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堂小社会，社会大店堂。在纷扰繁乱的商海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商人们来自不同的区域，受不同区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表现出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在商业经营中，店堂虽小，连接五湖四海；柜台三尺，演尽世态沧桑。从一爿小小的店铺，可以窥探陕晋徽三帮不同的风土人情，市井风光。
　　一 陕商大气
　　陕商来自于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这里天苍野茫，一望无垠，羽化了秦人博大劲直、慷慨畅爽的性格特点，使他们做生意，大处着手，不拘小节，富有浓郁的雄性文化气场。陕西人做生意讲究组织严密，队伍雄壮。一般字号、店铺多由掌柜、二柜、账房、把式、相公不同名色组成，分为总理、记账、看客、走街、洒扫不同职场，各执其事，分工明朗。一般店铺由二三十人组成，加上外地收货坐庄和销货分庄佣工多在百人以上，可谓浩浩荡荡。由于陕商多做加工、贩运的长途调剂生意，一般生意做得都很大，做事明快，出手大方，在明清中国商界被冠以“陕棒槌”的雅号。
　　明代陕商到江南做棉布生意，一个商人动辄携银千万两乃至千百万两，购布上千万匹，被江南人视为财神爷，“待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而且不纠缠价格的高低，明代松江府嘉兴镇就有“机声轧轧连夜操，关中贾来价更高”①的歌谣。清代他们到苏州做草帽辫生意，一次将全苏州城的草帽辫都收完了，引起了纤细多疑苏州人的怀疑，诬告他们是结党造反，差点形成冤狱，后来在乾隆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一洗清白。②清代以后，陕商转向豫楚收购棉布，他们一个人就携带一大板柜银两，白天在板柜上吃饭，晚上在板柜上睡觉，当地的湖北人惊讶地称他们为“一大二土”。③在沙市，他们气势恢宏，修筑的“山陕会馆”规模庞大，可以驻扎一团军队，出门做生意排场宏阔，一般坐的都是八抬大轿，沙市的沙洋镇就有陕商“半副銮驾赶布场”的记载。④在襄阳两河口他们修筑的会馆华丽无比，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形象地说：“陕西会馆铁旗杆，山西会馆金銮殿，江西会馆像个瓷器店。”⑤
　　陕西秦巴兀立、群山对峙的自然风貌又羽化了秦人骨鲠成性、强毅果敢的性格禀赋，使他们做生意，贵在机遇，傲视金钱。清代光绪年间，陕西千阳县永丰布店掌柜李永标率布驮到江南贩布，返回到黄河边，恰遇河水暴涨，众商家争相竞渡，船家无奈说：“谁向河里撂五十两银子，谁先渡。”话音未落，李永标掏出50两银子对众商说：“看好，这是50两。”说完就扔到了河里，结果千阳布驮子由于抢先过河，没有耽误市期，一次就赚了1000两银子。⑥同治年间，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的陕西党家商人与一王姓山西商人发生同地市场恶性竞争，两家提出朝唐河里撂银子的实力竞争。当王姓商人扔1000两时，党家一出手就将3000两银子扔进河里，王姓晋商自知实力不支，自动退出了社旗市场。⑦进入近代后，有一年捻军包围了社旗镇，镇中砖石扔砸净尽，社旗陕商党玉书召唤伙计们用银两朝外砸，才保住了社旗镇。因此，党家还受到清政府的褒奖。⑧明末清初，陕西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一日过扬州城门，突发奇想：“男儿立于天地之间，不挣官印如斗大，何不闭门读书。”遂散尽金银，在所购“溉园”发奋读书，成为清初著名诗人。⑨所以，清代陕西流传的一句歌谣就是：“生儿不如我，要钱干什么；生儿胜过我，要钱干什么!”表现了陕西商人对金银财富的哲学思考和大气胸怀。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就是在消费问题上，陕西商人也是气势若虹，狂放不羁。明代，他们在秦淮河畔青楼寻欢，一次玩花船就是1000只花船首尾相连，河水为之拥塞；还将金子制成金箔，在杨山上随风飘扬，飘得满城皆是；又将不倒翁随河漂流，运河为之阻隔。⑩他们在扬州“养瘦马”不惜千金。陕西泾阳商人唐某，令家人携带一万两黄金，到扬州买妾，并告知家人：“切不可惜价，即使千金一人可也。”结果家人买到两名扬州女子，他认为花得值当。(11)三原商人凌士俊在扬州花1000两银子买妾，结果晚上抬进家门是一尊雕刻精致的木偶，凌士俊哈哈一笑置之。(12)所以，那时陕西商人流传的一句理想生活状态就是“娶妻小只要那江南俏娃”。陕西三原商人贺生，在江南贩布发财，回家后为了夸耀乡里，大摆筵席，结果连吃三日，“腹满胃暴而毙”。(13)所以，有一出秦腔《张连卖布》借布商张连之口，唱出那时陕西商人的生活状态是：“穿皮袄套褐衫骑驴压马，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清早起人参汤先将口下，到晌午将燕窝拌成疙瘩；娶妻小赛过那江南俏画，买丫头和小子装烟倒茶。”
