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业之王
　　“七十二行，银钱为王”，在商品经济下，银钱业(近代称金融业)是“百业之王”。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最终要体现在利益上。而在商品经济下“货币是财富存在的社会形式”，占有货币就是占有财富，因而经营银钱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也是生利最快的行业。这不仅在于货币是流通手段，“转快利钱多”，还在于货币也是生息资本，“钱不停留利自生”。因此，陕晋徽三帮莫不以经营银钱业为首选，在明清之际他们三分天下，各霸一方，多财善贾，纵横捭阖，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财富神话。
　　同时，货币又是一般等价物，具有汇通天下的效能。因此，一地银钱业的发展程度，又是一地经济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明清地域性商帮纵横天下的条件下，银钱业又是商帮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表达形式。明代嘉靖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衡量天下富豪的标准就是“50万两”，类似今天的“富豪榜”。他认为天下寓豪，家资50万两以上为头等，全国17家，其中除王公贵族外，晋商3家，徽商2家。①
　　货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地人们之货币理念及其银钱业经营方式，常常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一地人们的货币心态和价值追求。明人宋应星说明代银钱业的地域格局是“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②因此，银钱业的经营形态也带有三方文化深深的烙印。
　　明清时期徽商主要在江南办典当、钱庄，他们操纵着中国经济最富饶地区的货币流通，“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③在徽商所经营的行业中，最拿手的还是典当、钱庄，明清的银钱业中有“无典不徽”的说法。清代有人指出：“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④由于徽州多唐宋旧族，徽商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徽州方言中称富人为朝奉，故一般将钱庄的老板称为“朝奉”。徽州人自称“朝奉”其事缘起与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封”有关。据说当年，赵匡胤拥兵南下，平定歙州(徽州)时，徽州人箪食壶浆，夹道相迎，场面十分热烈。赵匡胤见了很受感动，就停车对大家说：“多谢汝等朝奉!”意思是说，多谢你们的朝拜与礼物奉献。但徽州人以为皇帝圣旨亲口封他们为“朝奉”。于是一个个喜不自禁，纷纷以“朝奉大夫”自居。苏、浙、皖一带也用此来称呼当铺的管事人。《儒林外史》第五二回：院子上而三间厅房，安着柜台，几个朝奉在里面做生意。陈正公问道：“这可是毛二爷的当铺?”⑤“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义，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朝奉”这个称谓就典型表现了徽商做生意的形象。
　　晋商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华北地区和北京做典当、账局、票号生意，他们几乎垄断了北京的银钱业，最盛时有谓“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说法。山西人办典当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山西人的当铺、钱铺一般称投资人为“相与”。“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和合伙人；而把经理人、业董者称为“当家”，意即“当家之人”、“主事之人”，如《乔家大院》“院子里住着当家人”。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就说，山西旧社会的当铺经理称为“当家的”。⑥
　　陕商主要在西北办典当，他们基本上垄断了西北和四川的银钱业。有人记载清代兰州的“钱庄药业，秦人居多”。清代四川有句民谣“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就形象地描述了陕西商人在四川开当铺的情况。陕西商人办典当、钱店、银楼，一般称投资人为“财东”，这是从“东西制”下东家是出资人演变而来；称经理人为“掌柜”。“掌柜”为陕西方言。唐代时，有人在长安城中办“柜坊”的新型货币流通机构，为人保管钱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将钥匙挂在腰间，称“掌柜”。也有认为是明清陕西商人们到各地做生意，携带大量银两，为安全起见，特制巨型板柜，里边放银两，柜面为床铺，晚上就睡在银柜上，这些人被称为“掌柜”。⑦
　　就是这些“朝奉”、“当家”和“掌柜”们，在中国明清金融史上演绎了风起云涌的历史活剧。
　　二 老陕当商
