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一)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
    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部队、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张闻天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李富春提出了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农村各界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白天开荒的歌声遍野，晚上纺车声盈耳。每天太阳还未出来，人们就拿着铁锨，扛着镢头，挑着粪筐到田间劳动，满山遍野都是劳动的大军，愉快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整个边区的山山岭岭，村村镇镇，都热气腾腾，沉浸在一片团结、兴旺、勤奋、向上的气氛中。
    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自给，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这个阶段，总的说，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高潮，取得了一定成绩。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这个阶段，形势迫使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自给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一方面要依靠发展生产来保障每天每月的供给；另一方面又要积累资金，建立生产自给的基础。为了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例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领导。同时，对生产资金等也给予支持和解决。在这个阶段中，部队的生产自给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完成战斗、警戒与训练的紧张任务中，以极少的资金，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有的还开设了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和纸厂，完成了生产自给的任务。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这时转到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则放在辅助地位。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艰难的摸索历程。但是，机关学校通过工商业的经营，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自给经济的基础。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共中央要求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要达到丰衣足食。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最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个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机关、学校立即行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渠旁开了一块地，种上了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他不要参加劳动啦，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年近花甲的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的模范。他和他的特务组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菜地，种植了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进行精管细作。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凑了钱(毛泽东也出了一份)，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机关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生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各位副主席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时，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人也参加了。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的信心，成了推动生产运动的巨大力量。
    边区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依靠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在生产自给和丰衣足食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全边区机关、学校达到粮食自给15%、30%以至40%不等；蔬菜接近全部自给。
    (二)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军队是除农民之外数量最大、最有组织的劳动集团。军队生产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处于经济非常困难的游击战争环境的军队，只有一面打仗，一面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障自己的物资供应，粉碎敌人的包围封锁。毛泽东指出：“我们有打仗的军队，……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边区留守部队全体官兵提出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小风川、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运动。边区留守部队中，尤以359旅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
    为了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保卫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把359旅从晋西北前线调回陕北。遵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为了屯垦南泥湾和加强边区南线防务，359旅在王震率领下，于1941年到1942年，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先后分四批全部开进南泥湾。
    南泥湾，方圆约100平方公里，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地方，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这里，百年前是个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树木茂盛的地方，清同治年间，清朝政府派重兵在这里血腥地镇压了回民起义。从此，这里便成为草木丛生、荆棘遍野、鸟兽纵横的荒野了。359旅来以前，朱德曾亲自踏勘南泥湾，察看了地形，并化验了水质、土质等，认为这里土地广阔肥沃，自然条件好，是一个极好的屯垦区。
    359旅开到南泥湾，在广阔的荒野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揭开了大生产运动光辉的一页。初到南泥湾，条件极差。但是，困难吓不倒这支英雄的劲旅。没有房子住，就自己动手搭草棚、挖窑洞；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吃的，便到百里以外的延川、延长、富县挑粮、背粮；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没有开荒工具，他们就收集废钢铁和炮弹皮作材料，自己打制农具。晚上冻得睡不着觉，便烧起篝火取暖，正是：“火烧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面对重重困难，战士们高唱：“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那怕风雪寒，转战华北敌丧胆，万里长征只等闲。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唤，9旅挺进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陕北变江南。开荒好比上前线，没有后退永向前；困难纵有千百万，它怕咱干劲冲上天!”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指引下，359旅坚持“农业第一，工业、手工业、畜牧业第二，商业第三”的正确方针，除进行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外，还发展了多种经营，办起了畜牧业、运输业、商业，兴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造纸厂，开办了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1941年，全旅开荒1.12万亩，收细粮1200石，达到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5%。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达到粮食自给3个月，经费达到自给92.2%。到1943年就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达到了粮食全部自给，经费全部自给。1944年，不仅粮食、经费等全部自给，还积存了1年储备粮，做到了“耕二余一”，而且第一次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这一年的牲畜家禽除吃用以外，存栏的猪5600多头，牛1200多头，羊1.2万只，鸡鸭数万只。另外还挖了1000多孔窑洞，建起了600多间平房，置办了1万多件农具和家具。全旅战士在冬天都穿上了厚实暖和的棉衣，有了黄呢军毯、毛背心、毛围巾、毛袜等。在革命战士手下，昔日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一块块碧波荡漾的良田，寂无人烟的山坡变成了排排明亮的窑洞、平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牛羊满山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1942年8月，朱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四老到南泥湾巡游，他们都兴致勃勃地赋诗赞扬359旅屯垦南泥湾的丰功伟绩。朱德在《游南泥湾》诗中写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1943年9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他们走了陶宝峪、杨湾与九龙泉等地。毛泽东看到359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中共西北局赞扬359旅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红旗，是“发展经济的前锋”。
    (三)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实质上就是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当时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就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陕甘宁边区农民实行集体劳动互助的组织主要是变工队和扎工队。“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一)人工换人工。这是几户农民之间在劳动力方面进行的相互调剂和互助，少则二三人，多则四五人以上(五六个劳力在一起变工互助是通常的大变工，人数太多则难组织也难坚持)，一次或一季变工结束后，多出工的由少出工的补给工钱。(二)人工换牛工或牛工换人工。调剂畜力与劳力，通常是3个人工换1个牛工。(三)牛工换牛工。在一些地方习惯上形成头牛不能单独耕地，两家商议把两头牛“伙格”在一起成为一犋，轮流使用，平时仍分头喂养。(四)集体养牲口。几家贫苦农户共同出钱购买牲口(牛、驴等)，共同喂养，轮流使用。(五)生产技术上的换工。大家在生产技术上的互助，取长补短。“扎工队”一般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除内部相互变工互助外，主要是组织起来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毛泽东指出：“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组织变工互助，是边区农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政策。边区的变工互助运动是从1938年开始的，但是，在1942年以前，边区除了延安等个别地区以外，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于是，在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各根据地掀起了一个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据不完全的统计，1943年，边区组织起来的全劳动力有81128个，占全区全劳动力的24%，比过去增加了四五倍以至20倍不等。出现了有名的延安南区合作社等先进社。这样的互助组织，虽然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但它“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
    “组织起来”劳动互助的实例，向农民证明了它比个体经济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根据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一个劳动力如不变工，只能种11.6垧地。打6.45石粮，如果变工，则可种17.9垧地，打10.45石粮。变工比不变工可增加近一倍的生产量。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也为全国解放后发展生产互助合作积累了经验。
    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边区政府还发放农贷，提倡精耕细作，采取改进农业技术的措施，实行奖励政策等。特别是为了保证粮食和棉花产量的不断增长，边区的党和民主政府提倡扩大种植面积，实行奖励开荒的办法。除粮食外，民主政府规定“种植棉花者3年不交公粮；试种者全免公粮；如有损失，政府负责赔偿一半；低价供给棉籽；奖励优秀棉农；普及植棉技术”。同时，鼓励兴修水利，颁布了“由旱地变水地的增产部分3年免交公粮”等政策。由于边区的党和民主政府正确地贯彻和实施了上述各项农业生产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陕甘宁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大大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下去，并使它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边区农业展览会、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出一批批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扬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西北局给359旅的题词是：“发展经济的前锋”；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在人民群众中也出现了像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和吴满有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1944年春，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而且改变了乡村面貌。
    改造“二流子”，是把社会上的寄生者改造为生产者。到1944年，改造了4500多个二流子，有的还成为劳动英雄，为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经过大生产运动，得到了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