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令常人感到不可想象。但是，毛泽东却把整风当作一种克服困难、走出艰难阶段的手段。他认为，在1942年开展全党的普遍整风，“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这种必要性是由于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造成的。
　　自全面抗战以来，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一方面因日本的进攻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所以要抵抗日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又不时表现出妥协的意向，这种状态已经表明单靠国民党的抵抗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是历史与客观现实所赋予的。党的发展壮大是实现这种领导责任的前提。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却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限制。从客观上来看，有两个反对共产党发展的因素：
　　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竭力要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1940年以来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1940年以后受到很大损害。
　　二是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一直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一直存有戒心，力图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曾两次发动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封锁边区，使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从主观上来看，也存在着使党的发展受到限制的因素：
　　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全党仅有党员4万人左右。经过几年大规模发展，到1942年初，全国已有党员80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游击队)有50万人。但是，另一方面，党员和党的干部队伍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党员队伍的和党的干部队伍的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在民族浪潮高涨时加入革命的。在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90%。他们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统一的理解。许多人对共产主义不甚了解，不懂得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这就需要全面提高这部分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二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党内曾盛行多年，虽然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就在不断地为肃清教条主义的遗毒而努力，但是，在全党，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有的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三是抗战以后成千上万的青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形成了一股革命潮流，在这潮流中难免有泥沙裹挟进来，因而某些组织不纯的现象也是难免的。
　　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自己的领导责任，走出困境，就必先战胜自我，使自己更坚强，更壮大；必先克服影响自身发展的主观因素，才能更有力地击破来自其他方面的限制和反对因素。因此，除了在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政权建设上实行精兵减政、三三制等政策以外，在党内就是开展整风运动，以便实现党的作风的根本转变，使广大党员、干部适应形势的变化，振作精神，迎接未来。毛泽东本人对整风寄予了厚望，他在1942年4月20日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作风的发言时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我们这些学习好了的干部可以反对黑暗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都是全国性的”。这是对整风的必要性的最好概括。
　　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也是可能的。虽然日军总是想削弱、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中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其军事力量还不可能全部用于消灭共产党。在国民党方面，自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共两党的军事摩擦有所减少，两党的政治关系有所松动。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政治态度不能不有某种变化，总的趋势有利于国内局势的缓和，新的反共高潮在短时间内发动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相应地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上避免刺激国民党，以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巩固内部。这样，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整风运动就带着势所必然的力量在全党铺开了。
　　毛泽东领导整风的思路很清楚，即从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联系历史和现实，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的对象先是高级干部，后是一般党员群众。整风的主要内容由高级干部讨论党史为主转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作风为主。因而，在全党整风阶段，又可分为思想整风(整顿党的学风党风)和审干运动。思想整风按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又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每个小阶段大致四个月，至1943年3月中旬结束，前后共计一年。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的。《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个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不只是揭发和纠正缺点及错误方面，而且要发扬和巩固成绩和正确的方面，并要估计到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哪一方面是次要的。如此，方能运用中央文件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决定》对于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个决定因其是全党整风正式开展的标志，后来被称作“四三决定”。
　　《决定》还规定了18个必读的文件，即：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红四军九大论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宣传指南》，“四三决定”和康生的两个报告。
　　在讨论通过这个决定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分工负责领导：中央直属机关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军事院校除外)由何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
　　不久，1942年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通知，增加了四个学习文件：《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这样，中宣部的两个文件先后规定了22个文件为整风必读材料。中宣部还要求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的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还要求大家逐件精读，写出笔记，深思熟虑，反省自己。
　　“四三决定”发布以后，整顿学风的运动首先开始了。这是第一个小阶段，大约持续到8月初。
　　学风学习阶段，着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在延安参加这一阶段整风学习的干部有1万多人。
　　毛泽东以其惯有的一抓到底的精神推动着整风学习的进展。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报告首先阐明了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毛泽东从三个角度来阐述这一问题。一是从迎接形势的转变来考虑问题。他指出：今明两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①二是从历史对比的角度来阐述整风学习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三是从延安的地位来加以说明，指出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做全国性的工作的。二来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到这里来了，这些干部本来是全国各地的，他们之所以到延安来，或者是因为在原来地方立不住脚了，或者是因为有事情要到延安来办，或者是到延安来学习的。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
　　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不正之风。中央各个部委除了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个工作。毛泽东还说，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况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22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学校规定用两个月，机关规定用三个月。学校两个月如果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要下这样一个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对于整风的准备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说：
　　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交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再来一个三个月的突击，在突击以后，就要转为经常的工作了。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决心肃清主观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是沉淀心头多年的心愿，而整风运动不过是被毛泽东认为最适合清除主观主义作风、进行思想革命的一种形式罢了。但这种形式既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适用的，那么就必须把整风运动搞好，搞彻底。这也是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重点。他甚至这样说：