　　陕西典当起源很早。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陕西终南山是佛教圣地，有不少寺院开“长生铺”放贷生息，有记载“梁甄彬尚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⑧到唐代典当更成富人敛财的主要手段，连官府也开“官当”，唐长安城里不少衙门就以“公廨钱”为本，放账生息。宋元后，私人典当更是遍地开花，有典、当、质、押、按各种名色。迄至明代，陕西泾阳、三原成为西部商务中心，每年“走镖之期”从西北各省流回陕西的银两两三千万两，要在泾阳、三原总号汇总分解各地分号⑨，为避免“失镖”的损失，陕西商人沿商路和驿路遍设分店、分庄，使押运银两的驼队不住别家店，商路上经营异地汇兑的钱店和经营同地借贷的典当，所在多有。加之，陕西是西北政治经济中心，帝国的西北财税要在陕西转输，清代乾隆以来的屡次西北用兵，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余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疆的协饷就有291万两，使陕西“市面上光耀夺目之白镪，犹充斥皆是”。⑩这些使得泾阳、三原成为西部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有百川通、天成享、协同庆、日升昌、大运通、大德恒、蔚丰学八大票号主要负责钱引汇划业务”，清初时有当铺37座，到乾隆年间有69座，(11)保持着“刻有现款百万，便可立致裕如”(12)的活跃局面，简直成了全省的钱库，所以时人才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的说法。到嘉庆年间，陕西仅当铺就有1293家，收当税6465两，而陕西全省地税才642两(13)，足见银钱业之盛。
　　到清初，随着“陕西填四川”的移民潮和陕商从扬州撤资入川，陕商典当业向四川扩展。有记载说：“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为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14)使陕西商人经营的典当、钱店成为“四川握社会金融之特权及放高利贷唯一系统”。由于陕西帮经营的典当、票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经营策略，人们多到陕西帮字号赎借，“昼夜拥挤，至地方公私款项亦多交当生息”。(15)自贡八店街的八家陕西钱庄字号在雍正乾隆年间已经掌握了自流井的金融调剂权，“流通现金立可集十万两”。(16)陕西钱商在四川办典当，利润丰厚，年年都有盈利，“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17)，所以四川才流传着“要发财，找老陕”的说法，使陕商迅速发展到鼎盛时期。
　　当年在四川办典当、钱店的陕商都是些富户大族，他们常常被称为“盖省财东”。渭南孝义镇赵、严、柳、詹“四大家族”都是在四川办典当发的财，赵家在成都有钱铺10余处，柳家仅在成都办的典当就有48家，当时渭南有句民谣：“你钱多，多不过姓柳的。”赵家一次从四川运回银子，挑银的担子就排了八里长。由于孝义镇有钱人太多了，当时关中流传的一句俗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18)渭北的“三大富户”焦、常、曹，也是在四川办典当发财致富。他们最先都是在岐山马家在四川金堂县办的字号“金盏”银号当伙计、掌柜，后来独立出来，自成体系，赚钱发财，成为渭河北岸有名的富裕人家。慈禧西狩时焦家捐银3000两、常家捐银5000两、曹家捐银5000两，都被封为“资政大夫”，起“大夫第”。还有韩城县的吴大鹏，在兰州开“天福公”钱庄，是同业中的大户，“一次分红就是5000两白银”。(19)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渭南西塬上贺家洼贺家，贺家在西北各州府县办典当300余家，还有72家钱庄。按照清政府《典当条例》，办一家典当的原始投资不能低于5万两白银，贺家仅典当资本就不少于1500万两，还不算钱庄的投资，足见其富厚程度。光绪年间，陕西巡抚徐忻找到贺家当家人贺士英，要求他们照顾年关将至的穷人，将当息由三分减低为二分，贺士英慷慨应允。第二天贺家当铺遍贴招贴将当息减为二分，其他当铺纷纷效法，贺家一句话可以影响全省金融利率，所以，清末关中流传着一句话：“贺家减当为穷人。”(20)
　　这些办典当的陕西钱商，在全国各地赚了大把的银子，车载马驮运回陕西，有相当部分转化为窖藏银两，明清时期陕西渭北的富商大户家家都有银窖。1867年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多隆多部一次从大荔八女井李家挖走的银两就达1000万两。还有著名钱商温记泰，在四川办盐井、典当发家，在家乡置买土地1万亩。温记泰母亲不高兴，认为有地没钱不风光。温记泰将母亲引至他家的一个银窖前，告诉母亲，这个银窖藏银1000万两，并说像这样的银窖他家有10个。温记泰母亲听后，高兴得笑死在银窖前。(21)陕甘回民起义期间，起义军包围了孝义镇，城中木石扔砸净尽，赵家当家人赵渭南大吼一声：“快把银锭搬出来，朝外砸。”五十两为一锭的银锭，在孝义镇外扔了白花花一片，才阻止了起义军的进攻。(22)后来，起义军又包围了西安的六村堡，镇内砖石扔完，用热米汤浇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搬出银锭朝外扔，才保住了村堡。(23)
　　所以，陕西当商是明清中国银钱业的一支劲旅，他们以其刚毅果敢的经营精神，在西部银钱业中书写下了历史的辉煌。
　　三 无典不徽
　　在旧中国，尽管典当都是抵押放贷，但两者的业务有所区别。典，是大型放贷，以不动产为抵押，贷款量大，回赎期限长，且柜台呈一字形，是针对有钱人的借贷关系；当，是小型放贷，以动产为抵押，贷款量小，回赎期限短，柜台呈曲尺形，是针对穷人的借贷关系。如果说明清以来陕西商人主要是经营当铺的话，经营典铺的则主要是徽商，故明清中国商界有“无典不徽”的说法。
　　徽商是明清经营典当的主力军。典当是徽商“四大产业”之首，徽州人经营典当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拟的。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四者为大宗……质铺几遍郡国。”(24)此语非虚，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经营的当铺遍及大江南北，《明神宗实录》记载“徽商开当，遍于江北”。(25)在江南地区“质库拥资孳息，大半徽商”(26)；仅江南的嘉兴“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农田为拙业，每以质库居积自润”(27)，形成“无徽不成市”的局面。
