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二节 陕晋徽三帮的大院文化比较
在传统中国，建造一座宽敞壮观的大院，是商人们一生的梦想。因为商人们一般12岁离家，60岁告老还乡，只身在外漂流40多年，建造一座大院，既是光宗耀祖，实现自身价值的体现，又是对妻子一世辛劳的馈赠，还是给儿孙留下的一份可以触摸的物质遗产，更是自己老时养老的物质保障。因此，建造大院是商人们终生的追求。明清时分，中国商界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当一家有孩子被送进商铺做学徒，乡亲们就会赞许地说，你家盖高房大院不用发愁了!但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商人们建造大院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放飞着不同的人生梦想。
一 陕商大院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说，见到晋商大院，他才感叹中国北方有这么富有的人群。其实，余秋雨先生不知道，当年陕西商人建造的大院并不比晋商的逊色，甚至在晋商之上。因为，陕西八百里秦川，一马平川，有建造大院更宽广的伸展空间；陕西南有秦岭，北靠梁山，有取得盖房木植更便利的条件；陕西十三朝故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具有建造大院更方便的人力资源；陕西商帮是中国产生最早的商帮，他们比其他商帮更早地掘得了“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的第一桶金，而且陕西商帮在明清中国商界历来以爽畅大气而著称于世。因此，盖房、置地、娶媳妇是陕西商人最朴素的人生三大理想，“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张口兽琉璃瓦高房大厦”是陕西商人最世俗的人生追求。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盖一座可以光宗耀祖、荫庇儿孙的宽敞大院。陕西泾阳布商周梅村在江南贩布发家，一次赚36万两银子，在其家乡泾阳孟店周村一口气盖了五进的大院17座，号称“周家大房”；①陕西渭南西塬阳郭镇贺家在西北开典当成富，回家后在家乡贺家洼大兴土木，一口气盖了九条街的大院，号称“九龙贺家”，他家为盖房还专门包了秦岭的一座山——清凉山；②陕西韩城王庄党家，在社旗县开商铺发财成巨富，回家后在家乡党家仡佬一口气盖了120座四合院，院院相通，每院造价7000两银子，总投资3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全部投资。③此时，人们才知道陕西商人建造大院的规模和气势远在晋商和徽商之上，才能读懂什么叫“陕西愣娃”。
陕西商人建造大院的典型可以泾阳社树村姚家为例。社树姚家是清代泾阳“四大富户”之一，他家在雅安、康定、成都、沙市、苏州、上海贩茶叶，卖布匹，鬻水烟发家致富，仅在西安就有17处房产，归家后在社树老家耗巨资盖了九进的“姚家老宅”，连带附产，把社树一个村子都快盖完了。姚家老宅的构成是：大门，一院落，院后偏正两院，正院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两间，楼房两间，楼后为小院，厢房两间，上房三间，偏院左右厢房各三间，大厨房一座，院后书房三间，小房三间，后花园一座，大井一个，共为九进的庞大建筑群。另外在村东有偏宅，包括：土地堂一座，街房两间，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两间，楼房三间，楼后井房杂房三间。并在老宅对面有药铺，名叫“天增泰”，专供本村村民方便抓药而设。药铺东北有花园，内有：荷池、熙亭、水井、房屋六间，为停柩之所。在老宅外西南角还有“魁星楼”，专供朝拜孔子所用，其结构、排场远比晋商“乔家大院”恢宏得多。④
陕商大院一般形制为“四水流堂”的空间铺陈，体现了陕商“一明两暗，雇俩伙计，两三个妻妾，小小一把年纪”的人生理想。陕西商人的四合院四面有房，以房为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便于防贼防盗，体现了陕西商人“求居安全”的防范心态。同时，陕西商人四合院内部构架以中轴对称铺开，每个院落由正房、厦房构成，正房为长辈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居住在厦房之中，构架本身隐含长幼有序、不得僭越的伦理价值追求，使居住在大院中的后辈们形成对长辈的心理敬畏和身份压抑。而且，四合院地势平整，平面形状像一颗印，故称“一口印”。又因房与房的转角处能结为槽凳，下雨时上下对面水柱，形成四柱粗水流到堂前，故称“四水流堂”，体现了陕西商人内敛聚财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天人合一人生理念。
陕商大院的情况，因鲜为人知，可多举几例。
(一)渭南孝义镇赵家大院
赵家是陕西在明代最早从经营盐业中发家致富的商业家族。清代末年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其歌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就说的是孝义镇赵家的事。而清末文人李伯元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该书开宗明义写道：“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县有个孝义镇，赵家是镇中富户，有一年赵老爷的一个孙子考上了状元，阖镇祝贺，另一富户方家见了眼红，也找了一个举人夫子名王仁给他儿子老三作私塾先生，在庆贺赵家孙子中举中王乡绅大谈制艺入官经济之道。”⑤足见赵家在全国的影响。赵家原本是山西人，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居陕西朝邑望乡关，后迁到渭南孝义镇，从明初利用“食盐开中”，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自明迄今，累世忠厚，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到清代主要是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是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发的家。西安有不少赵家的生意，西安的“赵鼎元”、洵阳的“乾益号”、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赵家在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开有盐井和盐场，叫“元记”盐号，在涪州有“恒盛元”盐号，两号的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泾阳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咸丰时赵家的赵渭南是关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同治年间的赵老九和赵元中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赵家在孝义镇修了九座宅院，恢宏宽敞，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墓基时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乔家后人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的，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乔家的地里。⑥
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严家也是从山西迁来的，与赵家是老表关系。严家后人出过不少当官的。如道光朝抵抗派领袖之一，历任河南、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就是严家的后人，所以当时孝义镇就流传着“严家功名大，赵家银钱多”的话。严家的生意主要在四川，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从灌县到松潘的茶运业、伐木业几乎都被严家垄断着，并在成都、什邡、绵竹、灌县、彭县有商号(名称为“义和”)，还有大量水田。严家发财后，举家迁到了四川的新繁县。柳家是孝义镇四大财东中发财最早的，主要是在四川开当铺和金货铺，以“亨顺”为号，仅在成都开的店铺就有48家，赚的钱很多，当时渭南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钱多比不过姓柳的”。柳家发家早，衰败的也早，据说今天已经绝户。詹家也是做生意发的家，但富厚不如前三家。孝义镇的“赵、严、柳、詹”四大财东，共同支撑了孝义镇几百年的辉煌，当年渭南流传的一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⑦
(二)渭南信义焦家大院
焦家在渭南信义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二人的事迹《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1826)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1837)，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齐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遍布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⑧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勤奋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其为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五号，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分了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六号，又在陕西开当铺八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
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三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三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5000两，被赏以花翎，还以3000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账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1834)“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⑨焦家还巴结官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捐银5万两，麦6000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三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光绪三十四年(1908)“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⑩
(三)渭南板桥常家大院
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于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珍”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善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极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八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11)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两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执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
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梁的担子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专门养有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等，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常生春“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太监李莲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12)
(四)渭南吝店曹家大院
曹家现住渭南吝店镇程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吝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吝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曹家发家后，在程曹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10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河，翘首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携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两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曹家还与板桥常家、程曹焦家互相联姻，曹家三代云瑞之姐嫁给程曹焦家三少，住在西安柏树林，云瑞之侄女平鸽嫁给板桥常家祥和子之子，使三家荣损与共，成为渭河北岸著名的“焦、常、曹三大富户”。(13)
(五)渭南西塬贺家大院
