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施“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

    
    抗战爆发后，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海外侨胞，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大批外来教员、教育专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革命的知识青年的到来，使边区的文化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帮助边区办学，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推动了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虽然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又有文化科学知识，但就其世界观来说，绝大部分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本身需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转变世界观，使其为民族革命斗争服务；此外，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和其他根据地的总后方，迫切需要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输送前方。为此，培养干部的问题，就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①
    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边区当时所处的地位，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在延安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军事研究院、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延安大学，以及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农业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管政学校、边区医药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党校、纺织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和荣誉军人学校等20多所干部学校。尽管这些干部学校还不完善，但作为初创时期，它及时为我党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抗日人才。正如林伯渠主席所称赞的：“这些学校，有的属边区的，有的是中共中央创办而与边区互相合作的；它有来自东西南北海内海外各民族的优秀青年，培养了成千成万分散在全国各抗日战线的干部。”②仅以边区党校为例，培养干部的成绩是非常突出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5月到1939年11月两年半时间，边区党校毕业生共1259名，经过各分区及各县训练班的干部1169名，送中央党校的350名，送女大的19名，送抗大的180名，送陕公的126名，送工人学校的39名③。合计上述共有3142名干部受到教育和培训，这无疑为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培养了骨干。
    边区党和政府对培养教育抗日干部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重视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措施也比较得力。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后，边区党委宣传部即开始增设干部教育科和出版发行科，专门负责管理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学习。6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普遍开展起来，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规定：“边区内凡不识字的党干部(党内小组长、政府及群众团体中的科员干事以上)应一律参加识字组、或由所属机关团体中的支部指定专人经常教字，务期于1940年内，完全消灭党干部中的文盲，达到每人至少认识一千字。由边委出版一个党员千字课本，作为测验标准。”又决定：“普遍的有计划的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提倡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研究延安的经验，按照边区干部的文化程度与政治理论水平，从1940年起，由边委宣传部制定在职干部的学习计划，规定研究材料，和派能帮助学习的干部到县委、区委工作。”决定还规定：“边委应逐年有计划的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处学习，并加强对边区党校的经常领导。各分区及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每次期间至多三个月。基本教材应由边委宣传部统一规定。详细计划由各分委、县委制定之，并送交边委审查。“④这样，边区的在职干部于1940年就投入了延安掀起的学习运动。
    由边区党委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干部教育是卓有成效的。“首先是边区一级的在职干部，由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学习的成绩是很不错的，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边区一级的在职干部不参加有组织的学习了。根据最近统计边区一级在职干部，参加学习马列主义的甲类共121人，参加学习中国问题和联共党史的乙类共762人，参加学习党建的丙类干部共371人。”⑤这就是说，在延安附近已经有1254个在职干部真正实现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经常任务。
    在此同时，为确保在职干部能够有机会集中起来进行系统的学习，边区党和政府把抽调干部来延安学习作为一项硬性的制度。1941年9月22日，西北中央局曾决定：抽调各县干部来延安学习。决定指出：“有长远的革命历史的陕甘宁边区，已培养出来不少数目有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这是值得我们夸耀和特别重视的，惟其如此，党希望并应该使这些干部在文化方面、理论政治方面能够再加学习，有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使能更加提高一步。为此目的，必须集中一批干部来延安学习，和派一批文化理论较高的干部到各地去代替工作和帮助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决定说，“西北中央局近来得到党中央莫大的帮助，使我们能以实现上述理想，因为中央供给了一批文化政治理论较高的干部，派到边区各分区各县工作，这样可以做到替换一部分干部出来专心学习一个时候，也可以派到各地给在职干部学习上以很大的帮助”。决定特别强调：“为着使干部能够更好的学习，应改善他们的生活，在校学习时一律以在职干部待遇；对此决定认识不够不愿意学习，不愿远离家乡，认为自己能力弱，徒然悲观消极，对学习无信心；甚至怀疑党，轻视老干部，都是错误的，各级党委应对他们加以说服和批评。”决定最后说：“对这一决定迟疑，以及执行不力的应受到党的处分。”⑥从此，经常抽调干部集中学习成为边区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
    但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尽管边区党和政府对培养干部作过许多工作，而对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干部教育始终摆在整个教育的第一位(当时边区教育体制包括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三大类)，而曾一度以国民教育为第一。另外，在干部教育中(学校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还普遍地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干部学校中，学习同实际分离，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在在职干部中，学习同工作脱节，造成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此外，就是教学马列主义理论时，教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干部教育工作的进行。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教育工作，是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而逐渐转入正轨。首先，执行了中共中央规定干部教育第一，而干部教育中在职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则；其次，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⑦接着于1942年冬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才确定生产和教育为边区的中心工作。