　　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
　　毛泽东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主观主义的毒害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还提出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这毛病如果不经过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22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
　　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中什么是实际的问题作了解释，说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他还强调，这次整顿三风，重心在自己身上。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他详细讲了写笔记的问题，说我们的“紧箍咒”里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他号召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
　　毛泽东还就搜集最好的和最坏的两种典型材料问题、鼓励大家发言问题、行政首长负责问题作了指示，内容之广泛，指示之具体，都是不多见的。而目的就是“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于我们理解延安整风的意义，理解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有很大的帮助。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发动整风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措。这种举措的出发点，首先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这是由于过去很少对整个干部队伍进行这种教育，现在要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就必须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毛泽东谈到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可见其用心良苦。其次是从长远出发，考虑到对将来、对整个革命的领导责任，实际上也是从对历史的反思而得出的结论。第三是从抗日战争的现实需要出发，主要是为了渡过最困难的这两年，争取抗战形势的好转。
　　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在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再次体现出来：
　　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②
　　毛泽东在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提议，在学习与检查工作时期内，编辑“学习”专刊，在《解放日报》第四版上发表，每三日出刊一次，组织陆定一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后来，“学习”专刊在1942年5月13日正式刊出，到1943年1月16日止，共刊载24期。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到整风问题时认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热潮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必须加强领导。会议决定：(一)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日起延长到9月20日共五个月，学校由4月20日起延长到8月20日共四个月。(二)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三)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领导。(四)改进学习方法。
　　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了时局问题、整风问题和延安文艺界问题。他在谈到整风时说：一个月来整顿三风有很多成绩，党内党外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很多人改变了态度，改变了面貌，但是也有一些偏向，例如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着重学习和领会文件，轻视整风，害怕整风，学习、领导、工作都缺乏计划性等等。现在是深入学习的问题。
　　为了便于领导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按照中央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日常工作由康生具体负责。总学委下按各系统设分区学委会，领导延安各系统的整风学习。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委举行第一次会议，对总学委巡视团的工作作了规定，同意李富春所提出的巡视团中各巡视员的分工，规定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的各同志都可参加。会议决定加强“学习”专刊编辑委员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康生领导编委会工作。还规定总学委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总学委可以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总学委还要轮流抽阅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笔记(由总学委通知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
　　五天之后，总学委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了几项事关整风大局的事宜：(一)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先行讨论《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和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十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小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调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三)在整风学习中，各系统所属之重要机关学校，应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四)由中宣部通知全国各地党委，按照延安精神，暂停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和党的历史研究，集中精力研究整风文件和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开展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整风文件。(五)中央总学委建立秘书组，处理日常工作，由康生负责。(六)杨尚昆、柯庆施参加中央直属系统学委常委工作。
　　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央总学委就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中央学习组的同志按照新的规定学习文件，但同时指出各机关学校仍按原定计划学习。
　　根据会议精神，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整风学习从4月10日在延安进行以来，已收到很大成绩。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的思想改造和工作的改进都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因此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指示》要求各地参考延安的经验和中宣部4月3日的决定，进行整风学习。
　　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不仅自己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学习，并且密切注视着延安的动向，如对王实味问题、文艺界问题，他都及时地发表了讲话，拨正整风的方向。他对各地也不时发出指示，或介绍延安整风的经验，或提出各地应注意的问题。如1942年6月16日、6月26日连续致电周恩来，都谈到整风问题。在6月16日的电报中说：22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在6月26日的电报中再次谈到延安整风学习及参加学习人数的情况。
　　聂荣臻写了一篇题为《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的文章，准备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前先由毛泽东审阅。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说：
　　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③
　　刘少奇在来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途中在山东停留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给他去电时，同时告诉他：学习22个文件在延安收到极大效果(延安有1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繁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的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在学风学习渐入尾声的时候，7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央学习组学习此次规定文件的问题作出决定：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在学习中联系党的历史来研究，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少联系到个人；除十八条外④，另制定一些学习参考材料；应作笔记，真正写出心得和自己的反省。
　　8月3日，毛泽东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议，暂行停止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十八条的计划，待22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同时为准备将来的学习，重新指定43人编成9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可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
　　五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8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中央学习组学习计划的决定，并按工作关系重新决定由48人编成9个小组，继续研究十八条。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三人编为第一组。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整风的各种指示、建议，对整风运动的进展有极大的影响，而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学习组的活动，在全党又起到了示范、指导的作用。
　　① 此段引文和以下出自同一篇文章的引文，均引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1—392页。
　　④ 指《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