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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教育的教材

刘宪曾 刘端棻


    (一)1937年至1939教材的抗日化
    1937年,边区教育厅开始编写小学教材,当时边区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为了使教育和政治、抗战联系起来,为抗战服务,边区教育厅提出了教材“抗日化”的口号。其具体的做法是:一方面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一方面在教材的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的环境。到1940年上半年,教育厅一共编印了初级小学教材9种(国语、常识、算术各2种,劳作、图画、唱歌各1种),共29册,每册印的数量最多的是10000本。高级小学教材和补充读物9种(国语、历史、地理、自然、政治各1种,算术2种,国语补充教材2种),共20册,每册印1000至1500册。这些教材,内容突出了抗日教育和抗日的活动,充分体现出国民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方针。例如:高小历史课本第一册从九·一八事变讲起,一·二八抗战、察北抗战、八一宣言、西安事变……一直讲下去。地理也把敌人对东北、华北资源的掠夺、各省的军事要地等内容,讲得较详。再如初级小学国语课本,更是三句话不离“抗战”,一切家畜家禽、益虫益鸟的本能活动,都被描写为抗日故事。就连石炭石油、钢铁棉花、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也都在教科书里自言自语,争先恐后要抗日去,禽兽、金石尚且如此,人怎样呢?当然是“人人去当兵,当兵打日本”。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军民的抗日高潮,对人民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但是,这套小学教材存在几方面偏向:第一,教材内容太政治化,它只是教学生学习一大堆抽象的政治名词和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对文化教育、劳动生产教育重视不够,基础教育成分太少,有许多应该在教科书上反映的东西都受到了排挤,忽视了各科教材本身的教学目标;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群众生活所需要的社会知识,以及做一个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常识。第二,教材中没有明确表现出谁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和基本队伍。所看到的主要力量好像被表现在这样一些课文中,如:“工厂救国”、“汽车上前方”、“火车上前方”、“轮船上前方”、“飞机炸敌人”、“大炮杀敌人”等等,而农村中广大人民的力量没有反映到教材中来。第三,阶级观点模糊。对国民党政府只看到进步的一面,没有看到反动的一面,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第四,教材的编排没有系统性,也没有注意到儿童的特点,内容太深太抽象。此外,由于边区环境艰苦,纸张缺乏,交通不便,因而在教材的印刷和发行方面存在产量少,印刷质量差(属于石印木印的课本)、发行慢、分发不平等许多不足之处,更加重了教学的困难。甚至有个别学校初小一年级的学生用二年级的课本,有的学校用的是过去的旧书。
    (二)小学教材的第二次编订
    为了统一教材的编审,提高教材的质量,1940年9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成立了国民教育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会草拟了各级学校的各种课程标准,并决定编审全部教材。1942年,新编订的小学教材由延安华北书店出版,共计有两级小学课本34册,印发160500本,其中初级小学课本,种类包括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基本上解决了小学教材的供给问题。如下表:
    新编订的小学教材在坚持抗日化的前提下,减少了宣传动员的内容,增加了科学知识的比重,使教材内容多种多样。各科教材都包含了社会、自然两方面的许多知识,并根据儿童的特点,在编写形式上实行了故事化与儿童化,在内容上体现了科学化与儿童化的统一。例如国语,基本上每一课都达到了既科学化又儿童化,把常识性的内容用诗歌或故事形式表达,更易儿童接受。再如高小历史课本,前三册讲中国史,第四册讲世界史,都是从古到今讲下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讲到了,课文又力求中心显明,社会发展有前因后果都力图交代清楚;每一历史事件又叙述得简明扼要,具体生动,一字一句也再三推敲,力求妥当,博得了不少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称赞。如叙述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只用了四百来字就把它讲清楚了。
