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势严峻，积极防御

    (一)磨盘启动——延安军民有秩序的转移
    蒋介石妄图在半年以内用“全面进攻”的战略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遭到了破产。于是，从1947年春开始改为实行“重点进攻”，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当时，蒋介石想用孤注一掷的办法打败共产党，并从政治上宣布和共产党实行全面彻底的决裂。1947年2月下旬，北平、重庆、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当局执行蒋介石的旨意，限令驻上述地区的中共联络处和办事处及工作人员停止一切活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这表明蒋介石决心内战到底，关死了和平谈判之门。
    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首先是从延安的政治地位考虑的。因为，延安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是中国红色的首都，如果进攻这里的企图得逞，就可以为他“全面进攻”破产的官兵打气，就可以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在军事上，蒋介石也认为比较有把握取胜。因为，中共在陕北的兵力少。所以他决心要打败陕北共军的主力，割断中共右臂，消灭中共的首脑机关，或至少把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驱逐到华北，然后寻机歼灭。因此，蒋介石特别重视对陕北的重点进攻。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与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第3军区司令刘国运等开会，部署陆、空联合进攻延安的计划。西安为国民党空军第3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空3军区辖豫、晋、陕、甘、宁、青、新7个省的空军，在西安集中了近百架军用飞机，占了国民党空军飞机的一多半。从2月下旬蒋到西安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以后，王叔铭坐镇西安，指挥空军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胡宗南则指挥其陆军加紧实施攻击延安的计划，他不仅把援助晋西南的整编第1师、第90师再度调回陕西，而且还从晋南、豫西陆续抽调14万余人的部队向洛川、宜川地区集结。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则迅速以10个旅约5.4万人的兵力向宁夏的银川、同心和甘肃的镇原地区集结。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1.2万余人也在榆林一带策应胡马的行动。
    3月10日，胡宗南部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共计15个整编旅分别在洛川、宜川地区集结完毕，作好了战斗准备。11日，胡宗南由西安到洛川，召开军、师、旅长会议，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成立“前进指挥所”，由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分左右两兵团分别由宜川、富县两地向延安突击。
    面对极其危急的形势，3月8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在会上，林伯渠、朱德、彭德怀、周恩来、邓颖超等相继讲话，号召军民抛弃和平观念，团结起来，作好战斗准备，粉碎蒋胡军的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中共中央，并争取真正的和平。同日，《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还分别发表社论，指出：“消灭胡宗南的时候到了”，号召“把卖国贼的血爪斩断在延安门外”。这是对于自卫战争的政治动员。
    面对优势的蒋胡军的猖狂进攻，延安和边区部队实行正确的作战方针——“积极防御”。积极防御，就是弱军在强军压境的形势下，先避开强敌的锋芒，暂时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保存军力，实行“诱敌深入”，运用“蘑菇战术”(即旋磨战术)，依靠优势的民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以欺骗的方法，牵着敌军的鼻子在根据地内捉迷藏，打圈子，搞武装大游行，把敌军拖得精疲力竭，粮尽弹缺时，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军，如此坚持不懈，积小胜为大胜，使自己逐步转弱为强，最后彻底战胜敌军。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强敌的进攻一贯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早在1939年6月，面对日本侵略者进攻延安和边区的威胁，毛泽东就作了可能出现最严重情况的精神准备，那时他就指出，日军“有进攻延安的可能”，但因“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共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所以，“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并指出：只要“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依然坚持积极防御思想，准备暂时放弃延安，但坚持保卫边区。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做了把中央机构疏散于各地，把后方基地移置于绥德等处的准备。11月中旬，中共中央又指出蒋介石的“进攻能力快要枯竭”，“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并继续进行暂时放弃延安的准备。当然，如果有可能阻止蒋胡军突破延安防线从而保守住延安而又不造成更大的损失，那也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军民所力争的。
    但是，中共中央坚决保卫边区的思想是一贯的。所以，在延安以南布置了三道防线；又快速调回参加西华池战斗的所有野战集团军到富县茶坊一带阻击蒋胡军；召回正在晋绥解放区作战的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加强延安地区的防务力量；3月16日，将晋绥野战军第1、2纵队和原边区联防军的新编第4旅、教导旅合并，组成西北野战军，由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同时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而由警备第1旅、第3旅等部组成游击兵团，在关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就为坚守边区从军事部署上提供了基本保证。
