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涵

    
    (1897—1981)
    陈奇涵，字圣涯。江西兴国人。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毅然投笔从戌，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赣军，后来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战斗。1925年春入黄埔军校，任学生总队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家乡兴国县领导武装暴动。1929年春，红五军、红四军先后进入兴国县，陈奇涵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曾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1930年10月，陈奇涵从地方调入正规红军工作，先后任红三军教导团团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等职。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协助黄公略、陈毅等指挥了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春，因受“左”倾错误执行者的迫害，从江西军区参谋长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教育科科长。1935年9月，红军在甘南哈达铺进行整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陈奇涵调任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教导队队长，兼任随营学校校长。11月初，红军恢复方面军、军团番号，陈奇涵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作战)科副科长，科长为张经武。直罗镇战役后，陈奇涵调任红十五军团副参谋长兼七十八师参谋长。
    1936年2月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陈奇涵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作战。为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陈奇涵参与指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右纵队主力，协同红一军团左纵队，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随后，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也到达会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师后，陈奇涵接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11月21日，他率领所属部队参加了山城堡战斗，歼灭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的一个旅和两个团。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央军委(含八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谋部下设四个局，陈奇涵任第四(教育)局局长，负责全军的教育训练工作。同年冬，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安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警备区(简称绥德警备区)和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陈奇涵任绥德警备司令部兼两延河防司令员，下辖第一、三、八团和骑兵团。
    当时，警备区的几个县原属陕甘宁区，1936年红军东征时，被国民党趁机侵占。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这个地区的防务又划给了陕甘宁边区，但是政权还在国民党手中。把持这个地区政权的是国民党驻绥德的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是个反共磨擦专家。陈奇涵任职后，指挥所属部队，一部分开赴黄河沿岸，分驻河防各渡口，其余的分赴各县。八路军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减租减息，群众欢喜若狂，奔走相告，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抗日，陈奇涵领导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由何绍南任分会主任，陈奇涵任副主任。那时，国民党表面上跟八路军保持统一战线关系，背地里却干着破坏抗日的勾当，蓄意制造磨擦。陈奇涵等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同何绍南等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年5月的一天，国民党保安队在杨家园村袭击八路军干部，使一名正在该村动员群众参军的八路军连长遭杀害。陈奇涵接到报告后，即派参谋处长到达出事地点，获得人证、物证，迫使顽固派公开道歉。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陈奇涵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对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和何绍南的罪恶行径，引起广大群众极度愤怒，群众纷纷起来揭发控告，使何绍南的阴谋一次次遭到破产。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何绍南乘机纠集13个保安队，向八路军发动武装进攻。陈奇涵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率领所属部队展开反击，将保安队大部歼灭，何绍南只带着少数随从逃出了绥德。
    在此期间，日军多次企图突破河防，进攻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13日，侵占山西兴县的日军2000余人，附炮20余门，在飞机的掩扩下，渡河西犯。陈奇涵指挥警六团运用“半渡而击”的战术，突然以猛烈的火力袭击渡河之敌，并以一部乘敌混乱进至河东击敌侧背，全歼日军于上岸之前，共毙伤百余人。同年5月，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附炮30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企图占领军渡，突破河防阵地，抢占河西的宋家川渡口。陈奇涵指挥警备八团主力东渡黄河，于汾离公路沿线迎敌，歼其200余人。日军遭此打击，不敢冒进，向东退去。至1939年底，日军第一〇一、一〇九、二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四旅团等部，先后对黄河防线发动大小23次进攻，每次投入兵力少者2000人，多达万余人，都被陈奇涵领导的警备区军民打退，千里黄河防线，一直掌握在八路军手里，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与此同时，绥德地区也已为八路军控制，全区城乡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
    1939年，陈奇涵兼任延安卫戍司令与防空司令。一次，日军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陈奇涵坚守在窑洞里，用电话指挥防空。一颗炸弹在窑洞前爆炸，窑洞即将倒塌，警卫员催促已经受伤骨折的陈奇涵赶快离开，但他坚守岗位不走。情况越来越危急，警卫员急中生智，抓住陈奇涵的胳膀用力一拽，将他拖到背上，迅速冲出窑洞，还没来得及下坡，窑洞就坍塌了。
    1940年初，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部长，协助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工作。2月，中央军委发出全军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陈奇涵也率领一个团远离驻地开荒生产，并协助领导全军大生产运动，保证了部队粮食供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1941年2月，陈奇涵与许光达对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三分校校长。以陈奇涵为校长的抗大三分校，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特种兵干部、参谋人员、俄文翻译，以及军事指挥、政工干部等人才。9月，第二期学员毕业后，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一室主任。
    11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以朱德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陈奇涵为秘书。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了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他不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旗帜鲜明地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在对人的处理上，他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1943年3月，陈奇涵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教育长，徐向前为代理校长，校址设在绥德县城的西山寺。陈奇涵到任后，抓紧对学员的教育，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抗大第八期学员6000余人全部毕业，分赴各个战场，参加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1945年4月至6月，陈奇涵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二万名干部、10万部队挺进东北，陈奇涵也在其列。他曾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吉林(东满)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等职。其后，陈奇涵随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南昌解放后，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4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9月任军事法院院长。不久，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为董必武)。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