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执行纲领的光辉典范

    
    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边区的实际和特点出发，坚决贯彻纲领规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抗战建国的巨大成绩，初步地奠定了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基础，为全国人民做出了示范与榜样，成为全国执行纲领的光辉典范。
    一、实行边区总动员，发动全体军民抗战
    边区政府已成立，就发布了《陕甘宁边区自卫军组织条例》。自卫军，村设班，乡设连，区设营，县设团，边区设保安司令部，形成组织系统，把广大成年、青年武装起来。自卫军人数达224325人，少先队也有28087人。他们平时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帮助地方部队，清剿土匪，战时集中起来，配合正规军队作战，消灭敌人。抗战前后的两年来，有38000余名自卫军，参加八路军，补充了抗战部队。暂时离队者，在民众热烈欢送下，早已回到自己原来的部队行列中。
    边区政府，对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优待政策。组织农民代耕队，为家属种地；改善抗属生活，提高他们社会地位；创办家属学校，安置其工作；选举抗属模范，给予鼓励和荣誉；发动群众，慰劳抗属。对于边区四周因得不到优待而逃入边区的4822户家属，也一视同仁，一律优待。边区政府这样做，使抗日军人家属得到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减少他们对前方父子兄弟妻儿的怀念。也免除抗日军人的后顾之忧，使其一心一意，英勇抗战。
    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抚恤牺牲和残废战士工作，把它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和光荣的职责。边区是革命的老区，相当多的地方，有近1/10的人口，参加了抗日部队，这些指战员，有着高度的民族觉悟，怀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许多人在残酷的战斗中为国捐躯，或者成为残废。外籍的烈属和残废军人，也都愿意回到自己的第二个故乡边区，请求抚恤和优待。边区政府在两年之中，安置6000多人，抚恤优待了本籍烈属和残废军人，也满足了外籍烈属和残废军人的愿望与要求。
    社会秩序安定与否，是关系巩固后方，帮助前方，坚持长期抗战的重大问题，因此剿匪除奸便成了边区抗战动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边区经过土地革命，原有土匪，早已消灭。但是，自从抗日开始，特别是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有机可乘，在少数不顾民族利益的顽固分子配合下，收买和利用边区以外的土匪、叛兵，乌合为拥有枪2000支，多达40余股的土匪队伍，潜入边区，进行各种抢劫活动，形成猖獗一时的匪患。同时，他们派遣潜入边区的汉奸、敌探和托派分子，与之里应外合，进行颠覆民主政权的罪恶活动。边区政府领导保安部队和司法机关，发动群众破获汉奸敌探案件百余起，基本上肃清了匪患，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二、创建抗日民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在由工农民主制到民主共和国制的转变过程中，边区政府高举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旗帜，第一个在全国建立了抗日民主制度。
    首先，推行普遍的选举制。按照新的“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原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劳动人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了根本保障，并且扩大了民主范围，恢复了地主、绅士、富农和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给予了各个抗日党派以合法地位，允许其公开活动，保障其竞选自由。l937年11月，固林、延长、安定、曲子四县选举表明，乡议会议员中有商人二人，富农二人，地主一人；区级议会议员中有商人一人，富农二人，地主二人。这个事实，有力地打消了某些人的“边区给地主资本家等以公民权是一个形式”的怀疑，粉碎了顽固分子说“这是一个骗局”的污蔑和攻击。
    其次，实行廉洁的民主政治。边区各级长官，由各级议会选举产生，保证了为抗日与民生而奋斗的积极分子参加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工作。在这些人民公仆中间，既有绝大多数的工农代表，又有各个抗日阶级的少数领袖人物。他们与各个阶级的群众关系密切，最能反映民众的意志，体现其根本利益和要求，有了矛盾，能够协商解决。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边区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规定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水平。工作人员，不发薪俸，一律实行津贴制度。这些工作人员，从不计较地位之高低，津贴之多少，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却能顽强地为民族解放，人民的幸福而斗争。这种制度的实行，堵绝了旧中国高官与厚禄，升官与发财相连的政治腐败的根源，是我们新政权比旧政权机关健全的重要标志。这样做，使广大干部能够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传统和民主主义作风，对全国政权机关的改革，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第三，保障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在边区，几乎各个抗日阶级的所有人们，按照职业、性别、年龄的特点，都参加了相应的不同民众团体。各级政府帮助这些民众团体的巩固与发展，为其活动提供一切条件，保证人民真正能够行使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
    这些民众团体拱卫在各级政府的周围，在动员群众参战、优待抗属、慰劳部队、帮助军队运输、修筑国防工事、锄奸剿匪、缴纳救国公粮、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政府抗日工作的有力支柱，是建设民主制度的可靠基础。
    最后，实行民族平等自决权。边区境内主要少数民族有回族和蒙族。抗战开始后，还有到延安求学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回、蒙、藏、苗、瑶、满等各族青年和进步人士。他们人数不多，只占边区人口的1‰。但影响颇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边区政府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37年6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帮助蒙回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的方针。在这年7月开始的选举中，保障他们的选举权，并在选举人数比例上、选举地区上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与此同时，还正确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蒙、回、汉民间纠纷。
