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区农业与林业的发展
边区农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是陕甘宁边区经济的主体。全边区150万人口,1936年只有耕地843万亩。主要粮食作物,北部以谷子、高粱为主,杂以荞麦、糜子、土豆、豆类为辅,沿黄河一带盛产红枣。南部以小麦为主,兼种部分杂粮。全境海拔较高,雨水稀少。十年九旱,粮食产量很低,平均每垧(三亩)产量140斤,荒年有时颗粒无收,人民生活陷入困境。
为了改变边区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进行生产动员,同时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边区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奖励开荒、组织劳动互助合作等政策及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边区农业获得较大发展。边区的耕地面积由1936年的843万亩增至1939年1004万亩,粮食由103万石增至137万石。牛、驴由十几万头增至28万头,羊由50万只增至117万只。①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如号召自己动手,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开展劳动互助;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劳动模范的增产经验;鼓励农民和移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和抗灾救灾;发放农业贷款和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等,边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成就突出。
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逐年增长 到1945年,边区的耕地面积由1939年的1004万亩扩大到1426.5万。②1946年4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三届一次参议会上报告边区粮食产量的状况:1937年为110万石,1944年增至200万石,1945年“因天旱,有些地方歉收,产量当受影响”。
畜牧业大幅度发展 到1945年,边区的牛、驴已达403920头,较战前增长百分之二三百,羊1954756只,较战前增长300%左右。③在畜牧业中,“牛、驴、骡、马等数目不多,大多是供耕地、运输等使用,而羊子及皮毛,则为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据1944年统计,全年羊出口约87533只,羊毛出口约88066斤,羊皮出口约29000张,羔皮出口69000张,总共牲畜皮毛出口价值约在11万万元(边币)以上”④。
棉花种植面积也迅速扩大 1942年,边区棉花种植面积达到4万亩,1945年达到35万亩;棉花自给率1943年达到50%,1944年上升为70%。
随着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边区许多地方都达到了“耕三余一”,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以吴满有所在乡为例,全乡种了7400垧地,收获3900多石粮,除消费外,余粮1600多石,达到了耕一余一。⑤
边区林业的发展 1940年,为了掌握边区的森林资源状况,边区政府组织了边区森林考察团,由乐天宇(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等6人组成,历时48天,对边区境内甘泉、延安、富县、合水、正宁、固临等县的森林进行了考察,并向边区政府提交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根据该报告书,边区的森林面积约4万平方里,森林覆盖率为10%左右。以河流山脉自然环境,可划为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曲西7个林区,主要分布在延安、固临、甘泉、富县、新正、赤水、淳耀、合水、新宁、曲子、华池、志丹、安塞等10余县。边区森林内的树种有杜梨、柏、杨、柳、榆、槐、桦、青冈栎、漆树、盐肤木、桑、松、楸、椿等。林区还有药材甘草、地黄、薄荷、牵牛、枸杞子、地骨皮、茴香、柴胡、车前子、苍耳、黄芩、菖蒲、杏仁、牛蒡子等。
为加强对边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考察团还提出森林政策的实施方案八条:(一)援引各国例子,将公私有林收归政府管理权之下管理;(二)人民对于林役权的获得,要按照政府颁布的公私有林管理条例才能获得;(三)大规模的森林生产,由中财部经营之;(四)严厉具体执行政府颁布的森林保护条例;(五)有计划地开发及更新原生林,同时建造各地气候上的据点的保安林;(六)为了具体执行政策同条例,施行科学的管理同开发,应迅速设立林务专管机关;(七)进行森林教育,提高人民爱林思想及森林利用的正当技术;(八)为了适应目前需要,迅速训练林务人才。⑥报告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李富春批示:此报告书“已成为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看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边区林务局的建立统筹林务是迫不及待的工作”⑦。
为了加强对边区林业的开发与管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在建设厅下设林务局。7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林务局组织规程(草案)》,规定了林务局的职责:“公私有林之保护、管理、监督事宜;全边区护林、造林及其开发利用之设计、实施、指导、奖励等事项;保安林、经济林的编制调解事项;林业、林政、森林教育的调查研究推行事项;林垦、气候、水工及树木之研究、培养事项;森林技术及林务工作人员的训练、编制事项。”⑧边区林业管理机构的设置,推动了边区林业的健康发展。
在边区林业发展过程中,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植树造林。从1938年到1941年,边区政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与森林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通令,加强对边区森林的保护,逐步健全林业的管理制度。1941年1月,边区在《陕甘宁边区三十(1941年)年经济建设计划》中提出:“今后之林务,主要是在没有森林的地方,建造气候林;有森林的地方,实行有计划的保护与开发供给工业和生活的原料。”⑨毛泽东也多次号召植树造林,1942年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其树枝可供骆驼和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政府的任务是调剂种树,劝令种植。”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指出:“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⑩同年7月3日,在中共中央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代表时,毛泽东再次指出:要把植树作为合作社的十大主要业务之一。在10年之内,每家种100棵树。7月5日,毛泽东在起草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论述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时指出:“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11)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普遍进行了植树造林活动,仅1937年到1942年间就植树363.9万株。(12)
在边区林业发展过程中,还注意到水土流失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水土保持的问题。1941年12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延安生物学会《注意边区的水土保持工作》一文,建议边区“在森林方面,凡在倾斜度45度以上的坡地都划作林地,不准放牧和耕垦。对原有的森林要合理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在河沟两岸及冲刷厉害的地区要培植防冲淤防风林”,还建议“必须在农林机构体系中设立专司推动这些工作的职务,不然空言提倡必然没有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了一年多的林务局被迅速撤销,严重影响到边区林业的正常开展。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86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④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⑤1944年12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
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⑦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⑧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⑨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12)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1937—19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