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瓦窑堡会议精神在西北的初步贯彻

    (一)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加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将陕北、陕甘两个特委改为陕甘、陕北两个省委，把关中、神府改为两个特区。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陕北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的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设外交、财政、粮食、土地、经济、教育、司法内政、劳动8个部和工农检查局。还设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陕北地方人民武装，大力开展扩红工作。11月下旬，将原陕北地方游击队第1、2、3、4、5、6、7纵队，独立3团、战斗团扩编为红28军、红30军，将陕甘游击队第2、3纵队，抗日义勇军扩编为红29军。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讨逆是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28日，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一切愿意抗日者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同时，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因长征中断一年之后得以复刊。吴玉章到法国主编的《救国时报》这时出版。这两种报纸，在国内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了中共的影响。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10多人。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中共正确策略方针的指导下，陕北革命根据地出现抗日运动的热潮。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瓦窑堡市抗日反蒋大会提出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1936年元旦《红色中华》报以《1936年的第一天》为标题，报道了苏区红军举行抗日宣誓活动。各种形式的抗日讨逆活动此伏彼起。
    (二)中共各项新政策在西北地区的实施
    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的策略路线也由激烈的国内阶级斗争，逐步转变为联合国内各阶级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北办事处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的策略思想，对土地革命前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
    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是从放宽对富农的政策开始的。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民族革命战争紧迫，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在革命根据地，要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不能没收，并且鼓励富农扩大生产，发展工商业。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9条命令。1936年4月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联名发出《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策略给各级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指示》，规定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按中央对富农的新政策执行；对进行破坏和翻案的地富，应彻底揭穿和公审，但必须防止过左的办法；在纠正左的错误时，应从公地和牲畜中抽补，不得从群众手中调拨；在纠正成分时，应通过当地群众组织；中农“欢送”出来的土地、窑洞，亦不退还，可作解释。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富农政策所作的这些改变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与发展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在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之后，中共对地主也采取了缓和矛盾的策略。在坚定不移地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和财产的同时，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但仍分给一份土地和生产工具及生活资料，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改变了“地主不分田”的过左政策。新的土地政策在陕甘根据地的实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一部分外逃的地主、富农也返回了家乡。
    为了团结一切私营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1935年11月25日，西北办事处颁发了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布告规定取消对一切工商业的捐税；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可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的资本家投资办各种工业；除粮食和军用品外，苏区的产品均可自由输出。布告号召工商业者们“大胆安心”地在苏区经营工商业。1936年夏，中央红军在西征过程中，投资开发盐池，除苏区中央政府拨款外，欢迎国外华侨及国内资本家来投资。为了支持工商业的发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允许国民党区和边区的货币互相兑换，以利商人贸易。
    正确的工商业政策，调动了私人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当时天津、北平、包头的商人通过定边等地把布匹等工业品输入根据地，又从根据地收购土特产品。这一切都方便了群众、活跃了经济。
    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实行了转变。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把“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和“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作为其中的两大纲领，以促进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三)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士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此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争取东北军尽快地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派李克农等做联络东北军上层的工作；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达成联合抗日协议；6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
    争取17路军一直是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杨虎城是陕西关中地区实力派的首脑，1930年任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从大革命时期起与共产党人接触较多，他与蒋介石政权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中共于1935年11月，委派南汉宸建议杨虎城与陕北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合作关系。12月，中共中央派汪锋携毛泽东致杨虎城的信到西安与杨会谈。1936年2月，汪锋和南汉宸的代表王世英与杨在西安会谈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4月初，王炳南奉命到杨部做统战工作。从此，中共与17路军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友好来往，互相协助。
    张、杨两部在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推动下，消除了矛盾，团结一致，与共产党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友好关系。8月，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进驻东北军，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发展进步力量，以迎接全面抗战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