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维德

    
    (1902—1977)
    霍维德，陕西绥德人。少时上过几年冬学，后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面当校工，一面学文化。17岁时曾带领乡亲反对财主霸占水源，深得乡亲们称赞。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历任中共绥德东区区委书记、绥德县委书记等职，参加领导农民运动、学生运动。1927年绥德义合一带下了一场特大冰雹，庄稼颗粒无收，官府照旧催收“烟亩税”。霍维德组织并带领1000多名受苦乡亲冲入区公所进行抗税斗争，逼得区长只好答应暂停催收，呈报减免。1935年初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先后担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工农监察部部长、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1939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霍维德为财政厅厅长。
    当时，陕甘宁边区所辖行政区划以陕北为主，包括甘肃和宁夏的部分地域，约150万人口。这些地方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很低，除有少数土盐场、土煤窑以及延长油矿外，再无别的工业。边区人民承担着中共中央及西北局机关、八路军留守兵团、各院校师生共计数万人的吃饭、穿衣费用，仅1940年就将近10万石公粮，负担较重。霍维德担任财政厅厅长后，既要想法增加财政、粮食收入，保障边区党政军的一切费用，又要减轻群众负担，身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这时边区财政厅仅有厅长、科长、科员、勤务四个人，霍维德过去只作过担挑小生意，没有为大家业理财的经验。上任第一年，工作没搞好。他内疚地说：“因为我刚到财政厅工作，对情况不了解，又不会做财政工作，不敢下决心。因而造成今年粮食的困难，我是有很大责任的。”其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加之大批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更加重了财政负担。1941年5月，边区政府派南汉宸任财政厅厅长，霍维德改任副厅长兼粮食局局长，先后又调来了吴波等一批知识分子，力量得到很大加强。霍维德在协助南汉宸开发大盐田，增设盐税机关，增加税款收入的同时，又深入各分区、县、区、乡、村，逐一调查核实，提出一个合理征收公粮的方案，得到南汉宸的支持。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和边区财政厅的努力，延安近10万人的党、政、军、学的吃饭问题逐步得到改善。其中霍维德的建议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是1941年春，霍维德根据陕北经济的历史状况，经过慎重考虑，向毛泽东提出了克服边区财政困难、增加财政收入的特殊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指定一些机关、部队、学校开展以“出口”特产，按取“外汇”为目的的生产运动，以及成立盐业局，向边区之外运输食盐，换取“外汇”等内容。经过几年的努力，对于改善边区财政收入，促进边区吃饭、穿衣、各种生活必需、药品、医疗器械等困难的解决，发挥了很大作用。通过实践锻炼，霍维德成为为革命理财的行家里手，取得了党和群众的信任，后来，他还兼任了边区财政经济处处长和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
    其间，霍维德曾先后选调方仲如、钟仰高、高秀山等任被服局局长。他帮助被服局制定了中央机关、八路军、边区各单位被服的统一材料、统一购进、统一制作、统一管理、统一供应的“五统一”办法。他在财力、物力上积极支持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纺线、织布、织毛衣、织毛袜，用桐油油雨衣、炮衣、枪衣等活动。在棉花紧缺的情况下，他提出用羊毛、羊绒代替棉花制毡帽、毡靴，生产土呢料。他还发动群众试制土染料，能将布和毛线染成灰、黄、毛蓝等各种颜色。他曾派钟仰高带上陕甘宁边区生产的土呢料，到晋察冀边区出售后买回“洋布”、染料和染布机，改善了被服局的生产条件。1943年初，霍维德带领陕甘宁边区500余名干部，奔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帮助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完成任务后，他仍回边区财政厅工作。
    1945年4月至6月，霍维德抱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南汉宸另任他职，霍维德接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1947年9月，霍维德调离财政厅，到吴堡县参加土地改革。土改前期，“左”的倾向比较严重，有的干部政策观念淡薄，喊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晋西北、陕北出现了吊打地主，斗争会上用石头砸伤、砸死人的现象，划成份偏高、斗争扩大化的情况较为严重。霍维德对此十分忧虑，一方面向曹力如等反映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尽力教育干部和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当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纠正了土地改革工作中“左”的错误，使土改运动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948年春节过后，霍维德担任了西北新区政策研究团团长，带领白向银、赵苍璧、谢怀德等四五十人(后增加到近百人)，随南下部队，先后在陕西黄龙、韩城等县担负研究新解放区应该执行什么政策的任务。他们深入乡村农户，忍饥受寒，同甘共苦，写出一批有份量的调查报告，其中有几篇被《团结报》采用刊登。1948年底，研究团工作结束，回延安写了一个完整的总结报告，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赞扬。
    1949年2月，霍维德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晋南行署副主任。他接来妻女，一起赶赴晋南，与行署主任武新宇、书记马明方齐心协力，为开拓晋南解放区新的工作局面而奋斗。
    1950年2月，霍维德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他自带行李，深入工地，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吃住在一起，亲自领导修复了兰州铁桥、泾川桥、游龙桥、鸡头关桥等重点桥梁。他驱车数万里，顶酷热、冒风沙，实地察看了从乌鲁木齐到霍城、从霍城到伊宁的公路线路和路段，还一段一段地踏勘了甘青公路和兰州到天水、天水到宁强等公路建设情况，发现问题，就地研究解决。霍维德在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两年零九个月中，西北地区公路通车里程，1951年较1950年增长46.9%；1952年上半年公路客货总运输量超过1950年全年的46%。
    1952年11月，霍维德调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党组书记，兼甘肃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4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12月任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2月又兼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财粮贸办公室主任，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霍维德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12月奉调任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1977年6月14日，霍维德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