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

    
    (1890—1961)
    陈嘉庚，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人。17岁远涉重洋去新加坡经商，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31岁时开始自己经营企业，47岁时成为南洋华侨中的第一富翁。
    陈嘉庚虽然富有，但他生活很简朴，从不奢侈。他的家人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也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他毫不吝啬，慷慨解囊。他一生兴办学校，提高华人的文化素质，将一生积蓄的财富几乎全部贡献给了祖国。1910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他筹款资助福建省的革命运动。1925年他创办集美学校。1928年创办南洋华侨中学、水产学校、厦门大学、集美农校等，并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并致国际联盟表示强烈抗议。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陈嘉庚立即组织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同年他被推荐为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主任及新加坡自由公债筹募委员会主席。1938年主持筹赈黄河水灾；1939年冬为祖国抗日战士募捐寒衣50万件。
    1940年4月，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大会，并偕南洋华侨慰劳前后方抗战军民代表团回国。在参政会开会时，陈嘉庚会见了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谈及赴延安参观慰问的愿望，林、董当即表示欢迎，并立即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闻讯后立即去电表示欢迎。
    1940年5月31日下午5时30分，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延安各界人士在南门欢迎贵宾的到来。其中有参政员吴玉章，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及华侨留延办事处全体人员等，共5000余人。陈嘉庚一行由吴玉章、高自立、萧劲光等陪同赴边区政府交际处稍事休息后，即出席了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欢迎大会。高自立代表边区政府及各界人士致欢迎词，对陈嘉庚等不远万里，为祖国，为民族，为抗战跋山涉水来到延安表示热烈欢迎。陈嘉庚讲话说：此次回国之目的有两个，一是慰劳前方将士；二是考察后方生产建设情况。我虽生长在南方，但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延安，延安是我们的老家。在来延途中拜谒了黄帝陵，朝拜了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到延安后，深感大家都是同胞兄弟，像家人一样的亲切。
    6月1日清晨，陈嘉庚一行参观延安女子大学，并与朱德会晤，相谈甚欢。下午4时，毛泽东在杨家岭住所窑洞里会见了陈嘉庚。陈嘉庚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见给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一是共产党领袖所住的窑洞如此的简朴，是意想不到的；二是毛泽东衣着朴素，神态慈祥，和下属关系融洽，实行“平等无阶级制度”，是前所未见的。
    接连几天，陈嘉庚在延安参观，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6月5日晚，朱德主持演讲会，由陈嘉庚报告南洋华侨支援抗战的情形。6日，陈嘉庚在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陪同下，访问了安塞县。7日晚，出席延安各界人士的欢送会。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到交际处和陈嘉庚共餐，纵谈抗战局势和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毛泽东托陈嘉庚代向蒋介石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希望陈嘉庚将在延安的见闻如实向侨胞报告。陈嘉庚表示一定做到。
    陈嘉庚在延安停留的9天中，所获得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在思想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十分剧烈的。他把在重庆和延安的所见所闻作了比较之后，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他后来在成都对慰劳团团员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后来，陈嘉庚又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写道：“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在《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他还写道：“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1940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1950年7月3日，陈嘉庚在写给董必武的一封信中，又回忆说：“自到重庆后，其政治腐化，在洋久已了解，唯抗日战争发生后国共合作，深喜有最后胜利可期，不意见重庆政府等人轻视日寇重视延安，蒋竟明白告我必先消灭共党，抗战乃能胜利，似有对贵党剑拔弩张之势，我忧虑莫可言喻。……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自是一心仰服，矢志不移。”延安之行，使陈嘉庚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转变。1940年6月8日，陈嘉庚惜别延安，前往山西、河南战区继续视察。26日飞抵成都，在峨嵋山避暑半余月后，7月17日飞抵重庆。
    1941年1月5日，陈嘉庚在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召开的万人欢迎会上，激动地报告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说：“延安城内很繁荣，居民二万余，广大民众安居乐业，衣物亦颇整洁，商人贸易自由，市场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用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他还向听众详细地描述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说：“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上下刻苦耐劳，努力求进步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1949年9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毛泽东电邀陈嘉庚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并任中华归侨联合会主席等职。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