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经济时代，木材是重要的稀缺资源，人们吃饭、取暖、建屋都需要木材，历代经营木材都是最赚钱的行业，有谚曰：“要发财，贩木材。”明清时期是国家和民用建筑大发展时期，造成木材市场的急剧勃兴，使木材及其加工业成为繁兴的产业部门，闻利而动的陕晋徽三帮，莫不以木材业作为自己的主导产业，在建筑材料市场展开激烈竞争，使这一市场弥漫着商战的硝烟。
　　一 构木为厦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土地是中华民族存身立命的根本。从掘土穴居到构木为巢，体现了华夏民族农本主义的建筑思想。依山造屋，就地取材，木材是土地对中华民族最大的馈赠，因而中华民居多土木结构，“三间两柱，二室四户，木斫而不加丹，墙污而不加白，础阶用石，幂窗用纸”①，土木是中国建筑最主要的物质载体。同时，土木为居又体现了中华民族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建筑伦理，敷草为顶，架木为居，庐中草堂，只为遮风挡雨，不求厚物长存，追求天人合一、“天地入吾庐”的人生境界。而且，在煤炭、石油没有大规模开采和利用之前，木材又是民用炊饮取暖最基本的材料，所谓“柴米油盐”。这些都说明，木材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民用材料和稀缺资源。所以，历代经营木材及其加工都是最赚钱的行当。
　　迄至明代，除明初疆界未定、宫廷纷争的几十年外，其余200余年并无大的战事纷扰，“海内升平、天下晏然”，使中国进入一个建筑的高潮时期，有力推动了木材市场的发展。
　　首先，宫廷建筑规模庞大，明永乐皇帝迁都北平，营造皇宫，广采天下嘉木，宫廷建造对木材用量巨大。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重修乾清、坤宁二宫，仅徽商王天俊承办所需木植购木16万根，乘机夹带私木3200余根，亏空国库五六万两银子②。崇祯七年(1634)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采购木材，诏赠“御商”。加之，明代是中国县城建筑的大发展时期。秦设郡县，筑城保民，汉楚之争高祖刘邦认为郡城不利攻守，遂毁全国郡城，官民暴于荒野。到明代为敬祖归宗，设城保民，大规模地进行县域城坛建设，府县以上治所，筑城设衙，立坛设庙，规划城坊建制，使城坛建设出现高潮。明时全国1171县，清代全国1358县，县县建城，成为木材需求量激增的政治因素。
　　其次，民间建筑去陋趋华，除旧翻新，是民用建筑的大发展时期。明代成化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种异动现象，民间房屋纷纷由草房改为瓦舍，全国从缙绅到百姓莫不求田问舍，华丽藏盖。江南“国初宫室尚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化以后，富者之居高广靡丽，比之公室”。③南京“正德以前，房屋狭小……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④而且，明代后，十大商帮纵横全国，他们在各地挣得钵丰钵满，归乡后大兴土木，建造华丽庭院，徽商是“楼上加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⑤；晋商是“宫室多贪壮丽，至有屋未完而家室空者”⑥；陕商是“秦俗富室，多起大屋尚雕镂，穷工极丽”⑦，这些都增加了对木材市场的需求。
　　最后，社会建筑层出不穷，莫不华丽屋宇，是市场木材需求增加的新因素。明代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最快的时期，为加强社会统治，明王朝支助民间基层组织发展，乡村有宗族、乡约，城市有行会、会馆，它们莫不建造华丽府第，以为办公议事之地。仅广东番禺的300多个村落，每一个村落几乎都有祠堂，每一个村落中每一个姓氏又都有祠堂，而且同一姓也有几间祠堂。初步统计，番禺现存的祠堂就有490间，到明嘉靖年间，番禺民间的祠堂建筑进入繁荣时期，到处祠堂林立，牌楼高耸。而发财致富的商帮，更是在各地建造华丽无比的会馆，借以炫耀资财，铺陈本地优越文化。据统计，明清以来全国各地建造会馆2000余所，仅山陕商人建造会馆就有274所之多。⑧而且会馆莫不讲求雕梁画栋，巍峨壮观。自贡西秦会馆建造花费7万两白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建造花费8万两白银，该会馆戏台的一根横梁系从陕西秦巴山千里运来，所用琉璃瓦从山西运来，就是关公像前的一根百斤大腊也是从山西闻喜县用毛驴驮来。⑨这些都使得本来稀缺的木材资源更显得奇货可居，利市三倍。这就是为什么陕晋徽三帮均以木材作为主导产业的原因所在。
　　二 徽州木商