贺家在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人称“九龙贺家”。贺家是关中大姓，据说他们家是明代从湖北迁入陕西，分为三支，一支在湖北；一支在贺家洼；一支在蒲城。现今每逢清明，三支还互相走动。贺家在明代出过一个总兵，当官的人不少，入清后二门还出过一个临汾知府，但官运下降，开始走上经商之路。贺家在清代兴起于贺士雅、贺士英之手。贺士雅兄弟五人，长门贺士泰、二门贺士雅、三门贺士杰、四门贺士英、五门贺士顺。从贺士雅、贺士英起，贺家办钱业起家。贺士雅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座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又设两个钱铺，即72座钱铺，到贺士英时在“西同凤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14)，当时办一座当铺至少需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据贺家后人回忆，他家“每年的进息当有八九十万缗”。(15)贺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因此，见到这种建筑，打眼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成为很好的实物广告。而且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如临潼斜口、新丰、零口、马额，渭南的三张、阳郭、年曲等镇，蓝田的洩湖、普化、李后等镇，都有贺家当铺的分支，从而使贺氏家族遍布关中各地。贺家在清中叶后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士英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徐炘抚陕时，见典当利息每月三分，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家人贺士英去见陕抚，提出“不可力取，我(家)质库在省者八百余，下令各典当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质者见利轻，不之他而质之士英”(16)，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足见贺家财大气粗。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在眉县黑水峪、蓝田清明山(也叫青草坪)设有林场和石灰场，所以贺家典当都是自建，不采购别家材料，木料从太白山经黑河运来，工匠则用自家常年雇佣的铁木匠人，从而保证了贺家当铺建筑的如出一辙。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人禾。西安有贺家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如今的青年路省委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使“九龙贺家”成为当时陕西闻名的富户。
贺家钱铺的钱很多，多得用不完，钱都摆成一摞一摞的，便在家乡大举建宅。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五间、厢房六间、书房十间、庭房五间、上房一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矗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在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中，听由东家评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都是他家拿出的；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的铁链上还刻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为了惠及乡党，贺家在贺家洼设了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的东西不论农具、牲畜、食品、衣物，都可在会上销售，售不完的一律由贺家收购，决不让乡党带回去。这个古会立了百余年，至今还是渭南有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即“人市”，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来，为贫困村民提供了干活的机会。有趣的是贺家还从扬州娶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在贺家住了几十年，做饭从不烧木材，而是烧书，她说：“用书做出来的饭有书香。”就是这位姨太太，有一年除夕不小心把贺家用制钱堆的“钱山”蹬倒了，于是贺家财东大惊失色，说是不祥之兆，钱山倒了贺家就没钱了。这当然是“女子祸水”的一种版本罢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商人对商海不测风云的恐惧和担心。(17)
(六)渭南阳郭姜家大院
姜家现住渭南阳郭镇南姜村。姜家世代为商，嘉道年间从姜望绪起已发家，姜望绪因荒年散粟七次花费制钱万缗而成为渭南著名乡绅，《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嘉道年间，其后人姜恒泰在渭南城西门开了一间药铺叫“药济堂”，为人行医抓药治病，为人厚道善良，穷人买药可长期赊账，在渭南小有名气。姜家的发家与陕抚谭钟麟颇有关系。谭钟麟最初为陕西藩台，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离西安时大小官员都冷眼相待，到渭南后因与姜恒泰有金兰之交，受到姜的热情款待，并送给上京的盘缠。谭钟麟便对姜恒泰的情谊铭记在心，入京后不仅没有丢官，反被提升为陕西巡抚，回陕行职途经渭南，西安大小官员到渭南东门接官厅迎接，谭钟麟停轿未问别人，只说了一句话：“姜恒泰来了没有?”有人回答说“来了，跪在后边”，谭巡抚急步走到姜的身边，拉着姜的手走进接官厅。为感激姜恒泰解救于危难之间，谭封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
姜恒泰做生意很有头脑，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一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是融资的便捷手段，但有挤兑风险。有一次姜家发生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省抚，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藩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以后不久，陕西官衙资金短缺，谭钟麟就让姜恒泰以官府名义发放绺子(即一种私人货币)使姜家迅速发财，成为渭南西塬三大富豪之一，当时陕西关中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姜家发绺助官府，贺家降息为穷人”。(18)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姜家不仅办钱庄、典当，在陕西各县都有生意，字号叫“悦茂号”。除此之外，姜家还在川省和西北经营水烟、药材、山货等生意，由渭南到兰州沿线都有姜家的店铺，据说从阳郭到兰州，姜家的东家们从不住外人的店，成为与阳郭贺家并驾齐驱的渭南西塬两大富户，人称“贺家的钱多，姜家的官大。”
姜家发家后在阳郭镇南姜村修造老宅，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南北共八院，其中坐南朝北五大院，一律五开间，有门房、厢房、庭房、上房、围房，还有西北两花园和绣楼等。院内除花坛外，不见黄土，一律砖石铺地。各院后房都是横向庭房，打开院门，五院便连为一体。与众不同的是，五院的外围不用围墙，而是建成三面的围房，房檐高五六米，外人很难爬入。姜家这么做，与一段逸事有关。据传有一个江洋大盗听说姜家很有钱，入姜家抢劫，姜家主人将其礼请入内，好吃好喝款待，对强盗说：“你不用强抢，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强盗很感动，临别时告诉姜家，如果用高大的围房将住宅围起来，外贼就很难入内。从此姜家的围墙便翻盖成围房。今天阳郭镇政府就驻扎在姜家的一院房中。姜家致富后，也做了不少施惠乡里的事情。咸丰年间捐银27000两，同治年间捐城工银3000两、庙工街署银2000两，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籽种耕牛1000头，还捐修了渭南城到阳郭路经的“油河大桥”。同贺家一样，姜家也给本树的穷人立了一个会，即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姜家订立规矩，凡这一天上会者，不许向人讨债，如有要账的，由姜家家丁持棍棒将其赶出会，使穷人可以安心过年。年三十晚上，姜家还大摆宴席，宴请村中穷苦老人，博取“乐善好施”的好名声。(19)
(七)大荔八女井李家大院
李家原址在大荔县八鱼乡八鱼村。八鱼村原名“八女井村”。相传久远时期，关中大旱，天宫的八位仙女，私下凡间，在此挖井，为民解忧，村民为纪念，在村中建牌楼，以所据井为名，故为“八女井村”，近代后逐渐演变为八鱼村。李家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初从山西迁徙陕西，占籍八女井村。从其先祖李训起已历十三代。李家从其先祖起分为凤展、凤翅两支，明代以来就是朝邑有名的富户。这与凤翅一门的李鹏有关，李鹏在乾隆年间，因“生而精敏”，从商于广东一带，权子母利，“不数十年而盈宁丰裕”，为李家的商贸事业打下了基础，使李家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能够富甲一方，商号遍布南北各地。(20)李家到第八代树字辈发展到极盛，其中凤展一门树敏、树本、树德、树玉分为四大堂号，即“永远”、“明远”、“致远”、“定远”，将李家的商贸事业在嘉庆至道光年间经营得烈火烹油般繁盛。据传这与李自成有关。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弃京返陕，兵败八女井京王店，将从京中携带的大量元宝埋在八女井一带的地下，此元宝有不少为李家所得，所以他家常有明代的银元宝在外流通，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投资。(21)李家主要经营布匹、盐业和粮食，遍布全国的字号都以“万”字头命名，如老二“明远堂”开的“万顺德”，老三“致远堂”开的“万顺贵”在当时都很有名，总号设在大荔库道，在泾阳、三原有分号。布从湖北运来，贩到陕西、甘肃去卖。老三还开有“俊明”商号和“振恒丰”钱庄，总号设在三原，在同州城还开有“万顺李”铁货铺。当时从大荔到西安18马站都有李家的生意，此外兰州、上海也有他家的字号，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22)李家经商致富后，广置田产，在土改前，李家拥有八女井一带的土地1万亩，租与村内外的农民耕种。(23)李家商贸兴盛，累世富厚，家藏万金。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多隆多率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就挖出白银1000余万两。(24)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八女井，李家的城垣被围，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打完了就从地窖里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存银之巨。
李家致富后在八女井盖房置地，捐官求名。修了华丽无比的私宅大院，仅李家祠堂就由20余间房屋组成。李家在八女井的墓地就占地240万平方米，仅在靠村庄的6万平方米中今日就勘探有16座墓葬，已发掘的五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砖雕、石图、石字画，精美无比，多达404幅。李家还花大量钱财捐官求名，从第三代李朝恩起，代代捐有官衔，第七代李子瑜官居武翼都尉，为二品；弟李聘被清皇帝诰封中宪大夫，赏戴花翎，议叙郎中候补禄署正，都是当朝官职较高的京官。
李家殖货财贵，也做了不少慷慨乐施的有益事情。第七代李滋亭曰：“稍有蓄积不能慷慨乐施，刻苦吝啬留为子弟奢荡之资，以供后人笑骂，吾甚耻之。”因此从其祖李鹏起“屡岁薄收，捐粟施粥，不一而足，公对众焚券，略无德色”(25)，几代以来不间断地捐资新修、重修、翻修同州考院，捐修灞桥、城县署衙、同州文庙，所费不赀。还在本村舍地80余亩，举办义学，又供社田百亩，资救本村贫困，这些在《新修大荔县旧志稿》、《耆志传》中都有记载。(26)
(八)大荔羌白温家大院
温家原在大荔羌白镇青池村，是回民。温家的发家人叫温纪泰，是在四川自贡办盐井发的财。发家后将商业投资转化为土地投资，在家乡大量购置土地，从青池村，经过庞家庄、张家堡到渭南官路镇，到处都是他家的土地。他家养的牲畜也很多，牛马成群，结队相连，有几百头。当时有卖牛笼头的到村中出卖，温家倾车而购，尚感不足，还在专做牛笼头的赵村定做。春天，他家耕地时，红马对红马，白马对白马，煞是好看，如同过会，一派繁忙的“盛世春耕图”。有一年附近汉人村演戏，但群众不愿意看，而宁愿看温纪泰家耕地的热闹场面。温家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家中藏银数量多，是陕西回民中有名的大财东。有一年温纪泰的母亲见家中粮食多，银钱少，很不开心。温纪泰对母亲说：“咱家的银子比粮食还多。”就引着母亲到一个藏银的地窖中去看，里面藏着大块的银锭足有百万锭，温的母亲看到后，竟高兴得笑死了。(27)在陕甘回民起义后，在左宗棠迁徙政策下，温家整族迁到四川去了。(28)
(九)韩城王庄党家大院
党家在韩城王庄镇党家村，也叫“党家圪*(左土右劳)”。由党、贾两姓构成。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朝至元二年(1265)逃难到陕西韩城，从其祖党恕轩开始迁徙到党家村定居，以农为生。党恕轩有四子，有三子留在党家村，四子一支又迁回甘肃武威。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1525)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到贾翼唐时，党贾两家在河南南阳郭滩镇设立总号“合兴德”，道光年间为图谋发展，又迁往当时河南商贸中转中心之一的社旗镇，即今日之社旗县，经营范围从唐河经汉口、湖南达于广东佛山等地，并在豫、鄂、湘及唐河流域分设分支机构。经营业务是将北方的小麦、黄豆、芝麻、香油、酒、药材等贩往江南，又将江南的杉木、茶叶、夏布、瓷器、南药驮运陕西、甘肃出卖，成为皖南有名的富商巨贾。党家在社旗的势力很盛，社旗的一条街“太平街”全是党家的字号，为了运输方便，党家在唐河上拥有多艘木帆船，还专门修了社旗的唐河码头和购地500顷出租收利，业务最盛时仅“合兴德”号就拥有店员500余名。社旗山陕会馆的会首叫党燕堂，就是党家“合兴德”的东家，成为社旗商界的代表。据党家的后人回忆，党家在最盛时每月都有“标银”运回党家村，“日进纹银千两”，为此党家专门修了两座“分银院”和两座“分银楼”，运回的银子，各房按股份提取，分银时不用钱秤，而是用斗量，每房用斗往家里提银子。
党家致富后，遵循“富润屋，德润身”的古老哲学，新建由108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后来发展为144院，成为目前陕西保存最为完好的商人住宅群。党家的四合院由门房5间，厢房8间，庭房5间和灶房、马房构成，并通过前厅背墙中心的“腰厅”，使几个院落连为一体。另外还修了祠堂、暗道、看家楼、节孝牌楼等。其整个村落建筑宏大，占地63亩。现住360户人家，村内巷道纵横，各种木雕、砖雕、石雕美轮美奂，各个四合院又根据主人身份不同，有不同的门楣，如“进士第”、“太史第”、“文林第”等。为了防盗，党家在村内巷道又建有“哨门”，每当天黑，放下哨门，就会将几个院落围在其中。1851年又建成与村落相连的堡寨，形成“村寨合一”的建筑格局。据党家后人回忆，当时修一院四合院费银在千两以上，足见党家财力的雄厚。党家大院被称为“东方民居的活化石”。
注重教育是党家的突出家风。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因文字很好，受慈禧赏识，党家院落的“福”字即为党蒙恳请慈禧所题。为了提携教育，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七层高的“文星阁”，成为全村最高的建筑，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教育后生。这个“文星阁”的造型与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春秋楼”形制如出一辙，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党家还乐于捐施，党梦一次给韩城县捐粮1000万石，合今制30万斤，赈救灾荒；河南“合兴发”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29)以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会首就是党家的财东党燕堂。(30)
(十)富平县北李家大院
