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名酒一般都是从家酿开始的，然后才因为获利而被社会化，这期间商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名酒西凤酒、茅台酒、汾酒、古井贡酒起初都是商人们的家酿酒，后来在陕商、晋商、徽商的鼎力推动下才名闻天下，这期间商人们起承转合，彼此竞争，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纵横捭阖的历史活剧，也使中国商人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
　　一 酒史探源
　　陕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发祥地，自然是中国酒及其酒文化的发祥地。对于中国酒的起源，历来争议颇多，概括起来有三说：神农造酒、仪狄造酒、杜康造酒。三说都与神农有关，都发生在陕西。
　　酒，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以米为曲兑水而成。《释名》曰：“酒，酉也，酿之米曲，酉释而成之，其味美。”①可见最早的“酒”字就是装在陶罐“酉”里的水。而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已有类似甲骨文和金文“酉”字的出现，据今7000余年。说明“酒”字是陕西人造的，时间是仰韶文化时期，即原始社会中期。
　　神农氏即后稷，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人，周人之始祖。史称“稷，教民稼作”，这里的稷即指后稷，又指五谷的统称，是土地赐赏，气节之化育，得稷后需感谢土地，是为“社”，作“社”而献稷，天地人民合而为一，就是社稷即国家的由来。这里的“稼”则指粟，即小米。考古发现在公元前6000年中国已有谷的实物出现，而大米的发现在公元前4300余年，比谷晚了近1700年。神农发现谷后，将剩余的谷发酵而饮，就是饮酒的由来。所以《黄帝内经·素问》里已有神农向人民传授农作技术的同时又传授酿酒技术的记载，而成书于西汉的《神农本草》已有酒味的记述。在慕古文化的背景下，说神农造酒是可信的。
　　至于仪狄，史不见传，最早出于《世本》，而《世本》为清人辑录，非可靠信使。即使有仪狄这位皇家女，也应在尧舜之后，因为尧舜时已有酒。西汉孔鲋著《孔丛子》说“昔有遗谚，尧舜千钟”②，说明酒的出现比仪狄的父王禹都早得多。不过有一点倒是说对了，那就是在远古掌炊的是妇女，帝女在管厨房做饭时，将剩饭自然发酵成酒，觉其味甘美，端给大禹去尝，重复了神农氏的故事。
　　至于杜康造酒就更晚一些。杜为商豕韦氏，周灭商后，周公将商之遗族豕韦氏封于陕西长安杜，即杜伯。杜伯在长安发现酒曲可以做酒，这就是今日陕西长安杜曲的由来，或者是杜伯手下一个叫“康”的人善酿，慕古而为“杜康”。后杜伯为周宣王所杀，其子孙逃往晋国，以封地杜为姓。他比神农、仪狄都更晚一些。即便确有其事，杜康造酒也是发生在陕西的历史故事。所以，陕西是中国酒的原始产地，酒是陕西人原创性的历史活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酒是剩余小米发酵而成，因此，从酿造技术讲，酒可以分为“酿酒”和“蒸酒”两大支派。从酒的原料讲，又可以将酒区分为粮食酒和果酒两大类。
　　酒是在谷物中放入曲子，然后将酿造出的醪压榨、过滤后制成。由于没有经过蒸馏，酒精含量低，含糖量高。《说文解字》中说：“酒谓之醙；醙者，坏饭也。”③所以晋人江统撰《酒诰》中准确地说：“有饭不尽，余馀空桑，郁积成味，六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④可知，酒最初的原料主要是粟，即谷子，为五谷之首。正因为最初的酒是谷子酿造而成，颜色呈黄色或红褐色，所以最早的酒为“黄酒”，史称“老酒”。“老”是陕西人的说法，陕西人把长久叫“老”，所以“老酒”是对陕西黄酒历史悠长最准确的定位。尽管黄酒分为小米黄酒和糯米黄酒，但小米黄酒应早于糯米黄酒，因为小米的种植早于大米近1700年。黄酒的原产地在陕西，陕西洋县谢村在商代已有铜酒器出现。到商末周太公的长子太伯奔吴，设都城于梅里，被封于江南为吴国，遂将黄米酒从陕西传到江南，从而开始形成“南有绍兴加饭酒，北有谢村黄酒”的南北对峙的局面。
