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会馆是地域性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明清以来各地商帮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纷纷建造会馆，呈现出省省有馆、县县有馆的繁盛局面。其中，“天下会馆数陕西”，山陕商人是当时在全国建造会馆最多、规模最大、建筑最华丽的商帮，而徽商建造会馆更以富有文化气息著其名。一般会馆建设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这期间不知发生过多少曲折离奇的故事，流传过多少催人泪下的传说。从会馆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窥探商海风云变幻，人间历史沧桑。
　　一 会馆之兴
　　工商会馆是明代以后随地域商帮产生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明代以前没有会馆，只有各省驻京为传达政令、接待本地官员的“府邸”，类似今日之“驻京办”。明清以后，科举繁兴，为了使各地士子赴京“会试”有寄顿之处，中举后有“夸官”之地，各地官绅捐资在京城设立“试馆”，如明代万历年间陕西韩城、蒲城士绅在北京设立的“韩城会馆”、“蒲城会馆”等，就是为了让赴京的陕西士人“得错居而杂处，或以谈艺业，或以通燕好”①的科举试馆。但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排序下，商人社会地位低下，这些举业“试馆”不许商人在其中停留居住，仕宦文人也不齿与商人为伍。这种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商人心理失衡，产生心理逆反。但他们又是社会较富有的阶层，商人们便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试馆中分离出来另起炉灶，聚资兴建恢宏壮丽的会馆，以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求得社会人心理的认同，这就是工商会馆的初兴。如明代天启年间，由时任御史大夫温纯倡修的“关中会馆”就是陕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省级总馆。《三原县志》载，北京“三原会馆”是“巍峨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以京职，法备财饶”。②该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说，筑会馆就是为了使“秦晋富商大贾，无不崇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③从那时候起，仅陕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各州府县会馆就有49处，而山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会馆更有72所之多。
　　“天下会馆数陕西”。陕西的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天宽地阔，建造占地宽广的“四合院”有极可伸展的空间，形成了秦人喜好盖房的习惯。入明清以后，为了联乡谊、敬神庥、议商事、善义举，推进他们在各地的商贸事业，维护共同的市场利益，陕西商人将这种喜好盖房的习惯带到了各地，在他们经商的各个地方都建有会馆，遂使陕西商人是当时在各地建立会馆最多的商帮。据笔者收集的资料，当年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在各地建造的会馆就有274所之多，居全国商帮建造会馆之最。
　　问题在于，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唯有山陕商帮是唯一的联省商帮，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当年在扬州由于“苦于朋比无多”而受到徽商的欺辱，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徽商，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陕山两省地域相连，隔河相望。两岸人民互有来往，互相贸易，生活习俗、思维习惯有共同之处，都住黄土高坡，都挖土窑洞，都穿黑棉袄，头戴羊肚手巾，都唱信天游，都吼秦腔，这种地域联系是他们携手经商的原因之一。同时，陕山两省有姻亲之好，两地人民有通婚习惯，叫作“秦晋之好”，说明两省商人有历史亲缘关系，他们血脉相通，心理趋同，也能够携手走上经商致富的道路。另外，陕山两省商人都是利用“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政策而走上大规模经商道路，他们经营的业务都是食盐、布匹、茶叶、水烟等商品的长途贩运，很容易联手走上共同经商的道路。而且，陕山商人有共同的精神支柱，他们都崇祭关羽。因为关公是山西运城人，而陕西是关公的改姓之地，因此关公成为他们共同敬仰的神灵。这些使得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常常联合，共同建造会馆。在笔者收集到的274所山陕会馆资料中，单独以“陕西会馆”或“山西会馆”命名的不到60所，其余214所都统称“山陕会馆”。其中粗略统计山陕会馆或陕商会馆设立的所在地就有：北京、吉林、归绥、济南、聊城、唐河、社旗、汉口、沙市、沙洋、均市、均州、襄阳、光化、应山、荆门、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长沙、安化、益阳、常德、长沙、邵阳、钻山、福州、广州、佛山、亳州、重庆、成都、自贡、彭县、乐山、贵阳、梧州、誉宁、南宁、河州、秦州、宁夏、肃州、武威、兰州、西宁、宁夏、镇西、精河、库车、康定、玉树、结石。④可谓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邑穷乡，林林总总，足可证明“天下会馆数陕西”绝非虚语。
　　徽商也是以建造会馆著名的商帮。据记载，明清时期，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徽商会馆也遍及各省、市。据统计，历史上各省、市共建有徽商会馆170多处。其中著名的有：北京安徽会馆、北京徽州会馆、武汉“新安会馆”、姑苏“徽宁会馆”、鄱阳“徽州会馆”、江苏“徽郡会馆”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有史可查的第一座会馆，是明代永乐年间由安徽芜湖人、北京工部主事俞谟捐资建于北京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的芜湖会馆。因此，“芜湖会馆”被誉作“掀开了我国明清时期会馆建设第一页”的“中国第一会馆”。