李家是明代关中发家最早的富商之一。李家利用明初“食盐开中”的政策机遇，“起盐荚，种粟塞下，擅素封，历二百年”。(31)从其祖李月峰起，在嘉靖、隆庆年间，从关中运粮到延安柳树涧“数千万石”，“供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32)，以一家供数万人边防军的军需，足见财力之广大。并且在当时关中的边商中，李家很有名，由于李月峰武艺高强，“掇武科”，“善骑射”，“凡往来荒檄之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假其名号以自免”(33)，成为陕西粮商中的领袖人物。李家输粮边关换引后转化为扬州盐商，在扬州经营盐业起家，“家益大，客日益多。”在扬州和陕西广置田产，从三原、大梁到广陵，到处都有李家的客舍，“李氏往来如归”，又在富平建房置地，“美田与芦场独多，仍创新宅以居之”，成为关中有名的富户。并且善施予，乐公益。李家发家后，陕西布政司“请以金助边”，李家当家李尽心询其数，官府说量其力即可，起初捐五十金，以后涨到千金，官家大为吃惊，“疑其有狂疾”，而李家后竟捐纳两万金于诸司库，成为陕西商人“佐国事”的表率。又富平县北门外大河有“永兴桥”，是向边关运粮的大道，因年久倾塌。明万历年间，李家当家人李尽心“捐赀辇石刻为巨桥”，为纪念李家“急公益”的善举，人们将桥名改为“李公桥”。李家还捐义仓粮粟千石，救济穷黎，又捐千金修富平县的文庙，捐百金修富平的城楼，成为知名的乡绅。而且李家重视教育，后代中出的人才不少，其著名者如李因笃，是清代关中著名学者，善诗文，精于经学，康熙中被举荐为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入仕一月即辞官回陕讲学，与周至李二曲、眉县李柏并称为“关中三李”，成为陕西明末清初一代学人的代表。(34)
(十一)富平庄里张家大院
张家从明代成化年间已是富埒关中的大盐商。张家是商业世家，“上世皆隐于贾”，到张臻时，利用“食盐开中”政策更是发展到兴隆的阶段。张臻与其兄弟泰、凤经商走遍天下，“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最终以贩盐起家。成化中携其全家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由于张臻为人“慷慨自许，急人以难，义所宜施，挥金不吝”，被推举为陕西商人在扬州的通行领袖，“关中贾杨者，皆推戴公，盖数百人皆公纲纪之，婚丧及诸不平，皆往质公”。(35)陕西商人在扬州聚会，张臻不到场，大家都不敢举杯，这不仅在于张臻有财力，而且在于张臻有人格魅力。当时在扬州做盐业做得很大的还有长安张克让，人称“东张”，而张臻被称为“西张”，由于张克让俭吝，“好义之士不归焉”，独尊“西张”。张家由于能急官府所急，“输粟边庭，助天子伐匈奴”而被授七品散官，于是花数千金在扬州盖了私家花园“张园”。前有高门巨屋，后有假石流水，荷塘修竹，今天依然是扬州著名的文化景点。张家发财不忘乡党，后来又捐资在家乡庄里修了庄里全镇的城墙。(36)
(十二)泾阳王桥于家大院
于家在泾阳县王桥镇东街村，是清代泾阳的首富，当时泾阳的“四大家族”，即“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的“一撮毛”就是指王桥于家。于家起家很早，从其祖于天赐时在四川做生意，在四川开有很多当铺、茶店和布店，在汉中、汉阴也开有分号，当时最有名者为“恒泰盛”茶号，堂名“务本堂”。由于王桥在龙洞渠岸边，这一带水田很多，因此容易发财致富。而且，泾阳是当时陕甘贸易中心，烟货由西而东，茶叶、布匹则由东而西，所以泾阳有钱的人以商为业，形成“与其吏也宁贾”的价值取向，于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泾阳于、孟、姚、刘四大家族之首。于家发家后在本村建造了华丽的府第，成为清代关中商宅的代表。(37)
(十三)泾阳社树姚家大院
姚家在泾阳以南石桥与王桥两镇之间的社树村，相传为元代驸马的后代。主要是在四川、上海做生意发的家，所以姚家的财东很多，分为“恒昌”、“惠谦”、“燕义”、“居敬”、“祝新”、“仁在”六支。姚家不仅在泾阳、三原、西安设有货栈、字号，而且业务发展到巴蜀、康藏、云贵地区。在巴蜀以雅安为中心，又设分号于缅甸、越南、印尼等地，主要是经营布庄、当铺、茶叶三种生意。与姚家齐名的还有石桥川流村的刘家和石桥西南赵村的孟家，号称“东刘西孟”，他们都是在四川做生意发的财，尤其是刘家在雅安和松潘开的“义兴”茶庄，在当地很有影响，雅安和康定的茶行领袖长期以来是由他家的财东们担任的。(38)
(十四)泾阳安吴堡吴家大院
吴家在泾阳嵯峨山唐德宗崇陵脚下安吴堡村，因元代在这里设有近祥宫，故名庵吴堡，清代后读“庵”的谐音为“安”，改称安吴堡。吴家是安吴堡的大姓，吴家从清代起做布匹、茶叶生意发财，特别是吴家兼任通奉大夫吴蔚之子吴介侯迎娶了三原孟店有名富商周梅村之女为妻。周梅村为三原著名布商，其父周梅林为清代工部主事和大盐商。这桩亲事使吴家力量进一步雄厚，吴介侯早夭，周氏守寡多年，长期主持吴家之政。周氏为富户之女，很有经商才能，在她主政期间，吴家在泾阳的主要字号“裕兴重”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周氏有眼力，重用了富有经营经验的邓监堂为掌柜，邓经营作风稳扎稳打，注重质量，使吴家生产的“天泰”、“德恒”牌泾阳砖茶畅销西北各地。而且邓监堂很有经商头脑，有一时期茶价暴跌，别家都赔累不堪，独有“裕兴重”两年多净吃净坐没有卖过一封茶，到后来茶价大涨，“裕兴重”乘势畅卖，大获其利，资金积累到四五十万两银子，坐了泾阳茶商的头把交椅，其兰州分店掌柜胡服九还做过多年兰州茶业的“总商”。(39)庚子年慈禧西狩西安后，吴家捐银50万两，周氏被慈禧看作义女，诰封一品夫人，经常被慈禧接到西安的行宫中陪老佛爷聊天说话，被人称为“安吴寡妇”，其堂号叫“吴式仪堂”，在关中享有盛名。除经营茶叶外，吴家在四川还开有当铺，仅在重庆就有五家。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吴家又捐银6万两，重修了三原东关的城墙，雇壮丁守城，才使三原东关未被攻下。(40)
吴家发家后，在安吴村修了规模巨大的堡寨，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为吴家私宅，分为东、西、南、北四大院，外城除有吴家宗亲居住的四大院外，还有近祥宫、商店、市集、戏台、菜圃、花园、林场、马厩以及外姓人居住的西巷子。“安吴寡妇”独居全堡之中的迎祥宫，俯视全堡。吴家有钱有势，讲究耕读传家，培养出像国学大师吴宓这样的学术巨擘。吴宓一生学术贡献巨大，在中国创建了比较文学之科，并且是“红学”研究专家和著名诗人与教育家，成为近现代闻名全国的人物之一。(41)
(十五)三原孟店周家大院
周家在三原城东鲁桥镇孟店村。从明末清初周梅林做盐商发家，官拜工部主事，到其子周梅村主要在江南做棉布生意而发大财。周家长期以来在苏州设布庄收布，贩回陕西整染后再卖往甘、宁、青一带，家业大饶，仅家藏白银就有36万两，生活豪华。每年腊月二十八三原古会，周家不到场，会就不能开场。周家香车宝马，招摇过市，看戏时，周家的驾车马脚踏四个碗，碗内盛满温水，一则保持稳定马不挪蹄，二则马蹄不冷，被世人惊叹。周家在鲁桥购地480亩，还建造了全县闻名的“周家大院”，当地叫“周家大房”，营造数年。(42)建成高大住宅17院，后因年久失修，大都倒塌毁坏。现存大房一院，宽138米，进深71米，面积9798平方米。全院由前门、二门、退厅和后楼四个部分构成。高大的前门，中为通道，两旁为门房、二门以内建筑东西厢房，接着是五间大厅，厅柱楹联为“燕翼贻谋堂上，箕裘锦福荫；凤毛济美阶前，兰桂发奇香”。后面是退厅，厅后又是东西厢房，最后是青白石铺地的三间楼房，房深五进，结构严谨，蓝砖青石，异常坚固，木材是上等松木，砖是水磨，寿石镌刻，屋架头拱重叠，墙壁雕琢博古画屏山水人物，飞禽走兽。门窗木雕历史故事“郭子仪上寿”、“陈桥兵变”等，刻工细致，栩栩如生。这样的大房当年足足建了17院，足见周家当时财力之雄厚。(43)
(十六)三原城师家大院
师家是陕西明代最早以经营盐布起家的富商之一。师家最初是泾阳孟店人，到其创业人师庄南起，因三原为西北棉布中心，遂移家三原县城，主要从事棉布生意。师家一门三代，都是生意通。师庄南最初务农城南，故自号“庄南”，后见经商起家易，“以贫求富，农不如商”，遂开始做商人，在三原设庄贩布，“往来姑苏与吴越诸处，贸迁有无”，还将贩布赚的钱放贷，“任人转生息，所收甚厚”，家都称赞师公“善贾”，什么生意到他手里都能赚钱，“居泉货价辄骤溢”。后师庄南在扬州做生意时，见到经营盐业更容易赚钱，便将其子分工，大儿子师从致在扬州为盐客，主要贩盐；二儿子在三原贩布，“客与家诸方略，听公指授”。(44)由于师公调度有方，到他年老时已积资巨万，成为三原有名的富户。其子师从政更是经商的行家里手，从少年时起就随其父经商，“操钱千，市布崛起”，在苏州做陕商布业领袖多年，赚了万两白银，并自豪地说：“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有一日，师从政与众商在苏州布市谈天，有一同乡客人为捉弄师从政故意说：“我听说有一家人办事急需要布。”师从政听罢背起布就到那家去卖。众客商鼓掌大笑，均言师上当了。可过一会儿，师从政持布银归来，众客商张口结舌，对师从政说：“难道天下对你掉钱否?”师从政笑着说：“命乃尔。”说明师是猎取信息的市场能手。师从政有口吃的毛病，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但唯独做起生意来一身伶俐，所至辐辏，简真是个经商天才。(45)师家发家后，在三原也做了不少善事。多次以百金购粮输泾阳，以粮120石输三原，救济穷黎，捐百金修缮三原城郭，温纯倡修清水河石桥时，又积极响应，捐200金修桥，今日亦被三原人民称道。(46)
(十七)三原县城温家大院
温家是明代以业盐起家，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温家从其祖温朝凤起家，分为三支，本支在三原，一支在扶风，另一支在成都。温家从其祖温朝凤起经商发家。温朝凤十四五岁因家道中落而弃学为商，做小本生意。稍有积蓄后，开始在四川贩盐，在湖北贩布，家业大起。温朝凤武艺高强，胆量过人。有一次在四川做生意时租船返陕，江中遇大盗数十人登舟，杀人越货，同舟人皆战栗伏舟，唯朝凤挺身手持弓箭，射中三人，众盗见状吓得作鸟兽散。从此，温朝凤声名鹊起，在三原很有名。温朝凤的另一兄弟温廷秀后来移家成都，成为成都富商，今日成都“四川民俗博物馆”据说就是温家在四川的产业。温朝凤以商起家，却心喜儒学，发家后命其子温纯一心从儒，温纯乡试为三秦解元，第二年赴京城会试，推为进士，授山东寿光县令，历被升迁，万历朝曾任户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是陕西省有名的京官。(47)温纯居高位而关心家乡建设，见清浴河将三原古城辟两半，南北阻隔，交通不便，遂有建桥之志，并于万历十九年(1591)倡导集资兴建三原清浴河石桥，历时12年建成，人欲以温公命桥，温纯坚拒不从命，而定名为“龙桥”，使之成为沟通三原南北的交通要道和三原八景之一。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倡议捐修三原北城和补修三原南城，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温家一门学人，名扬关中。其仲子温日知，著名诗人；少子温自知，知名学者，著有《海印楼文集》七卷；四代孙温仪，清康熙朝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全国著名画家；六世孙温蕙，乾隆癸酉举贤书，曾讲学关西书院，其门下名士多人。(48)
(十八)武功城东康家大院
康家自明代起一门俊秀，为关中望族。从明初康汝楫起，累世为官。到永乐年间，永乐帝闻康汝楫之子康年从商，赐以千金，钱数万贯，并特敕免去康家从商的税收，凡康家的生意，所经关津不得盘查，使康家势倾关中。后世康家经商的不少，如康銮父子就是在扬州贩盐而发财，并在扬州筑有“焦山别墅”。一门英才荟萃，其子康海，弘治年间考中状元，修翰林院修撰。后因不满陕西兴平人宦官刘谨专权，解职回乡，专意在扬州做盐商，并以造歌作乐排遣忧闷，成为陕西著名文学家和戏曲家，弹得一手好琵琶，人称“琵琶圣手”。(49)一次在扬州焦山演奏，倾倒观众，后人将焦山别墅改名为“康山别墅”以示纪念。康家发家后，不忘乡邻。康海见武功贸易寂寥，乃出资在城东设赛会，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长幼来观者数千人，使之成为武功有名的古会。(50)
(十九)旬邑唐村唐家大院
唐家在旬邑城东唐家村，从清初起已是远近闻名的富户，由于旬邑世称“三水”，人称“三水唐家”。唐家从其祖唐应弼起经商发家，到四世唐景忠以商为兴家，以农守之，家族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遍及陕西、甘肃、四川、安徽、江苏、福建、辽宁、浙江等13省50多个县，商业街坊达90余所，人称“汇兑13省，包捐知府道台街，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走四川不歇人家店”，并在本县与邻县拥有土地19290亩，佃农489户，年收租3000余石。全家60口人，雇佣丫鬟165人，有鹦歌轿66辆，出入讲究“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51)
唐家致富后，在唐村造修华丽私宅，号称“唐家大院”，共有87个院落，2700多间房屋。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造，每天各种工匠340余名。咸丰元年(1851)工程分为11处，每日工匠增至3200名。直到同治七年(1868)，历时43年，才基本建成。院内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全部砖木结构，一律水磨青砖砌墙，石雕、砖雕装饰，砖缝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呈现出北方四合院和南方苏杭园林艺术相结合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唐家雄厚的财力。大院盖成后，专门盖了一座大戏楼，唱戏祝贺，光演戏就进行了三个多月。(52)
此外还有武功路家大院、西安芦荡巷姚家大院、西安洪庆张家大院、长安王曲郭家大院等陕商名宅，依然保持完好，诉说着陕商的辉煌。
二 晋商大院
山西商人也是以高房大院作为光宗耀祖的标志。当年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53)经过三四百年的商业积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资财更加雄厚。晋绅刘大鹏曾记录了晋商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54)有雄厚财力做后盾在家乡大修宅第便不足为奇。另一晋绅王锡伦也描绘晋商的富厚是“方其盛时，自数百两，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籀博蓄优伶宾从杂逻，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55)
由于晋商大院多为世人熟知，故简举几家晋商大院为例。
(一)乔家大院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出小本生意起家，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达到鼎盛，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为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整个大院的布局为双喜字造型，又称“在中堂”。
(二)渠家大院
坐落在祁县东大街的渠家大院，其祖先以“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他家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3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三)王家大院
王氏祖籍琅琊，迁至山西灵石县峪滩村。清初，族人王兴旺开始经商，做小买卖，至第十四世王谦受逐步成为豪商巨贾。王家大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大院选址于北傍高坡，南望开阔，高出平地八九米的台地上。院内从屋檐、斗拱、照壁、吻兽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造型逼真，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具有南国建筑的秀雅风格。
(四)常家庄园
常家庄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常家的祖先常威身背褡裢赴张家口经商，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等20个商号。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常家投入巨资营建宅院。建有宅院80多座，楼房50余幢，房屋3500余间，占地面积300余亩，规模之庞大，世所罕见。