　　陕西洋县有酿制黄酒的悠久历史。《洋县志》载“洋民好饮酒，平坝民多用糯米酿制黄酒……男女沽之”。⑤洋县有商时酒器出土；三国时诸葛亮用洋县黄酒劳军；唐代“安史之乱”唐德宗逃到梁州途中，曾饮此酒，御制词曰：“此酒只应皇家有，瑶池天宫量也无。他日龙驾回长安，每年送朕三万斗。”⑥到宋代此处酒坊很多，因而建“谢村镇”，使谢村黄酒名盛天下，故洋县有“不喝谢村酒，空往洋州走”的民谣。
　　蒸馏酒即白酒或烈性酒，它是蒸馏技术传入后才发展起来的酒类。故蒸馏酒在陕西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陕西在古代为雍州，是中国古代酒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医学名著《黄帝内经》中载有黄帝与岐伯的对话。岐伯是古雍地人，他既是黄帝著名大臣，又是我国医学的始祖。他与黄帝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关于如何将酿酒用于医疗的问题，《黄帝内经·素问》载：“黄帝至收，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以治道：‘为五谷汤液及醴醪奈何?’岐伯答道：‘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则完，稻薪则坚。’”⑦从这段记载来看，当时用于酿酒的农作物应该是稻米，所称的“醴醪”，应该是用稻薪蒸煮稻米，经过蒸煮后酿成的酒制品。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就开始采用蒸煮工艺酿酒，这种推理在考古发现的配套酿酒器具——“甑”得到了证实。“甑”是蒸煮谷物原料使用的主要工具，可见，当时的“醴醪”是采取发酵繁殖霉菌的熟食原料做酒曲或直接酿酒的。因此，当时的雍州从酿酒技术来看，已经粗具规模。
　　二 陕酒国脉
　　陕西既然是中国酒的原生地，因此，它一经产生就与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国脉”所系。可以陕西第一代“秦酒”立论。
　　嬴政的秦族起源于西部，其祖先属于凤鸟崇拜部落。据《史记》记载，秦的祖先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崇凤之族，因此，先秦时期凤翔和宝鸡一带就流传着“陈宝化雉”和“吹箫引凤”两个美好的故事，传说秦国霸业的成功，靠的是陈宝神雉。陈仓后来改名为宝鸡，也是引用了这个传说。“吹箫引凤”见于《史记》：“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风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至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⑧故这一带流传着“西岐有凤，鸣于岐山”的传说，所以雍地的酒就和凤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西凤酒”的由来。
　　汉朝时凤翔已经有了“酒曲春酒法”，由于“曲”的制作工艺和制作过程独特，所酿的“秦州春酒”很受欢迎，在全国享有盛名。到了唐宋，雍水河一带，柳树成荫，风景秀丽，人们遂将此地称为“柳林镇”，位于镇以西18里处的柳林，有一神泉，水味甘美，泉水喷涌如注，水质纯正、甘甜怡人，故名“玉泉”。用此泉水所酿造的柳林酒，醇香典雅、甘润甜爽，在当时就已被称为绝世佳酿。据乾隆《凤翔县志·酒业》载，晚唐时，凤翔柳林镇酒业盛况空前，村村飘香，已经达到了“立春日贮水，六月神造曲，八月造地黄，腊月酿屠苏”⑨常年不停的程度。此时凤翔及柳林镇一带“户户有美酒，家家有佳酿”，为西北酿酒胜地和全国酿酒中心，尤以“昌振”酒坊最为有名，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对此咏叹不已。宋代陕西凤翔府所产“凤翔橐泉”酒已是当时的著名品牌。有记载“熙宁三年，记谙郡遇节序毋得以酒相馈。初，知渭周蔡挺言：‘陕西有酿公使酒交遗，至跑二十释，道路烦苦。记禁之’”。⑩由此可知，当地官员为得到“凤翔橐泉”的馈赠佳品，竟然送到20释以外的地方。一释为50公里，20释就是1000公里。