　　二 建造之艰
　　在古代手工劳动生产条件下，建造一座结构恢宏、占地庞大的会馆，常常是跨世纪工程，需要耗费巨额资金，经几代人的努力方可建成。以山陕会馆为例，一般都包括照壁、山门、钟鼓楼、戏楼、东西厢房、大拜殿、陪殿、后花园、厝所、春秋楼等结构庞大的建筑群，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所能完成，常常是你筑殿来我修楼，经几代人接力式的前赴后继才能完成。自贡西集会馆，从雍正九年(1731)开始修筑到道光十年(1830)完工，花了99年时间，耗费了70000两银子；⑤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从乾隆十一年(1746)始修到光绪年间结束，用了150年时间，花费了80000两银子，⑥其间辛苦备尝，非常人所能体验。拿山东周口山陕会馆来说，康熙年间“有帝君大殿一所，乃山右信士范永观等之所创立也。尚未告成，其人相继归化”。30年后，“有泽州信士邱尚德等好义之士，因其基而宏敞之，建三义殿于寝堂”。又过了28年，“尚德之子兆岭与其父同到周村，岭继父志而踵其事出囊金买郑家庄西地亩，易明觉寺住持庙旁地亩，永为庙基”。后“兆岭归之30年……复有山右重商与兆岭父子同乡，陕西众商与兆岭父子同志，处衷相约，重新殿宇”。后乾隆五十三年(1788)县令萧学模至周村传集各商“再次重修”，到道光四年(1824)，善士陆礼思等发愿重修，“此次重修耗资15900余千，约13000两银。参与集资约500余家商号”，该会馆《关帝庙重修碑记》感慨地说：“自康熙三十四年创建关帝庙，屈指百余年矣。”⑦从康熙一直修到道光，父子相继，同乡相往，不屈不挠，经五代人的努力才终于建成，足见其建造之艰难。
　　而且建造会馆耗资巨大，常常要聚集各地各方同乡资金，众人划桨开大船，方得建成。嘉庆十四年(1809)山东聊城山陕会馆重修时，捐款者不仅有当地的商号，还有朱仙镇118家，靳口20家，卞城18家，西门和郑口各14家，濮州13家，汶水11家，夏口10家，西路6家，阿城5家，泊头3家，介休和河南各3家，深州、梁家栈蒲台和周口各2家，外地商号多达247家。同年修关帝庙大殿时捐款的山陕商人不仅有当地的113家商号，还有朱仙镇247家，张家口31家，辛庄24家，大明19家，天津9家，陕西4家，阿城1家，长清1家，多达336家，范围包括北方数省。咸丰年间，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重修时，捐款者不仅有“本镇山陕客商49家”，还有舞阳、襄城、叶县、郾城、临颍、遂平等县舞渡镇周边各地的“外镇山陕客商”130家，以及“行店山陕客商112家”，舞渡镇以及周围各地经营的山陕商人290余家，基本是动员了全帮的财力，亦从资金方面反映了建筑之不易。⑧
　　在修建会馆过程中，还会碰到数不清的困难。乾隆年间修建成都陕西会馆时，由于陕西商人在四川赚钱发财，引起当地人的不满，他们指定只许在成都芙蓉街口的一个水潭子上建造会馆，并且不许动当地一抔土，理由是怕风水外泄。陕西商人无奈，只好动员旅蜀陕商，回到自己的故乡，人背车运将陕西的黄土经千里巴蜀古道运到成都，填平了水潭，在此基础上修建了美轮美奂的陕西会馆。⑨此举折服了成都人，遂将芙蓉街改为陕西街，这就是今日成都陕西街的由来。河南北舞渡山陕会馆于道光五年(1825)修木牌楼，请来知名工匠建斗拱飞檐，木桩支撑的巧妙之处几经实验均无法解决。开工后第七天，一老者向工头央求活干，工头指旁边一树疙瘩，让其收拾。不知何时，老头不见了，工匠正为接合部难处发愁，不小心碰了一下树疙瘩，只听哗啦一声，树疙瘩散开，大大小小正是接合部需要的楔子，工匠们都说是鲁班爷相助的。⑩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建造时，要在戏台的前梁上雕饰120出戏文，商人们请来当地的木雕名师李一刀，李师傅提出一月封闭在工棚，外人不许靠近，只送饭菜。一月过后，抬出一根圆木，丝纹不见雕痕。会首很惊异，问李师傅所雕戏文何在?只见李师傅用脚一蹦圆木，哗啦一片木屑落地，120出戏文栩栩如生展现在一根横梁上，众人齐声喝彩，会馆会首只好依议定的一两木屑一两银子支付了工钱，这就是亳州山陕会馆被称为“花戏楼”的原因。(11)
　　三 维权之殷
　　工商会馆作为维护本帮商人共同利益的办事机构和管理组织，在明清时代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调节商民纠纷，维持市场秩序的重要作用。对此，《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对会馆设立的紧迫性有恰当的分析。“会馆之设，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贸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为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痏。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神明，盟之息埌，裨益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函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刻不容缓也。”(12)这些道出了明清工商会馆对维护商人利权的重要作用。
　　明代初年，山陕商人利用“开中制”到扬州贩盐，几乎垄断了扬州的食盐贸易，凭借雄厚实力，他们在扬州东关孤零零修筑了“山陕会馆”，不像后来各省会馆多在扬州下关扎堆建造的趋众现象，表现了山陕商人在扬州捷足先登的历史足迹。弘治五年(1492)，“叶淇变法”，使徽商的势力在扬州大盛，压倒了山陕商人。徽商汪道昆之族叔汪良榕曾代表徽商与山陕商人争控，山陕商人气不过，将汪良榕逮住暴打一顿。徽商利用会馆力量，状告到巡盐御史衙门，巡盐御史将殴打汪良榕的山陕商人逮系，山陕会馆馆首得知后率众人，一方面解救被逮同乡，另一方面与徽商会馆斡旋，最终双方“修故欢”，握手言和。(13)
　　清代洛阳的山陕布商，由于业务顺利，得罪了当地商人，他们买通官府，唆使官府向山陕商人每匹布多收12钱的税，严重伤害了山陕商人的合法利益。为了维护正当利益，洛阳山陕会馆将官司打到河南巡抚衙门，河南巡抚批准藩司维持原先税额，不许肆意勒索，山陕商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14)