晋商大院比之于陕商大院更具有喜庆文化的特色，表现了山西商人追求红火热闹的生活情趣。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现“王”字格局；而太谷曹家“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县城及附近镇子上就店铺林立，布号、盐庄、钱庄、票号齐全，现在城中还有40余座多进院保存基本完好。这几十座大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上部沿墙顶处常用砖头镂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现了晋商在大院建造上更注重突出传统文化，盼望经商发财、阖家安康的心理诉求。
晋商大院比之于陕商大院更注重步步高升、长幼有序的制度安排。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祝愿。曹家大院主楼前，有五级甚至九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当年日升昌的七间七檩宅，正房七开间，正厢房都为两层楼，由三个院落组成，院落逐层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顶上，还砌了照壁来提高正房高度，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方法。寓意深刻，含蓄表达了人往高处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追求。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甬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这种院落构架，一方面反映了山西表里山河、多山少土的地貌构造，房屋建造依地形“步步为高”；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山西商人求财不易，祈祷永葆福祉的强烈愿望。从中国“富不过三代”的传统出发，晋商在建造大院时就将这种“居安思危”的心理焦虑潜伏在大院的建筑之中。乔家大院在建造时，每一块砖的四角都放入四枚铜钱，整个乔家大院几乎是用钱垒起来的，以备后代在危难时使用，充分表现了晋商“老谋深算”的“晋老西”行事风格。
三 徽商大房
在明清的中国十大商帮中，徽商是最具传统文化的商帮。依照“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的传统观念，徽商经商发财后，在家乡广建庭宅，就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归宿。这样的事例在徽商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黄义刚，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晚而筑室关乡，立纲振纪。”(56)许竹逸“扶资经吴越金陵十余年，资益起，广营宅置田园，以贻后裔”。江终慕“北游青、齐、梁、宋问逐什一之利。已而财益裕，时时归款，渐置第宅田园为终老计”。(57)无论是奔走于天涯海角，还是亡命于商海异乡，大多数徽商最终还是选择在家乡置田修宅作为人生的归宿，这是徽商强烈寻根意识的自觉反映。对此，徽人许承尧说：“吾徽有千百年祖墓，千年之祠宇，千百户乡村，他处无有也。假令迁后子孙长保富厚，已属孤另，设有不振，失所凭依，其流移不可问矣。”(58)
而徽商又是宗族宗法关系最强的商帮。徽商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宋代以来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宗族势力很强，其外出经商多靠宗族祠堂公共资金的资助，一般12岁外出经商为贾，客子天涯，备尝艰辛，赚钱发财，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祠堂门前拜祖宗”，感谢祖宗的荫庇，因此，在家乡起造大屋，就是徽商实现光宗耀祖梦想最实际的表现。以徽商聚集的黟县西递村为例，西递村经商鼎盛时期，店铺多达百家以上。胡家二十世祖胡贯三，除了经营典当业务，还经营茶米生意，号称“三十六典”、“七条半街”，是当时江南六大首富之一，家财500万金。清代后半叶后，黟县南屏村的徽商号称“十万富”的不下20户。这些徽商致富后，为光宗耀祖，显赫一方，于是大兴土木，按官家规定的等级建楼扩园，这是徽商大房形成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是徽州人回乡建宅居住的原因之一，“溪山清丽，居此者如置身画图中，故人人有不忍轻去其乡之意”。
古徽州是皖南山区，山多地少，“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便决定了徽商不可能像陕商和晋商那样建造占地面积宽广、平面铺陈的大院，只能依照山水自然走势，建造向高空发展的大房。所以，徽商建屋扩宅往往依山傍水。山可以挡风，方便取柴烧火做饭取暖，又给人以美感。村落建于水旁，既可以方便饮用、洗涤，又可以灌溉农田，美化环境。徽商的大房大多白色山墙宽厚高大，灰色马头墙造型别致，形成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旨趣。这种房屋结构符合徽州山区的自然特点，节约土地，便于防火防盗。房子的白墙灰瓦，在青山绿水中，十分美观。大房的天井，通风透光，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天然通道，充分表现了天人合一，“天地入我庐”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
徽商的宅院大房一般受土地空间限制，只能向内延伸，进门为前庭，中设天井，后设厅堂住人，厅堂用中门与后厅堂隔开，后厅堂设一堂二卧室，堂室后是一道风火墙，靠墙设天井，两旁建厢房，这是第一进。第二进的结构仍为一脊分两堂，前后两天井，中有隔扇，有卧室四间，堂室两个。第三进、第四进，一进套一进，形成层层递进的屋套屋构造。
徽商是宗族宗法性很强的商帮，他们聚族而居，环绕祠堂以形成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徽商大房不仅是单纯住人的房子，还包括祠堂、家庙等在内的整体建筑。在徽州，没有祠堂也就没有了民居。徽人是东晋末年为避“八王之乱”而从中原整族迁徙到徽州山区的外来大户，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聚族而居，“社则有屋，宗则有祠”，宗祠是他们住宅不可或缺的配套工程，通过它来凝聚宗族人心。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允许民间祭祀始祖，徽州宗祠大量涌现。最有典型意义的是绩溪龙川富商胡氏宗祠。它后枕龙山，前伏狮山和象山，一条古道横陈前门，道外的龙川溪水环宗祠流过，注入新安江。宗祠中轴线上的影壁、平台、门厅、正厅、前后天井、寝厅和特祭祠等建筑物，均衡而对称地排列，加上东、西、北三堵无一窗口的高墙，10多米的三重檐门楼以及从平台到寝厅逐步上升的地坪、门楼、正厅屋脊和寝厅屋脊又在空中形成三个高峰，这种深邃、高大和宽阔的比例关系，造成了宗祠的雄伟气势。而这在陕商和晋商大院中并不多见。陕商、晋商虽然也有浓郁的家族意识，但他们均为多年土著，没有迁徙之虑，家族意识在他们是自然的流露，没有刻意表达的需求，故而晋商多以“家”为出发点，陕商多以“国”为关照系，宗族意识远没有徽商那么强烈。
徽商大房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住宅多为砖木结构的楼房。徽州是山区，气候湿润，为避地气伤害，人们“构木为巢”，保留着土著山越人干栏式住宅楼上住人、楼下储物的“巢居”遗风。楼上厅屋一般都比较宽敞，有厅堂、卧室和厢房，沿天井还设有“美人靠”。明代以后，人们逐渐改居楼下，楼房也变得楼下比楼上高，楼上的功能变为储物。加之山区可供平整建屋的土地有限，人们只能向高空要空间，形成“筑楼而居”向高空发展的建筑态势，以节省土地面积。这与陕商、晋商因土地宽阔，大院多作平面铺开，向四周自由延展的规制形成明显对照。筑楼而居，房上垒房，为追求美观大气的效果，徽商大房多建成双层屋檐。关于这重檐习俗的形成，有一段流传的故事。五代末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亲征歙州，抵达今休宁海阳城外的时候，天色突变，大雨将至，太祖便至一间瓦房处避雨，为免扰民，太祖下令不得进入室内，可是徽州民居的屋檐很小，远不及中原的屋檐那么长，加上风大雨急，众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雨过天晴，居民开门发现太祖这般模样，以为死罪难逃，跪地不起。太祖并未责怪，问道：歙州屋檐为什么造得这么窄呢?村民答曰：“这是祖上沿袭下来的，一向都是如此。”太祖便道：“虽说祖上的旧制不能改，但你们可以在下面再修一个屋檐，以利过往行人避雨。”村门亭长，连称有理，于是立即照办。(59)自此以后，徽州民居都修筑了上下两层的屋檐。所以，徽商以“高房”著称，山陕商人则以“大院”见长，表现了南北建筑文化的巨大差异。
徽商建筑的再一个显著特点是高低错落的五叠式马头墙，民间称为“五岳朝天”。马头墙原来的作用是防火，防止邻家失火殃及自家；另一个原因是徽州男人大多在外经商，女人在家缺乏安全保护，民居“高筑墙”，便起着防盗以及对女性禁锢的作用。为避免单纯求高，给人阴沉压抑的感觉，故而在围墙上又常用黟青石双面镂空雕刻着两扇窗，图案往往是喜鹊登梅，喻寒尽春来的喜讯，既是在家妻子儿女的向往，又是对在外家人的祝福；两家如合用一扇便门，以利于在家的两家女子在闲时互相串门聊天解闷，或有急事时相互帮忙。这与陕晋商人两院之间以便门相通又形成差异。陕晋商人是“过门闲坐”，需地面走动；徽商是“开窗即聊”，是空间信息传递，更节省邻里联系的成本，反映了南北方不同的生活情趣。
①《泾阳孟店明清古建筑》，载《泾阳文史资料》第6辑，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版，第23页。
②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载《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第148页。
③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④姚文清遗稿：《泾阳社树姚家的经营概况》，手抄本，第3页。
⑤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⑥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⑦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168页。
⑧宋金喜：《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衰》，载《渭南文史资料》第3辑，渭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版，第62页。
⑨樊增祥：《樊山公牍》卷2，大连图书供应社1934年刊行，第74页。
⑩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70页。
(11)《渭南市档案局档案材料》卷30，渭南市档案局。
(12)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172页。
(13)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4页。
(14)《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明万历年间刻本，第54页。
(1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6)贺士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载《西安文史资料》第6辑，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第147—148页。
(17)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77页。
(18)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19)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9页。
(20)《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2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22)郭琦：《陕西通史·经济卷》，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24)《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李春源传》，民国二十六年刻本，第17页。
(25)《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1页。
(27)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28)同上书，第222页。
(29)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30)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31)李因笃：《续刻受祺堂文集》卷4，关中丛书刻本，第17页。
(32)同上。
(33)李因笃：《续刻受祺堂文集》卷11，关中丛书刻本，第17页。
(34)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4页。
(35)王九思：《渼陂集》卷15，《明故亡七品散官张公墓表》，关中丛书刻本，第33页。
(3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6页。
(37)《于家大院搬迁风波》，《三秦都市报》2003年7月10日。
(38)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油印本，第27页。
(39)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产销概况》，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第167页。
(40)《安吴堡秘史》，《三秦都市报》2005年1月21日。
(41)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189页。
(42)《孟店古建》，《三原县志》，《文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43)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190页。
(44)来严然：《自喻堂集》卷2，关中丛书刻本，第13页。
(4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关中丛书刻本，第17页。
(4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页。
(47)王桂娥：《我县历代名贤著述简介》，载《三原文史资料》第9辑，第146页。
(48)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192页。
(49)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34，关中丛书刻本，第37页。
(50)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51)《旬邑唐家昔日的辉煌》，《三秦都市报》2004年7月13日。
(52)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94页。
(53)《徐沟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5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55)王锡伦：《恰青堂诗文集》，转引自郝平《丁戌奇荒的山西粮价》，《史林》2008年第5期。
(56)《黄义刚传·休宁黄氏世谱》卷2，康熙十八年木刻本，第4页。