　　徽商经营典当的特点之一是以经营大型的典铺为主。如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商吴某，“家有十典，江北之寓未有其右者”，号称“吴志典”。清代徽人汪巳山，其家侨寓清江浦200余年，“家富百万，列典肆，俗称江家大门”。(28)明末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一带经营典业，“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前后增置典铺上百所。清代歙商许某，累世经营典业，资本多达数百万，家有“资物之肆四十余所”，布列于江浙各地，各典肆的“管事”以及“厮役扈养”共计不下2000人。(29)《明季北略》也说，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30)江苏江阴县的徽商程壁，广有资财，“开张典铺十八处”。小说《豆棚闲话》中的那个徽州典商汪彦家，不仅有数十万的资本，而且“大小伙计都有百十余人”。(31)
　　徽商经营典当的另一个特点是累世业典、扎堆经营。徽商经营典当是家传产业，世代经营。如安徽商山吴氏“家多素封，所殖业，皆以典质权子母……自其先远祖起家，至今源远流长，几乎殆十世矣”。(32)清江浦的徽商汪家经营典肆200余年，也是“典当世家”。(33)而徽商家族宗法性强的原因，又使徽商在典当业的经营中聚族而居，扎堆经营。入清代后，徽商资金大量从扬州向苏州转移，苏州成为徽商典当业的大本营。由于徽商聚居苏州，使徽州的风俗对苏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时新安人王友亮所撰之《上新河竹枝词》有云：“茅檐虽小惯藏春，底事蛾眉小耐贫。一掷黄金轻远去，小苏州半数徽人。”又云“上元佳节兴堪乘，酒价还随烛价增。准备缠头休浪与，居人相约待徽灯”(徽人每年四月举行天都会，会上精巧的徽州灯争奇斗艳，官绅百姓无不争往观赏，热闹非凡)。由于产业密集，使徽商常常可以取得经营上的区位优势。《金陵琐事剩录》记载，南京“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34)当地人都不喜福建帮，而谓徽商薄取其息，结缘穷黎，其实，徽商取得的是总体经营效益。
　　由于徽商在银钱业的实力强盛，他帮无法与之相比，遂使“徽语”成为银钱业的行业用语，也叫“隐语”。典当业的隐语，是根据徽州方言结合当地语音产生的。在北京，当铺中报价用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起来是“幺、按、搜、臊、歪、料、俏、笨、缴、勺”，“吃饭”是“抄付”，“没有”是“妙以”，“老太太”是“勒特特”，“小媳妇儿”是“洗玄分儿”。东北的典当也用的是“徽语”，只不过稍微加进一点东北口音，如从一到十的数字就是“摇、按、瘦、扫、尾、料、敲、奔、角、勺。”由此可见徽州人在典当业中的势力之大。(35)
　　尽管徽商在明清中国商界执银钱业牛耳，并以经营稳健持重而著称。但他们却能在关乎民族大义的重大问题上挺身而起，“便是柔弱涧中水，遇见不平也高声”，进行拼死抗争，这就是徽商著名代表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洋商进行的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胡雪岩经营阜康钱庄起家，在帮助左宗棠西征中声名鹊起，穿红马褂，戴红顶子。经商成功给了他十足的自信，他不愿看到外商长期霸占中国生丝出口市场，便动员国内丝商要求以美国为首的洋商提高收购价格。他带头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囤积生丝14000余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2/3。他的目的是“邀人集资同买，则夷人必服”。但是，美商动员西方商人拒收中国生丝。竞争呈胶着状态。凭借阜康钱庄和当铺，胡雪岩认为有足够的力量跟洋商斗法，所以，他在生丝价格上涨后，不仅不抛，而是继续囤积。可是他没有想到，中国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在国际市场被美国控制的时候，中国生丝无法出口。最终，胡雪岩囤积的生丝不能变现，直接导致资金周转不灵。1883年夏，胡雪岩被迫贱卖生丝，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接着胡庆馀堂易主，疯狂的提款和资金断裂，导致胡雪岩设在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全部相继倒闭，宣告破产。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生丝“华洋之争”以胡雪岩的破产和病逝而告结束。从此，徽商典当业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36)
　　四 山西票号
　　在中国明清金融史上，山西商人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们垄断经营北中国的典当业，而在于他们以技术创新突破了中国银钱业长期异地汇兑困难的瓶颈，以“票号”的创新组织形式，开创了中国金融业“汇通天下”的新局面。
　　在票号出现以前，中国银钱业无论是典当、钱庄，还是账局、银楼，都停留在同地汇兑的阶段，都是同地或同业熟人之间提供的信用。虽然明代已经出现了“当票”、“会票”，也只是在同地熟人之间流通，在同地典当字号兑现，不能异地流通。异地之间的金融汇划还只能靠运现来解决。而异地现银流转，一方面时常面临“失镖”的风险，人财两空；另一方面增加金融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阻碍了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流通，不能适应明清以来中国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
　　困难是和困难解决的条件一同产生的。在清代解决中国金融异地流通的困难，实现货币真正“汇通天下”的理想，历史地落在了晋商身上。
