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国际七大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日本侵略者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于1935年夏制造了华北事变。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65个党的5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因为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无法派人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只能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成员和从国内来的李立三等，以及一些在苏联学习的一般干部组成中共代表团，并决定王明、康生为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中央正式代表，王明任代表团主任，康生任秘书处主任。大会召开后，王明、康生和周和生(高自立)、吴玉章、张浩(林育英)、孔原、梁朴(饶漱石)、欧阳生、沈元生、李光(滕代远)、赵毅敏、宋一平等参加了大会。王明、康生、周和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制止并击败法西斯主义，而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了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在一定的反法西斯纲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统一战线政府”，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其他反法西斯各政党合作的工具，为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对法西斯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政府”。季米特洛夫还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①大会对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于8月20日通过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七大根据新的策略提出，为了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克服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努力结合各国的现实条件，广泛开展了人民阵线运动。“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②
    8月7日，王明会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发言(后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论反帝统一战线》，在巴黎和国内分别出版)。王明在发言中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与殖民地革命力量日益发展的形势，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员的最重要任务，强调了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事实已经证明而且正在证明：在目前的中国，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因此，“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策略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最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③
    王明在发言中，还重申了实行和发展抗日救国的策略的具体步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联军。”④并提出了国防政府抗日救国的十条政纲，强调在党的工作的各方面都要实行转变，不仅应当反对非苏维埃区党的组织中对于人民反帝战线和工会统一等问题上所表现的很厉害的关门主义倾向和传统等等，而且也应当重新审查苏区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例如对富农的政策应当改正，对小的和最小的土地出租者的关系应当改变，对税收政策、财政制度、工商业政策等都应当加以审查，“使这些政策和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全民的和民族的性质，以便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更加容易动员和组织全中国极广大的民众，去进行民族革命斗争以反对强大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⑤。王明的发言基本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8月25日至27日，为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王明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制定新策略的出发点，一是中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二是“红军和苏区本身存在弱点”，“仅仅依靠红军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看来，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⑥。因此，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⑦。吴玉章也在会上发言，指出由于“民族危机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现实和重要。对中国来说，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11月，在曼努伊尔斯基所作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一节中，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的意见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为建立广大的反帝战线，“中国共产党向各政党各派军队提议在下述条件之下缔结共同的作战协定以反对侵略的帝国主义者，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武装人民，组织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奴役者的战争”。《总结》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事业及其民族解放的纲领，证明它深刻地了解中国苏维埃对于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本国人民担负着伟大的政治责任，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担负着责任。只有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给以布尔塞维克的联系，只有这样勇敢地运用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战线，只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参加作战的领导，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求得中国的完整与统一，才能在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⑧
    在共产国际七大选举时，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康生、博古被选为候补执委会委员，周和生被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大会结束后，王明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康生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
    共产国际七大在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转变，并作出了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和共产党组织的健康成长。同时，这次大会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使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走上基本健康发展的道路。
    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2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9页。
    ③《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41页。
    ④《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⑤《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5页。
    ⑥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⑦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发行，第303—304页。
    ⑧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7册)，1979年编印，第341—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