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希望能够通过整风，“形成一种风气、一河大水”，冲刷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弊病，使党的面貌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但这种风气的形成，要靠全党的努力，一河大水的形成，更要靠涓涓细流汇集而成。于是，就有了各部门、各单位的深入细致的工作。
　　在《解放日报》改版整风的同时，延安的各部门各机关也开始了整风动员。
　　中央党校和中宣部是整风的重点单位。
　　毛泽东在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曾说，1941年的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作整风报告的。毛泽东的话固然是极而言之，但也说明毛泽东对中央党校的工作并不满意。
　　中央党校在抗战中为党培养了大批的干部，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党校在整风前也的确存在着主观主义的影响，在教学工作中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讲课都是理论条文，由远到近，由国外到国内。多数教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有的教员讲第一次国共合作，学员提出讲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个对比，但是教员却讲不了。有的教员讲《资本论》，学员提出边币同法币、伪币斗争问题，教员也说不清楚。有的教员讲《联共(布)党史》，一次讲两章，学员不仅理解不了，有的甚至讲到哪一页了都不知道。学员反映，有的课是“讲课讲条条，考试考条条，学员背条条”。中央党校成为整风的重点单位也就在所难免。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开展学习竞赛，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央就已调整了中央党校的领导班子，由邓发任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这个时期，开始注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组织学员和工作人员组成实习团，到边区的县、区、乡，一边工作，一边调查研究。实习团最长的一次调查研究达半年之久。这期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匾额，镶嵌在中央党校新落成的大礼堂前。中央党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从整风的精神来看，中央党校还有待于进一步改正自己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提出调整中央党校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2月28日通过《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决定》，决定对党校组织进行调整，规定今后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负责政治上的指导，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取消了原有的党校管理委员会。邓发仍任校长并主持教务会议，彭真任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原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入党校。对于党校教育方针，决定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年内学习党的路线，并出版《学习报》，由彭真主编，陆定一副之。党校的整风由彭真具体负责。这次改组的目的，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适应毛泽东提出的整风精神。
　　在中央的指示下，彭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党校整风学习的计划，经过酝酿、准备，在中宣部发布整顿三风指示之后，就开始整风学习。
　　中央宣传部长期主管宣传教育工作，干部教育部成立之前，所辖工作范围更广。而在宣传教育工作中，主观主义的影响也是严重存在的。1942年3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讨论对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的具体执行办法。总政治部、中央直属党委、西北局都派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过去在职干部教育工作进行了检讨，指出：(一)过去教育方针和目的不明确，只提出了在职干部应受教育，但如何去教育，受怎样的教育，教育要达到什么目的，就考虑和研究不够，使在职干部教育一般化，理论和现实分离，学和用不联系，搬用教条公式，其结果就造成空谈抽象理论，越学越不安心工作。(二)领导教育工作的机关，工作和研究不具体不深入。(三)不懂得所谓“业务学习”，一般认为业务学习不是教育，也不是理论，结果造成有些同志感到业务上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四)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没有很好地了解到党内许多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不足，怎样帮助他们提高文化，不懂得不提高文化，就不能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五)中国问题的实际材料、书籍以及中级干部学习课本供给不够。
　　针对存在的问题，会议指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干部教育方针已经确定，在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与可能的教育，以提高其文化、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教育的目的，是使干部能达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会议指出，在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种教育中，今后首先从业务和文化教育着手。学习业务者同时学习时事政治，但业务教育和时事政治教育孰为主孰为辅，由各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学习文化的，确定以文化教育为主，时事政治教育为辅。关于干部的业务教育，决定由罗迈负责筹划，由宣传科搜集党成立以来的宣传文件，出版《党的宣传资料》，作为宣传工作经验的总结，作为宣传政策研究之用。对于在职干部文化教育问题，中央直属机关决定将杨家岭划为文化教育实验区，以便总结和研究工作经验，供各机关参考。此外，还准备成立文化教育研究会。文化教育书籍的出版，由徐特立负责，编辑史地数理等教科书，预计3月底完成。在职干部教育的测验、考试制度，中央决定宣传部成立考试委员会，由徐特立负责。会议还决定，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党内生活专栏，加强干部教育。
　　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延安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的决定》。《决定》指示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各单位均须根据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方针，检查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各单位的工作，并写成总结决议草案，交中央审阅后，由各单位总结会议通过。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具体分析与研究各个问题，着重检查领导工作方面的缺点，彻底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并造成新的工作作风。