    “东汉的统治崩溃以后,许多野心家各霸一方,战争连年不休,曹操想统一全国,可是在赤壁一战,损失了几十万人马,结果全国分成魏、蜀、吴三国。诸葛亮帮助蜀国的君主统一全国,可是费尽心力,也没有成功。后来司马炎吞灭了三国,建立晋朝,可是他的子孙又互相战争起来。
    这样长期的内战,消耗了许多人力、财力,弄得北方匈奴族的势力发展起来,侵入内地;并且两次进了晋朝的首都,掳去晋朝的皇帝。晋朝的统治阶级不愿抵抗,一起逃到江南去了。
    随着匈奴侵入黄河流域,还有鲜卑、氐、羌、羯四个少数民族,五族的统治者在中国北部建立了许多小国,他们成天你打我,我打你,战争不息。最后被鲜卑族统一起来,称为北魏,也就是北朝。南方晋朝的统治阶级,互相争权夺位,很快又换了四个朝代,叫宋、齐、梁、陈,合称南朝。
    从五个游牧民族入侵到南北朝,战争连年,人民异常痛苦。同时北方的大批土地变成游牧民族的牧场,原野上是牧民的牛羊,日夜听到牧民的歌声。民众在经济上精神上都十分痛苦。汉族的贵族地主多半迁移到南方,抢占了江南的肥沃田土,继续过着剥削生活。至于一般民众,其痛苦与北方人民并无两样。”
    同时,新编课本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也逐渐重视了。如对努力学习、团结互助、勤劳俭朴、遵守纪律、勇敢机智等品德都编成具体课文,教育学生。现举初小国语课本中的一课说明:
    “客来找爸爸,
    爸爸不在家。
    我请客人炕上坐,
    点火拿烟又倒茶。
    我说客人等一等,
    我的爸爸快回家。”
    这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礼貌教育的。还有些课文是讲生活规律、良好习惯的,如“哥哥好,弟弟好,天天起得早,早起上学好。”
    1942年出版的小学课本也存在脱离实际的偏向。有很多内容不符合边区的实际生活,不顾及以边区的农业生产为主,硬要学许多不切实用的东西。再如高级小学自然课本,涉及到了太阳、地球、雷电、四季、生物、植物、火山、地震、石炭、石油、水、空气、交通、印刷、乐器等许多内容,科学知识虽很丰富,但分量太重,内容太深,教师教不了,学生也学不了,与边区实际距离相差太远。1943年后,决定仅供各校参考,暂不采用。
    为了克服小学教材的偏向,1944年边区教育厅编审室又编写了一套临时使用的小学初级新课本和高级国语。这套临时教材基本上纠正了主观主义的偏向,与边区的实际联系密切了,从而政治性与阶级性也提高了。例如初小国语课本,都市气味被一扫而光,全书中反映生产知识、生产运动、劳动英雄的课文占了五分之一。反映游击战争、防奸自卫、战斗英雄、锄奸英雄的课文约占七分之一。但由于这套教材是临时过渡使用的,加上编写时间短促,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一、取材狭隘,生产材料太多,一般的文化知识太少;边区的材料太多,边区以外的带有长期性的知识太少,把联系实际变成了新的教条。第二,写法太生硬,儿童化、文艺化较差,儿童不感兴趣。第三,初级课本的生字配备没有计划性,每课生字又没有排列出来,教学上很不方便;高级国语课本语汇单调,变化少,不易提高儿童阅读与写作的能力。第四,各册课本在排列上进度也不适宜,有的太难,有的太易。第五,没有注意到教材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从报纸上编选了许多各方面的模范人物与事件,真人真事有些起了变化。由于这套教材有许多不足之处,因而教师在上课时一般都结合学生实际灵活使用,同时还适当地编选一些补充教材,以求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三)1945年至1946年编订的小学教材
    边区文教大会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45年夏,边区教育厅编审室又重新编写小学教材。经过一年半时间,全套小学课本包括国语、自然、算术、历史、地理等基本编成。
    在编写过程中,编审室总结了以前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三步走的办法:第一步,对边区小学与农村儿童做初步的调查,了解实际情况,掌握读者对象及要求,征求对原来教材的意见;第二步,集中力量编写初稿,初稿编出后向各方面征求意见;第三步,经过审查,最后斟酌修改定稿。因而编出的教材具有以下特点:(1)清除了1942年出版的课本存在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偏向。(2)克服了1944年临时编印的国语教材中简单化的政策宣传和抄袭报纸新闻的现象,使教材保持一定的稳定性。(3)从边区的实际出发,真正体现了科学化与儿童化的统一。各科教材不但在形式上根据边区儿童的程度注意了分量的轻重,生字生词的搭配,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从边区的政治形势和革命需要出发,从儿童的农村生活和家庭生活出发,并使二者密切结合。同时注意了对学生进行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的教育。课本中编进了许多生产知识和培养热爱劳动,养成劳动习惯的内容。如国语第一册里有这样一课:
