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禁赌禁毒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博吸毒劣习，在革命后经过政府的严加禁止和坚决取缔，基本上已经绝迹。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在沦陷区大肆纵毒，国民党统治区腐败风气的影响渗透，曾一度被肃清了的赌博、吸毒现象，又重新在边区死灰复燃。对此，边区政府早有警惕，并非常重视，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坚决予以禁止。
    为了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1938年5月15日和1939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曾先后两次布告全边区军民人等，“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在公布要实行取缔的行为中，就明确规定：“强占民房，聚众赌博，包庇或贩卖鸦片者，无论任何机关与人员，均得以法令惩处之。”就禁止赌博来说，“布告”发挥了很大效力，绝大多数群众对赌博行为殊堪痛恨。但还有少数人却我行我素，甚至在机关单位的人员中也有赌博之风蔓延。1941年4月9日，边区管理局干部郭一鸣致书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副主席，他在信中说：“我以公民的资格提出以下的建议希望政府注意：近来延市赌风甚炽。别处我不清楚，据我知道的机关、居民各层皆有，而且屡见不鲜。比如延大一伙夫几天输六百元，保育院、中央医院、管理局等机关下层人员都是一输好几百。另外老百姓中，据见的人讲东关某老百姓一夜输八百元，第二天卖米还钱。所以从已知的事实中看来，就不是一件小事，需要严重注意，迅速处理。”他进一步分析说：“今天赌博之风多出于下层事务人员及莠民之中，这些人一无恒产，二无厚禄，仅靠月给块半津贴或节衣缩食的余资，如何弥补此巨大损失，故偷盗之事接踵而来，而且已是既成事实，并非推断。然则小而偷盗变卖公物，大而汉奸利诱作破坏工作，全非吹嘘，而发展之必然规律也。”①广大群众认识水平的提高，是禁绝赌博歪风的重要因素。
    烟毒的为害更甚，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1938年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条例》明确规定：“①鸦片、②吗啡、③高根、④海洛因、⑤各种烟毒配合或化合丸药”，均属禁止之列。对吸食或注射烟毒、买卖贩运烟毒、种植鸦片烟苗、制造吸食注射烟毒之器具者等，要视情节轻重处以徒刑、苦役和罚金。凡吸食或注射烟毒者，要向政府登记，限期戒绝，违者论罪。
    虽然政府厉行禁种禁吸烟毒，但仍有少数贪图重利之徒，不惜干违犯禁政，偷运烟土，往来贩卖的勾当。为此，1941年10月23日，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关于禁烟的布告》，指出：烟毒贩卖在边区境内愈演愈烈，“甚至延市亦有烟土踪迹出现，若不重申禁令，严加取缔，恐其到处散布，可将遗毒地方”。为保护边区人民利益，维持政府禁政，“从布告之日起，无论军民人等，倘敢故违禁令，偷运烟土逗留边区境内者，一经查觉，即按边区禁烟法令严予惩处，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
    同年12月查悉，绥德分区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林县境出售烟土，系触犯政府法令，边区政府即按“布告”精神，指令绥德分区专员兼县长曹力如，“认真执行”，“勿稍松弛”，“不应姑息宽假”。