　　几天之后，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一个《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的通知》。《通知》指出，1941年8月1日颁布的调查研究决定是反主观主义的重要指示。中央书记处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问题，详细询问各地对于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的情况，要求各根据地对《通知》中提出的各项问题加以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经验作出总结，上报中央。
　　这两个文件下达后，各单位迅速掀起了检查整风学习、工作情况的热潮，成为全党进入整顿三风门槛的一个直接的台阶。
　　延安大学则根据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决定把中国政治、中国经济、根据地情况和政策、敌伪研究、中国通史、国际问题、三民主义、思想方法论、国文等列为一般必修课程。为了了解实际情况，延安大学各院系的学生参加了普查团，深入区乡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学校的教材和实际联系起来，力求实用。在学术研究上，将开设各种讲座，各派不同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3月26日，延安大学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全体党员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大胆批评的精神，对学校的领导工作缺乏民主、不团结现象进行了批评。在会场紧张热烈的气氛下，有的领导当场承认错误，作了检讨，表示决心改正过去的缺点错误。当然，也有个别人认识不足，缺乏公开承认错误的精神。前者得到了全体党员的尊重，后者仍为大家所不满意。到会党员深感这次大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大家大胆发言，使每个党员真正做到了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批评精神。大会对即将开始的检查工作起了动员作用。延安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决定将检查运动从上层发展到下层，扩展到各部门各支部。对于在大会上没有解决的具体问题，总支委员会组织了各种检查委员会，予以调查解决。
　　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在全院进行工作大检查，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在听了毛泽东的整顿三风的报告后，结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对自己的思想、行动作一番深刻的检查。中央研究院还决定成立检查委员会来领导和计划检查工作，副院长范文澜和各研究室研究员等21人为检查委员。1942年3月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于学风、党风、文风的大检查。检查委员会为了推动这一检查工作，出版了名为《矢与的》的墙报。后来，《矢与的》墙报成为延安整风中十分著名但有很大争议的墙报。
　　根据中央的精神，鲁迅艺术学院①召开扩大的院务会议，布置整风和检查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这次检查要真正根据整风的精神，检查各部门工作，传递清查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使艺术活动、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能够有实际的改进。检查的步骤，首先是根据本院的特点，传达毛泽东关于整风的报告，搜集有关三风的材料，如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工作条例、艺术作品、党的文件等，加以深入研究。时间定为三个星期，课程照常进行。接着，停课一周，检查全院工作。最后，由检查委员会根据各部门的检查材料，作出结论，提交全院大会讨论。
　　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在院整风壁报上著文号召大家大胆发言，认真检讨。他写信给院党总支委员会，提出检查工作的方针是：“检查领导，检查整个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却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②根据他的这些意见，自然科学院行政和党组织决定召开全院大会，会后一周内作为搜集材料准备意见的时间。全院人员可以自由联合，商讨意见，以便在总检查大会上能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进行公开批评。院部还召开干部大会，对院领导的工作、教学方法等作了检查。中央关于整风的号召，也引起科学院党外人士的注意，他们说，不仅党内要实行“脱裤子”③检查，我们党外的同志，也要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进行检查。4月4日，自然科学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会上民主选出整风委员会，推举了17人为执委。为了便利整风，有三位党员退出了执委会，让给非党同志。执委会总共有四位非党人士。在整风委员会下设三个组：政治组专门检查党务、政治教育和干部教育；行政组检查日常事务、行政方面的工作；教育组检查学校教育计划、方针、教学方法。每组中设立宣传员，专门负责搜集整风中的各种材料，进行宣传工作。会上，大家一致提出，科学院的整风，不仅在整顿自己，而且要开展到全延安的科学界中去。
　　启蒙的“大水”从延安向设在各地的重要机关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组织涌去。
　　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就五五学习节问题向各分局、区党委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今年的学习节应该成为认真地具体地总结华北地区几年来党的在职干部教育工作的节日；应该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干部中的残余；应该将三年来在各地不同环境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所创造和积累的教育方式和学习方法，具体总结出来。通知还说，从1941年7月和8月，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华北党的教育工作，还没有引起大的转变。今年2月28日，中央根据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精神，又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华北根据地党组织要根据中央这些决定，彻底检查和改造自己的在职干部教育工作，使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精神，首先从干部教育中生动地、具体地体现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还规定了详细的办法。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整风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就开始准备了。1941年夏，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南方局还学习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学习过程中，周恩来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剖析，指出他们在政治上自由行动，搞两面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思想意识上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恩来要求大家联系思想实际，通过学习增强党性。1941年10月初，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成立高级学习组开展学习的决定，南方局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共25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组。学习组以学习思想方法论和党史为主，学习时间为半年。这次学习，由周恩来亲自讲述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总共讲了十多次。