　　晋商有长期经营典当的丰富经验。晋商在与陕商利用“开中制”一道走上大规模经商道路后，开办典当就成为晋商的一项重要业务。据统计，清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典当20000余家，仅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共有当铺18075家，山西人开的有5715家，占31.6%，(37)在北中国遥遥领先。李燧《晋游日记》称清代开设当铺的商人“江以南皆徽人，江北皆晋人”，就是说北京地区开当铺放账收利都为山西商人垄断，史称“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38)
　　清代道光年间，山西平遥李家办“西裕成铜碌作坊”制作染料，并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尤其是北京“西裕成”分庄，因李家善结人缘，在北京平遥商人中很有影响，是山西商人常去落脚的地方。一些平遥商人就委托西裕成将银两转捎家乡，并支付一定的好处费。由于业务量很大，雷履泰见有利可图，就让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裕成”，“西裕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裕成”总号，让汇款人持“西裕成”的汇票，在平遥领取现金。为了防止出现假冒汇票和保密，雷履泰在技术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如利用明清已经出现在商人之间有限流通的“会票”形式，并发展了山西阳曲人傅山创造的当铺特用的书写谱录和创造了当票特有的防伪标志和技术，使“当票”在完成汇划业务上技术日臻完备，这就开了中国异地汇兑的先河。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雷履泰发现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将“西裕成”改为“日升昌”票号，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时间在1828年，即道光八年。有趣的是，“日升昌”票号的东家平遥达蒲村李家，祖籍是陕西汉中人，元代随其祖上在平遥为官，迁徙到平遥，落脚在达蒲村。这不能说不是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历史联系的一段佳话。(39)
　　雷履泰通过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所创立的“日升昌”票号，将中国银钱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晋商开辟了一条急速致富的道路。日升昌在北京和各地开设的14个分号，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就获利银583762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仿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
　　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时的10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到光绪年间就发展到了30家，达到巅峰时期。在票号汇兑网点发展、汇兑通天下的情况下，票号汇兑明显增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的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204两，平均每家达230180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蔚长厚汉口分号收支汇兑银3385260两。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盈利相当可观。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资本银1万两，当年盈利24700两，每股分红850两，以十年为一账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账期资本积累达22万两，获利银743000两，每股分红银17000两。又如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资本银32000两，当年盈利银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资本银增为64000两，当年盈利银51948两。(40)票号的迅速发展，使山西平遥、太谷成为继陕西泾阳、三原在陕甘回民起义打击下毁灭后，北中国的又一新的金融中心。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切断了江南财政转输道路，清政府只得依靠山西票号传送财税收入，一些地方的财政藩库收入亦存票号取息，山西票号几乎成了大清帝国的“半个财政部”。
　　山西票商近一个世纪的多财善贾，并没有造成他们永久性的辉煌。进入20世纪后，当西方银行大举进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金融制度时，晋商中的有识之士如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就大声疾呼票号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改组成银行体制。但平遥总号的财东们因循守旧，嫉贤妒能，认为李宏龄是惑众篡权，狼子野心，“筹办银行之议，烟消云散矣”，晋商错过了一次躲过历史厄运的绝好机会。不久清政府“大清银行”设立，夺取了山西票号的一半业务。紧接着“辛亥革命”，清政府作鸟兽散，以政府部门和官员为放贷对象的票号，借款无追，还款乏银，在内外交困中纷纷倒闭，一夜之间烟消云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思想创新和技术创新带来山西票号一世辉煌，是晋商最可津津乐道的历史功勋。而思想僵化、不思改革的惨败，又是晋商票号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教训。个中兴勃亡忽、酸甜苦辣是中国明清金融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
