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一宣言》发表后的反响

    
    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1935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并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八一宣言》秘密传到北平，给地处抗日前哨的北平青年学生以极大地鼓舞，促进了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当时，一批进步青年读到中共《八一宣言》称：“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能寐”①，“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②。在一二九运动中，最具号召力、最能捕获人心的口号，就是源于《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由于有了这样的口号，北平的学生运动赢得了全国各地的声援，使全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八一宣言》对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玉章处看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③。在纽约，全体华侨听完方振武的演讲，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迅速成立国防政府。张学良1935年11月在杜重远处了解到《八一宣言》内容后，当即表示愿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与共产党联系，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了不小的影响。隐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谈，对中共在宣言中提出的各项主张表示赞同。
    《八一宣言》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蒋介石了解到中共《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后，立即要求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设法“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寻求用政治途径解决共产党的办法。《八一宣言》发表后，王明开始与国民党方面接触。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了解到中共《八一宣言》后，奉蒋介石命开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初步接触，他请王明转达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后来的秘密会谈虽未成功，但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为中共与国民党军政要人、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在致他们的信函时，都附有《八一宣言》的文本。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位身居英国伦敦的侨胞写信给《救国报》说，《八一宣言》“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④。中共“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纲领”。“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
    ①《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216页。
    ②张承宗：《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前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
    ③《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④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