明清时期凤翔酒业的盛况《凤翔县志·酒业》有记载，明万历年间凤翔城关、彪角、柳林、陈村四镇有酒坊48家，成为西北名酒之乡，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飘香”。清咸丰、同治年间，凤翔县城与柳林镇等酿酒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所酿之酒被称为“凤酒”。清宣统二年(1910)西凤酒参加南洋劝业会，获银质奖，名扬海外；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国际金奖殊荣，进入世界名酒之列；1928年获中华国货展览会银奖。(11)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私家作坊已扩展到烧酒作坊80余家，年产酒4500吨。1934年《第三届铁展陇海馆专刊》载：“陕省则以凤翔、岐山、宝鸡等县所产凤酒最优质，味醇藐，与山西汾酒不相上下。”
　　进入清代后，陕西酿酒业最大的成功就是向“川酒”的胜利进军，他们将陕西先进的酿酒技术带入四川，酿制了包括茅台酒、全兴大曲、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在内的一系列闻名全国和全世界的名酒，为中国酿酒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朝后，陕西商人利用清政府对川盐实行“计口授盐”、“招商承办”的政策机遇，纷纷赴四川承办川盐产销，使四川盐井的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到康乾年间，清政府准许“川盐入滇”，陕西商人遂乘机进入川盐运销，把持着从涪州到贵阳千里的川盐运销业务。而当时贵州省仁怀县茅台村是川盐运输的水陆码头，川盐经赤水河转运到茅台村，再由茅台村起旱用骡马驮运到贵州各地，所以许多陕西商人汇集茅台村贩盐，茅台村因大量陕西商人聚集而成镇，最初叫“商镇”和“盐镇”，成为转运川盐的水旱码头，有诗描绘当时的情形是“盐走赤水河，秦商聚茅台”。其中陕西商人高绍棠、田荆荣与自贡富商李三畏合办的贩盐商号“协兴隆”总号就设在仁怀县，它的子号70余家，分设于从怀仁到贵阳的沿途州县。陕西商人在茅台镇还修筑了华丽的陕西会馆，作为商帮办公之地。
　　由于陕西商人来自西凤酒的故乡，喜好饮酒。而贵州由于山陡地荒没有好酒，唯有“羊柯曲”酒，辛辣难以下咽。“协兴隆”的财东高绍棠一气之下回到凤翔柳林镇，高薪聘请一田姓陕西酒师，携带西凤酒的配方和工艺技术来到了茅台镇，用优质高粱为曲，配以赤水河纯冽之水，经九次勾兑，酿造出佳酿“茅台烧锅”，这便是中国名酒“茅台酒”的原生形态。(12)从此，茅台酒在当地声名鹊起，茅台镇酿制茅台酒的烧坊不下数十处，基本上是陕西商人投资办的。当时的茅台酒仅仅是作为商家的自酿酒，小批量在贵州及全国销售。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茅台酒夺得金奖。从此一举成名，走出贵州成为“国酒”的代表。这是陕西商人对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13)
　　明末清初，有一位泸州姓舒的武举人，在陕西略阳任军职，喜欢饮酒，多次探求酒曲酿酒技艺和设备。到清顺治十四年(1657)，他解甲归田，背上陕西的酵母、曲药、泥样等材料，并聘请一位陕西技师，一起回到泸州。在泸州城南中云沟一带设烧锅酿酒。附近山谷的“龙井泉”，泉水清澈甘甜，适宜酿酒。加之此处黄泥有少量夹沙，适合做酒窖，这种酒窖蒸馏出来的酒带有浓郁的香气，他就在这里创办了第一个酒作坊，取名“舒聚源”，所酿之酒命名为“泸州老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增建四座窖池。更使泸州曲酒闻名遐迩。在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评酒会上，泸州老窖特曲被评为“国家名酒”，并被授予金质奖章。(14)