    过去在大汉族主义恶劣传统影响下，定边、盐池等地的汉族坏分子，欺压蒙、回民族，偷盗他们的牲畜，强夺和骗取他们的财物，致使这些少数民族对汉人积累了很深的仇恨。边区政府对此做了秉公处理，制裁了坏分子，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受到了蒙、回民族的欢迎。对于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边区政府和人民一律尊重，并帮助他们发展文化教育，创办了蒙回抗日学校，出版蒙回文字的各种抗日书籍和刊物。这些措施，对于提高蒙回民族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坚定抗日救国的情绪和信念，实现民族平等和自决，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进行国防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边区进行国防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发展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在保证抗战物质供给，坚持长期抗战的原则下，适当地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其抗战和生产的热忱，为抗战建国事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农业方面，发动民众，组织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提高生产热情；发放农贷，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因而，彼得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两年来，增加耕地面积56万亩，牛马发展到了30多万头。
    在工商业方面，废除了旧社会的42种苛捐杂税，实行单一税制；大力投资于工商业，奖励手工业的发展；保护商人正当利益，严禁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定条例，发展合作社运动，使得遭到破坏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1938年，仅定边县统计，增加皮场10处、染坊3处、木器铺13处、裁缝铺5处、铜匠铺5处、鞋匠场5处、刻字印刷铺2处、银匠铺5处。从前停了业的商店，都已恢复，新增加商店，达1000家之多，尤以延安增加更为突出。农村集市贸易也活跃起来，特别是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55处，入社人员达378445人，集股3896792元，促进了交换，繁荣了经济。在公营企业方面，加强了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了造纸厂的规模，创办了难民工厂，改良了印刷厂。还创建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机械厂、造纸厂、制药厂、农具厂、制灯厂、制皂厂、面粉厂，大大促进了公营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抗战的一部分经费，满足了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
    经过两年以来的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改变了革命前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状况，达到了够吃够穿的程度。据1939年统计，延安市南区、甘泉县三区的农民，每家平均都有10石以上的余粮。工人的工资，平均增长了1／4。在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地方，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能不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经济建设的奇迹。
    四、征收统一累进税，保证抗战经费供给
    边区是落后的小农经济，人民生活还处在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状态，既不需大量消耗品的输入，又没有大量农产品的输出，这个经济特点，是边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的根据。
    边区政府财政政策，第一，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从增加收入中，征收一部分赋税、解决政府的经费。其办法是向农民征收救国公粮。边区农民在两年中，增加耕地所得粮食收入，当在600万石以上，而这两年共征收公粮2.7万石，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为了做到公平合理，实行累进原则，既使困难者负担不致太重，又不使富裕者因税率太高而妨害生产发展。第二，对工商业实行统一税制。按照税法规定，只对食盐和出口皮毛、药材等征收统一税。一次征后，不允许有任何附加或重征。商业税寥寥无几。人民这方面的负担，比革命前减少一倍以上。第三，厉行节约。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经费开支，实行严格的预决算制度，克服了过去自收自支的混乱现象，反对贪污和浪费，一切财政收入与支出，统一由财政机关管理。
    五、创造国防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边区是一个文化教育的荒地。革命前，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仅有小学120所。上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识字的极少，99%的人，都是文盲，中学生屈指可数，知识分子更是凤毛麟角。社会教育，是绝无仅有的事。幼儿教育，是一个空白。边区政府成立后，文教事业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到1938年秋，小学发展到773所，在校学生16720人，比革命前增加7倍。另外，创办了鲁迅师范、边区中学、抗大、陕公、鲁艺、马列、卫生等各类高等学校，为边区广大青年享受高等教育，提供了便利条件，给全国数以万计的革命青年以求学机会。社会教育事业，成绩十分突出。据1939年1月统计，边区有识字组5834个，组员达39983人；夜校208个，学员1917人；半日校61所，学生917人；冬学运动，吸引了寒天雪地放下劳动工具的所有农民。与此同时，俱乐部、救亡室在各机关和乡村普遍建立起来；民众教育馆、各种剧团，亦在延安等处发展起来；《新中华报》、《解放》、《团结》等报刊，在延安大量出版；《大公报》、《新华日报》、《群众》、《全民周刊》等全国性报刊，在边区大量销行。