　　陕西商人做生意大气硬朗，表现了黄土高原男人的一种豪爽阳刚气概和勃然胸怀，但也暴露出农民进城经商的暴发户狭促心态和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细节决定成败”不相适应的文化积淀，为他们以后过早地解体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
　　二 晋商节俭
　　山西表里山河，太行耸其右，雁荡表其左，岗陵丘阜，地瘠硗薄，地辟人贫，生物鲜少。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晋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重商风气，连清代皇帝雍正都知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14)也正是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又羽化了晋人吃苦耐劳、生活俭啬的朴素民风和具备精于计算、锱铢必较优秀商人的基本素质。所以在明清中国商界被冠之“晋算盘”的雅号。
　　晋人善算。这不仅是因为山西艰苦的自然环境生存不易，致富艰难，迫使山西商人必须锱铢必较，盘算成本与效益的关系，用最小成本来换取最大的效益，还在于山西自古有优良的算学传统，养成对数字发达的运算习惯。清代德国历史学家利希霍芬在游历山西后，对山西人优秀的计算才能惊叹不已，他说：“山西人有着发达的计算头脑，他们对数字运算的机敏才能是中国任何一个省的人都无法比拟的。”(15)所以，清代最著名的数学家张敦仁，是山西人，他所著的《辑古算经细草》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数学成果；在中国数学史上占一席之地的珠算大师王文素是山西汾阳人，早年随父亲到河北饶阳经商，打一手好算盘，成年后在对《九章算术》正本清源、通正古今的基础上编撰的《通正古今算学宝典》，是我国珠算的经典之作。在精通算学的基础上，晋商创造了“龙门账”的商业会计法，至今仍然是科学的会计原理之一。(16)
　　晋商的精于计算贯穿于晋商经营的各个方面。襄汾晋商柴仲贵，在兰州办“志兰斋”字号，一次结账少了2分钱，将会计叫来左盘右问，后弄清是他老婆在柜上拿了2分钱，买了两担水，他因此立下规矩，任何人不许在柜上取钱。(17)清末晋商名人贾继英是票号“大德恒”的掌柜，家财万贯，贾继英有五个儿子，为了减少给儿子举办婚礼的费用，他请人给孩子们选一个黄道吉日，让五个儿子在同一天成婚，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18)清朝末年，有一位山西临县商人过黄河到陕西做生意，不小心掉进黄河里，呼喊对面的陕西人救命，陕西人提出要给1元救命钱，临县商人在水中挣扎，伸出两个指头，意即给9角8分钱。陕西人说不行，临县商人又伸出一个指头，意即9角9分钱。后来该商人被陕西人救上岸，给了1元钱，还要回了1分钱，这就是陕西人戏谑山西人“九毛九”的由来。
　　晋商精于计算的成果之一就是生活节俭，民风俭啬。山西由于地辟人贫，物产有限，使山西人形成“一粟一粒须知来之不易，寸丝寸缕当思物力维艰”的朴素生活习惯。明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比较晋商与徽商的节俭时说：“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19)因此，山西商人认为“勤劳就是摇钱树，节俭犹如聚宝盆”，他们节俭甚至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大德恒掌柜贾继英位高权重，有吸烟的爱好，但他平时只吸旱烟丝，不吸卷烟，只有客人在座时，为了应酬才吸几口中档次的卷烟。有人讥嘲他惜财如命，而他则以“俭可养廉”一笑了之。(20)山西平定县白岸王家是当地富商大户，其发家人王之贤留下的治家格言就是：“吾家不是富豪家，清白世守度年华；游客来时闲坐坐，一杯茶罢一杯茶。”(21)大同著名商人岳五，家财素丰，是当地有名的富户。一次，有一亲戚去岳家借钱，吃饭时吐掉了岳家招待的山药皮。抽水烟时用了一根火柴，岳五看在眼里，对求借者说：“你比我富有，何以求借，我吃山药不吐皮，我抽烟用火镰，而你呢?”遂拒绝了借者。(22)朔州马营和姚家宁老财是山西著名票号“大盛魁”的股东，一生生活节俭，将大批银票塞在炕洞里，后儿媳不知，烧炕时将大批银票化为灰烬。(23)
　　精于计算和生活节俭，是成功商人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也成为晋商后来500年事业兴旺发达的基本保证。这与当年西方的早期资本家何其相似。亚当·斯密就说，西方最早的商人就是“劳动创造财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马克思也说：“英国资本家初期也是只抽雪茄烟，喝一杯牛奶，才积累起了财富。”(24)这说明晋商是最具优秀商人素质的商帮。