    3月13日，伴随着国民党空军25架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胡宗南的陆军从固临、富县分左右两路大举向北进攻。董钊指挥的固临右路军遭到了解放军教导旅和警3旅第7团等组成的防御兵团的顽强阻击，刘戡指挥的富县左路军被西野第1纵队和新4旅阻击在咸榆公路的大、小劳山地区。从此，延安自卫战争全面展开。
    两军激战3天，胡军只突破了延安的第一道防线，打破了胡宗南“3天内占领延安”的狂言。西北野战军顽强地坚守在第三道防线上，掩护中央和延安各机关以及团体、学校等安全转移，并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疏散牛羊等。至3月18日，沿金(盆湾)延(安)公路进攻的胡军右路兵团仍未靠近延安市区，只推进到宝塔山以南地区，沿咸榆公路进攻的胡军左路兵团也只刚刚越过大、小劳山。这时，中共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安全转移，市民已疏散完毕。当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才从容地撤离延安，向延川与清涧方向转移。3月19日上午，延安防御兵团血战7天，以伤亡691人的代价换得歼灭(毙、伤、俘)胡军5700余人的战果。3月19日上午，延安防御兵团主力向延安东北撤离。胡宗南军队随即于当日占领了延安一座空城。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夕曾对解放军的部分指战员说：边区军民将用推石磨石碾的办法粉碎蒋胡军对陕北的进攻。他说：老百姓用石磨石碾把那么多的粮食都磨碾成了细面细米；解放军也用这个办法，把蒋胡军牵上，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就一定能把蒋胡的几十万部队磨个稀巴烂!中共中央和延安军民撤离延安和蒋胡军占领延安，这就意味着磨碾蒋胡军的磨盘开始转动了。
    (二)磨轴稳立陕北——中共中央坚守边区
    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就开始了闻名于世的陕北转战；同时，疏散在边区各地的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边区群众也就挑起了掩护、帮助、支援以至参加转战的重担。3月20日，转移到延安县东北梁村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正式组建了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由张文舟任司令部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任后勤司令。从此，以彭德怀为首的西野指挥机关就开始统一指挥整个边区范围以内的军队、民兵、地方工作人员以及一般群众开展粉碎蒋胡军进攻的自卫战争。
    但是，对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尚未作出正式决定。这是关系到全国革命大局的关键问题。从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到4月9日以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行军途中酝酿、讨论与决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乘汽车沿咸榆公路北上，经延川的刘家渠、永家坪、贾家坪，于3月20日黎明到达清涧县的徐家沟；同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子长县的王家坪会见朱德、刘少奇与任弼时，25日夜，毛泽东由清涧县的高家崄移到子长县的任家山与刘、朱、周、任会合，3月26日，毛、朱、刘、周、任等在任家山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对中央留在陕北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即中央应留在陕甘宁边区，但中央机关要一分为三，一部分要过黄河到华北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在讨论开始时，任弼时主张中央和毛泽东都到河东去较为安全，刘、朱、周也对中央留在陕北的安全问题表示忧虑，但毛泽东始终坚决主张中央部分主要领导人和中央要留在陕北，他说，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我们在陕北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要留在陕北。周恩来还补充说：留在陕北……一方面我们可以做陕北军民的主心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部队，也是对其它战场的支援。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意见，他说：中央也“不是全集中到这里，我们中央分个工，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一个中央后方委员会，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周恩来说：后委就让剑英和尚昆负责。大家表示同意。在讨论具体分工问题时，大家都争着要留在陕北，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具体分工的方案：总司令跟政治部主任(刘)搭配，我跟参谋长(周)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跟我们走。大家表示同意。当天并由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一说上述决定是中共中央于3月26日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的会议作出的。)
    这次讨论之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于3月27日凌晨乘汽车去河东山西临县等地协助负责后方工作的叶剑英、杨尚昆以及贺龙等处理中央机关的转移和对付胡傅阎进攻的方针等问题，并征求他们的具体意见。周去河东后，毛、朱、刘、任续继讨论上述中央机关工作的问题。3月28日，毛、朱、刘、任等转移到清涧县北的枣林沟村。到3月29日，毛、朱、刘、任等对上述问题已进行过反复详细的讨论，并已分别开始实行共同的决定。3月31日，胡军占领清涧县城。当日上午，毛泽东向中央机关和总部工作人员宣布了中央要划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决定，并与大家商定了前委和总部主要领导成员的代号：中共中央(即前委)——亚洲部，毛泽东——李德胜，周恩来——胡必成，任弼时——史林，陆定一——郑位。下午，中央领导人毛、朱、刘、任等乘汽车离开枣林沟向北到绥德田庄(只有40里路)。到田庄后，刘少奇、朱德等与毛泽东、任弼时等告别后，继续乘汽车前往河东华北；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等则骑马向西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从此成了“马背中央”。接着，毛泽东等经子洲县的邱家坪(31日夜至4月3日下午)、高家塌、子长县的涧峪岔(4月4日)，于4月5日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住到4月12日)。