　　黄山产杉木，徽州多木商，这与当地山多田少、交通便捷以及民间靠山吃山、种山养山的生存习惯有必然联系。宋歙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又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⑩南宋诗人范成大记载说：“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11)徽州之木，松杉为多。民间栽杉以30年为期一伐，谓之拼山。在拼山时，徽商雇募匠作，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之时，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青弋江运至芜湖，或由新安江运至浙江建德，然后转销各地。
　　明清时期，为了扩大木材资源，习于经营木业的徽商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湘西沅江上游所产的辰杉，材质优良，销路极广，徽商溯沅江而上，深入贵州的深山老林之中。沅江入洞庭的德山镇，是湘西木材外运必经之地，徽商长年聚集在这里不下数千人。与徽州接壤的浙江、江西，是徽州木商贩木最为活跃的省份。明代浙江开化的杉木，几乎全部仰给徽商拚木。“开(化)地田少，民间惟栽杉木为生……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于徽人之拚本盈。”(12)清初成书的《醉醒石》第四回中提到：家居衢州开化县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个木商，常在衢、处等府探判木植，商贩浙西南直地方”。(13)《详刑公案》中记载徽商王恒带家丁随行十余人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拚买丁氏山林即“用价银一千五百两”。(14)浙江严州淳安、遂安两县多山，盛产木材，徽州木商亦“岁经营其间”。四川西昌所产木板和千年古木“双连”，是难得的畅销货，不少徽商入山采伐，沿金沙江漂流而下，运往南京。明末歙人许朴“西涉夜郎、邛笋之境”，甚至在深山老林中迷失道路，“偻扳崖谷，行冰雪中”，为的就是寻求木材。(15)歙人程之藩少时随其父入蜀经商，后来在建昌雅州宣慰司辖地伐木贩卖，役夫常达数百人。(16)湖南湘西山区多有苗人居住，是木材的主要产地之一，所产木材又称“苗木”。康熙《婺源县志》中说当地木商“贩木苗疆”，指的就是到湘西山区贩“苗木”。(17)不论是“贩木湖南”，还是“货木三楚”，所贩之木，皆编排放入长江，输往江南等地。所以，徽商从明代以来就是江南木商的一支劲旅，江南木材市场几乎为徽商所垄断。
　　徽商垄断江南木业，主要集中在南京、常州、苏州、上海、杭州一带。南京城西的上新河，历来是徽州木商麇集之地和著名的木商码头，“数里之间，木商辐辏”，清代仍为“木商所萃”，建有徽商会馆。每年徽州灯会，“旌帜、人物、花卉，五光十色，备极奇巧。阖城士庶往观，车马填”。(18)明中叶常州为苏南木材集散中心，徽州婺源木客在此贩运木材，最早开设的是“屠源丰”木行。据屠氏宗祠石碑载：清嘉庆五年(1800)共有司贴官牙56户，多数是屠姓所开。屠家祖辈是婺帮山客，早年为朝廷采办木材有功，领户部部贴在常州独家经营木业，可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雄霸常州木业一二百年之久。(19)苏州徽州木商主要活动在枫桥等地。据记载：康熙九年(1670)有木商9家、木牙9家，至乾隆三年(1738)已发展到木商94家，木牙5家。(20)可见徽州木商在苏州经营之兴旺。上海早在清初就“竹木行业尽系徽民，挈资侨寓，思觅绳头，冒险涉远，备尝辛苦，始得到埠”。杭州是徽商贩运新安江木材中心，钱塘江闸口是木材集散地。乾隆间，徽州婺源木商江扬言在杭州候潮门外创建徽商木业公所。其子来喜，为购自闸，在秋涛宫间贮木之场地3690亩，曾与当地人涉讼公庭，当时官府不敢得罪人众财雄的徽州木商，将这数千亩沿江之地判归木商所用。(21)这都显示了徽州木商群体垄断江南木业的强大实力。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顿成巨富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大发横财。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上下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据载，明代时婺源木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割创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22)又如，明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2400多亩，每年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23)