　　三 徽商风雅
　　在明清中国的十大商帮中，徽商是最具文化性的商帮。这不仅因为徽商家学传统甚厚，徽商的前辈多为关东大族，西晋末年为躲避“八王之乱”而举族南迁，移居徽州山中以避乱世，使徽商继承了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在徽商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张扬；而且还因为明清时期，许多徽商子弟为解救家庭生活贫困辍学经商，他们“身居商海，心系儒术”，没有割断对传统文化的追寻，梦想有一天能够“脱商就儒”，实现举业的理想；加之，明清后徽商多经营笔墨纸砚、刻书雕版的文化产业，也使他们身上浸染了更多文化的韵味。所以，在明清商界，徽商被冠以“徽骆驼”的名号。
　　明人谢肇淛在所著《五杂俎》比较徽商的特点时说：“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近雅而稍轻薄。”(25)一个“近雅”准确抓住了徽商身上的文化特色。
　　徽商的“近雅”首先表现在他们喜读好书而结交名士，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徽商多从举业而来，他们认为读书可以提高生活品位，增强经营才能，实现儒贾结合，所以，他们的口头禅就是：“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如歙商凌顺雷“雅嗜经史，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叫诸子以读书为首务”。徽商程晋芳，治盐于淮，他保持着“闹市收声归阒寂，虚堂敛抱对寒清”的良好读书习惯，“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赀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在徽商看来读书须读好书，而好书常从名士中来，于是结交名士、附庸饱学就成为徽商的又一传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成为徽商的座右铭。结交天下名士，与风雅骚客为伍，为徽商带来了信息和客源，也表现了徽商儒商的处世风范。徽商程晋芳“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婺源人董邦直“经纪三十余年……善交游，大江南北名宿时相往还”。(26)
　　徽商的“近雅”还表现在他们登临山水，诗文唱和渲染自身的文化品位。商人挟资江湖，奔走天涯，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登临名山佳水，舒阔自己的胸怀，所谓“登泰山而小天下，临沧海而知世情。”所以，徽商利用经商之便，访造名山大川，流连于山水之间，陶冶自身的文化情操。歙商郑孔曼“少而游吴，中岁游梁楚，晚栖迟旧京，凡三徙，而所在贤豪长者争识子长。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袖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悠然若忘世虑者”。(27)黟商胡春帆出入江湖，“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饶有雅人深致，与庸俗市侩不类”。(28)登临自然美景，畅意抒怀，况味人生乐趣，怡情养性就成为徽商欣然神往的余暇活动。山水登临常常会结伴而行，形成聚会活动。因此，聚会联袂，诗文唱和又成为徽商培植文化涵养的途径。徽商的聚会唱和，或延请官府，或联谊同乡，或结纳名士，形成附庸风雅的文化氛围，为扩大商业经营铺平了道路。歙商方士庹，“聚族之商于扬者”，“与诸名流结社韩江吟社”。(29)歙商郑氏居扬州修建影园，“延名硕赋诗饮酒无虚日”。(30)又如盐商江春、江昉兄弟二人，雅好交游，四方词人墨客来扬，必招至其家。建有康山别业，“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31)
　　徽商的“近雅”更表现在他们建造牌坊、美化庭院，追求“茅檐虽小惯藏春，底事蛾眉小耐贫”的文化情趣。古代徽州人少小离乡背井，外出经商，足迹遍天涯。出门在外经商，发迹了，钱财显赫，为了光宗耀祖，他们奏请皇上恩准，荣归故里，兴建牌坊，旌表功名，以求流芳百世。因此，徽州是中国牌坊最多的地区，据记载，自唐宋以来歙县建有的牌坊达400多座，至今留存下来的仍有104座，居全国各县之最。徽州现存牌坊中最著名的是歙县10多里的棠樾村七座牌坊组成的牌坊群。棠樾牌坊群是棠樾村鲍氏家族经明清两代建成。该村的鲍氏系徽商望族，出现过“上交天子，藏镪百万”号称江南首富、显赫一时的大徽商鲍志道。显赫的家族创造了显赫的牌坊，牌坊群按“忠、孝、节、义”顺序排列，明代的三座，清代的四座。