(57)《徽州府志》卷2《风俗》，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4页。
(58)《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56页。
(59)百度百科：《安徽民居》(baike baidu.com/viwe)。
一 陕商大院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说，见到晋商大院，他才感叹中国北方有这么富有的人群。其实，余秋雨先生不知道，当年陕西商人建造的大院并不比晋商的逊色，甚至在晋商之上。因为，陕西八百里秦川，一马平川，有建造大院更宽广的伸展空间；陕西南有秦岭，北靠梁山，有取得盖房木植更便利的条件；陕西十三朝故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具有建造大院更方便的人力资源；陕西商帮是中国产生最早的商帮，他们比其他商帮更早地掘得了“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的第一桶金，而且陕西商帮在明清中国商界历来以爽畅大气而著称于世。因此，盖房、置地、娶媳妇是陕西商人最朴素的人生三大理想，“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张口兽琉璃瓦高房大厦”是陕西商人最世俗的人生追求。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盖一座可以光宗耀祖、荫庇儿孙的宽敞大院。陕西泾阳布商周梅村在江南贩布发家，一次赚36万两银子，在其家乡泾阳孟店周村一口气盖了五进的大院17座，号称“周家大房”；①陕西渭南西塬阳郭镇贺家在西北开典当成富，回家后在家乡贺家洼大兴土木，一口气盖了九条街的大院，号称“九龙贺家”，他家为盖房还专门包了秦岭的一座山——清凉山；②陕西韩城王庄党家，在社旗县开商铺发财成巨富，回家后在家乡党家仡佬一口气盖了120座四合院，院院相通，每院造价7000两银子，总投资3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全部投资。③此时，人们才知道陕西商人建造大院的规模和气势远在晋商和徽商之上，才能读懂什么叫“陕西愣娃”。
陕西商人建造大院的典型可以泾阳社树村姚家为例。社树姚家是清代泾阳“四大富户”之一，他家在雅安、康定、成都、沙市、苏州、上海贩茶叶，卖布匹，鬻水烟发家致富，仅在西安就有17处房产，归家后在社树老家耗巨资盖了九进的“姚家老宅”，连带附产，把社树一个村子都快盖完了。姚家老宅的构成是：大门，一院落，院后偏正两院，正院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两间，楼房两间，楼后为小院，厢房两间，上房三间，偏院左右厢房各三间，大厨房一座，院后书房三间，小房三间，后花园一座，大井一个，共为九进的庞大建筑群。另外在村东有偏宅，包括：土地堂一座，街房两间，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两间，楼房三间，楼后井房杂房三间。并在老宅对面有药铺，名叫“天增泰”，专供本村村民方便抓药而设。药铺东北有花园，内有：荷池、熙亭、水井、房屋六间，为停柩之所。在老宅外西南角还有“魁星楼”，专供朝拜孔子所用，其结构、排场远比晋商“乔家大院”恢宏得多。④
陕商大院一般形制为“四水流堂”的空间铺陈，体现了陕商“一明两暗，雇俩伙计，两三个妻妾，小小一把年纪”的人生理想。陕西商人的四合院四面有房，以房为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便于防贼防盗，体现了陕西商人“求居安全”的防范心态。同时，陕西商人四合院内部构架以中轴对称铺开，每个院落由正房、厦房构成，正房为长辈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居住在厦房之中，构架本身隐含长幼有序、不得僭越的伦理价值追求，使居住在大院中的后辈们形成对长辈的心理敬畏和身份压抑。而且，四合院地势平整，平面形状像一颗印，故称“一口印”。又因房与房的转角处能结为槽凳，下雨时上下对面水柱，形成四柱粗水流到堂前，故称“四水流堂”，体现了陕西商人内敛聚财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天人合一人生理念。
陕商大院的情况，因鲜为人知，可多举几例。
(一)渭南孝义镇赵家大院
赵家是陕西在明代最早从经营盐业中发家致富的商业家族。清代末年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其歌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就说的是孝义镇赵家的事。而清末文人李伯元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该书开宗明义写道：“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县有个孝义镇，赵家是镇中富户，有一年赵老爷的一个孙子考上了状元，阖镇祝贺，另一富户方家见了眼红，也找了一个举人夫子名王仁给他儿子老三作私塾先生，在庆贺赵家孙子中举中王乡绅大谈制艺入官经济之道。”⑤足见赵家在全国的影响。赵家原本是山西人，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居陕西朝邑望乡关，后迁到渭南孝义镇，从明初利用“食盐开中”，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自明迄今，累世忠厚，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到清代主要是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是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发的家。西安有不少赵家的生意，西安的“赵鼎元”、洵阳的“乾益号”、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赵家在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开有盐井和盐场，叫“元记”盐号，在涪州有“恒盛元”盐号，两号的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泾阳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咸丰时赵家的赵渭南是关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同治年间的赵老九和赵元中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赵家在孝义镇修了九座宅院，恢宏宽敞，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墓基时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乔家后人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的，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乔家的地里。⑥
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严家也是从山西迁来的，与赵家是老表关系。严家后人出过不少当官的。如道光朝抵抗派领袖之一，历任河南、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就是严家的后人，所以当时孝义镇就流传着“严家功名大，赵家银钱多”的话。严家的生意主要在四川，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从灌县到松潘的茶运业、伐木业几乎都被严家垄断着，并在成都、什邡、绵竹、灌县、彭县有商号(名称为“义和”)，还有大量水田。严家发财后，举家迁到了四川的新繁县。柳家是孝义镇四大财东中发财最早的，主要是在四川开当铺和金货铺，以“亨顺”为号，仅在成都开的店铺就有48家，赚的钱很多，当时渭南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钱多比不过姓柳的”。柳家发家早，衰败的也早，据说今天已经绝户。詹家也是做生意发的家，但富厚不如前三家。孝义镇的“赵、严、柳、詹”四大财东，共同支撑了孝义镇几百年的辉煌，当年渭南流传的一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⑦
(二)渭南信义焦家大院
焦家在渭南信义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二人的事迹《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1826)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1837)，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齐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遍布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⑧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勤奋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其为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五号，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分了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六号，又在陕西开当铺八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
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三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三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5000两，被赏以花翎，还以3000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账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1834)“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⑨焦家还巴结官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捐银5万两，麦6000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三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光绪三十四年(1908)“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⑩
(三)渭南板桥常家大院
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于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珍”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善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极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八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11)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两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执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
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梁的担子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专门养有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等，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常生春“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太监李莲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12)
(四)渭南吝店曹家大院
曹家现住渭南吝店镇程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吝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吝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曹家发家后，在程曹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10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河，翘首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携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两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曹家还与板桥常家、程曹焦家互相联姻，曹家三代云瑞之姐嫁给程曹焦家三少，住在西安柏树林，云瑞之侄女平鸽嫁给板桥常家祥和子之子，使三家荣损与共，成为渭河北岸著名的“焦、常、曹三大富户”。(13)
(五)渭南西塬贺家大院
贺家在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人称“九龙贺家”。贺家是关中大姓，据说他们家是明代从湖北迁入陕西，分为三支，一支在湖北；一支在贺家洼；一支在蒲城。现今每逢清明，三支还互相走动。贺家在明代出过一个总兵，当官的人不少，入清后二门还出过一个临汾知府，但官运下降，开始走上经商之路。贺家在清代兴起于贺士雅、贺士英之手。贺士雅兄弟五人，长门贺士泰、二门贺士雅、三门贺士杰、四门贺士英、五门贺士顺。从贺士雅、贺士英起，贺家办钱业起家。贺士雅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座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又设两个钱铺，即72座钱铺，到贺士英时在“西同凤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14)，当时办一座当铺至少需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据贺家后人回忆，他家“每年的进息当有八九十万缗”。(15)贺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因此，见到这种建筑，打眼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成为很好的实物广告。而且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如临潼斜口、新丰、零口、马额，渭南的三张、阳郭、年曲等镇，蓝田的洩湖、普化、李后等镇，都有贺家当铺的分支，从而使贺氏家族遍布关中各地。贺家在清中叶后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士英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徐炘抚陕时，见典当利息每月三分，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家人贺士英去见陕抚，提出“不可力取，我(家)质库在省者八百余，下令各典当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质者见利轻，不之他而质之士英”(16)，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足见贺家财大气粗。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在眉县黑水峪、蓝田清明山(也叫青草坪)设有林场和石灰场，所以贺家典当都是自建，不采购别家材料，木料从太白山经黑河运来，工匠则用自家常年雇佣的铁木匠人，从而保证了贺家当铺建筑的如出一辙。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人禾。西安有贺家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如今的青年路省委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使“九龙贺家”成为当时陕西闻名的富户。
