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

    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经常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中，特别在黄河沿线经常受到日军的炮击，敌机还多次来轰炸延安。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38年3月到1939年底，日军曾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过大小23次进攻，企图摧毁边区，进而占领西北。但是，在我河防部队的打击下，前后进行了78次战斗，终于停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西渡黄河的战局。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二○师在晋西北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收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县区，打开了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到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并得到了初步巩固，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屏障，隔断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边区的直接接触。至此，陕甘宁边区开始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就是说，全国的抗战还在进行，而边区则无战事，有了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局面。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战争也已经停止。虽然自1939年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达到取消边区的目的，先后调集30万武装部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构筑了五道封锁线，隔绝边区与大后方人民之间的联系，并进行“摩擦”，制造事端，直至于1939年冬，挑起大规模的军事“摩擦”，占领边区的五座县城和数千处村镇。但是，由于我党执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坚决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以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不敢再制造事端，挑起大规模的“摩擦”事件，使边区周围，同样保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
    边区相对和平的环境，给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全国的战争形势和边区的紧张的战争动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认识到边区的这种相对和平环境，并把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边区的建设上来。直到1942年整风，尤其是在194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讨论边区的实际问题时，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把边区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正如任弼时所指出的，“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利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①。
    ①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