    “我的手会扫地,
    爸爸的手会种地;
    姐姐的手会洗衣,
    妈妈的手会缝衣。”
    这一课用韵语形式写出,便于读,也便于记,还讲出了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又如初小国语第三册有一课《打斑蟊》(斑蟊是吃洋芋的害虫):
    “嘻嘻嘻,哈哈哈,排好队,就出发。
    有的拿上烂鞋底,有的带上刺条把。
    边走路,边看花,边唱歌,边说话。
    斑蟊吃咱好洋芋,就在地里打死它。
    人多手多打得快,帮了你家帮我家。”
    这反映了孩子们快乐的劳动情景,使他们感觉到劳动是生活的需要,是光荣的,并进行了互相帮助的教育。
    在联系边区实际方面,教材内容更丰富了。如:初小国语不是像过去课本中提倡每天洗澡,每顿饭后刷牙,而是针对边区儿童的几种最需要的卫生习惯,提出不吃青毛杏,不吃烂香瓜,不喝脏水,好饭不吃得过分饱等。高小国语讲破除迷信,不是简单地从正面讲科学知识,而是针对边区农村流行的具体迷信活动加以分析批判,并结合批判讲科学知识,让儿童在破除迷信的基础上,接受新的科学知识。高小自然,打破历来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取材,而代之以农村生活取材。于是,风、雨、雷、电自然现象的说明,实用的生理卫生知识,边区提倡的农业与畜牧业的改良方法等,都成了主要内容,而单纯讲道理的电学机械知识与边区不实用的水产物等的分量就相应地减少了。高小史地,大大减少了分量,并采用简明的写法,比原来的课本容易学习。高初小算术教材,完全从边区实际出发,进行了很大的改革,习题方面不再出现利息、年龄、钟表等许多边区不实用的运算,而是把实际生活中最实用的算题按深浅分列在各册中;算术基本内容中各部分的比重,也随需要的程度做了调整,如百分比、面积中不规则地形的算法、应用题的比重加大了,而把分数、式子题的比重减小了。
    (四)小学教育的补充教材
    边区教育厅除了按小学教学计划、课程编审各科教材外,还编写了许多补充教材。1942年编印了《说话和作文》(全一册,字数为37620,印2000份)。同时,为各区、县小学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编写了《怎样做县督学》、《小学训导》、《小学行政》、《怎样做三科长》等书。1944年,边区教育厅又为各分区小学供给由新华、华北两书店出版的各类小册子12种,6510册,做为教员的参考材料和学生的课外读物。1945年,又编写了《儿童作文》、《儿童日记》、《新百家姓》等,作为小学教育的补充教材。1948年,根据边区儿童的需要,采用了旧《三字经》的编写形式,编写了一本《新三字经》,共十部分,包括儿童最必要的思想品德与生活知识。它篇幅简短,语句精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而广泛流传。全国解放后,先后有五、六家出版社出版过,改名为《儿童三字经》,全国发行。此外,《群众报》、《解放日报》、各分区的地方报等都是教员的参考材料和课外读物。
    (五)民小教师的自编教材
    1944年4月18日,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从此,民办小学便在边区各地大量办起来了。民办小学就教育内容来讲,都是根据边区农村实际需要来决定课程和教材的。如群众需要识字,就教日用杂字;需要记帐,就教珠算;需要应酬门户,就教写信、写字据、写契约、写对联;需要保健,就教卫生常识等等。同时,民小教师根据实际生活中的事物随编随教,如杨家湾民小教师陶端予,为配合创造模范村工作,编了“山清水绿好庄稼,杨家湾是我的家,男耕女织勤生产,书房还有小娃娃。”“杨家湾好平川,前流水,后有山,一年打粮百余石;男上山,女纺线,自家织布做衣穿;牛成群,猪满圈,日月太平勤生产”之类的教材;为进行生产常识教育则编了“四月里来枣发芽,家家户户种棉花,温水泡籽柴灰拌,向阳川地把种下”等教材。一次徐特立和边区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参观杨家湾小学,正遇娃娃们自己上课,见来了客人,大娃娃出来招待,很有礼貌。于是陶端予也编成了教材,来鼓励进步,发扬优点:
    “九月秋场晒芝麻,
    姐姐开会不在家
    来了两位老人家,
    恭恭敬敬招待他,
    凤子来娃陪拉话,
    刘锁教字给小娃,
    姜芳烧了敬客茶,
    二位老人真喜拉,
    临行送到大门口,
    希望再来指导咱。”
    总之,民办小学根据实际生活自编教材,适应了分散农村的教学需要,因而深受群众的欢迎。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刘宪曾 刘端棻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