贺家钱铺的钱很多，多得用不完，钱都摆成一摞一摞的，便在家乡大举建宅。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五间、厢房六间、书房十间、庭房五间、上房一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矗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在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中，听由东家评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都是他家拿出的；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的铁链上还刻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为了惠及乡党，贺家在贺家洼设了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的东西不论农具、牲畜、食品、衣物，都可在会上销售，售不完的一律由贺家收购，决不让乡党带回去。这个古会立了百余年，至今还是渭南有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即“人市”，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来，为贫困村民提供了干活的机会。有趣的是贺家还从扬州娶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在贺家住了几十年，做饭从不烧木材，而是烧书，她说：“用书做出来的饭有书香。”就是这位姨太太，有一年除夕不小心把贺家用制钱堆的“钱山”蹬倒了，于是贺家财东大惊失色，说是不祥之兆，钱山倒了贺家就没钱了。这当然是“女子祸水”的一种版本罢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商人对商海不测风云的恐惧和担心。(17)
(六)渭南阳郭姜家大院
姜家现住渭南阳郭镇南姜村。姜家世代为商，嘉道年间从姜望绪起已发家，姜望绪因荒年散粟七次花费制钱万缗而成为渭南著名乡绅，《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嘉道年间，其后人姜恒泰在渭南城西门开了一间药铺叫“药济堂”，为人行医抓药治病，为人厚道善良，穷人买药可长期赊账，在渭南小有名气。姜家的发家与陕抚谭钟麟颇有关系。谭钟麟最初为陕西藩台，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离西安时大小官员都冷眼相待，到渭南后因与姜恒泰有金兰之交，受到姜的热情款待，并送给上京的盘缠。谭钟麟便对姜恒泰的情谊铭记在心，入京后不仅没有丢官，反被提升为陕西巡抚，回陕行职途经渭南，西安大小官员到渭南东门接官厅迎接，谭钟麟停轿未问别人，只说了一句话：“姜恒泰来了没有?”有人回答说“来了，跪在后边”，谭巡抚急步走到姜的身边，拉着姜的手走进接官厅。为感激姜恒泰解救于危难之间，谭封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
姜恒泰做生意很有头脑，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一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是融资的便捷手段，但有挤兑风险。有一次姜家发生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省抚，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藩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以后不久，陕西官衙资金短缺，谭钟麟就让姜恒泰以官府名义发放绺子(即一种私人货币)使姜家迅速发财，成为渭南西塬三大富豪之一，当时陕西关中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姜家发绺助官府，贺家降息为穷人”。(18)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姜家不仅办钱庄、典当，在陕西各县都有生意，字号叫“悦茂号”。除此之外，姜家还在川省和西北经营水烟、药材、山货等生意，由渭南到兰州沿线都有姜家的店铺，据说从阳郭到兰州，姜家的东家们从不住外人的店，成为与阳郭贺家并驾齐驱的渭南西塬两大富户，人称“贺家的钱多，姜家的官大。”
姜家发家后在阳郭镇南姜村修造老宅，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南北共八院，其中坐南朝北五大院，一律五开间，有门房、厢房、庭房、上房、围房，还有西北两花园和绣楼等。院内除花坛外，不见黄土，一律砖石铺地。各院后房都是横向庭房，打开院门，五院便连为一体。与众不同的是，五院的外围不用围墙，而是建成三面的围房，房檐高五六米，外人很难爬入。姜家这么做，与一段逸事有关。据传有一个江洋大盗听说姜家很有钱，入姜家抢劫，姜家主人将其礼请入内，好吃好喝款待，对强盗说：“你不用强抢，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强盗很感动，临别时告诉姜家，如果用高大的围房将住宅围起来，外贼就很难入内。从此姜家的围墙便翻盖成围房。今天阳郭镇政府就驻扎在姜家的一院房中。姜家致富后，也做了不少施惠乡里的事情。咸丰年间捐银27000两，同治年间捐城工银3000两、庙工街署银2000两，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籽种耕牛1000头，还捐修了渭南城到阳郭路经的“油河大桥”。同贺家一样，姜家也给本树的穷人立了一个会，即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姜家订立规矩，凡这一天上会者，不许向人讨债，如有要账的，由姜家家丁持棍棒将其赶出会，使穷人可以安心过年。年三十晚上，姜家还大摆宴席，宴请村中穷苦老人，博取“乐善好施”的好名声。(19)
(七)大荔八女井李家大院
李家原址在大荔县八鱼乡八鱼村。八鱼村原名“八女井村”。相传久远时期，关中大旱，天宫的八位仙女，私下凡间，在此挖井，为民解忧，村民为纪念，在村中建牌楼，以所据井为名，故为“八女井村”，近代后逐渐演变为八鱼村。李家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初从山西迁徙陕西，占籍八女井村。从其先祖李训起已历十三代。李家从其先祖起分为凤展、凤翅两支，明代以来就是朝邑有名的富户。这与凤翅一门的李鹏有关，李鹏在乾隆年间，因“生而精敏”，从商于广东一带，权子母利，“不数十年而盈宁丰裕”，为李家的商贸事业打下了基础，使李家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能够富甲一方，商号遍布南北各地。(20)李家到第八代树字辈发展到极盛，其中凤展一门树敏、树本、树德、树玉分为四大堂号，即“永远”、“明远”、“致远”、“定远”，将李家的商贸事业在嘉庆至道光年间经营得烈火烹油般繁盛。据传这与李自成有关。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弃京返陕，兵败八女井京王店，将从京中携带的大量元宝埋在八女井一带的地下，此元宝有不少为李家所得，所以他家常有明代的银元宝在外流通，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投资。(21)李家主要经营布匹、盐业和粮食，遍布全国的字号都以“万”字头命名，如老二“明远堂”开的“万顺德”，老三“致远堂”开的“万顺贵”在当时都很有名，总号设在大荔库道，在泾阳、三原有分号。布从湖北运来，贩到陕西、甘肃去卖。老三还开有“俊明”商号和“振恒丰”钱庄，总号设在三原，在同州城还开有“万顺李”铁货铺。当时从大荔到西安18马站都有李家的生意，此外兰州、上海也有他家的字号，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22)李家经商致富后，广置田产，在土改前，李家拥有八女井一带的土地1万亩，租与村内外的农民耕种。(23)李家商贸兴盛，累世富厚，家藏万金。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多隆多率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就挖出白银1000余万两。(24)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八女井，李家的城垣被围，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打完了就从地窖里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存银之巨。
李家致富后在八女井盖房置地，捐官求名。修了华丽无比的私宅大院，仅李家祠堂就由20余间房屋组成。李家在八女井的墓地就占地240万平方米，仅在靠村庄的6万平方米中今日就勘探有16座墓葬，已发掘的五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砖雕、石图、石字画，精美无比，多达404幅。李家还花大量钱财捐官求名，从第三代李朝恩起，代代捐有官衔，第七代李子瑜官居武翼都尉，为二品；弟李聘被清皇帝诰封中宪大夫，赏戴花翎，议叙郎中候补禄署正，都是当朝官职较高的京官。
李家殖货财贵，也做了不少慷慨乐施的有益事情。第七代李滋亭曰：“稍有蓄积不能慷慨乐施，刻苦吝啬留为子弟奢荡之资，以供后人笑骂，吾甚耻之。”因此从其祖李鹏起“屡岁薄收，捐粟施粥，不一而足，公对众焚券，略无德色”(25)，几代以来不间断地捐资新修、重修、翻修同州考院，捐修灞桥、城县署衙、同州文庙，所费不赀。还在本村舍地80余亩，举办义学，又供社田百亩，资救本村贫困，这些在《新修大荔县旧志稿》、《耆志传》中都有记载。(26)
(八)大荔羌白温家大院
温家原在大荔羌白镇青池村，是回民。温家的发家人叫温纪泰，是在四川自贡办盐井发的财。发家后将商业投资转化为土地投资，在家乡大量购置土地，从青池村，经过庞家庄、张家堡到渭南官路镇，到处都是他家的土地。他家养的牲畜也很多，牛马成群，结队相连，有几百头。当时有卖牛笼头的到村中出卖，温家倾车而购，尚感不足，还在专做牛笼头的赵村定做。春天，他家耕地时，红马对红马，白马对白马，煞是好看，如同过会，一派繁忙的“盛世春耕图”。有一年附近汉人村演戏，但群众不愿意看，而宁愿看温纪泰家耕地的热闹场面。温家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家中藏银数量多，是陕西回民中有名的大财东。有一年温纪泰的母亲见家中粮食多，银钱少，很不开心。温纪泰对母亲说：“咱家的银子比粮食还多。”就引着母亲到一个藏银的地窖中去看，里面藏着大块的银锭足有百万锭，温的母亲看到后，竟高兴得笑死了。(27)在陕甘回民起义后，在左宗棠迁徙政策下，温家整族迁到四川去了。(28)
(九)韩城王庄党家大院
党家在韩城王庄镇党家村，也叫“党家圪*(左土右劳)”。由党、贾两姓构成。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朝至元二年(1265)逃难到陕西韩城，从其祖党恕轩开始迁徙到党家村定居，以农为生。党恕轩有四子，有三子留在党家村，四子一支又迁回甘肃武威。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1525)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到贾翼唐时，党贾两家在河南南阳郭滩镇设立总号“合兴德”，道光年间为图谋发展，又迁往当时河南商贸中转中心之一的社旗镇，即今日之社旗县，经营范围从唐河经汉口、湖南达于广东佛山等地，并在豫、鄂、湘及唐河流域分设分支机构。经营业务是将北方的小麦、黄豆、芝麻、香油、酒、药材等贩往江南，又将江南的杉木、茶叶、夏布、瓷器、南药驮运陕西、甘肃出卖，成为皖南有名的富商巨贾。党家在社旗的势力很盛，社旗的一条街“太平街”全是党家的字号，为了运输方便，党家在唐河上拥有多艘木帆船，还专门修了社旗的唐河码头和购地500顷出租收利，业务最盛时仅“合兴德”号就拥有店员500余名。社旗山陕会馆的会首叫党燕堂，就是党家“合兴德”的东家，成为社旗商界的代表。据党家的后人回忆，党家在最盛时每月都有“标银”运回党家村，“日进纹银千两”，为此党家专门修了两座“分银院”和两座“分银楼”，运回的银子，各房按股份提取，分银时不用钱秤，而是用斗量，每房用斗往家里提银子。
党家致富后，遵循“富润屋，德润身”的古老哲学，新建由108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后来发展为144院，成为目前陕西保存最为完好的商人住宅群。党家的四合院由门房5间，厢房8间，庭房5间和灶房、马房构成，并通过前厅背墙中心的“腰厅”，使几个院落连为一体。另外还修了祠堂、暗道、看家楼、节孝牌楼等。其整个村落建筑宏大，占地63亩。现住360户人家，村内巷道纵横，各种木雕、砖雕、石雕美轮美奂，各个四合院又根据主人身份不同，有不同的门楣，如“进士第”、“太史第”、“文林第”等。为了防盗，党家在村内巷道又建有“哨门”，每当天黑，放下哨门，就会将几个院落围在其中。1851年又建成与村落相连的堡寨，形成“村寨合一”的建筑格局。据党家后人回忆，当时修一院四合院费银在千两以上，足见党家财力的雄厚。党家大院被称为“东方民居的活化石”。
注重教育是党家的突出家风。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因文字很好，受慈禧赏识，党家院落的“福”字即为党蒙恳请慈禧所题。为了提携教育，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七层高的“文星阁”，成为全村最高的建筑，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教育后生。这个“文星阁”的造型与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春秋楼”形制如出一辙，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党家还乐于捐施，党梦一次给韩城县捐粮1000万石，合今制30万斤，赈救灾荒；河南“合兴发”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29)以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会首就是党家的财东党燕堂。(30)
(十)富平县北李家大院
李家是明代关中发家最早的富商之一。李家利用明初“食盐开中”的政策机遇，“起盐荚，种粟塞下，擅素封，历二百年”。(31)从其祖李月峰起，在嘉靖、隆庆年间，从关中运粮到延安柳树涧“数千万石”，“供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32)，以一家供数万人边防军的军需，足见财力之广大。并且在当时关中的边商中，李家很有名，由于李月峰武艺高强，“掇武科”，“善骑射”，“凡往来荒檄之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假其名号以自免”(33)，成为陕西粮商中的领袖人物。李家输粮边关换引后转化为扬州盐商，在扬州经营盐业起家，“家益大，客日益多。”在扬州和陕西广置田产，从三原、大梁到广陵，到处都有李家的客舍，“李氏往来如归”，又在富平建房置地，“美田与芦场独多，仍创新宅以居之”，成为关中有名的富户。并且善施予，乐公益。李家发家后，陕西布政司“请以金助边”，李家当家李尽心询其数，官府说量其力即可，起初捐五十金，以后涨到千金，官家大为吃惊，“疑其有狂疾”，而李家后竟捐纳两万金于诸司库，成为陕西商人“佐国事”的表率。又富平县北门外大河有“永兴桥”，是向边关运粮的大道，因年久倾塌。明万历年间，李家当家人李尽心“捐赀辇石刻为巨桥”，为纪念李家“急公益”的善举，人们将桥名改为“李公桥”。李家还捐义仓粮粟千石，救济穷黎，又捐千金修富平县的文庙，捐百金修富平的城楼，成为知名的乡绅。而且李家重视教育，后代中出的人才不少，其著名者如李因笃，是清代关中著名学者，善诗文，精于经学，康熙中被举荐为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入仕一月即辞官回陕讲学，与周至李二曲、眉县李柏并称为“关中三李”，成为陕西明末清初一代学人的代表。(34)
