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从革命根据地建立起，人民政权就不断总结在诉讼中运用证据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创立了无产阶级新型的诉讼证据理论和证据制度。这个理论和制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它批判了剥削阶级的证据制度和证据理论，揭示了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阐述了各种证据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侦察、检察、审判人员正确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锐利武器。1940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①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毛主席这一指示确立为法律原则，第七条规定：“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内部试行的《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和《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都贯彻了这一原则，并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陕甘宁边区的诉讼证据是指保安机关、审判机关依法收集用以证明刑、民事案件事实真相的客观事实。刑事诉讼证据证明的是犯罪事实和犯罪人；民事诉讼证据证明的是当事人财物、家庭等的权利纠纷。前者是证明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后者是分清是非，以确定权利义务的承担。
    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它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正确处理案件的唯一根据。犯罪行为是客观存在，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犯罪者不论怎样狡猾，在从事犯罪活动时，必然会留下明显的或隐蔽的痕迹，难以避免为人们所目睹和感受。这些痕迹和印象反映了案情的真相，就是证明犯罪行为存在的证据。为了正确依据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护革命政权和人民的利益，首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查清案件真情，而查清任何案情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证据。因此，证据“对案情真伪，量刑轻重，均极重要”。②“无切实证据，不得判决案件。”③
    证据在诉讼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边区诉讼立法中看得十分清楚。“自诉公诉均须证据”④，逮捕人犯需要有证据；“公安机关对于检举或接受告诉、告发、自首之案，应将证据及被告人，自首人移送司法机关办理”。⑤“讯问原告，应命其将诉追之事实，及其请求之目的，详为陈述，并命其提出证据，讯问被告时，应令对原告诉追之事实，详为答辩，并命其提出反证”。⑥
    边区的司法干部在审判实践中，也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证据，把它做为断案的基础。1945年12月，三边分庭推事李福元在边区第二届司法会议上，以其亲身感受，举例说明了证据的重要性。他说，在盐池县有一个人被害死在荒山野地里，四个月之后，才被人发现报了案，不明死者是什么人，我派人下去验尸，要求将所有的证据，无论衣物，还是鞋袜都收集带回。然后，发布通告，公布了死者的衣服鞋袜的特征。结果，死者的姐姐从鞋上认出了被害者是王××。这就为侦破此案打开了局面。在边区由于各级司法机关判案重证据不重口供，很少错判。1941年，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林伯渠主席指出：“三年来，判决都是适当的，没有上诉的。”对此，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尔今的政府和过去不同，不管你手腕大小，说的再好听，呈状写的再好，没有证据，怎么耍私情手段，也打不赢官司。”
    正确运用证据能够促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认罪服法。千方百计隐匿罪行、毁灭犯罪痕迹或伪装证据，转移视线，企图逃避对其罪恶的揭露和惩罚，是犯罪人的共同特点，而在我们还没有向犯罪分子提示确凿的证据以前，百般否认，顽抗抵赖和狡辩，又是他们共同的伎俩。因此粉碎犯罪人的罪恶企图和惯用伎俩的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就是证据。一旦我们把充分的确实的证据，摆在他们的面前，犯罪人就会失去一切辩解的能力和手段，而无法抵赖，不得不交待自己的罪行。
    对证据运用的正确、科学和恰到好处，还会教育和感化犯罪人，促其认罪服法，起到加速改造的作用。1944年8月28日，高等法院在其《清理监所等工作总结》中，曾以生动的典型事例论述了这一点。“固临县盗窃犯薛××，当他的问题判决后，在生产中对一个犯人说：‘我唆使郑××偷了人家棉花一包，失主控告说两包，经过政府讯问，我害了怕，就承认偷了两包，后政府调查明白，仍判我赔偿棉花一包，现在政府是不亏人的，实在是为了咱犯人改变错误，纵然罚我几天苦役，也是非常愉快的，我要改好，报答政府。”