　　由于经营木材利润巨大，各帮莫不视为利薮，竞相争夺，致使徽商经营木材的过程充满腥风血雨。汉口九州通衢，是长江木材和汉江木材的集散之地。清初占据木材交易主导地位的是湖南商帮。湖南商人早在明代，就通过湘、资、沅、澧四水将木材运至汉阳鹦鹉洲，聚集于鹦鹉洲的湖南商人最多时达数万人，形成“五府十八帮”庞大的商帮群落。清嘉庆年间经汉阳县衙公断，上至朝关，下到洗马沟地段，永为湖南竹木码头，每年的木材贸易额以百万计。随后湖南帮又将势力扩展到汉口，清嘉庆初年，湖南宝庆府船帮在长江和汉水交汇处创建了本帮专用码头——宝庆码头。这都极大阻挠了徽州木商在长江流域的贸易活动。宝庆码头建成不久，由于无人看守，徽帮乘机占据了宝庆码头，并禁止宝庆帮商船靠岸，由此而引起了两帮的争斗。宝庆帮在曾国荃、刘长裕等人的支持下，于咸丰六年(1856)，纠集湖南帮船民与徽州木商展开搏斗，最终战胜了徽帮，演绎了木材交易史上血腥的一幕。(24)
　　三 陕西木厢
　　人们也许并不曾想到，陕西商人是清代在木材贸易领域异军突起的一支木商新军，他们的出现使清代木材市场刮起了一股强烈的“西北风”。
　　陕西的秦巴山区，富有浓郁的森林植被，是祖国西部的主要林区。自东汉历代政府惧怕农民啸聚山林而采取禁革山场政策，使秦巴老林直到清初还保持着“遍山皆是海，无处不生林”的原生状态，满山生长着云杉、冷杉、铁杉、落叶松、油松、柏类、桦类、杨类等用材林木，被称为“陆海”。进入清代后，由于沿海居民内迁和山外人口激增，无田可耕，推动着清政府实行“放垦秦巴”的招徕垦殖政策，使秦巴老林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这便为陕西木商在清代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还在康熙年间，陕川总督鄂海就在秦巴山各边邑招募客民，开荒种山，到乾隆五年(1740)又准许放垦商州，特许“有民人现在割漆砍竹及采取构皮木耳等项听民自便”(25)，使秦巴老林进入初步开发。到嘉庆四年(1799)更进一步实行“放垦秦巴”的加快开发政策，该年上谕“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建盖庐舍之用”(26)，使秦巴山区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各地商民纷纷挟资入山开矿砍木作厂，因老林丛密，林产极多，故首推木厂为重。
　　而清代大量“棚民”入山垦殖，则为陕西林业急剧勃兴准备了劳动力条件。秦巴老林在明代禁草山场政策下“山内地方辽阔，居民稀少”。入清后，清政府在沿海实行“迁海”，使沿海居民内缩，加之山外人多地少，鄂皖楚豫各省人民纷纷入秦巴山区垦殖谋生，形成“湖广填陕西”的移民潮。他们“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崖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一统谓之棚民”(27)，使山内人口激增，山内“土著十之一，吴皖楚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十之三”。(28)他们除开荒外，入木厂“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教者亦数十人”(29)，这便为清代陕西林业的兴起准备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
　　清代陕西山外各县商业资本的积累和为致富欲鼓动的投资热情为陕西林业的兴起准备了资金存量。因为自明代以来，关中渭北、关西凤岐各县多有商人外出经商逐利，手中积淀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资本，当清廷开放老林“募商开厂”时，他们很自然地将手中的资本转化为林业投资，形成陕西木商的市场新军。典型如周至县周之正“年少，家贫，每饼自给，人呼为‘周家饼’，争市之，数年积有余资，入山采木，获利倍数”(30)；渭南阳郭镇的九龙贺家“在眉县黑水峪有他家的林场，每年由黑河放下木材，好的自用多余的出售”。(31)这些陕西商人，“来山中采买大木，就地立厂，号曰木厢”(32)，这就是陕西“木厢”的兴起。
　　在清代除了秦巴山区开发外，与秦巴首尾相连的陇山、祁连以及梁山、黄龙均为林业发展之区。清代在陇山、祁连山区经营林业的主要还是陕西商人。因为陇县固关等处历来有经营木材加工的传统，“解锯术植，做驮鞍农具木盂木棒之类，名为山货，贩卖甚伙，山民多借以为生”(33)，而清代在祁连山区经营林木伐采的又以陕西富平商人为多。如富平商人在兰州开设的福兴、祥泰木厂是兰州最大的木厂，他们在祁连山包了两座山，将林木由黄河运来兰州，供应兰州的全部木材之需。兰州城外的湖滩就是最大的木材市场，“木客松杉积万株”(34)；而在岷州经营木材的仍以陕商为主，他们“入山购买，自桃泯临洮达宝鸡咸阳者，有自岷州短贩至新寺镇者，有自新寺镇收买转贩至临洮、宝鸡、咸阳者”。(35)
