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坚持与民主人士的团结和合作

    
    在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曾指示各解放区，“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并要求各解放区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人士参加工作。边区在全面战争的条件下，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政策。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土地改革的考验中，大多数中间分子(开明士绅)仍然保持着与共产党的团结和合作，只有少数人动摇，以致投敌。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边区政府委员刘文卿、毕光斗以外，也还有个别人发生动摇，或投敌，如边区政府委员会谷莲舫动摇，以致投敌，但最后未跟随国民党逃离；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杜洪源，也动摇，以致投敌。在分区一级和各县的中间人士中，也有少数发生动摇，以致投敌的。如边区参议员、曲子县参议会副议长郭兆林，投敌后任国民党曲子县木钵镇镇长；边区参议员、庆阳市商会会长任绍庭，投敌后任敌“清剿”司令部地方顾问；边区参议员、合水县政府委员薛绍堂，投敌后任敌维持会长；边区参议员、富县政府委员孔令温，投敌后带领武装打开我方寨子等。
    由于土地改革中的“左”的错误，给共产党与中间人士的团结和合作带来了不好的影响，造成严重的挫折。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被斗，没收了他的浮财，并且“扫地出门”。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从政以来，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全国内战爆发以后，表示反对美蒋反动派，赞成土地改革，表现积极。当李鼎铭于1947年12月9日逝世后，没有给他开追悼会，将其遗体安葬于原籍米脂县桃花峁村。事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还是要保护他们。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是要你(指林伯渠)去做，要他们参加李鼎铭的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  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①毛泽东同意林伯渠的要给李鼎铭开追悼会的意见，并指示要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1948年2月25日在绥德城举行了李鼎铭先生的追悼大会，700多人出席追悼会。追悼会由林伯渠主祭，并致悼词；习仲勋、王维舟陪祭。贺龙、习仲勋、王维舟、马明方、谢觉哉、杨明轩、安文钦、陈瑾昆、李敷仁、贺连城、霍子乐、高愉庭、房文礼先后致词。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西北人民解放军等单位和毛泽东送了挽联、挽词。毛泽东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  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后来，边区政府重新修饰了李鼎铭先生的墓地，林伯渠为李鼎铭先生的墓碑题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
    受毛泽东的嘱托，林伯渠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当面向安文饮赔礼、道谦，并代表政府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对此，安文饮非常感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表示感谢。此后，安文钦也回到了他自己的家，并仍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之职。
    依据边区与民主人士团结和合作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于1948年1月18日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于过去混进我政权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院审处。”②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边区政府依据中间人士的实际表现，分别情况，该提升的提升，该保留原职的保留原职，该撤职的撤职，不能工作的生活上给以照顾，相继进行了落实，对投敌的，根据情节轻重，作了处理，将其中的情节特别恶劣者，送交人民法庭惩处，枪毙了个别人。1948年3、4月间，边区政府委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委员霍祝山为绥德分区专员公署的副专员，提升民主人士、原延长县副县长白云亭为延长县代理县长，委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委员房文礼为淳耀县代理县长，提升民主人士、原甘泉县副县长惠光弟为甘泉县代理县长，提升民主人士、原延川县副县长刘璞臣为延川县代理县长等。对安文钦、高愉庭、刘培基、霍仲年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常驻议员保留原职。边区政府委员马济川、阿拉并巴音(王悦峰，蒙古族)、蔡登霄、李仲仁、魏民选、乔松山、贺连城、霍子乐等保留原职及并兼各职，有的还分任了新职，如马济川新任延安大学洛川分校主任等。对边区政府委员刘文卿、毕光斗和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杜洪源、谷莲舫以撤职处分。将边区参议员、富县政府委员孔令温撤职查办，并枪毙。
    1948年6月，边区政府对22名边区级(即边区政府委员和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4名分区级(即专员公署正科长以上)和29名县级(各县政府正、副县长和正科长，以及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共55名民主人士的情况作了统计：
    从政治态度上看：表示反对美蒋反动派，赞成土地改革，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有24名，占43.6%；思想和现实表现一般的12名，占21.8%；投靠敌人的16名，占29.1%；去世的3名(即李鼎铭、边区政府委员杨正甲、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蔡丰)，占5.5%。这证明，中间人士中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从政治待遇和职务安排上看：提升职务或受到嘉奖的13名，占23.6%；留任原职的17名，占30.9%；免职的5名，占9.1%；撤职的13名，占23.6%；降级使用的1名，占1.8%；扣押审讯的2名，占3.6%；因投敌处死刑的1名，占1.8%。另有3名去世的未列入。
    从生活待遇上看：由政府供给生活费的35名，占63.6%；不供给生活费的17名，占30.9%；去世的3名未列入。
    从以上两项的统计看，边区政府对民主人士的处理是同他们的实际表现相适应的，职务的安排也是得当的，表明边区政府仍然坚持并实行与民主人士的团结和合作。
    ①  转引自《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340页。
    ②  参见《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