　　绵竹大曲创于清康熙元年(1662)，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开办的酒坊叫“朱天益作坊”，业主姓朱，名煜，陕西三原县人，酿酒名师出身。他发现绵阳水好，便迁居到此，开办酒坊。后来，又有白、杨、赵三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据说，这三四家都是采取陕西凤翔烧酒的酿造方法酿造的大曲酒。据《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香，色泽白，状若清露。”(15)清末已发展到17家。1958年，绵竹大曲酒改名“剑南春”。
　　“全兴大曲”也为陕西商人创造。清朝乾隆年间，成都老东门外来了两个从陕西凤翔府到成都开酒作坊的商家，兄弟两个姓王，精明干练。他们选好水井街(香巷子对面)的空地和房屋，搭建厂房，又从陕西请来酿酒师傅，择日开张。由于烧酒坊处于大佛寺旁的濒水区域，因此他们就把大佛寺的“全身佛”谐音倒用，命名烧坊为“福升全”。为了酿出好酒，他们派人四处打探，结果望江楼畔“薛涛井”水质极佳，决定用府河水与薛涛井水各一半酿酒。结果，酿出的酒，醇香透亮，香气四溢。新酒由于采用了薛涛井的井水，因此命名“薛涛酒”。道光初年，王氏兄弟发现暑袜南街有一口古井，水质清亮澄澈，能够酿出品质更佳的酒，于是就把烧坊迁到暑袜南街。新的酿酒作坊以“福升全”的尾字做号头，取名“全兴成烧房”，由这些烧房酿制的酒，统称为“全兴酒”。(16)
　　杨郎烧锅也是陕商所创造。清末陕西凤翔县商人曹秦经商落户杨郎，他看到这里的小型作坊酿造工艺技术落后，而原料和水质好，很有发展潜力，便从老家风翔请来师傅，办起了酒坊，字号“永兴成”，人们通称“北烧锅”。他采用“西凤酒”的制作工艺，从而提高了酒的质量和信誉。除了“北烧锅”之外，还有“南烧锅”，字号“广盛和”，以及“万家酒店”、“静龙家”等五家作坊。时至民国，这里一直开烧锅。人们一进入杨郎街就能闻到扑鼻的酒香，这就是郎酒的由来。(17)
　　清道光年间，陕西酒商来到宜宾筑窖酿酒，以高粱、大米、荞麦、麦子等几种粮食为原料，酿造出一种味长而醇香可口的杂粮酒。1928年，“利川永”酿酒作坊老板邓子均，又采用红粮、大米、糯米、麦子、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酿造出了香味纯浓的杂粮酒，送给当地团练局文书杨惠泉品尝，他认为此酒色、香、味均佳，又是用五种粮食酿成的，故取名为“五粮液”。(18)
　　三 汾酒争芳
　　晋民善酿，山西有一句民谣说：“会做山西酒，腰无半文天下走。”而在山西酒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杏花村汾酒。汾酒历史久远，据记载，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晋阳写信向洛阳的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灼两杯。”(19)历经唐宋的发展，到元末，山西杏花村各酒坊的汾酒已经成为汾州的代名词。汾阳文人申季庄在《申明亭酒泉记》中写道：“自晋唐以来，开设酒肆历年有所。大清光绪中邑绅王姓，因其故址，轩敞其门楹，轮扬其亭馆，泉之左右，焕然一新。岁乙卯王协卿慨然兴起，独立整顿，易其名曰‘义泉泳’……越明年丙辰，巴拿马赛会航海七万里，而遥陈列其间，冠绝岛国，得邀金牌之奖，于是汾酒之名，不惟渐被于东西亚欧，并且暨讫于南北美洲矣!”(20)是对汾酒发展的一个简明总结。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汾酒之所以名扬天下，是因杏花村“跑马泉”和“古井泉”有取之不竭的优质泉水，给汾酒以无穷的活力。《汾酒曲》中记载，“申明亭畔新淘井，水重依稀亚蟹黄”，说明杏花井泉得天独厚，酿出的美酒如同花香沁人心脾。酿造名酒，必有绝技。杏花村汾酒天下闻名还因为有高超的酿造工艺。民国时全国知名酿酒专家方心芳先生，到杏花村“义泉涌”酒家考察，把汾酒酿造的工艺归结为“七大秘诀”，即“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共甘，曲必得其时，高粱必得其真实，陶具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21)这些优越的酿造条件，使晋人得酿造之秘传，明代山西酒坊就开遍北中国，仅直隶一省就有山西人开办的烧酒作坊几百家，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军北京，路经杏花村畅饮汾酒，赞誉为“尽善尽美”。清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九十六回的曲牌中，列举当时全国知名酒类50余种，其中推汾酒为首。该书写酒保递的粉牌，“只见上面写着：山西汾酒。江南沛酒。真定煮酒。潮州濒酒。湖南衡酒。饶州米酒。徽州甲酒。陕西灌酒。湖州浔酒。巴县咋酒。贵州苗酒。广西瑶酒。甘肃酒乾……”(22)