    1943年2月24日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明文规定：依据边区条件和抗战情势，目前政府工作必须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和军队教育的增强。”⑧这就是明确了教育工作(特别是干部教育)将作为建设边区两大任务之一。不久，边区政府又强调指出：“必须首先加强干部教育(尤其是在职干部教育)，其次精简国民教育以提高其质量，使干部和公民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并加强其对于民主建设和发展边区生产之认识。”⑨随后，教育厅于1943年2月15日发出《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信，指出今后边区教育总的实施方针是：“第一在职干部教育，第二学校干部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国民教育。”⑩这个方针是根据边区实际和建设边区总的任务来决定的，所以是非常适时和恰当的。因为当时边区老百姓生活还不很宽裕，政府财力也不充实；教育干部人数也少，质量不高，一般干部文化水平还低；在这种情况下绝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方针来发展边区教育，而必须分出轻重缓急，应将在职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
    再从边区各级政权干部的特点看，有90%的区、乡政干部，是从当地农民斗争出身的积极分子，他们熟悉乡土情况，同民众有联系，能积极完成任务；但一般缺乏文化知识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县级干部中同样是工农出身(主要是农民)的占绝大多数，其中初中、小学程度各占40%，80%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但理论水平低，文化仍然不足，不免带有若干狭隘经验主义的作风；边区一级的工作干部70%以上是抗战后陆续参加进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多富于新鲜的感觉，热情很高，工作积极，但缺乏实际知识，缺乏工作经验，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还有许多干部犯着相当严重的自由主义，或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残余，一些干部发生了思想意识腐化蜕化等现象。这些情况都决定了必须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这也充分证明在职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是正确的。
    为了具体实施这个方针，针对边区各级政权干部的实际，必须首先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对农村基层干部，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读报组、救亡室、民众教育馆自乐班、民革室、俱乐部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教育运动；各种干部训练班成为干部学校的一个补充，它在较短的时间内，给各级干部以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等方面的培训与实际工作的指导，以提高各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当时开办的干部训练班有：党校训练班(包括边区、分区、直属县党校训练班和区级干部训练班)、行政工作训练班(包括农业、行政、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司法和保安干部训练班等)、群众工作训练班(包括工会、青救会和妇联干部训练班)等几类。
    为了扩大培养干部的范围，针对边区中等教育过去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旧形正规化的缺陷，经过教育厅1943年召开之中等学校整学会议及中等学校整风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已完成初步的改造工作。1943年12月24日至1944年1月10日召开的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确定；“各中学、师范学校负担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接受小学毕业生，又方面接受现任区乡干部、小学教师及其他工作干部，分别教育之。”教育内容已有重新规定，务使今后中等教育切合当前边区建设需要，为边区人民服务。其教育内容为；“以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须从思想上确定学生的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并须进行以边区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辅之以时事教育。”(11)
    在将中等师范、中学作为干部学校性质(整风之前不明确)后，连一些高小也担负起培养干部的任务。中等学校规定为培养中级干部的学校，培养未来干部，这是一个方面；又方面决定设立地干班，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提高现任干部。这样就使边府确定的中心工作：生产第一、教育第二，而教育中干部教育第一(其中将在职干部教育放在首位)落到了实处。这种在中等学校以干部教育为主的措施，也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在边区，通过中等学校及附设的地干班，既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也加强了在职干部的教育，实际上成为干部教育的补充，也为今天的干部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而言之，边区的干部教育(学校和在职干部)，不论是高级干部或是初级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在1943年以后几年，都分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是陕甘宁边区真正成为出政策、出干部的重要阵地。不仅边区的干部本身得到了提高，也为其他解放区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正如林伯渠所说：“值得提到的，在边区物力和人力支持之下，八年抗战期间，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12)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2页。
    ②  《林主席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67页。
    ③  《陕甘宁边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12月12日)。
    ④  《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见《解放》杂志第95期，1940年1月25日出版。
    ⑤  《陕甘宁边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12月12日)。
    ⑥  西北中央局《抽调各县干部来延安学习的决定》1941年9月22日。
    ⑦  《改造我们的学习》，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0页。
    ⑧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第89页。
    ⑨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下)第385页。
    ⑩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下)第356页。
    (11)  林伯渠：《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林主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1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21页。
    (12)  《林伯渠在三届一次参议会上的报告》，见《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上)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