　　清光绪年间，在苏州贩卖皮货的陕西商人，因得罪了当地牙商，他们以“牛皮为违禁之物”为名，于途拉客讹诈，就连守关门役，也时常留难硬索。陕商无奈，只好通过“苏州陕西会馆”，将状子告到苏州府衙，苏州府衙凭公决断，以“牛皮来自外路，并非私宰本地耕牛，且牛皮系造军装马鞍皮鼓皮箱雨靴等用，领有部帖，奉献给示，准其买卖，何堪遭此扰害”为由，勒石禁止，维护了陕帮的利益。(15)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商人运货到苏州通常到长江北岸的浦口报税入关，而不取道苏北运河淮安关，为路近省费。而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下令三省商人一概要由淮安关行走，不准经行浦口，无端增加成本，三省商人议论纷纷，几乎要停止货运。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客长高夺锦代表三省客商，将实情具禀漕运御史，后蒙准货物仍由浦口行走，使三省商人避免了绕道之苦。(16)
　　清代末年天津的洋商买办深入青海西宁收购羊毛，严重伤害了长期在西宁做羊毛生意的陕商利益，西宁山陕会馆代表本帮利益，会首坐着青海马督军的轿子到兰州督军府告状，得到陕籍督军的支持，打赢了官司，捍卫了本国利益。(17)
　　作为最具文化素养的徽商，比之山陕商人有着更多的维权意识，而且徽人“争讼”在明清商界是极为出名的。明万历时人王士性说，徽州人的特点就是：“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为己身也。”(18)谢肇淛也说，徽商对自己极为俭啬，唯争讼“则挥金如土”(19)，不打赢官司决不罢休。所以，在明清的商务纠纷官司中，多见徽商的身影，而且他们“众帮众”多是以会馆的形式出现的。
　　四 斗艳之奇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不仅是本帮事务的办事机构，同时又是张扬本土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因为异地经商的商人们，同在异乡为异客，常遭到本地土著的排挤和欺辱，为了在客地伸张他们的经济实力，通过铺陈故乡文化的优越，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工商会馆的营造莫不极力追求巍峨壮观，争奇斗艳。如北京宣武门外关中会馆门前山门上就大书“羲皇故里，河溯根源”的字样，(20)表明自己文化优越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赊镇之巨观也”。(21)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让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22)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碧交辉，俎豆森列”(23)，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亦说，修建西秦会馆的目的是：“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联桑梓。”(24)因此，他们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将秦地阿房宫建筑风格移植到蜀地。会馆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筒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彰其美”，使之成为“舞渡之雄关也”。(25)
　　为追求美饰招摇效果，陕西商人在各地建造会馆，莫不在会馆门外竖立三丈蟠龙铁旗杆，故明清商界有“陕西会馆铁旗杆，各省会馆少这般”的说法，所以各地山陕会馆一般称为“铁旗杆庙”。在山陕会馆的铁旗杆中，尤以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最具有代表性。该铁旗杆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铸，高17.6米，重5万余斤，由旅居社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共同捐资3000余金铸就。铁旗杆，既从物质层面展现了清代陕西作为全国冶铁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精湛的铸造技艺，又从文化层面反映了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气冲霄汉的人生品格。清代陕西是全国主要的冶铁铸造中心，秦巴山内丰富的铁矿资源，使陕西的冶铁业和铁器铸造业自清代以来有长足发展，铁器铸造在全国很有名。仅华阴的柳子镇就有千家铁匠铺，所制的刀枪剑戟全国闻名；(26)朝邑安仁镇也是铁匠云集之地，他们父业子承，世代相继，保持着铁器铸造的精湛技艺。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均出自该镇名匠之手。如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就是该镇“金火匠人双合炉院”的能工所制；随州厉山镇陕西会馆中的铁旗杆也是由“陕西同州府徐福长祖孙七人”合力铸造。(27)各地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巍然屹立的铁旗杆，向世人宣扬了陕西高超的铁器铸造技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铁旗杆又以其物质表象向世人宣告了陕西商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旗杆上耸入云端腾飞的铁龙，向世人宣扬了陕西作为龙的故乡，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昭示着陕西商人作为龙的传人，为实现中国龙的腾飞坚贞如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旗杆上的钱形方斗，向世人昭示了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企盼发家致富的价值取向。封建社会，在重农抑商、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陕西商人公然把追求金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高举着拜金的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同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的使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了中国商人欲冲破自然经济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时代风貌。这种惊世骇俗、张扬时代精神的大胆举措，只有厚重质直、轻生重死的陕西商人才能够表现出来。只要看一看清代陕西商人公开将反清的楹联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大殿的明柱上，便可知道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陕西商人是极具有反抗精神的商人团体。在湖北两河口，有秦、晋、徽、浙等八省商人的竞争，史称“八帮之争”。由于山陕商人的力量强盛，故当地的《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特点是：上会馆(山西)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陕西)铁旗杆，江西馆似个磁器店。