　　清代山西汾酒发展很快，据史料记载，乾隆时期，山西商人在直隶全省开设烧锅1000余家，其中宣化府有烧锅数百家，承德开设烧锅200余家，每家有酒工少则十余名，多则三四十名，统计不下六七千名。(23)并且已经北上到兰州、宁夏。因其做曲消耗大量粮食，引起朝廷的注意。乾隆元年(1736)，大臣也向乾隆皇帝进谏，因做曲耗粮食较大，要禁酿曲酒，乾隆下旨，要求各地汇报采曲酒的情况，在众多奏折中，甘肃、山西巡抚所上奏折中多次出现“汾酒”，指出汾酒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乾隆二年(1737)八月甘肃巡抚德沛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查甘省……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曰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24)说明汾酒已经成为畅销甘肃、名传西北的名酒品牌。乾隆七年(1742)山西巡抚严瑞龙在给乾隆的报告中又一次陈述“第查晋省烧锅，惟汾州府属为最，四远驰名，所谓汾酒是也。且该属秋收丰稔，粮食充裕，民间烧造，视同世业”。(25)从这份奏折则可以看出，山西汾酒业至少在清乾隆时期已经非常鼎盛，并且当地的民众世代以酿酒为生，积累了丰富的酿酒经验。乾隆晚期大诗人袁枚编纂的《随园食单》中，更介绍汾酒的特点是：“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26)把汾酒比作光棍，可见汾酒度数之高，口感之烈。
　　说山西汾酒便不能不说汾酒百年老号“义泉泳”。清光绪元年汾阳南垣寨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聘请孝义人杨德龄为大掌柜。同年王氏兄弟分家，宝泉益酒坊由其三弟王协卿接管经营，改名“义泉泳”，杨德龄先对酒坊进行增资改造，接着与杏花村的德厚成、崇盛永等几家制酒作坊合并重组，沿用“义泉泳”的牌子。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获奖后，义泉泳负责生产，山西酿酒业同人组建晋裕汾酒有限公司负责包销，公司坚持“振兴国酒，品优价廉，信誉至上，优质为本，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的理念，产品精益求精，几乎囊括了民国年间全国性展览赛会的全部金奖。(27)
　　说晋裕汾酒有限公司，便不能不说酒商牛允宽，他则是将汾酒引向现代经营的著名山西商人。俄国十月革命后，旅俄汾商牛允宽，先后在莫斯科、恰克图、库伦开设商号“碧光发”，经营皮毛与茶叶生意，他多次回到汾阳省亲，向杨德龄介绍欧洲商人的经营理念，引导“义泉泳”等汾酒生产企业，采取了股份公司的合作形式，顺利完成了汾酒由一个老字号向现代企业转变，为汾酒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表现了山西酒商与时俱进的历史风貌。(28)
　　四 贡酒斗艳
　　明清时期，中国酿酒业有一句行话——“酿酒不下川、徽”，是说四川人和安徽人善于酿酒，欲办酒糟最好不要同他们竞争。而安徽人善于酿酒集中表现在他们酿制了蜚声中外的名酒——古井贡酒。古井贡酒从“九酝春酒”到“减酒”再到“贡酒”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表现了徽州酒商优秀的经营艺术。
