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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就把“外交政策的积极化”作为“政治上军事上必须的条件”和“应付当前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瓦窑堡会议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36年1月26日命令西北办事处内建立外交部,下设交际处。中共中央到达志丹后又成立了联络局,为开展相对独立的外交和进行外事活动作了组织准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局势的骤然变化,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外交”,并提出“抗日的外交”的基本原则,即:“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①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②毛泽东的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外交立场的宣言书,也是一条坚决抗战的外交路线,奠定了抗战时期中共处理外交问题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一系列纲领性文献中,规定了中共的外交方针和政策。1937年8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抗日的外交政策”就是指“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③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规定:“在不损害边区政权的原则下,保护一切同情中国抗战国家的人民、工商业者、教民,在边区生产、经营与文化事业方面的活动。”④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⑤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了来去自由、关心与尊重、生活上切实优待等外交工作的具体原则,使中共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趋于具体而完整,也推动了边区外事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4年,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新的开端之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等对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以官方名义和中共进行接触。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重申《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关于外交政策的规定,尤其对“目前实施原则”作了具体指示: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其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政治上,我们欢迎同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我们容许外国牧师神甫来边区及敌后根据地进行宗教活动,并发还其应得之教堂房产;同时这些神甫牧师亦须给我们以不反对政府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之保证。在救济方面,我们欢迎美英加拿大等给我们医药器材和金钱的救济,同时我们更要求国际善后总署必须算入和承认这拥有8000多万人口,而且遭敌蹂躏最甚的地区的救济。在经济方面,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我们首先要求国际工业合作委员会的继续合作。⑥陕甘宁边区是中共开展外交工作的主要地区,中共中央的外交政策首先在边区实施并取得显著成就。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356页。
    ④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页。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