　　徽商在建造会馆方面更追求江南文化的韵味。北京安徽会馆是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兄弟倡议，淮军诸将和议，购得孙公园李氏故宅一所，其中一部分为明末清初史学家孙承泽的别墅，廓而新之，筑堂建阁并有戏台一座，共用去白金28000余两。会馆的建制大小不一，大的不但有三四层院落，而且有纪念祖先的乡贤祠、吟诗作赋的文聚堂、迎客宴宾的思敬堂以及花园、山石、水池、亭榭等，一派江南风光。
　　观会馆而知春秋。明清时期设立的工商会馆，一经建立便注定了它需历经沧桑的历史命运。仅以小小的一座河南邓州汲滩陕西会馆为例，该会馆系雍正五年(1727)“陕西移民的兄弟张子、张春来穰后，在此做盐、茶、皮革、干果、布匹、金银货生意，生意兴隆，他们积累的资金也很雄厚，为了生意发展，他们合资在穰东建立了陕西会馆，占地30亩”。这个会馆建成后，不仅成为陕西商人在邓州商贸的根据地，而且像一个历史老人，经历了河南邓州所有的历史风雨。1904年，邓州名人孙庄人在此办私塾；1926年，革命家郭绍仪在此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在此领导了大湖泊农民起义；1939年爱国人士土宁介在此办临瑞中学；1942年，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在此召开抗日战争誓师会议；1946年李先念领导的解放大军在此设立临时指挥部；1947年，中共南阳党委在此办公，地委书记就是赵紫阳。而这些是当年建造这座会馆的陕西商人绝不曾想到的。(28)
　　①《三原县志》卷19《轶事》，康熙四十四年刻本，第57页。
　　②《三原县志》卷19《轶事》，康熙四十四年刻本，第57页。
　　③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④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
　　⑤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⑥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陕商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⑦许檀：《山东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周口山陕会馆为中心的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⑧许檀：《清代中期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社旗山陕会馆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⑨付崇矩：《成都便览》，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⑩《北舞渡山陕会馆》，载《舞阳文史资料》第3辑，舞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版，第27页。
　　(11)《亳州花戏楼》，载《亳州文史资料》第2辑，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版，第131页。
　　(12)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13)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14)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5)石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台湾李敖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16)江苏省历史博物馆：《明清以来江苏工商碑刻资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6页。
　　(17)《清末民初山陕商人在西宁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载《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27页。
　　(18)王士性：《广志译》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7页。
　　(19)谢肇淛：《五杂俎》卷2，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页。
　　(20)谷苞：《西北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1)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22)《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12页。
　　(23)《开封山陕甘会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24)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
　　(25)《北舞渡山陕会馆》，载《舞阳文史资料》第3辑，舞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出版，第27页。
　　(26)《华阴县志》卷1《物产》，乾隆五十三年刻本，第7页。
　　(27)《厉山镇陕西会馆》，载《随州文史资料》第2辑，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3年版，第57页。
　　(28)《邓州穰东陕西会馆》，《邓州日报》2009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