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校教育的产生

    随着陕甘和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建立与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原来个别的、口头的、访贫问苦式的政治教育，以至说唱形式的群众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建党、建军、建政和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群众的需要，革命斗争的发展迫切要求专门的教育组织与之相配合，于是便兴起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早期的党政军干部教育、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并成立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制定“文化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所有这些教育，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雏形。
    关于干部教育。当时的干部教育，除对部队中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进行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外，主要是开办党政军干部短期训练班，进行集中培训。在陕甘边，最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办了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后来发展为军政干部学校；在陕北，陕北特委先办了一个党政干部训练班，后发展为陕北省委党校。1935年以后，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各县从工作需要出发，也开办了一些短期训练班，为县、区、乡培养骨干。这些训练班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学习内容有上级的决议和指示、政策法令、游击队怎样活动、怎样做群众工作，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文化知识、党的建设和宣传工作等。班(校)负责人和教员大都由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兼任。培训对象有班、排以上的干部和优秀战士，也有政府各部门工作的干部和地方上的积极分子。这时的干部训练班或学校教育的特点是：时间短，人数少，规模小，不定期，校址亦经常变动，课程精练且有针对性。
    关于国民教育。根据地创建初期，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小学教育工作，并在甘肃合水县的龚家沟门和南梁地区创办了列宁小学。1935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时颁布十大政策，规定：“政历清楚的知识分子，予以信任，分配适当工作”；“从分划的土豪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并“按情况给所有学校分配土地若干亩作为校田，产品补充学校经费”。这些政策为根据地的小学教育解决了两个实际问题：教员问题和经费问题。
    关于社会教育。针对旧社会遗留的买卖婚姻、妇女缠脚、男子留辫子和迷信、赌博、以及种植、吸食鸦片等恶习，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设立了禁烟委员会、禁赌委员会、放脚委员会等机构，还制定了禁烟、禁赌、放脚条例和反对买卖婚姻、反对迷信等法规，大力开展根除社会恶习的活动。在机关、学校、部队乃至各乡，还广泛地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具体形式是建立“列宁室”或“列宁会”，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这些俱乐部，是干部、战士和广大翻身农民开展新文化娱乐活动、进行自我教育的中心。同时还以各乡列宁小学或“列宁室”为中心，成立了夜校、识字组，积极开展扫盲运动。所有这些社会文化教育活动的兴趣，既反映了根据地人民获得解放、当家作主的新气象，又表现出他们渴望新文化新知识和保卫与建设新生活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