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年秋，在边区整风运动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把陕甘宁边区的党建设得更好，中共中央西北局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各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的负责干部，边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的干部。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工作时，还邀请了有关部门的党外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等七整，并在这七整中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以使边区的各项工作有大的转变。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年代之后，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一些影响边区工作和发展的问题。一是边区的统一领导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但陕甘宁边区在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一些不协调的现象。同时，“内战时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仍大量残存，官僚主义的作风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二是对西北历史问题存在争议，尤其是1935年“左”倾错误领导人在西北苏区的“肃反”，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即停止和纠正了这个“肃反”。但由于当时形势和条件限制，这次“肃反”没有被彻底否定，对被错误“肃反”人员的工作安排“存在着不公平”。这种情况，受到“肃反”迫害的同志颇不满意，“肃反”领导人也拒绝承认错误并推卸责任，由此导致思想波动，不时引发争论，影响工作。三是为了防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调回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等部队，同时针对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形势，抽调一些干部到延安学习，结果边区脱产人员增加，财政困难，出现人民群众负担加重、各方面特别是军队因供给不足而不满意的现象，军政军民关系因此出现一些矛盾。
    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出席了会议的开、闭幕式，并在会议期间作了两个重要报告。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领导人也都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任弼时始终参加并领导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讨论西北苏区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会议伊始，由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与会者纷纷要求用整风精神来研究西北苏区历史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些意见，会议于是由整党问题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革命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习仲勋、张秀山、贾拓夫、马文瑞、张邦英等46人在大会上发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肯定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西北苏区的重大作用，对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进行了辨析。会议充满民主气氛，允许互相辩驳。执行“左”倾路线的一些领导人多次发言，解释问题或阐述个人认识，并且都有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这个报告由胡乔木、贾拓夫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综合整理、经过许多人反复讨论，最后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批准，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倾向和在政策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林伯渠、陈正人等分别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关于整顿政府和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者结合这些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70多人在会上发言，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与军阀主义现象的问题，对在党政军民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缺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纠正存在的偏向和问题，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其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西北局领导；其二，更加密切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其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其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为此，党、政、军三方面分别召开了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分别讨论和布置了各部门的工作。
    第三，明确了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引发党政军民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解决这个困难的意见则各不相同。为此，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会议撰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经济工作方针，并指出：在目前条件下，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由此边区的中心工作“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①会议完全接受毛泽东报告中的意见，使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闭幕会上，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黄静波、王丕年、刘秉温、胡起林、刘建章、马文瑞、马锡五、王维舟、李丕福、习仲勋、文年生、任成玉、罗成德、贺晋年、惠中权、王世泰、杨林、范子文等22人和延安县、三五九旅、延安县南区合作社3个集体给予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其中有：“有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忠实努力，不夸不骄”“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等。同时，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处理。
    历时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用整风精神澄清历史是非、检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取得了积极的影响、重大的成效，有力地推进了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对全党整风运动产生了示范作用。
    第一，解决了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明确了边区当时任务的主要方向(生产与教育)，边区党在思想上、路线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陕甘宁边区后来发展的历史，对此做了充分的证明。
    第二，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会议针对边区的实际情况，主要是解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和军阀主义等问题，对之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在提高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同时，向他们昭示了下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所要克服的实际内容，从而推进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第三，会议揭发的“左”倾错误给西北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害，教育了与会人员。尤其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②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