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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开展社会教育,繁荣新民主主义文化

栗洪武


    (一)从国防教育方针到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转变
    为了使抗日根据地的文教工作适应并服从抗战事业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提出实施国防教育的总方针。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要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坚决抗战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国防教育,即“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8条“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明确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教育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抗战教育的各项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③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根据中共中央实施国防教育的总方针,制定了《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提出“国防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④。1939年初,边区教育厅拟定《一九三九年边区教育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提出“一九三九年的工作方针,在总的方面,当然是一贯地要坚持战时国防教育,使边区教育真正成为全国模范,来影响和推动全国教育共同前进,担负起在抗战建国过程中教育的应有作用”⑤。从此,陕甘宁边区就在国防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开展社会教育工作,使边区的社会教育集中体现了国防教育的特色:第一,边区的社会教育是密切配合抗战、为抗战服务的;第二,边区的社会教育走的是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是边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为边区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之后,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概括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教育。它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教育有了明确的正确方向。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边区的社会教育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开展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素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强调指出:战争、生产、教育三者为解放区所必须执行的三项中心任务。当时,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基础极端落后,识字的人数只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等县则200人中只有一个识字的人。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指示。1936年12月13日,共青团中央与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教育部(科)和团委紧抓冬季,开展冬学和新文字扫盲运动。从此,群众的识字扫盲活动逐渐开展起来。1937年冬季,陕甘宁特区教育厅印发了《冬学须知》小册子,提出在抗战动员中,应使冬学成为开展社会教育、消灭文盲、普及教育有力的工具之一;冬学的对象是失学的青年和壮年;要运用民主的方法发动群众来组织冬学,避免使用包办或强迫命令的方式办冬学。随后,各地广泛开展冬学运动,普遍开办民校,对广大的劳动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识字教育。
    1937年初,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线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在一定时期(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成年及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⑦。是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了“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的抗战社会教育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确定了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的对象、任务、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了负责社会教育的机构。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社会教育逐渐开展起来。
    然而,就在边区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受教条主义和教育“旧型正规化”的影响,社会教育发生了一些偏向。1944年,经过延安整风和整学运动,边区政府总结了几年来开展社会教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社会教育中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及需要与自愿的办学原则,对社会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此,边区文教工作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为群众服务,从群众利益出发,走群众路线,实现了最大限度地吸收民众接受教育,并在识字扫盲、卫生教育、破除封建迷信、生产知识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②  皇甫束玉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③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④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⑤  同上书,第49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⑦  中央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