每当讲到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时，周恩来总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使大家深受教育。1942年3月中旬，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开展了整风改版活动。年初时，党外人士张申府曾给《新华日报》写祝辞：“新华、新华，我看你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祝辞”。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此文，毛泽东读后致电周恩来，说张申府的文章表示了对我党的满腔热情，“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他还说要改进《新华日报》，“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④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传达，对整风改版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得到了报社全体人员的积极响应。《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三篇重要的整风文献。4月26日又发表了《怎样办党报》的文章，还刊登了列宁论党报等。报社还专门发表社论，呼吁广大读者给报社提意见，并连续刊登了《本报特别启事》，征求读者的批评。报社还多次召集大型座谈会，邀请当时云集在重庆的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征求各方批评。《群众》杂志也发出通告恳请读者批评。南方局报刊这种以整风精神办报的做法，不仅是报刊改版的必要步骤，也为南方局全面整风作了舆论准备。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位置比较特殊，它设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但管辖范围却是西北地区，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在1942年3月召开了宣传委员会议，检查《解放日报》和《群众报》的情况。《群众报》是边区发行面最广的报纸，读者主要是区乡干部，报纸的内容侧重于帮助区乡干部的业务、政治学习，经过干部灌输给群众。主编胡绩伟说明《群众报》改版后的内容，应着重刊载工作问题及具体知识，帮助区乡干部学习。
　　军队系统的整风学习、检查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42年3月，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组成考察团，深入到各部队进行检查。各部队加紧开始整风教育和各项工作。留守兵团政治部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关于干部教育以本身工作为主，文化、政治为辅的精神，拟定了干部教育方针，确定部队教育以学习军事、学习各部门本身的工作为主。各部门的最高行政首长负责干部“本身工作”教育，其他教育由宣传部门负责。干部教育按文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四类，设置不同的课程内容。教育方式采取注入和启发并重。留守兵团政治部指出，文化知识的提高为全军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应从营团以上负责干部做起。战士教育仍按照军事第一，文化第二，政治第三的原则进行。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942年3月23日在太行召开宣传教育会议，检查过去全军干部教育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宣传上的党八股作风和战士、事务人员中的形式主义。会议对战士教育、干部教育、教育行政、宣传工作等都作了深刻的检查，并提出今后改进工作的意见。在教育方面，会议提出了六条意见：学习的内容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三种；彻底实施业务教育，学习时事；明确规定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同学习分量；业务教育的领导由各该业务机关负责，各种教育都确立定期考试制度；教材的编订根据初、中、高级班不同情况分别由军区师各战略单位编订或购买；教员问题由各战略单位负责。关于宣传工作方面，提出要争取对敌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克服过去枯燥的教条口号，制造生动活泼有力的宣传品，适合群众心理，利用民间形式，组织民间宣传，加强对敌宣传政策和宣传品的研究。大会为了使宣传干部对敌我宣传有切实的了解，特辟一个宣传品展览室，陈列宣传品900多种，用敌我宣传对比的办法，来研究改进自己的宣传工作。
　　这次会议开了18天，到4月9日闭幕。罗荣桓在总结中说，在职干部教育，过去虽有成绩，而最大的缺点，即在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祟，使干部教育未能收到更多的成果。根据中央指示，今后干部教育为教育工作的第一位，战士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主，基本教育为辅，逐步做到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合一。今后应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尽量吸收他们参加一些会议，丰富教员的政治生活。关于目前的宣传方针，应该主动地向敌人进行政治攻势，揭破敌伪欺骗宣传，研究宣传技术，提高政治上的敏锐性。要抓住每一具体事实作宣传，由党的小组起，号召连队进行近处宣传，关心群众利益，驳斥一切恶意的造谣污蔑。大会号召太行区全军，从5月1日至7日，召开宣传会议，检讨工作，进行整风，使全体指战员在思想上有新的转变。
　　八路军总政治部于1942年4月2日召开各部部长会议，研究如何布置讨论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会议决定，指定专人负责重新传达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并责成各单位慎重进行讨论。会议拟定了检查提纲：(一)行政间领导方式、态度、工作关系等。(二)工作检查(包括各部门)。(三)关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意见。(四)对支部优缺点的检讨。(五)党性。总政治部准备在讨论前作广泛动员，务使深入。每星期讨论一次，一个半月讨论完毕。
　　在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各地都以空前自觉、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次学习、讨论和检查。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虽经过无数大的风浪，但以如此之大的力量来掀起一个学习党的文件，触及人的思想，解决工作问题的浪潮，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在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上都找不到先例的思想解放运动。当然，运动才刚刚开始，它的效果，要到后来才能看出来。
　　各根据地由于处在被敌包围、相对分散、相互联络不甚通畅的状态中，因而整风运动开展的具体时间略有不同。有的地方已进入整顿三风阶段了，有的地方才开始整风动员。整风的具体内容上也有侧重点的不同。但是，从总体上说，在1942年4月3日中央颁布整顿三风的指示前，大部分地区已进行了整风学习的动员。因此，一般把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至1942年4月3日中央颁布整风文件作为全党普遍整风的动员阶段，以区别于这之前的高干整风和之后的深入整顿学风党风阶段。
　　经过如此广泛深入动员之后，整风转入下一阶段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一河大水”，已形成波涛汹涌之势。
　　① 鲁迅艺术学院创办于1938年2月，1940年春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0年5月，毛泽东题写校名为“鲁迅艺术学院”。本书统称“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③ 在整风运动中，“脱裤子”一词用来形容坦白、暴露自己的缺点。
　　④ 《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