周恩来由河东回到青阳岔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4月9日在青阳岔向各解放区负责人发出了重要通知，说明中央上月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并“已分别实行”，这三项决定是：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为着工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作上的央委托之工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可以少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蒋胡军的大量主力部队，有利于支援其它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战场解放军的作战，并可鼓舞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这一决定，对于扭转西北战局也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它使陕甘宁边区军民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直接鼓舞了全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留在陕北就好象是荫蔽而牢固地安置在磨盘中的主要转轴，它能自如地转动陕甘宁边区这副磨盘，频繁地旋磨蒋胡军，从而粉碎蒋胡军对边区的全面进攻。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有秩序地展开保卫边区的工作以后，边区的地方工作在头一个月却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第一，部分干部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缺乏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在蒋胡军谣言的蛊惑下，人心惶惶，以至军队转移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些群众要求分兵驻防。第二，部分机关、组织和部队人员在转移中违反纪律，不经有关地方政府，随便征用民物，强拉民夫，甚至打骂群众，使部分群众对政府和军队产生不满情绪。部队组织担架队、服务队、筹集粮草、找人带路都遇到了相当困难。第三，由于部分地方干部没有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家庭、生产等困难，只要求群众贡献、牺牲，加上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命令主义作风，以致组织起来的担架队、运输人员有一部分因恋家、恋生产而中途逃跑。出现这些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边区政府各职能部门撤出延安后很快分散到各地，一时难以联络协调工作，除边府后勤司令部一直同西野在一起紧张地工作以外，其余各组织大都处于孤立分散的活动状态，对各地的工作难以进行具体的组织领导，以致不能很好地发挥各地方政府机构与群众团体的作用。第二，各地方组织和政府工作干部长期和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了依赖的思想与习惯，对于战争造成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隔离的状况一时难以适应。在一些地方组织瘫痪的情况下，一些军政工作人员为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往往采用强迫命令方法。第三，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边区军民中有一部分人对严峻的形势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承受，难免产生惶恐情绪，也产生一些不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行为。
    为了克服上述混乱现象，中共西北局后方委员会于4月17日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决定：战时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动员边区军民支援、参加战争，争取胜利，保卫边区；各级地方组织要主动行动，配合宣传动员；《边区群众报》从4月21日起由3日刊改为日刊，加强宣传；民众剧团分组下乡，演出宣传；新华书店应多采用货郎担形式，把书送售到百姓手中。随着这些主动措施的实行，逐渐稳定了民众的思想和情绪。
    4月28日，边区政府针对撤离延安后一月来各地工作的混乱现象，就战勤工作问题，向各级政府、各机关、部队、学校提出了4项要求：第一，严肃处理脱离群众、退却逃跑的干部，改选勇敢积极分子接任工作；各地区乡干部不脱离本区本乡，坚持和群众一起工作、一起转移；做好群众支援部队的各项工作，提高部队杀敌勇气，战胜敌人。第二，严格整饬军政纪律，限定民力、畜力、物资之雇用、征集内容，井均须经过政府办理，任何机关部队不得直接动员。如有违犯，群众有拒绝、控告之权，政府和机关及干部均有干涉、制止之责；如有武力威胁者，应予解除武装，解送当地政府或原部队严格惩办。第三，动员离乡之担架运输人员，应妥善安排好生活、生产问题；随部从行动后应指定专人做好政治教育、吃饭睡觉及安全掩护等工作；说服教育中途逃跑者随时归队服务。第四，经常教育群众(特别是时事教育)，提高其斗争情绪与胜利信心，纠正群众中的错误认识；干部要主动领导，实行乡村联防，互通情报，揭破谣言，稳定人心；驻防部队移动或撤退时，在不妨碍军事秘密的前提下，应通知地方干部和群众进行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若遇敌人进犯，民兵应尽力阻击，掩护群众撤退。边区政府对绥德分区党政军组织纪律检查队到各地实行巡视检查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建议各地在必要时采用。并指出：“只要真正和群众密切结合，把群众组织起来，群众的恐慌乱跑及抱怨政府和干部的现象，自然可以消除。”
    由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加上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分别转战陕北，使各地方的工作先后得到了指导、统一和协调；随着青化砭和羊马河战斗捷报的传出，更增强了群众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信心，因而从第二个月开始，地方工作就步入正轨，为中共中央及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和坚守边区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毛泽东于6月14日在致朱德、刘少奇的信中说：“总结边区3个月战争，第1个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2个月起即已步入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向敌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