　　在清代许多陕西商人因经营木材而发财致富。安康马光显“乾隆十五年由楚入陕，随山伐木，筑室于白河南乡南岔沟”，不二十年，家累千金，富至巨万。(36)祝方厚由“宿迁郧西，遂家焉……善治生产，贸迁有无，辄获倍利。乡自称贷者无虚日，置产连阡陌，佃户数百家”。(37)咸阳王质庵“贩木陇右诸山中，不数年，家日富”。(38)而汉口的陕西木商刘自强更是当地知名的富商大贾。
　　在清代林业采伐是耗资巨大的经营，一般木商多采取设木店募工匠的采、运、销一体化经营方式。设厂伐木须先“租山”，土著风气不开，租山往往采取“手指脚踏”的粗放方式，“往往有数两契价买地数里十数里者”(39)，“但给地主数贯，亦可种数沟数岭”。(40)租山后，木商就地立厂，设厢雇工采伐，“木厂为大木厂，分圆木、仿板、猴材、器具各项，而圆木为大圆木、猴材必近水次为便，器具则虽不近水次，美材所产，工匠可就造作贩卖”。(41)由于当时林木采伐系多用人力，内部又分工细密，一般木厂的雇工规模都很大，“一厂恒多数百人，少亦数十人”，加之水陆挽运之人“不下三五千人”，若再算上小负贩往来其间者“常川一二万人”。(42)由于用工巨大，木厂内部有细密的管理组织，“开厂出资本商人住西安周至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经营包揽承凭字据曰书办，水运揽工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43)，他们的职能是“商人厚资本，坐筹操奇赢；当家司会计，领岸度工程；书办记簿记，包头伙弟兄”。(44)这套用工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充分说明清代陕西的木材加工业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它是中国清代秦巴山区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代表。
　　山内圆木、仿板、猴材于涨水之际从山内挽出后，多于各山口堆栈停放。分为东西两路，西安以东各山所出为东路，西出则为西路。两路出木材山口当时就有120余处，著名如黑水峪、殿子头、斜谷、田谷、科谷、库峪、大峪等，形成沿秦岭峪口呈环形排列的木材市场。各木商多派人驻各山口收买木料，如周至黄巢谷每年木植出山之日“木商山客互相交易，不下数万人，其为利亦不下数万两”。(45)斜谷山口的眉县齐家寨“有大小板店十多家，由于木材货源稳定，利润丰厚”。(46)户县涝峪的太平峪当地居民不过20户，而经营木材的业户就有17户。(47)这些出山材木，由木商车骡驮运“近至西同，远及晋豫”。(48)至于山内沿汉江、嘉陵江各木场“厂客所伐者，均令刻字作号，汉则下至兴安、郧阳，江则下至广元、成都”(49)，然后入长江供应江南各地，现在江南各地的一些老房屋横梁上还刻有“某某年陕省秦巴运至”的字样。
　　清代陕西木厢繁盛数百年，终极原因皆因利润丰厚。由于木材需求广大，市场稳定，圆木、仿板、猴材“砍伐积之深谷，待大水之年而后漂流泛出，则其利十倍”，“大约十停木料，漂失二三，得七八停，到市集则获利不赀”(50)，因此各地木商莫不俱获厚利，带动秦巴山区经济发展。时任陕西巡抚的严如煜说：“本省视为荒山，外省转为乐土”(51)，“老林绵亘千里……树木铁炭，类借此远行。瘠苦之区，渐可饶利”(52)，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开发景象。
　　四 山西木商
　　古代的木制车轮是山西商人的图腾。这些山西商人制作的木制车轮，乘载着晋商走向戈壁大漠，走向库伦，走向巴尔塔什台，走向中亚西亚，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山西木商的足迹。
　　其实，晋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山西木商。隋朝末年，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由于得到晋阳大木材商武则天之父武士貜的财力资助，才得以高举反隋兴唐的旗帜。自那以后，木材始终是晋商的传统经营项目。迄至明清，尽管木商在晋商中不如盐业、茶叶、典当、票号商那么显赫，但依然是晋商的主营产业之一，许多晋商依然是在经营木材贸易中发财致富。