    正确认定和使用证据，还能使无辜的人免遭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安全，根据施政纲领保护人权的规定，各级保安和司法机关，一般都是慎重从事，没有证据或证据不够充分和准确，决不草率盲动，轻易拘捕和审理案件。边区司法实践中，有时出现个别冤、假、错案，除了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所致外，就是没有忠于事实真相，坚持实事求是的认定和使用证据造成的。曲子县司法处错判的苏氏三兄弟谋财杀人冤案就是一个例子。该县司法处的人员，根据在苏家的炕上、地下及斧头上都发现了血迹这个证物，就认定孙××即系苏氏兄弟所杀，这些同志没有分清只有同犯罪行为有联系的客观事实，才可以作为证据，同案件没有联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证据，也就是说，只有与发生犯罪事件，为被告人所实施等有关事实，才能作为证据。如果把同案件没有联系的事实作为证明案情的证据，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当然，区分某一事实材料同案件有无联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少数证据比较明显，容易区分，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容易区分的。这就需要对证据材料进行检查，辨认和试验。曲子县司法处恰巧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没有通过鉴定，认定血的同一与不同一性。如果苏家发现的血与被害人的血，具有同一性，即可作为证据，否则就不能作为证据，应予排除。马锡五同志能够平反这一冤案，就在于他做到了这一点，正确地认定和运用了证据，从而使苏氏三兄弟冤狱得以平反，免遭杀害之大难。
    总之，正确地收集、运用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揭露、证实犯罪分子，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边区诉讼立法规定的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是物证。边区各级保安和司法机关十分重视和收集物证，对于命案物证的收集尤为重视。1946年9月26日，专门发了关于认真收集“命案物证与证言”的第一号通令，要求“在处理命案过程中，凡与该案有关之材料，不论物证、人证均须收集”，并提高认识，坚决克服“对案内有关之人证、物证，在搜集或调查讯问方面仍然不够”的现象。对收集来的证物，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查证属实，综合判断，排除假物证。在审讯中，“证物应令被告辨认”⑦。
    二是书证。边区各级公安和司法机关对证明案件情况的文字材料，如汉奸向敌人提供的书面情报、地图和信件；土地、窑房的约照；析产的分单等书面材料都细心收集，认真整理，妥为保存。如“被告不了解文书的含义者，应告要旨，卷内之笔录及其文书可为证据者，应向被告宣读，或告以要旨，并令其答辩。”⑧案件中的证明文书“司法机关对外所发对本案有关之重要文件底稿，一律要存卷。水道、地界等案子要附图，当事人重要约据应抄录附卷，以免遗失。”⑨
    三是证人证言。司法机关与犯罪作斗争，同人民的利益与要求是一致的。因此，群众有检举揭发犯罪，提供案件情况和线索的积极性。
    为了保护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提供真实的证言的积极性，以协助保安司法机关查清案件。边区法律规定：与原被告有亲友关系或有成见的人不能做证人。“证人与原被告有血亲或姻亲关系，或订有婚约者，应拒绝证言”⑩，在民事诉讼中，“询问证人，须先告以作证之义务及伪证之处罚(11)”。秘密证人，司法机关要予以保密。
    有的农民胆小怕事，怕惹人，不愿当证人，边区司法机关的做法是，先要进行说服教育，提高觉悟，然后给民主，给权力，启发其政权主人的责任感，这时，才能讲出真情，提供证言。如定边县白家坪发生这样一个案例，常××在周××的窑上住，常家院中的水流下来冲垮周家的窑，引起两家纠纷，司法人员去调查，附近几个妇女怕惹人，纷纷离去。后召集几个乡邻开调查会，司法人员说：“这个案子咋解决?”群众说：“你看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司法人员改换了口气说：“今天这个案子不是叫我一个人解决，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大家都是官。”这么一说，群众感到有了责任，有了权力，纷纷提供证据。有的说：“水沟里有一个老鼠洞，水从那里流下来，冲垮了周家的窑，周家不能无理取闹，全怪人家常家。”这样，七嘴八舌，就把问题解决了。
    四是被害人的陈述。
    被害人直接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基于切身的利害使他能够积极地揭露犯罪，协助司法人员查获犯罪人；同时，他身临其境，对犯罪事实的了解比较直接、详细和具体，因此，案件发生后，司法人员首先找到被害人了解情况，往往是正确判断案情的基础。所以《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规定，“讯问原告应命其将诉追之事实及其请求之目的详为陈述，并命其提出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法庭对原告应陈述之事与证据及其请求之目的，须逐项问明，当事人对于他造提出之事实与证据及所主张之理由，应为答辩”。