　　①王世贞：《国朝丛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②宋应星：《野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③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6页。
　　④李燧：《晋游日记》卷3，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⑤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⑥张正明：《话说晋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⑦李刚：《陕西掌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曲彦斌：《中国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⑨刘迈：《西安围城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⑩谢尧钟：《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11)胡柏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运销情况》，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71页。
　　(12)谢尧钟：《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1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6，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第5—6页。
　　(14)张肖梅：《四川经济调查》，载《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第4章，第275页。
　　(15)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载《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第448—449页。
　　(16)樵斧：《自流井》第1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7)《三台县志》卷2《食货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4页。
　　(1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1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20)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载《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第151—152页。
　　(2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22)李天寿：《辉煌孝义镇》，载《渭南文史资料》第5辑，渭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版，第177页。
　　(2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24)陈去病：《五石脂》卷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25)《明神宗实录》卷434，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
　　(26)《扬州府志》卷7，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2页。
　　(27)《嘉兴县志》卷22，崇祯十年刻本，第75页。
　　(28)汪道昆：《太函集》卷45《明处士江次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9)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27页。
　　(3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15页。
　　(31)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中华书局2002年版。
　　(32)金声：《金太史集》卷7《寿吴亲母金孺人序》，台北环球出版社1966年版，第11页。
　　(33)汪树森：《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顺治十六年刻本。
　　(34)《金陵琐事剩录》卷3，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
　　(35)曲彦斌：《中国典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36)李刚：《中国著名老字号经营秘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页。
　　(37)罗炳锦：《近代中国典当业的分布趋势和同业组织》，《食货月刊》1978年第2期。
　　(38)李沙：《当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39)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
　　(40)《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