(十一)富平庄里张家大院
张家从明代成化年间已是富埒关中的大盐商。张家是商业世家，“上世皆隐于贾”，到张臻时，利用“食盐开中”政策更是发展到兴隆的阶段。张臻与其兄弟泰、凤经商走遍天下，“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最终以贩盐起家。成化中携其全家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由于张臻为人“慷慨自许，急人以难，义所宜施，挥金不吝”，被推举为陕西商人在扬州的通行领袖，“关中贾杨者，皆推戴公，盖数百人皆公纲纪之，婚丧及诸不平，皆往质公”。(35)陕西商人在扬州聚会，张臻不到场，大家都不敢举杯，这不仅在于张臻有财力，而且在于张臻有人格魅力。当时在扬州做盐业做得很大的还有长安张克让，人称“东张”，而张臻被称为“西张”，由于张克让俭吝，“好义之士不归焉”，独尊“西张”。张家由于能急官府所急，“输粟边庭，助天子伐匈奴”而被授七品散官，于是花数千金在扬州盖了私家花园“张园”。前有高门巨屋，后有假石流水，荷塘修竹，今天依然是扬州著名的文化景点。张家发财不忘乡党，后来又捐资在家乡庄里修了庄里全镇的城墙。(36)
(十二)泾阳王桥于家大院
于家在泾阳县王桥镇东街村，是清代泾阳的首富，当时泾阳的“四大家族”，即“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的“一撮毛”就是指王桥于家。于家起家很早，从其祖于天赐时在四川做生意，在四川开有很多当铺、茶店和布店，在汉中、汉阴也开有分号，当时最有名者为“恒泰盛”茶号，堂名“务本堂”。由于王桥在龙洞渠岸边，这一带水田很多，因此容易发财致富。而且，泾阳是当时陕甘贸易中心，烟货由西而东，茶叶、布匹则由东而西，所以泾阳有钱的人以商为业，形成“与其吏也宁贾”的价值取向，于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泾阳于、孟、姚、刘四大家族之首。于家发家后在本村建造了华丽的府第，成为清代关中商宅的代表。(37)
(十三)泾阳社树姚家大院
姚家在泾阳以南石桥与王桥两镇之间的社树村，相传为元代驸马的后代。主要是在四川、上海做生意发的家，所以姚家的财东很多，分为“恒昌”、“惠谦”、“燕义”、“居敬”、“祝新”、“仁在”六支。姚家不仅在泾阳、三原、西安设有货栈、字号，而且业务发展到巴蜀、康藏、云贵地区。在巴蜀以雅安为中心，又设分号于缅甸、越南、印尼等地，主要是经营布庄、当铺、茶叶三种生意。与姚家齐名的还有石桥川流村的刘家和石桥西南赵村的孟家，号称“东刘西孟”，他们都是在四川做生意发的财，尤其是刘家在雅安和松潘开的“义兴”茶庄，在当地很有影响，雅安和康定的茶行领袖长期以来是由他家的财东们担任的。(38)
(十四)泾阳安吴堡吴家大院
吴家在泾阳嵯峨山唐德宗崇陵脚下安吴堡村，因元代在这里设有近祥宫，故名庵吴堡，清代后读“庵”的谐音为“安”，改称安吴堡。吴家是安吴堡的大姓，吴家从清代起做布匹、茶叶生意发财，特别是吴家兼任通奉大夫吴蔚之子吴介侯迎娶了三原孟店有名富商周梅村之女为妻。周梅村为三原著名布商，其父周梅林为清代工部主事和大盐商。这桩亲事使吴家力量进一步雄厚，吴介侯早夭，周氏守寡多年，长期主持吴家之政。周氏为富户之女，很有经商才能，在她主政期间，吴家在泾阳的主要字号“裕兴重”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周氏有眼力，重用了富有经营经验的邓监堂为掌柜，邓经营作风稳扎稳打，注重质量，使吴家生产的“天泰”、“德恒”牌泾阳砖茶畅销西北各地。而且邓监堂很有经商头脑，有一时期茶价暴跌，别家都赔累不堪，独有“裕兴重”两年多净吃净坐没有卖过一封茶，到后来茶价大涨，“裕兴重”乘势畅卖，大获其利，资金积累到四五十万两银子，坐了泾阳茶商的头把交椅，其兰州分店掌柜胡服九还做过多年兰州茶业的“总商”。(39)庚子年慈禧西狩西安后，吴家捐银50万两，周氏被慈禧看作义女，诰封一品夫人，经常被慈禧接到西安的行宫中陪老佛爷聊天说话，被人称为“安吴寡妇”，其堂号叫“吴式仪堂”，在关中享有盛名。除经营茶叶外，吴家在四川还开有当铺，仅在重庆就有五家。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吴家又捐银6万两，重修了三原东关的城墙，雇壮丁守城，才使三原东关未被攻下。(40)
吴家发家后，在安吴村修了规模巨大的堡寨，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为吴家私宅，分为东、西、南、北四大院，外城除有吴家宗亲居住的四大院外，还有近祥宫、商店、市集、戏台、菜圃、花园、林场、马厩以及外姓人居住的西巷子。“安吴寡妇”独居全堡之中的迎祥宫，俯视全堡。吴家有钱有势，讲究耕读传家，培养出像国学大师吴宓这样的学术巨擘。吴宓一生学术贡献巨大，在中国创建了比较文学之科，并且是“红学”研究专家和著名诗人与教育家，成为近现代闻名全国的人物之一。(41)
(十五)三原孟店周家大院
周家在三原城东鲁桥镇孟店村。从明末清初周梅林做盐商发家，官拜工部主事，到其子周梅村主要在江南做棉布生意而发大财。周家长期以来在苏州设布庄收布，贩回陕西整染后再卖往甘、宁、青一带，家业大饶，仅家藏白银就有36万两，生活豪华。每年腊月二十八三原古会，周家不到场，会就不能开场。周家香车宝马，招摇过市，看戏时，周家的驾车马脚踏四个碗，碗内盛满温水，一则保持稳定马不挪蹄，二则马蹄不冷，被世人惊叹。周家在鲁桥购地480亩，还建造了全县闻名的“周家大院”，当地叫“周家大房”，营造数年。(42)建成高大住宅17院，后因年久失修，大都倒塌毁坏。现存大房一院，宽138米，进深71米，面积9798平方米。全院由前门、二门、退厅和后楼四个部分构成。高大的前门，中为通道，两旁为门房、二门以内建筑东西厢房，接着是五间大厅，厅柱楹联为“燕翼贻谋堂上，箕裘锦福荫；凤毛济美阶前，兰桂发奇香”。后面是退厅，厅后又是东西厢房，最后是青白石铺地的三间楼房，房深五进，结构严谨，蓝砖青石，异常坚固，木材是上等松木，砖是水磨，寿石镌刻，屋架头拱重叠，墙壁雕琢博古画屏山水人物，飞禽走兽。门窗木雕历史故事“郭子仪上寿”、“陈桥兵变”等，刻工细致，栩栩如生。这样的大房当年足足建了17院，足见周家当时财力之雄厚。(43)
(十六)三原城师家大院
师家是陕西明代最早以经营盐布起家的富商之一。师家最初是泾阳孟店人，到其创业人师庄南起，因三原为西北棉布中心，遂移家三原县城，主要从事棉布生意。师家一门三代，都是生意通。师庄南最初务农城南，故自号“庄南”，后见经商起家易，“以贫求富，农不如商”，遂开始做商人，在三原设庄贩布，“往来姑苏与吴越诸处，贸迁有无”，还将贩布赚的钱放贷，“任人转生息，所收甚厚”，家都称赞师公“善贾”，什么生意到他手里都能赚钱，“居泉货价辄骤溢”。后师庄南在扬州做生意时，见到经营盐业更容易赚钱，便将其子分工，大儿子师从致在扬州为盐客，主要贩盐；二儿子在三原贩布，“客与家诸方略，听公指授”。(44)由于师公调度有方，到他年老时已积资巨万，成为三原有名的富户。其子师从政更是经商的行家里手，从少年时起就随其父经商，“操钱千，市布崛起”，在苏州做陕商布业领袖多年，赚了万两白银，并自豪地说：“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有一日，师从政与众商在苏州布市谈天，有一同乡客人为捉弄师从政故意说：“我听说有一家人办事急需要布。”师从政听罢背起布就到那家去卖。众客商鼓掌大笑，均言师上当了。可过一会儿，师从政持布银归来，众客商张口结舌，对师从政说：“难道天下对你掉钱否?”师从政笑着说：“命乃尔。”说明师是猎取信息的市场能手。师从政有口吃的毛病，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但唯独做起生意来一身伶俐，所至辐辏，简真是个经商天才。(45)师家发家后，在三原也做了不少善事。多次以百金购粮输泾阳，以粮120石输三原，救济穷黎，捐百金修缮三原城郭，温纯倡修清水河石桥时，又积极响应，捐200金修桥，今日亦被三原人民称道。(46)
(十七)三原县城温家大院
温家是明代以业盐起家，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温家从其祖温朝凤起家，分为三支，本支在三原，一支在扶风，另一支在成都。温家从其祖温朝凤起经商发家。温朝凤十四五岁因家道中落而弃学为商，做小本生意。稍有积蓄后，开始在四川贩盐，在湖北贩布，家业大起。温朝凤武艺高强，胆量过人。有一次在四川做生意时租船返陕，江中遇大盗数十人登舟，杀人越货，同舟人皆战栗伏舟，唯朝凤挺身手持弓箭，射中三人，众盗见状吓得作鸟兽散。从此，温朝凤声名鹊起，在三原很有名。温朝凤的另一兄弟温廷秀后来移家成都，成为成都富商，今日成都“四川民俗博物馆”据说就是温家在四川的产业。温朝凤以商起家，却心喜儒学，发家后命其子温纯一心从儒，温纯乡试为三秦解元，第二年赴京城会试，推为进士，授山东寿光县令，历被升迁，万历朝曾任户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是陕西省有名的京官。(47)温纯居高位而关心家乡建设，见清浴河将三原古城辟两半，南北阻隔，交通不便，遂有建桥之志，并于万历十九年(1591)倡导集资兴建三原清浴河石桥，历时12年建成，人欲以温公命桥，温纯坚拒不从命，而定名为“龙桥”，使之成为沟通三原南北的交通要道和三原八景之一。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倡议捐修三原北城和补修三原南城，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温家一门学人，名扬关中。其仲子温日知，著名诗人；少子温自知，知名学者，著有《海印楼文集》七卷；四代孙温仪，清康熙朝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全国著名画家；六世孙温蕙，乾隆癸酉举贤书，曾讲学关西书院，其门下名士多人。(48)
(十八)武功城东康家大院
康家自明代起一门俊秀，为关中望族。从明初康汝楫起，累世为官。到永乐年间，永乐帝闻康汝楫之子康年从商，赐以千金，钱数万贯，并特敕免去康家从商的税收，凡康家的生意，所经关津不得盘查，使康家势倾关中。后世康家经商的不少，如康銮父子就是在扬州贩盐而发财，并在扬州筑有“焦山别墅”。一门英才荟萃，其子康海，弘治年间考中状元，修翰林院修撰。后因不满陕西兴平人宦官刘谨专权，解职回乡，专意在扬州做盐商，并以造歌作乐排遣忧闷，成为陕西著名文学家和戏曲家，弹得一手好琵琶，人称“琵琶圣手”。(49)一次在扬州焦山演奏，倾倒观众，后人将焦山别墅改名为“康山别墅”以示纪念。康家发家后，不忘乡邻。康海见武功贸易寂寥，乃出资在城东设赛会，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长幼来观者数千人，使之成为武功有名的古会。(50)
(十九)旬邑唐村唐家大院
唐家在旬邑城东唐家村，从清初起已是远近闻名的富户，由于旬邑世称“三水”，人称“三水唐家”。唐家从其祖唐应弼起经商发家，到四世唐景忠以商为兴家，以农守之，家族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遍及陕西、甘肃、四川、安徽、江苏、福建、辽宁、浙江等13省50多个县，商业街坊达90余所，人称“汇兑13省，包捐知府道台街，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走四川不歇人家店”，并在本县与邻县拥有土地19290亩，佃农489户，年收租3000余石。全家60口人，雇佣丫鬟165人，有鹦歌轿66辆，出入讲究“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51)
唐家致富后，在唐村造修华丽私宅，号称“唐家大院”，共有87个院落，2700多间房屋。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造，每天各种工匠340余名。咸丰元年(1851)工程分为11处，每日工匠增至3200名。直到同治七年(1868)，历时43年，才基本建成。院内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全部砖木结构，一律水磨青砖砌墙，石雕、砖雕装饰，砖缝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呈现出北方四合院和南方苏杭园林艺术相结合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唐家雄厚的财力。大院盖成后，专门盖了一座大戏楼，唱戏祝贺，光演戏就进行了三个多月。(52)
此外还有武功路家大院、西安芦荡巷姚家大院、西安洪庆张家大院、长安王曲郭家大院等陕商名宅，依然保持完好，诉说着陕商的辉煌。
二 晋商大院
山西商人也是以高房大院作为光宗耀祖的标志。当年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53)经过三四百年的商业积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资财更加雄厚。晋绅刘大鹏曾记录了晋商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54)有雄厚财力做后盾在家乡大修宅第便不足为奇。另一晋绅王锡伦也描绘晋商的富厚是“方其盛时，自数百两，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籀博蓄优伶宾从杂逻，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55)
由于晋商大院多为世人熟知，故简举几家晋商大院为例。
(一)乔家大院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出小本生意起家，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达到鼎盛，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为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整个大院的布局为双喜字造型，又称“在中堂”。
(二)渠家大院
坐落在祁县东大街的渠家大院，其祖先以“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他家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3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三)王家大院
王氏祖籍琅琊，迁至山西灵石县峪滩村。清初，族人王兴旺开始经商，做小买卖，至第十四世王谦受逐步成为豪商巨贾。王家大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大院选址于北傍高坡，南望开阔，高出平地八九米的台地上。院内从屋檐、斗拱、照壁、吻兽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造型逼真，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具有南国建筑的秀雅风格。
(四)常家庄园
常家庄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常家的祖先常威身背褡裢赴张家口经商，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等20个商号。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常家投入巨资营建宅院。建有宅院80多座，楼房50余幢，房屋3500余间，占地面积300余亩，规模之庞大，世所罕见。
晋商大院比之于陕商大院更具有喜庆文化的特色，表现了山西商人追求红火热闹的生活情趣。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现“王”字格局；而太谷曹家“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县城及附近镇子上就店铺林立，布号、盐庄、钱庄、票号齐全，现在城中还有40余座多进院保存基本完好。这几十座大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上部沿墙顶处常用砖头镂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现了晋商在大院建造上更注重突出传统文化，盼望经商发财、阖家安康的心理诉求。