    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由于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痛苦，出于感情的愤怒，在陈述中往往有夸大犯罪情节的倾向，因此，对于他们的陈述要进行审查判断，与其它证据对照核实，排除水分，取其真情。否则，就会出现边区群众所说的“听了原告话，就杀被告头”的先入为主，主观片面的现象。
    五是被告人的口供，既包括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如坦白、自首、供认，又包括说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辩解。真正的被告人是亲自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他对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知道得最清楚，因此了解被告的供述和辩解，对查清案情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考虑到被告人做虚伪供述的极大可能性，所以，边区法律规定：“被告之自白，查与事实相符合，得为证据。”(12)
    六是鉴定结论。《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规定，关于案内实物及证据，得选任有特别知识经验之人为之鉴定，亦得嘱托其他相当机关为鉴定。鉴定结论就是由有特别知识的人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做出的书面结论，并由鉴定人签名。如由医生确定死亡原因、身体伤害情况等；军事技术人员对枪弹的鉴定以及会计鉴定等。
    七是勘验、检查笔录。这是保安、司法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进行勘验、检查所作的笔录。它是书面材料，但与书证不同，主要区别是，它不是案件发生前存在或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而是由办案人员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制作的。勘验、检查笔录，要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在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
    上述七种证据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均须做成笔录，向受讯人朗读，如有错误，予以更正，並命其签名盖章或指印”(13)
    在边区，保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据的收集，除询问证人，讯问被告人，向当事人做调查外，还有勘验、检查、搜索、扣押等方法。《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第十八条规定，“刑事案件在侦察审判中，得为搜索、扣押、勘验之必要措置。”
    为了准确及时地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又不伤害好人，保障人权，保证搜索扣押依法进行，1942年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发布了《关于搜索和扣押的规定》。该规定首先指出了搜索的对象。“对于被告之身体、物件及其住宅或其他处所，于必要时得搜索之。对于第三人之身体，物件及住宅或其他处所，如有藏匿被告或应扣押之物之重大嫌疑之时，亦得搜索之。”其次，指出了搜索应注意之事项，“搜索应保守秘密，并注意受搜索人之名誉。搜索应用搜索票，记明应搜索之被告，或应扣押之物，及应搜索之处所、身体或物件。”“搜索除审判人员亲自实施外，得由司法警察公安警察执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司法警察或公安警察虽无搜索票，得进行搜索被告之住宅或其他住所。一、因逮捕被告或执行拘提羁押者；二、因追击现行犯或逮捕逃脱犯者；三、有事实足信为有人在内犯罪而情形危险者，”此外，“夜间不得搜索，但有危迫情形或得居住人之同意者不在此限。住宅的搜索，应命居住人或邻居人在场。”
    在贯彻上述规定中，根据实践的需要和经验的积累，丰富和发展了《规定》的内容，主要有，除《规定》中的搜索对象外，公营商店也可进行搜索，并且事前不得通知该店负责人。对搜索物要进行详细登记，搜索时要机动灵活，环境复杂者应布置警戒，严格注意物主转移搜索物等非法活动。
    在《关于搜索和扣押的规定》中，对于扣押，也做了详细的规定，扣押由审判人员亲自实施者，可不用搜索票，如命司法警察或公安警察扣押者，得持搜索票执行。被扣押之物，应制作证据，详记物之名目，物之所有人或持有人，保管人。扣押物应加封签或其它标志，由扣押之机关或公务员盖印，并得命人看守。易生危险之扣押物，得毁弃之。没收之扣押物，如不便保管，或有丧失危损之虞者，得拍卖之，保管其价金。扣押物无保留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终结，发还原主。如系赃物，而无第三人主张权益者，应发还被害人。因搜索或扣押得开启锁扁封缄，或派人看守，或为其他必要之处分。”