　　嘉靖年间北直隶真定府官员将采伐皇木之事转给山西巨商采办，所采木材为30余万方，许多山西商人因此而顿成巨富。入清后，作为清代“八大皇商”之一的介休范家就是从经营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中发家致富，成为清代的“海内巨富”。晋北古镇庄磨镇的王家，也是著名木材商人。“因为我的祖上就是显赫当地的大商人，经营木材、木器，我家就有一顶清代红顶官帽。我小时候，我妈冬天生炉子，点火用的全是祖上留下来的账本。我从爷爷和邻居那里听到过很多民间商人的故事，惊异古人的智慧就是他们留下的各种木制工具，如风匣、扇车、摇耧、门窗、古建等。”(53)今天王家的后人这样回忆说。
　　在山西木商中，最有代表性的还算是山西太平县尉家。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租地开店的土财主。雍乾时期，尉家起家人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术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成为山西的著名富商巨户。在山西木商中，流传着这样的经营故事。
　　民国二十一年，在天津担任山西旅津同乡会会长的蔚官年，要在汾阳老家东社村修建一座跟“山西会馆”一样的豪宅，可是对木工师傅的要求十分苛刻，木悬雕技艺必须盖过天津的“山西会馆”，一时间，还真没人敢接这活儿了。
　　于是有人想起了冀村的“永和昌”。那可是一家百年老字号，方圆百里，只要是提起“永和昌”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永和昌”以诚信为本，不仅木工技艺精湛，而且雕刻技艺也炉火纯青。
　　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永和昌”将蔚家的活计揽下后，先是派四少王玉珠去天津临摹写生，然后再回来精雕细刻，传统的博古器具，梅菊佛手，凤戏牡丹，在他们手中无一不是精品。他们还在天津木悬雕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大胆创新，采用了难度最高的镂空雕，雕刻了“五子登科”葫芦藤，“松鼠闹葡萄”，“牛郎织女天河配”，“八仙贺寿”，一幅幅木悬雕气势恢宏，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有惟妙惟肖的祥兽，还有活灵活现的奇花异果，令人心驰神往，目不暇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木悬雕上布满了银针，针尖朝外，银光闪闪，为的是防止鸟儿们来落。可见“永和昌”的匠心独运。
　　“永和昌”老板王师傅是平遥人。据说王家刚来冀村做买卖时，因为只加工家具寿材，生意并不怎么样。在“永和昌”的对面是冀村巡检署，村里人称“衙门”的地方。旁边的一座小庙，供奉着本方土地，也叫“土地堂”。有一年，王掌柜去“土地堂”烧香，乞灵神仙保佑。时隔不久，赶上木材奇缺，眼看着店里头再无存货，王家人上下心急如焚。有天晚上，夜半时分，突然有人敲门，开门看时，原来是有人送货来了。伙计们仔细看时，发现木料上还有油漆写的字某年某月“永和昌”的字样。这一年恰逢灾荒，村里死了不少人，都是些穷苦人家，于是“永和昌”免费提供寿材，并帮助料理后事，一时间成为冀村一带的美谈。(54)
　　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②陈眉公：《冬官记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③《江阴县志》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⑤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⑥《翼城县志》卷1，明嘉靖年间刻本，第7页。
　　⑦《渭南县志》卷4，乾隆四十一年刻本，第14页。
　　⑧《全国山陕会馆统计表》，载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243页。
　　⑨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97页。
　　⑩罗愿：《新安志》卷4，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7页。
　　(11)范成大：《骖鸾录》卷1，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页。
　　(12)《开化县志》卷4，崇祯三年刻本，第32页。
　　(13)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回“秉松筠烈女流芳，图丽质痴儿受祸”。
　　(14)《详刑公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15)歙县人民政府网：《古徽商的发展史》(http//www shshx.gov.co)。