　　安徽亳州，古称“谯城”，是汉武侯曹操的故乡。曹操喜欢饮家乡酒，常称“醴自乡流甘如蜜”。东汉建安年间，曹操曾将家乡亳州产的“九酝春酒”献给献帝刘协，并上表说明九酝春酒的制法。曹操在《上九酝春酒请奏》中说：“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曰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29)所谓“春酒”者，即春天酿的酒。《四民月令》称正月所酿酒为“春酒”。所谓“九酝”，即分为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正是曹操这一不经意的举动，为家乡亳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使亳州“九酝春酒”在1800年前留在了历史的记录之中。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大将元树，百姓称“减王”，死后葬于此地。后来这里成为一个大驿站，客店林立，被称为“减冢店”，当地人因为“冢”有坟墓之意，所以去掉“冢”称为“减店”，这就是“古井贡酒”的原产地“古井镇”的前身。而当时与减王并称的另一位英雄，就是北魏大将独孤信。据《亳州志》记载：公元532年，北魏为收复失地谯城(今亳州)，与南梁大将元树决一死战。独孤信泰命出战。惨遭失败，死前将金锏长戟愤然投入营寨附近的一口井中。直至次年7月，北魏再派大将樊子鹄统率大军围攻谯城，元树粮绝战死，才收复谯城。后人为纪念独孤信，在他安营扎寨的地方修建了独孤将军庙，并在他投锏的井旁开井24眼。(30)但奇怪的是，周围的井水都咸涩难饮，唯有这口井清冽甘甜。千百年来，当地人民一直用这口井的水酿酒。这就是酿制“古井贡酒”的那口古井。
　　迄至元明间战火四起，为躲避战祸，一户姓怀的人家从金陵悄悄地迁居于古井镇，以酿酒、经商、种植为生，逐渐成为当地的大户人家。而老怀家最为出名的，就是他们家酿出被称为“怀家一枝花”的“怀花酒”。在老怀家的带动下，古井镇逐渐成为安徽重要的白酒产地，人们将这里所产的美酒统统命名为“减酒”。明朝万历年间，商丘人沈鲤将“减酒”作为贡品献给万历皇帝，在奏折中，他还引用当地两句民谣“涡水鳜鱼黄河鲤，胡芹减酒宴嘉宾”来说明该酒的品质。这也是古井贡酒的第一次进贡。从此，“减酒”因作为贡品，进献皇宫，而改名为“贡酒”。到了清代，曾任热河都统的亳州人姜桂题再次把“减酒”作为贡品晋献给慈禧太后。这也是古井贡酒历史上的第二次进贡。古井贡酒自列为“贡酒”以来，身价百倍，亳县减店集酿酒一度兴盛，大小酒坊数十家，其中尤以怀姓“公兴糟坊”的酒，产量最多，品质最好，独占亳州酒业的鳌头。(31)
　　安徽人高超酿酒技艺的另一个代表是“临水徽酒”。在安徽霍邱县临水一带吴姓族人善酿酒、好经商。清光绪十一年(1885)临水镇吴氏少年子承父业，成为吴氏酒坊的当家人。少年自幼天资聪颖，立志传承家业，开创一番新天地。吴氏酒坊历经20余年潜心打拼，成了临水最大的酒坊。光绪三十一年(1905)，当初的少年已成为临水当地最有名的酿酒师，家境丰厚。但时局的艰难，令临水当地大小酒坊举步维艰。酿酒师为振兴临水洒、造福乡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挥尽毕生积蓄的万贯家财，将临水大小酒坊百坊归一。百坊归一后，他们将临水百家酒坊酿酒技艺融汇总结，悉心酿造出了“临水美酒”，并留下了流传于世的酿酒秘法。为了奠定百年基业，酿酒师还规定，每年酒坊都要将精选的上等好酒装坛后放入洞藏酒窖封存，并立下祖训，不得妄动，否则将施以重刑。另一方面，酿酒师带着几个伙计走出临水，远赴周边省份及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拓市场、设立酒坊分号。吴氏少年将百坊归一后创办的酒坊取名为“吴隆兴坊”，也就是现在安徽临水酒业的前身。(32)
　　安徽的另一个酿酒名城是濉溪。明万历年间，濉溪日渐繁华，酿酒作坊已有10余家，翰林戴国士曾写下了“橘徕疑楚泽，沽酒读离骚”的优美诗篇。相山隐士任柔节曾以“隔壁千家醉，开坛十里香”的诗句赞美濉溪酒。明末清初，濉溪酿造作坊已发展到20余家。嘉庆七年(1802)濉溪酿酒作坊已发展到30多家。较大的有“俊源”、“源丰”、“福泉”等。生产的濉溪酒，通过水陆两路，向南销往上海、无锡、南京、芜湖、武汉等地；向北销往济南、天津、北京、张家口、抚顺等地。这时的濉溪酒，声誉大振。光绪三年(1877)，濉溪重修古睢书院，全城捐款单位24家，其中酿酒作坊就占10家，由此可见濉溪酿酒业之盛。光绪三十年(1904)津浦铁路通车，濉溪酿酒业得到迅速发展，很快就出现了72家酒坊争雄的局面。(33)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编：《饮食起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②何满子：《醉乡日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⑤《洋县志》卷2，光绪二十四年抄本，第13页。
