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

    
    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针对当时疫病流行猖獗，群众中迷信思想和不卫生习惯势力极为严重，缺医少药，死亡率甚高，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以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培养了一支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卫生干部队伍，有效地控制疫病在边区的流行，迅速改变边区卫生的落后面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1937年3月，在延安开展了卫生运动周活动，发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动员1000多人进行大扫除，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参加。还配合卫生运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在街头张贴大标语，组织了56个流动宣传队，50多个人的化装宣传队连续宣传了三天，使卫生工作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这次卫生运动的规模之大，在延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37年5月5日，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发起，中共中央一级机关与延安县市政府等组织成立卫生委员会负责卫生运动周的领导工作，并且提出卫生工作的具体任务与措施，要求在延安市区建筑8个公共厕所，居民每家要建立一个厕所，严禁病猪肉和死猪肉上市，举行大扫除，彻底清除堆积在城内的垃圾等。这些要求都在短期内得到实现。
    从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每年都要开展几次较大规模的卫生大扫除和卫生宣传活动，并取得显著效果。1939年4月7日，《新中华报》发表《把卫生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社论，指出：“在民主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卫生运动比过去有长足的进步，它表现在疾病的发生与死亡率大大的下降，表现在群众已能认识卫生对于他们的生活有深刻的关系，注意接受一般的关于卫生常识与设施的教育，更表现在群众对医药科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信仰”。这都是积极进行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和扎扎实实开展卫生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1940年3月，为了推动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深入发展，中共中央曾在边区召开了防疫会议。根据中央防疫会议精神，同年5月17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紧急的防疫工作》的重要文章，号召共产党员在执行“卫生纪律中起模范作用，以推动广大群众一道遵守，使防疫工作能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而收到预期的效果”。
    特别是1942年边区防疫委员会成立后，在防疫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在预防重于治疗的思想指导下，作了大量扎实有效的防疫工作。与此同时，《解放日报》也积极配合，发表了许多重要社论和预防医学知识方面的科普文章，对宣传动员群众，提高民众的防病意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步入经常化的轨道。举例简述如下：
    1942年6月，防疫委员会即从延安县市抓起，根据延安市的具体情况，按地区划分成立了四个防疫分区委员会，把防疫工作落实到基层。第一防疫分区委员会(即东区防疫委员会)，所辖东郊乡、桥镇乡及延安县之柳树店、二十里铺一带，由留守兵团卫生部负责。第二防疫分区委员会(即南区防疫委员会)，所辖旧城乡、南关乡、新市乡、南郊乡、东关乡，由边区卫生处负责。第三防疫分区委员会(即北区防疫委员会)，所辖北关乡、文化乡、西郊乡，由八路军总卫生部负责。第四防疫分区委员会(即西北区防疫委员会)，所辖北郊乡、枣园乡、裴庄乡，由中央总卫生处负责。这样，就把驻在各辖区内的卫生机关，分别划入各分区防疫委员会，由各分区防疫委员会具体指导它们的工作，使防疫工作落到实处。此外，还确定市公安局各分驻所和各乡政府在各分区担任检查、督促、纠察的责任。这种特殊体制的组织机构，保证了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是在战争年代各级党政军机关联合搞好防疫工作的创造。
    1942年11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重视防疫》的社论，1943年5月3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夏季防疫工作》的时评文章等。在这些社论和科普文章中，总结了开展防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批评“一些卫生机关与同志，还没有认识清楚防疫工作的重心，还多多少少保留一些只注意治疗，而不注意事先预防的观点”，认为“这是防疫工作的一个障碍。”要求“各个卫生行政的领导部门要纠正这种错误观点，不仅要认真治疗已患传染病人，而且主要的要积极预防传染病的蔓延和发生。”为卫生防疫工作的深入开展鸣锣开道。