　　(16)袁源：《明代家具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章，第175页。
　　(17)康熙《婺源县志》卷2《风俗》，康熙三十三年刻本，第14页。
　　(18)姚鹤年：《明代徽商垄断江南木业》，《上海地方志》1996年第6期。
　　(19)姚鹤年：《明代徽商垄断江南木业》，《上海地方志》1996年第6期。
　　(20)同上。
　　(21)同上。
　　(22)陈眉公：《冬官记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3)张海鹏：《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24)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页。
　　(25)仇继恒：《汉江贸易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4页。
　　(26)《清高宗实录》卷104，中华书局1985年版。
　　(2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8页。
　　(28)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1页。
　　(29)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9页。
　　(30)路德：《圣桦馆文集》卷5，关中丛书本，第13页。
　　(31)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窗户》，载《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第148页。
　　(32)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8页。
　　(33)《陇县续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55页。
　　(34)《狄道州志》卷4，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1页。
　　(35)《直隶秦州新志》卷2《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7页。
　　(36)张沛：《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37)同上书，第171页。
　　(38)何栋如：《何公太仆集》卷14，关中丛书刻本，第11页。
　　(39)《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本，第4页。
　　(40)严如煜：《规划秦巴棚民论》，载《皇朝经世文编》卷81，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1108页。
　　(41)严如煜：《三省边防论》，载《皇朝经世文编》卷82，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1127页。
　　(42)《留坝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本，第57页。
　　(43)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载《皇朝经世文编》卷82，中华二局1969年版，第82页。
　　(44)同上。
　　(45)《周至县志》卷10，乾隆十四年刻本，第17页。
　　(46)韦明唤：《出山码头齐家寨》，载《眉县文史资料》第3辑，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版，第117页。
　　(47)《户县文史资料》第3辑，第45页。
　　(48)《周至县志》卷10，乾隆十四年刻本，第23页。
　　(49)同上
　　(5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载《皇朝经世文编》巷82，中华书局1969年版，第82页。
　　(51)《宁陕乡土志》，燕京大学图书馆本，第4页。
　　(52)《岐山县志》卷2《物产》，乾隆四十四年刻本，第17页。
　　(53)百度贴吧·山西吧：《关于晋商的看法》(site tieba.baidu.com)。
　　(54)《故事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永和畅木匠铺与花儿会》，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