    勘验是收集证据的重要措施之一。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发布了《关于勘验的规定》，同年，又发布了第七号指示信，但是司法干部对此并未引起重视，特别是对命案尸体检验，往往由区乡政府一看了事，难免出现他杀当自杀，放纵坏人或者自杀当他杀，冤枉好人的现象。有鉴于此，1945年10月，李木庵同志给边区全体推事，审判员上了勘验课，阐述了勘验的重要性和意义，详细地讲解了勘验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从此以后，《规定》和指示信才得到进一步贯彻和执行。《规定》和指示信明确指出：“法院因查明证据及犯罪情况，得实施勘验。”勘验的内容有：“一、勘验犯人所在地及与案情有关之住所；二、检查身体；三、检验尸体；四、解剖尸体；五、检查与案件有关之物件；六、其他必要之处分勘验。”检查身体，验伤应验明受伤部位之深浅、大小、长短、颜色、胖瘦情况以及有无损骨现象。检验尸体或解剖尸体，应先查明尸体有无错误，开棺及发掘坟墓应通知死者之配偶或其家属邻里在场。上述勘验由医生或检验员执行。验伤后填具伤单，验尸后填具尸格。对犯罪现场也要进行勘验，要检查现场足迹，血点方向，凶犯的去路，是否遗有凶器，必要时绘图说明或摄影。
    总之，收集证据是一项重要的、复杂的工作，真正做好这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1944年，谢老曾经批评某些司法干部“不重视取得证据口供，或取得了不研究，或仅注意被告不利方面，不注意其有利被告方面”的错误倾向。此后，边区各级法院在收集证据方面，大有起色和进步，力求做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及时、细致、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并依法进行。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边区诉讼制度中一项重要原则。这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安和司法人员要查清案情，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深入调查研究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全面收集各种证据上，而不能把着眼点放在听取、甚至逼取被告人的口供上。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口供，相反，还把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被告人的口供，做为证据之一。要认真研究被告口供，分析口供，找出矛盾。研究同一犯人前后口供的差异，及与同案犯口供的分歧。还要同其他证据进行对照分析，确定供词的真伪和证明力的大小，必要时可以进行对质。鉴于被告口供的重要，1939年5月13日，边区高等法院发布通令，指出：“口供的记录的字句要清楚详细，绝对不许随便敷衍，更不能潦草简单的使人看不懂。凡人名、地名、物名及数目字须前后一致，假若发生前后不符合的，必须追问清楚，说明前后不符的原因。每次审问案件之后，应由书记员负责将所记的口供笔录，详细整理，交裁判员、检察员审阅，修正补充，如有错误，裁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都要负责。”绝对不允许将被告口供重要处记错，粗枝大叶，问话记成答话，否定记成肯定，造成错判，冤枉好人，或草菅人命的现象发生。
    重视口供，但不能轻信口供。这是因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为了逃脱罪责和惩罚，总是千方百计掩盖罪行，既使被捕后，也不会轻易认罪，在侦察与审讯中，他们常常进行虚伪的供述和辩解，为自己开脱罪责，或嫁祸于人。如果不加分析的信以为真，就可能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使无辜者成为阶下之囚。1943年，在绥德有这样一个案例，伪造粮票，假刻绥德县政府二科公章犯刘××、白××，在审讯中，二犯乱供，诬陷王××伪造粮票，县司法处未进行调查，轻信口供，即将王逮捕，以致造成错捕。
    有些犯人，在司法干部强调边区宽大政策下，发生误解，认为交待的罪行越多，坦白的问题越大，就会得到宽大处理。因此，就有可能无中生有，夸大其词，造成口供的极大虚假。比如，子洲县张××，1942年因在米脂一带沿路抢劫被捕，他的罪行只是抢劫五次。但是，他错误地认为，“宽大政策就是罪行说的越多越好，越多判刑轻，出狱早。”因此，他坦白抢人50余次，还说，1942年在贡山高家沟，由阎××介绍，参加暗杀队，曾准备暗杀安定县保安科长，子洲县周复区公务人员。据此严重罪行，子洲县司法处将其判处死刑，呈高院审核。高院认为，人命关天，恐坦白罪行有夸大之处，令绥德分庭进行复审，才查清案情，救下一条人命。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仅凭被告口供定案是危险的。“有了口供，还得参考证据，证明其口供的确实性。”(14)既使没有口供，拒不招供，只要其他证据确凿，也是可以定案的。
