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确立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也使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为后来确立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对确立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此后，毛泽东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持人、主席，洛川会议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亦称主席)，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
    然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袖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在随后召开十二月会议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构成了挑战，“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①。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曾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会后，王明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
    由于中共党内矛盾趋于公开化，任弼时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有了认识，也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听取汇报后说：王明这个人总有些滑头滑脑的样子，在有些地方很不诚实，在苏联时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②王稼祥离任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和任弼时进行谈话，明确指出：“应当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③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意见，明确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会上张闻天也主动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与毛泽东，但为毛泽东所婉言谢绝。会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毛泽东住的杨家岭，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众望所归，彭德怀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④张闻天后来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中共六中全会文件也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刊登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一文，同年6月《共产国际》第6期(俄文版)专门刊登介绍毛泽东生平的长文，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军事战略家”，“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属于人民的，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⑤
    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逐渐认识并认同毛泽东正确的路线原则，成为在毛泽东领袖地位最终确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战略部署、军事指挥上充分发挥毛泽东的才能和长处，尊重并尽量采纳他的主张；在中央会议主持、报告、作结论等环节上，也与毛泽东密切配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报等，不少是洛(张闻天)毛联署。张闻天与毛泽东坦诚相处，并自觉树立毛泽东的威信，二人分工协作，相得益彰。周恩来最早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全力推荐其为全党的军事领袖，并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逐步地由负责者变为帮助者。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后对毛泽东的支持，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争取到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自不待言。尤其任弼时1940年3月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到延安后，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②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39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525页。
    ⑤黄允升：《毛泽东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文献》2004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