　　如果说徽商建造牌坊是为了光耀祖宗，那么，徽商美化庭院就是为惠及子孙。徽商一般12岁离家外出经商，抛妻别子，60岁告老还乡，一生艰辛奋斗，就是为了在故乡建造一座华丽的庭院，以馈赠妻子，惠及子孙。徽商庭院注重内部装修雕刻和室内陈设，其特点是：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别具一格的山墙造型，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奇巧多变的梁架结构，精致优美的雕刻装饰，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徽商聚族而居，村舍讲究依山临水的自然布局，错落有致的空间变化，幽深宁静的街坊水巷，景色如画的村头装点，突出南方民居重水、重绿、环境清幽的文化气场。
　　在明清中国商界，陕商因八百里秦川而以“直”见长；晋商因太行雁荡而以“俭”为尚；徽商因江南水乡而以“雅”名扬。他们各自渲染铺陈着自身区域文化的特色和风尚，才使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绚丽景象。
　　①《清华乡土志》卷3《物产》，燕京大学图书馆本，第11页。
　　②《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7页。
　　③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载《德安文史》第5辑，德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第92页。
　　④《汉川县志》卷2《风俗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⑤《两河口的工商会馆》，载《两河口市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6页。
　　⑥《千阳永丰布店的经营历史》，载《千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15—116页。
　　⑦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⑧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村落的商业兴衰》，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⑨《三原县志》卷5《轶事》，康熙四十四年刻本，第75页。
　　⑩李斗：《扬州名胜录》，《小方壶舆地丛钞》，西泠印社2004年版，第6函，第115页。
　　(11)韦明铧：《扬州廋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2)潘文伟：《中国商帮》，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13)《三原县志》卷5《轶事》，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4)《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15)范勇：《中国商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16)刘芹英：《从王文素“算学宝典”看当时珠算乘法的研究成果》，《珠算与心算》2004年第4期。
　　(17)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8)《大清银行首任行长贾继英》，《山西青年报》2011年第815期。
　　(19)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20)《大清银行首任行长贾继英》，《山西青年报》2011年第815期。
　　(21)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22)同上书，第539页。
　　(23)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朔州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37页。
　　(25)谢肇淛：《五杂俎》卷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26)秦宗才：《略谈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7)《歙县·双桥郑氏基地图志》，《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安徽省博物馆藏本。
　　(28)《黟县三志》卷5，同治八年刻本，第34页。
　　(29)《歙县志》卷9，民国26年排本，第73页。
　　(30)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31)秦宗才：《略谈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