    1944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市半年来的的群众卫生工作》一文中指出：“卫生机关特别是卫生合作社的业务方针应以积极的预防为主，治疗为辅”。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要求“不论下乡的医疗队或当地干部进行卫生工作时，都必须掌握‘预防为主，医药为辅’这一方针，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发动广大群众讲究卫生”。这样，就形成“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1945年3月27日，延安市布置春季防疫工作时，拟出四个要点：①群众防疫卫生的中心是家庭卫生，以饮食卫生、妇婴卫生为主。严防吐黄水和麻疹等疾病流行。在商业区域应注意环境卫生。②从点滴做起，巩固已有卫生据点，建立新据点。③为研究裴庄1944年死亡66人的原因，决定派医疗队深入农村调查及巡回医疗。④配合春耕积肥，收拾公厕、牲畜圈，发动全市大扫除，消灭死角。由此可见，延安和边区的防疫卫生工作，已由一般号召和面上的工作深入到家庭院落，把卫生防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结合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边区的防疫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边区由过去的后方直接变成了战场，卫生防疫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1948年2月7日，边府在《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中说：“边区在胡匪骚扰厉害和灾情严重的地方，目前已发现了流行性病疫，这是因为作战区域尸体没有掩埋得好和到处遗弃脏物所引起的。加以群众生活条件很差，抵抗力薄弱，入春以后可能扩大蔓延。安置在非灾区的移(灾)民也同样最易受到传染。”根据这种情况，必须“十分重视防止疫病，切实组织防疫治疗工作”。
    各级政府按照边府指示精神，认真把防治工作做为救灾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组织各级卫生机关，参加各地的救灾委员会，配合生产救济，专负领导各地的防治工作，把防治工作的重点放在灾区和移民区。据延长县1948年5月底统计，全县共有病户2047户，占全县总户数7943户的25.7%，病人5129人，占总人口30489人的16.8%，病人中有男女劳动力2245人，占男女劳动力总数13976人的16%。从1月至5月底，全县病死男女老少1229人，疾病还在继续流行。此外，延安县丰富、川口、柳林、牡丹等区，因疾病流行而死亡的人数也触目惊心，丰富区冯庄住110户居民约400人，病死者50多人，响水井30户居民约100人，死了18人①。除延属分区各县外，绥德分区的米脂、佳县、子洲、横山，三边分区的靖边，陇东分区的华池等地，也都有伤寒、斑疹、吐黄水，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
    为了防止疾病滋生蔓延，边区各县都及时派出救灾工作组，在群众中进行防治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在已发生疫病的地区，首先实行隔离措施，先使病人和无病人不在同一炕上住，除看护的人以外，无病人不要到病人跟前去，特别是小孩不能接触病人。对病人很多的村庄，暂时断绝与其他村庄的往来，以免到处传染。其次收集了许多防治各种疫病的单方、土方，发动群众广为采用。对那些医药缺乏的地区，政府组织各合作社配备药品，以供急需。组织民间医生，参加防疫治疗工作，减免其战勤的劳役负担。奖励防疫有成绩的医务人员、干部和群众。
    在预防工作方面，普遍进行了以下工作：①在经过战争与敌人糟踏厉害的地区，组织掩埋队，把暴露或过去没有掩埋好的尸体、脏物重新掩埋在水源下流二里以外，并埋在三尺深度以下，以防这些东西传染疾病。②发动群众清理饮水上流及周围，深挖水井，垫高井口，不使污水流到井内，尽可能不饮用河水，凡饮用河水务必在水缸里放一些白矾，将水滤过后再行饮用。③发动各村群众大扫除，保持经常清洁。④宣传群众不吃冷饭，不喝冷水，不吃死牲口肉，饭后锅碗要洗净盖好。⑤发动群众多拆洗被褥，洗衣服时用开水烫灭虱子。在当时灾荒与战争交加的年代，各级政府采取上述防治措施，对遏制与扑灭边区的疫病，产生了很大的效果。
    1949年2月9日，边府副主席刘景范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上所作《关于一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与灾荒同时，灾区发生了病疫，当时仅陕甘宁边区部分灾区，即有10余万群众染患病疫，政府除动员各地中西医参加治疗外，并先后派12个医疗队下乡抢治。这样使病疫减少了，死还是死了很多人，当然这个病疫和灾荒有很大的关系，与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大荒后有瘟疫，大兵之后也有瘟疫，所以瘟疫是从灾荒、战争中间这个关系来的，许多人因饿生病或因饿身体不能支持生病，有的因战场打死很多人、牲畜传染。在这个问题上去年进行了工作，也有成绩，少死了人。”②这样，就为生产自救，恢复战争创伤，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①  《延属报》，1948年6月25日。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3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