　　⑥何金铭：《百姓食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⑦《簧帝内经·素问》卷68，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75页。
　　⑧班固：《汉书·刘向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⑨韩鄂：《四时纂要·岁华记丽》，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⑩《宋史·食货志补正》，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7页。
　　(11)《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编辑部1929年版，第444页。
　　(12)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研究所1939年版，第21页。
　　(13)《西凤酒的起源》，《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14)民国《泸县志》，《食货志·酒》，民国27年版，第17页。
　　(15)《绵竹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
　　(16)杨涌泉：《中国十大商帮揭秘》，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17)同上。
　　(18)寒天：《中国酒文化通典》，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19)《北齐书》卷11，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汾阳县志》，《艺文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21)方心芳：《汾酒酿造情形报告》，载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高粱酒之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49年版。
　　(22)李汝珍：《镜花缘》，江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6回“秉忠诚部下起奇兵”，第269页。
　　(23)《汾阳县志·实业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24)《清高宗实录》卷5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1页。
　　(25)王建中：《汾酒史话》，《山西日报》2012年1月11日。
　　(26)袁枚：《随园食单》，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年版，“茶酒单”，第27页。
　　(27)宋丽莉：《杏花村汾酒因何获巴拿马大奖》，《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8)孔祥毅：《杨德龄：领晋商一脉汾酒转舵》，《华夏酒报》2008年2月20日。
　　(29)贾思勰：《齐民要术》卷7《货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笨曲并酒”第65页。
　　(30)《亳州志》卷2，光绪二十年刻本，第14页。
　　(31)古井酒文化博物馆：《古井酒文化博物馆讲解词》。
　　(32)《霍邱县志》卷1，乾隆十九年刻本，第3页。
　　(33)《安徽地方志》，2011年第4期《濉溪酿酒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