3期。
　　(31)《安徽省志·烟草志》第31卷，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32)方康宁：《徽州贡烟》，《黄山日报》2006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