晋商大院比之于陕商大院更注重步步高升、长幼有序的制度安排。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祝愿。曹家大院主楼前，有五级甚至九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当年日升昌的七间七檩宅，正房七开间，正厢房都为两层楼，由三个院落组成，院落逐层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顶上，还砌了照壁来提高正房高度，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方法。寓意深刻，含蓄表达了人往高处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追求。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甬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这种院落构架，一方面反映了山西表里山河、多山少土的地貌构造，房屋建造依地形“步步为高”；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山西商人求财不易，祈祷永葆福祉的强烈愿望。从中国“富不过三代”的传统出发，晋商在建造大院时就将这种“居安思危”的心理焦虑潜伏在大院的建筑之中。乔家大院在建造时，每一块砖的四角都放入四枚铜钱，整个乔家大院几乎是用钱垒起来的，以备后代在危难时使用，充分表现了晋商“老谋深算”的“晋老西”行事风格。
三 徽商大房
在明清的中国十大商帮中，徽商是最具传统文化的商帮。依照“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的传统观念，徽商经商发财后，在家乡广建庭宅，就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归宿。这样的事例在徽商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黄义刚，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晚而筑室关乡，立纲振纪。”(56)许竹逸“扶资经吴越金陵十余年，资益起，广营宅置田园，以贻后裔”。江终慕“北游青、齐、梁、宋问逐什一之利。已而财益裕，时时归款，渐置第宅田园为终老计”。(57)无论是奔走于天涯海角，还是亡命于商海异乡，大多数徽商最终还是选择在家乡置田修宅作为人生的归宿，这是徽商强烈寻根意识的自觉反映。对此，徽人许承尧说：“吾徽有千百年祖墓，千年之祠宇，千百户乡村，他处无有也。假令迁后子孙长保富厚，已属孤另，设有不振，失所凭依，其流移不可问矣。”(58)
而徽商又是宗族宗法关系最强的商帮。徽商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宋代以来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宗族势力很强，其外出经商多靠宗族祠堂公共资金的资助，一般12岁外出经商为贾，客子天涯，备尝艰辛，赚钱发财，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祠堂门前拜祖宗”，感谢祖宗的荫庇，因此，在家乡起造大屋，就是徽商实现光宗耀祖梦想最实际的表现。以徽商聚集的黟县西递村为例，西递村经商鼎盛时期，店铺多达百家以上。胡家二十世祖胡贯三，除了经营典当业务，还经营茶米生意，号称“三十六典”、“七条半街”，是当时江南六大首富之一，家财500万金。清代后半叶后，黟县南屏村的徽商号称“十万富”的不下20户。这些徽商致富后，为光宗耀祖，显赫一方，于是大兴土木，按官家规定的等级建楼扩园，这是徽商大房形成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是徽州人回乡建宅居住的原因之一，“溪山清丽，居此者如置身画图中，故人人有不忍轻去其乡之意”。
古徽州是皖南山区，山多地少，“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便决定了徽商不可能像陕商和晋商那样建造占地面积宽广、平面铺陈的大院，只能依照山水自然走势，建造向高空发展的大房。所以，徽商建屋扩宅往往依山傍水。山可以挡风，方便取柴烧火做饭取暖，又给人以美感。村落建于水旁，既可以方便饮用、洗涤，又可以灌溉农田，美化环境。徽商的大房大多白色山墙宽厚高大，灰色马头墙造型别致，形成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旨趣。这种房屋结构符合徽州山区的自然特点，节约土地，便于防火防盗。房子的白墙灰瓦，在青山绿水中，十分美观。大房的天井，通风透光，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天然通道，充分表现了天人合一，“天地入我庐”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
徽商的宅院大房一般受土地空间限制，只能向内延伸，进门为前庭，中设天井，后设厅堂住人，厅堂用中门与后厅堂隔开，后厅堂设一堂二卧室，堂室后是一道风火墙，靠墙设天井，两旁建厢房，这是第一进。第二进的结构仍为一脊分两堂，前后两天井，中有隔扇，有卧室四间，堂室两个。第三进、第四进，一进套一进，形成层层递进的屋套屋构造。
徽商是宗族宗法性很强的商帮，他们聚族而居，环绕祠堂以形成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徽商大房不仅是单纯住人的房子，还包括祠堂、家庙等在内的整体建筑。在徽州，没有祠堂也就没有了民居。徽人是东晋末年为避“八王之乱”而从中原整族迁徙到徽州山区的外来大户，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聚族而居，“社则有屋，宗则有祠”，宗祠是他们住宅不可或缺的配套工程，通过它来凝聚宗族人心。明代嘉靖年间，政府允许民间祭祀始祖，徽州宗祠大量涌现。最有典型意义的是绩溪龙川富商胡氏宗祠。它后枕龙山，前伏狮山和象山，一条古道横陈前门，道外的龙川溪水环宗祠流过，注入新安江。宗祠中轴线上的影壁、平台、门厅、正厅、前后天井、寝厅和特祭祠等建筑物，均衡而对称地排列，加上东、西、北三堵无一窗口的高墙，10多米的三重檐门楼以及从平台到寝厅逐步上升的地坪、门楼、正厅屋脊和寝厅屋脊又在空中形成三个高峰，这种深邃、高大和宽阔的比例关系，造成了宗祠的雄伟气势。而这在陕商和晋商大院中并不多见。陕商、晋商虽然也有浓郁的家族意识，但他们均为多年土著，没有迁徙之虑，家族意识在他们是自然的流露，没有刻意表达的需求，故而晋商多以“家”为出发点，陕商多以“国”为关照系，宗族意识远没有徽商那么强烈。
徽商大房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住宅多为砖木结构的楼房。徽州是山区，气候湿润，为避地气伤害，人们“构木为巢”，保留着土著山越人干栏式住宅楼上住人、楼下储物的“巢居”遗风。楼上厅屋一般都比较宽敞，有厅堂、卧室和厢房，沿天井还设有“美人靠”。明代以后，人们逐渐改居楼下，楼房也变得楼下比楼上高，楼上的功能变为储物。加之山区可供平整建屋的土地有限，人们只能向高空要空间，形成“筑楼而居”向高空发展的建筑态势，以节省土地面积。这与陕商、晋商因土地宽阔，大院多作平面铺开，向四周自由延展的规制形成明显对照。筑楼而居，房上垒房，为追求美观大气的效果，徽商大房多建成双层屋檐。关于这重檐习俗的形成，有一段流传的故事。五代末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亲征歙州，抵达今休宁海阳城外的时候，天色突变，大雨将至，太祖便至一间瓦房处避雨，为免扰民，太祖下令不得进入室内，可是徽州民居的屋檐很小，远不及中原的屋檐那么长，加上风大雨急，众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雨过天晴，居民开门发现太祖这般模样，以为死罪难逃，跪地不起。太祖并未责怪，问道：歙州屋檐为什么造得这么窄呢?村民答曰：“这是祖上沿袭下来的，一向都是如此。”太祖便道：“虽说祖上的旧制不能改，但你们可以在下面再修一个屋檐，以利过往行人避雨。”村门亭长，连称有理，于是立即照办。(59)自此以后，徽州民居都修筑了上下两层的屋檐。所以，徽商以“高房”著称，山陕商人则以“大院”见长，表现了南北建筑文化的巨大差异。
徽商建筑的再一个显著特点是高低错落的五叠式马头墙，民间称为“五岳朝天”。马头墙原来的作用是防火，防止邻家失火殃及自家；另一个原因是徽州男人大多在外经商，女人在家缺乏安全保护，民居“高筑墙”，便起着防盗以及对女性禁锢的作用。为避免单纯求高，给人阴沉压抑的感觉，故而在围墙上又常用黟青石双面镂空雕刻着两扇窗，图案往往是喜鹊登梅，喻寒尽春来的喜讯，既是在家妻子儿女的向往，又是对在外家人的祝福；两家如合用一扇便门，以利于在家的两家女子在闲时互相串门聊天解闷，或有急事时相互帮忙。这与陕晋商人两院之间以便门相通又形成差异。陕晋商人是“过门闲坐”，需地面走动；徽商是“开窗即聊”，是空间信息传递，更节省邻里联系的成本，反映了南北方不同的生活情趣。
①《泾阳孟店明清古建筑》，载《泾阳文史资料》第6辑，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版，第23页。
②贺志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载《西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第148页。
③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④姚文清遗稿：《泾阳社树姚家的经营概况》，手抄本，第3页。
⑤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⑥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7页。
⑦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168页。
⑧宋金喜：《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衰》，载《渭南文史资料》第3辑，渭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版，第62页。
⑨樊增祥：《樊山公牍》卷2，大连图书供应社1934年刊行，第74页。
⑩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70页。
(11)《渭南市档案局档案材料》卷30，渭南市档案局。
(12)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172页。
(13)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4页。
(14)《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明万历年间刻本，第54页。
(15)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16)贺士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载《西安文史资料》第6辑，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第147—148页。
(17)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77页。
(18)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19)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9页。
(20)《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21)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22)郭琦：《陕西通史·经济卷》，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3)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24)《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李春源传》，民国二十六年刻本，第17页。
(25)《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1页。
(27)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28)同上书，第222页。
(29)河南省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30)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31)李因笃：《续刻受祺堂文集》卷4，关中丛书刻本，第17页。
(32)同上。
(33)李因笃：《续刻受祺堂文集》卷11，关中丛书刻本，第17页。
(34)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4页。
(35)王九思：《渼陂集》卷15，《明故亡七品散官张公墓表》，关中丛书刻本，第33页。
(3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6页。
(37)《于家大院搬迁风波》，《三秦都市报》2003年7月10日。
(38)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油印本，第27页。
(39)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产销概况》，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第167页。
(40)《安吴堡秘史》，《三秦都市报》2005年1月21日。
(41)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189页。
(42)《孟店古建》，《三原县志》，《文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43)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190页。
(44)来严然：《自喻堂集》卷2，关中丛书刻本，第13页。
(4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关中丛书刻本，第17页。
(4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页。
(47)王桂娥：《我县历代名贤著述简介》，载《三原文史资料》第9辑，第146页。
(48)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192页。
(49)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卷34，关中丛书刻本，第37页。
(50)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51)《旬邑唐家昔日的辉煌》，《三秦都市报》2004年7月13日。
(52)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94页。
(53)《徐沟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5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55)王锡伦：《恰青堂诗文集》，转引自郝平《丁戌奇荒的山西粮价》，《史林》2008年第5期。
(56)《黄义刚传·休宁黄氏世谱》卷2，康熙十八年木刻本，第4页。
(57)《徽州府志》卷2《风俗》，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4页。
(58)《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56页。
(59)百度百科：《安徽民居》(baike baidu.com/vi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