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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延安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局的逆转,引起中共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忧虑,1939年9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要求国民党政府实现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之权利;加强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等等。会后,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根据大会的决议,指定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组成宪政期成会。其任务是协助政府修改宪草,促成宪政。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939年10月、11月间,张澜、沈钧儒等在重庆发起召开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博古出席并参加领导工作,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85人为筹备委员。同时,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先后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
    为响应国统区兴起的要求国民党实施宪政,结束一党统治的民主运动,1940年前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也陆续成立了宪政促进会等组织形式,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1940年1月17日,以中国延安女子大学为主,90余位妇女界人士于延安发起成立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推举宋庆龄、何香凝、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为名誉理事,丁玲、刘英、江青、于若木、张琴秋、朱仲丽、孟庆树、郝明珠、曹轶欧等为理事。1940年2月19日,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冯文彬、胡乔木等27人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打日本需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应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在延安城北门外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与会者千余人,推举吴玉章为理事长,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陈云、邓发、林伯渠、李富春、高岗、高自立、李维汉、萧劲光、谭政、张邦英、谢觉哉、柯庆施、滕代远、张浩、孟庆树、冯文彬、张琴秋、丁玲、曹轶欧、艾思奇、周扬、王学文、许光达、吴亮平、陈伯达、南汉宸、李初梨、杨松、何思敬、赵毅敏、陈康白、傅连暲、高朗亭、曹菊如、饶正锡、王林、叶季壮、雷经天、白振邦、高述先等46人当选为理事。大会通过《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指出:(一)“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三)“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四)“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凡此四端,为本会之主张,亦即全国人民之公意,本会同人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虽有种种阻碍,终必达此目的。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秋,国家民主化,实为救亡图存之至计,而国共两党及全国抗日党派抗日人民之共同努力,必能逐渐达到民主宪政之途”。①大会发表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对于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和《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修正案》。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这篇演说后来整理成文章,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②
    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就是“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③。
    毛泽东还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④我们“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⑤。
    这次会议后,在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也建立了宪政促进会,并纷纷召开宪政座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党治,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在解放区掀起了宪政运动的高潮。然而,全国各地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当局便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对讨论宪政的各团体采取钳制与高压的办法,禁止和限制争取宪政的活动,限制报刊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中央社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等等。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为借口,宣布国民大会不能按期召开,会期另定。
    ①1940年3月8日《解放》周刊。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5—73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9页。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