    为加强贯彻禁政的力度，根绝烟毒，1941年12月，经边府第四次政务会议决议，设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专司其事，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处长；并通过《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以利进行。1942年1月14日，边区政府在公布这些决议和文件的命令中指出：“我边区对于鸦片与毒品一贯悬为厉禁，惟抗战以后，由于敌区烟毒偷向我后方运售，遂已波及边区，若不重申禁令，难免死灰复燃”。因此，制定“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的目的，就是“贯彻边区禁政，肃清边区境内之烟毒。”“办法”规定：查禁的鸦片毒品包括吗啡、白面、高根、海洛因以及制成的毒品药丸等；无论部队、机关、团体或个人，皆有协助政府查获吸食或贩卖烟毒之责，但查获烟毒时，须将烟毒与人犯随时转送边区禁烟督察处或分处处理，一切非禁烟机关，概不得私自处罚人犯或没收毒品；督察处受理烟毒案件后，除将烟毒品妥为储藏准备销毁外，其人犯须于24小时以内转交司法机关讯办；公安或其他与查禁烟毒有关的机关，如查获贩卖或吸食烟毒人犯，应造具赃证清册连同人犯、烟毒、烟具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司法机关受理的贩卖或吸食毒品案件，应于判决后，将烟毒及烟具全数移送禁烟督察处或分处处理。
    与此同时《办法》还特别对“事前闻悉或目睹，随时向督察处或当地政府密报（书面口头均可），因而缉获者”，给予密报人和办案出力人员的具体奖金规定，并对“因施行查缉职务而侵占他人与烟毒无关之财物者，依诈欺论罪”作了规定。
    在禁绝烟毒的过程中，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严以执法，从不姑息护短，表现了禁毒的严正态度。
    与禁绝贩卖吸食烟毒的同时，边区还大力查禁偷种鸦片烟苗。1943年1月17日，边区政府向各专员县市长发出命令，指出：“查鸦片烟苗为本府历来所严禁，际此早春正宜农作开始之时，为发展边区人民生产事业，完成政府第一重大任务，经本府第39次政务会议决定，重申前令，严厉查禁，如仍有私种鸦片烟苗者，经查出定依法严惩不贷。”
    同年3月12日，边区政府惟恐各地对此项禁政疏忽，再次发出命令，希望各专署县市政府务必各就职责，认真检查，如发现烟苗，须立即令种户铲除，改种农产。“倘有唯利是图，故意违犯者，严惩不贷。各级政府如有忽视禁政情形，更须予以惩戒。”
    由于边区对禁绝烟毒采取坚决措施，因而取得显著成绩，既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与健康，又净化了社会风气，为边区建设和坚持长期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边区仍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以前敌战区的鸦片、白面、吗啡等毒品，从外面继续被偷运到边区，毒害人民。为杜绝烟毒，1946年2月22日，边区政府组织专门查缉毒品委员会，委任谭政、王世泰、霍维德、周兴、范子文等为查缉毒品委员会委员，谭政为主任，王世泰为副主任，并且成立了查缉队。查缉机关和查缉队专管查缉毒品的贩运事件，毒品之禁吃及违禁品的查缉，不在其权限之内。同时，还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规定“晋绥与陕甘宁两边区的查缉事宜，以黄河为界，互不超越。各分区查缉，原则上以本分区为限，如遇毒贩被查缉队追踪逃入其他分区时，得一面关照当地政府，一面跟踪追缉直至没收。但应将毒贩及毒品带到缉获地区查缉分会处理。查缉队和查缉队员执行职务时，须出示查缉证，否则被检查人可拒绝检查。对商店或住房施行检查，须事先取得当地政府同意并派员协助。对查获的贩卖毒品，必须连人带货一同扣留，立即送交查缉委员会或分会处理，不得任意逗留。查缉人员不得滥用权力，挟嫌诬陷，不得任意侮辱被检查人，或其他舞弊徇私行为，违者依法重处。对查获的毒品一律没收，解送查缉委员会，查缉委员会定期呈报边府派员监视销毁。对毒贩则送司法机关法办。任何部队、机关、团体和个人，概无查缉权，如有擅自查缉者，以违法论”。这样就在法制的轨道上大大加强了对烟毒贩运的遏制。
    解放战争时期，边区一些地方的少数人，借故政府让群众发财，种洋烟才能发大财，便造谣惑众，致使边区部分地方的群众又企图偷种大烟。边区政府在领导群众积极支援前线，生产救灾的同时，每到春耕播种季节，即向各地政府发出命令，一再重申边区禁种鸦片的既定政策，要求各地政府调查实情，对酝酿种洋烟的群众宣传劝阻，对已种的烟苗严厉铲除，并防止再种，倘有坚持顽抗者，依法惩处。对仍在吸食毒品者，务希严厉禁止，并发动群众监督所有吸食烟毒的懒汉参加生产，逐步达到彻底改造他们的目的。
    ①  陕西省档案馆民政卷全宗号4案卷号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