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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区交际处的成立和活动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取消了原西北办事处内外交部的设置。为了更好地开展外事工作,1938年3月7日,边区政府撤销了原设边区政府秘书处下的管理科,专设招待科负责对外工作。同年4月,又将招待科改名为交际科。1939年又将交际科发展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下设联络科、招待科、总务科。共有窑洞15孔,平房35间,内设有礼堂、餐厅等设施,作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办理日常外事的专门机构。交际处直接归秘书长领导,实际上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
    边区交际处成立后,在中共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有序地开展边区外事和来宾接待工作。边区政府规定:凡来到边区的中外客人,不管其政治态度怎样,根据客人的要求,什么地方都可以让他们看,包括监狱也供参观。对于走亲访友者不再陪人,客人自由行动。来则欢迎,去则欢送,来去自由,不受限制。此外,还规定:凡来边区的中外客人,不论政见与地位,不管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留在延安工作的,边区交际处均设宴招待,举行欢迎和欢送仪式。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各级领导人根据客人的要求,经常分别出席作陪、接见、谈话、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不仅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并且还享有各种工作上的便利”。边区政府还在边区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指导交际处执行生活上优待国际友人的政策,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鲜人等外国友人均享有特殊的优待,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0斤、蔬菜30斤及油、盐、炭等。还给许多人派有管理员、炊事员、勤务员、翻译和中文教员。对外宾客灶规定: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鸡3只、豆腐5斤等,杂支每人每月边币50万元等。①
    由于边区设立了专门的外事接待机构,接待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措施得力,工作人员办事认真,服务热情周到,赢得了国内外朋友的赞赏,许多外国友人曾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出真中国,全中国都像延安一样,中华民族永远不会亡的。”一位远东学者毕尔氏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②中外人士不远万里来到边区参观游历,每年都数以千计,从1938年到1941年就接待了中外客人7000多人(1938年1660人,1939年1378人,1940年1412人,1941年2866人)。③他们中有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有中外记者、著名学者、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等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如1938年5月至8月交际处接待广东通讯社送到延安的华侨就达78人。先后接待的还有著名侨领陈嘉庚,以涂思宗为首的南京中央考察团,来延安考察的卫立煌、邓宝珊等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接待了如埃德加·斯诺、尼姆·韦尔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诺尔曼·白求恩、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和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团体客人。他们中有迷恋边区而留下来工作的,有节省自己一部分旅费捐助边区的,有捐赠图书给边区图书馆的,有写文章介绍边区情况的,如此等等。偏僻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
    1944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进入“半独立外交”阶段,外交政策进一步完善,外交思想也逐渐趋于发展与成熟,边区交际处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参与完成三件重要的外事活动,即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以及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这些外事活动的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外交工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共的外交工作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对外活动,积极贯彻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日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结合起来,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赢得了中外人民的同情与援助,对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①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②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
    ③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