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
    1934年4月，陕甘边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八路围攻，取得了九战九捷的光辉胜利。同年秋，陕北根据地也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伟大胜利。不久，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已部署就绪。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统一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以便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把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双方约定于1935年1月下旬在陕北根据地中心——赤源县举行联席会议。1月20日，刘志丹等由红26军第2团和鄜(即富县)甘游击队护送，到达陕北特委机关所在地——赤源县周家崄。21日刘志丹到赤源县的水晶沟看望正在疗养重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周家崄附近一个小山村刺儿圪塔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惠子俊、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任书记(在惠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崔田夫为组织部长，张秀山为宣传部长，郭洪涛为秘书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亦说谢子长。谢于2月21日逝世)。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实现了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北方经过红军游击战争创建起来的一块相当大的革命根据地，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个范例；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宁、晋4省的统治；它解放了陕甘宁边界广大地区的人民，在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把汉、蒙、回各族人民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下，以自己的榜样给当时处在黑暗中的北方各族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并为他们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后方基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以至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同时，它把一批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周围，对南方各路主力红军向西北的战略转移起了有力的配合和支援的作用。
    (二)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3月，蒋介石令陕、甘、宁、晋4省军阀集中兵力5万余人，对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围攻，妄图彻底摧垮这个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敌人的兵力布置是：井岳秀的第86师在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定边、靖边一带，从北边包围红军；高桂滋的第42师先由东向西包抄，然后由南向北压来，占据陕北根据地的绥德、清涧、安定、延长、延川一线；宁夏马鸿逵十几个团在陇东曲子、环县、合水、庆阳一带，由西向东包抄；冯钦哉部在关中、洛川、黄陵一带，由南向北围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61师在正宁、宁县一带，由西南方向扑来。敌人共计6个正规师33个团，加上地方民团，约有5万人，妄图四面包抄，步步进逼，把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一口吞掉。
    当时，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的总兵力，加上游击队也不过五六千人，不及敌人总数的1/10，反“围剿”的任务异常艰巨。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态势，制定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根据西北军委的决定，1935年4月15日，张秀山、吴岱峰、黄罗斌率领红26军第3团，郭宝珊、任浪华率领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到达赤源县黄家峁、王家渠一带。26日，红26军和陕北游击队在当地群众配合下，在长胜湾、寺儿畔一举歼敌第256旅第511团一个连。5月1日，红26军第3团和义勇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与红27军第1、2、3团胜利会师。5月2日，刘志丹以西北军委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战勤动员条例以及处理土豪劣绅的规章。5月4日，在玉家湾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红26军和27军的作战行动。
    反围攻开始，陕甘边的红42师首先在龙场镇歼敌两个排，接着在柳村原击溃了马鸿宾的主力；陕北红27军1团在红26军3团未到之前，先后在安定的南沟岔、清涧的阎王砭和延川的贺家湾三战三捷，击溃晋军高桂滋的3个连。红26军和红27军会合后，即于1935年5月上旬进行了杨家园子战斗，歼敌7个连1500余人。杨家园子战斗胜利后，安定守敌弃城逃跑，红军又进攻绥德张家圪台，击溃敌人两个营，歼敌一个连。尔后，红军又长途奔袭，挥师南下，在延川歼敌一个骑兵连，延川、永坪之敌，不战而逃，甘谷驿民团全部投城。红军占领延川和永坪后，乘胜再克延长，向西挺进，打下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和豪绅地主聚居的李家塔，又北上攻克靖边和保安县城，全歼高双城部一个营。7月，红军打开保安后，又东向清涧，在老君殿的高家塌战斗中，全歼高桂滋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死团长艾捷三，使阎锡山的晋军不得不撤过黄河。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共缴获长枪3000多支，轻机枪200余挺，迫击炮3门，子弹30万发，俘敌官兵2000多人，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地区的工作，把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的30多个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三)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斗争
    敌人失败后，又部署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为了消灭西北革命根据地，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井岳秀、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高桂滋、李生达、李步正、傅作义、李贵清等部队，加上毛侃的参谋团，共10万多人马，分五路实行“围剿”。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加在一起仍不超过1万人，仅及敌人的1/10，而且未能很好地进行休整。据此，西北军委决定集中主力红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并决定先打东线和北线的晋军和井岳秀的第86师。反“围剿”战斗打响后，刘志丹率主力红军出师吴堡，在宋家川附近歼灭晋军一个连，又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在吴堡慕家原歼灭晋军两个连。这时晋军2500余人由宋家川渡河向红军进攻。红军为了避敌精锐，保存力量，待机歼敌，乃转战绥德，途经延家畔，击溃阻敌。当晋军追击部队到定仙墕时，红军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长途行军、孤军深入等弱点，用伏击和迂回包围的战术，将敌人全部歼灭，缴获“八二”炮2门，轻机枪66挺，长短枪1980余支，骡马80多匹。定仙墕战斗后，主力红军回到延川文安驿，稍事休整，又出师横山，打击北线之敌。
    这时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25军，经过河南、湖北、陕南、甘肃后，于1935年9月中旬到达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红26军、27军乃停止对横山的进攻，南下到永坪与红25军会师。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解决统一领导和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方针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3人组成)决定改组西北工委的领导机构，除代表团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之外，还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为了统一两支军队的指挥，会议决定将红25军、26军和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下辖3个师，原红25军改称第75师，张绍东任师长，赵凌波任政委；原红26军42师改称第78师，杨森任师长，张明先任政委；原红27军84师改称第81师，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共计7000多人，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9月18日，在永坪召开欢迎红25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庆祝红15军团成立的联欢大会，徐海东、刘志丹和程子华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两支红军亲密团结，并肩战斗，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而英勇奋斗。
    正在此时，东北军7个师分别由洛川、富县一带向西北根据地进犯，敌第110师、第109师已进抵延安，第107师和67军也到达洛川。新组成的红15军团为挫伤敌之锐气，决定南下打击东北军。红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以少量部队围困甘泉县城，将主力布置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一带，设伏歼敌。甘泉守敌被我围困以后，东北军主力110师急忙从延安出发增援，途经劳山，进入红军预伏阵地，红军乃将该敌一举歼灭，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裴焕彩，生俘敌官兵3700余人。接着又挥师南下，在富县的羊泉原、榆林桥两战，消灭东北军107师5个营。但敌不甘心失败，重新组织力量，由董英斌带5个师分两路向根据地猛扑过来。
    在这严重的危急关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却在西北根据地内进行所谓“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错误的肃反。他们以“右派”、“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张策等大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逮捕起来，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此同时，他们还枉杀了根据地党政军干部200多人，使红军力量遭到削弱，也严重地影响了红25军与西北根据地军民之间的团结，外加蒋介石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造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