    边区的文化教育，是在财政经济和各种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在全国范围来说，它是第一个创造与实行了国防教育的地区。文化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民政治文化水平，增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人民自愿地积极地为抗战建国事业而奋斗。文化教育的特点，是把教育与沸腾的民族抗战运动、活泼的民主政治生活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文化教育成了抗战建国事业的一个坚强的有力武器。
    六、加强抗日团结，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边区政府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规定，在加强抗日团结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全国团结抗日的楷模。
    对外，调节同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的关系，维护两党、两个政府、两种军队的团结。1938年，国民党公布抗战建国纲领，边区政府立即召开各种会议，进行热烈地讨论，并举行群众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汪精卫傀儡政权，掀起分裂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恶浪之时，边区政府在全国首先召开群众大会，声讨民族败类汪精卫，拥护国民政府。对国民党设在延安的党务指导处，提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每逢纪念日，它发表的宣言、张贴的标语，得到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尊重与保护。在许多抗日大会上，国民党的负责人，坐在主席团的位置上，与边区党政领导人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尽管边区与友区的政治制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可是，对友区的政治和行政设施，边区是尊重的。在工作关系上，如锄奸剿匪、扩大抗日部队、巩固地方武装等方面，实行互助合作。这种互助合作关系，从总的方面来看，有日益发展与巩固之势。只是因为汉奸、托派和顽固分子的挑拨，误会、摩擦和纠纷时有发生，由于边区政府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和据理说服的途径加以解决，所以两年来虽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件发生，却都未引起破坏团结合作的严重后果。
    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在边区境内的一些地方，驻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对于这些友军，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从不歧视和另眼相待，而是坚持帮助与巩固的方针，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进行政治鼓励和慰问，增强其抗战信心和力量。在友军驻扎的地方，都组织粮食采办处，积极帮助解决供给和运输问越。各级政府还发动民众，慰劳官兵，给予精神鼓励。如国民党骑兵十七师刚进驻神府一区后，该区政府即动员各界人民，召开欢迎大会，进行热烈地慰劳。另外，经常协助驻军缉抓逃兵叛兵，及时把人枪送回，受到驻军官兵的欢迎。这些事实说明，边区各级政府和人民，在帮助友军、巩固部队方面，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对内，调节各阶级的关系，巩固边区各界人民的团结。早在1937年3月，西北办事处就实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边区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地采取具体措施，调整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明确规定，凡是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家乡，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房屋。未经土地改革地区，确立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其土地可以出租，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一律不加干涉。在这种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在苏维埃时代脱离边区的地主、富农，纷纷返回家园。例如，保安县就有40余家地主、安塞县也有105名地主、富农分子，回到各自的家乡。他们回来后，广大农民表示欢迎，政府做了妥善安置。但是，也确有少数不明大义的分子，利用边区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采取各种方式，强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的土地、房屋，强迫农民偿还已被废除的债务和地租，挑起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破坏抗日团结，为此，边区政府在1938年5月15日，发布命令，明确规定：“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的债务，本府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倘有不法之徒，胆敢违背，一经讯实，严惩不贷。至此，强迫农民交还土地、债务的犯罪行为，才得以停止，阶级斗争才得以缓和下来。
    与此同时，还调节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增强抗战实力，实行奖励工商业者和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的政策。为此，一方面废止了工农民主政府的劳动立法，取消对资本家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使资本主义有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严禁操纵市场、垄断投机和高利贷剥削，以便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这种政策通过仲介制度而实行。在政府仲介之下，由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契约，资方要酌量增加工资，适当减少工时，劳方要提高生产热情，遵守劳动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