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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风运动中的审干与“抢救”运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并提出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共和根据地进行渗透的情况下,对于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实味对延安的中共党内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被斥为所谓“反党分子”、“托派奸细”,结果负责审干工作的人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干部队伍中不仅有王实味,还有张实味、李实味,并估计延安很多单位特别是政府、文教部门都有可能暗藏“坏人”(指托派、日特、国特等),以及“意识不好的人”,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使审干工作出现严重的偏差。
    这年7月15日,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做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分子1400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在延安的党政军民学机关、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到监狱内,都开展“全线进攻”,坦白检举。不仅怀疑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怀疑一些老干部。在“抢救运动”中,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的事情也常常发生。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在运动中,把一些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的干部和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分子”,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造成了革命队伍内同志间的相互不信任,人人自危,也影响了党的威信。
    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发布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明确指出,审干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三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
    11月5日,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又对该政策的掌握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①12月27日,毛泽东同康生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等,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②
    为了总结审干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2月12日举行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会议认为,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率,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但是,由于对中共中央决议的九条方针掌握不够,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等原因,导致夸大特务组织,甚至造成特务如麻的假象,严重影响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是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仅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经过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努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得到纠正。尽管过去清出所谓“特务”达1.5万多人,甚至有的单位清出“特务”达到其人员的一半以上(如陕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就有208人),但由于坚持一个不杀,不断进行复查、平反等原则,对受到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毛泽东还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批评并赔礼道歉。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③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又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④
    ①毛泽东1943年11月5日致北方局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第7—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554页。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