    与此相反，在思想上迷信被告人口供的必然结果是刑讯逼供。在搞刑讯逼供的人来看，只有被告人的招供，才能定罪判刑，没有口供，就可以刑讯逼供。一句话，把破案定罪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被告人的口供上。殊不知，这种野蛮的审讯方式，不仅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使被审讯的人在不堪肉体折磨的情况下胡乱招供，或提供假证，或时供时翻真假难分，搞乱了案情，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唐律》规定：“诸因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解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所以，刑讯逼供是封建诉讼制度的突出特点。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后，虽然在法律上搞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规定，仍然掩盖不了实行严刑拷问的暴行。他们不仅继承了封建时代野蛮的刑讯方法，又从法西斯国家那里学来了现代的“文明”刑讯办法。我们党建立政权之后，坚决主张废止肉刑。但是，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时期，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在司法和肃反工作中也出现过刑讯逼供，造成大批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教训是沉痛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和党的政策，《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规定：“讯问被告应出于诚恳态度，不得用威胁、詈骂，非刑逼迫，或利用欺诈及其他不正之方法，应予以辩明犯罪嫌疑之机会。”但是，由于封建司法的流毒根深蒂固，不是一纸法律所能根除的，刑讯逼供在保安司法人员中也时有表现。边区政府为了同这种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逼取口供的方式作斗争，一方面对广大司法干部进行民主和法制的教育，灌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思想，使他们认识逼出来的口供，打出来的证据，往往是假的，是不足为据的，从而接受教训，从思想上肃清封建流毒；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刑讯逼供是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者应负刑事责任。在实践中，曾经惩办过某些大搞刑讯逼供的保安、司法人员。这样做，不仅教育了本人，也教育了广大干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对于制止刑讯逼供的非法行为，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冤假错案是完全必要的。后来，马锡五同志在回顾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时指出：“审讯案件，反对野蛮的刑讯逼供办法，采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个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内也有明文规定，又是区别人民司法机关与一切反动的司法机关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体现，而且将审判工作置于注重调查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是防止错判，造成冤狱的必要保证。”(15)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25页。
    ②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第一号通令》(1946年9月26日)。
    ③  《关于新区行政工作之决定》(1940年4月4日)。
    ④  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司法工作报告大纲》。(1939年7月12日)。
    ⑤⑥  《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42年)。
    ⑦  《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42年)。
    ⑧⑩  《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42年)。
    ⑨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示字第五号指示信》(1946年10月28日)。
    (11)  《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1942年)。
    (12)  《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42年)。
    (13)  《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1942年)。
    (14)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39年—1941年)。
    (15)  马锡五：《新民主主义时期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政法研究》195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