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为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的指导性文献。
　　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毛主席题字：“推陈出新”。
　　解放区木刻展引起轰动。
　　1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元旦献词》。指出一九四一年是苏德战争爆发和日寇对英美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营最后形成。一九四二年将是两大阵营空前激战的一年。在我国，必须加强团结，加强民主改革，纠正速胜论思想和轻敌情绪。
　　延安各界热烈庆祝新年。早饭后，人们到河边去，到画展去，到文化沟去，到新市场去。在青年俱乐部门前，民族学院蒙古和西藏同胞，边唱边跳。在世界语俱乐部，清唱秦腔，平剧。在军人俱乐部举办漫画展览，有十多位漫画家的百余帧作品。新市场秧歌舞终日活跃，锣鼓起处，观众密聚。八路军大礼堂、参议会大礼堂会聚着数千观众，观看青年艺术剧院的《上海屋檐下》和鲁艺实验剧团的《带枪的人》。中央礼堂上演古色古香的《一剑仇》、《奇双会》。《带枪的人》首次在中国舞台上出现列宁、斯大林的形象。该剧由王滨、张水华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演员有干学伟、严正、田方、于亚伦、于蓝、王家乙、张成中、李丽莲、张昕、邸力、张平、张守维、王一达、杜印、杜德夫、刘炽、迪之等。
　　丁玲、肖军、舒群等编的《文艺月报》第13期出版。登有闵金的《我在讨论会上的失败》，又然的《语文礼赞》等。
　　鲁艺编的《草叶》杂志第2期出版。登有白原的《一幅古老的图画》，严文井的《信仰》，荒煤的《夜车》，林沫的《晨光》，邢立斌的《小酒店里》，立波的《我们有一切》，穆青的《搜索》，井岩盾的《在收割后的田野上》。
　　艾青为迎接1942年在《解放日报》撰文《我的希望》。一、希望中国的政治真的能“修明”，法治的规定真的能“厉行”。二、希望政府(指国民政府)能帮助抗日的文化运动，保护抗日的文化人。三、希望全国的报章杂志能从元旦起增加稿费，政府能给予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肖三：《“职业的文人”和“业余的文人”》。说个别领导人多年来轻视文艺，不帮助和鼓励文人写文章，却拿许多别的工作加到文人身上。使得文人只能抽空、挤时间写东西，而成为“业余文人”。另一方面，有些文人“借口写文章而对于实际工作推诿、逃避，尤其是抗战时期许多工作需要人作的而不肯作——这并不是文人应有的态度”。
　　1月2日
　　延安诗会常务理事会，推定肖三负责组织股、诗运股，艾青负责编译股，柯仲平负责研究股工作。诗会就太平洋战争爆发发出宣言。
　　1月4日
　　文化俱乐部举办诗歌晚会，到会数百人。由艾青、柯仲平、高长虹、公木、孙剑冰、李方立、朱子奇、侯唯动、肖三等朗读中外新旧诗作，杜矢甲等引吭高歌，情绪热烈，深夜始散。
　　边区美协举办“反侵略画展”。展出蔡若虹、胡蛮、张谔、力群、华君武、古元、张望、张悟真、钟灵、王曼硕、王式廓等十多人暴露日、德、意法西斯侵略的作品百余帧。
　　力群在1月7日《解放日报》撰文《略谈“反侵略画展”》：从1日至5日，以47件美术作品展出于“军人俱乐部”。这次画展很有意义，优秀作品有王式廓的《希特勒的战车》，蔡若虹的《三个寡妇》、《时间是我们的裁判者》，华君武的《威尼斯之日》、《望远镜里的莫斯科》，张悟真的《瞧瞧别人吧》，杨廷宾的《袭击》等。有些作品过于草率，如夏风的《走向目的地的英雄们》，王笠的《法国人》，反映了作者创作态度很不严肃。
　　1月9日
　　董必武在重庆《新华日报》赋诗《元旦口占用柳亚子怀人韵》一首：共庆新年笑语哗，红岩士女赠梅花。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延安《解放日报》2月3日转载)
　　青年艺术剧院在《解放日报》登出公演《上海屋檐下》广告：剧作夏衍，导演吴雪，装置许珂。地点八路军大礼堂。本月12日起公演。注明：“该剧生动的剖析出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素，如实的揭发出被损害民族灵魂深处的隐痛。”“是民族的恨，是生活的诗，是包含着酸泪的笑，是埋藏在心底的火。”
　　克明1月7日在《解放日报》载文《介绍〈上海屋檐下〉》。
　　1月10日
　　鲁艺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盛大音乐晚会，献奏《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原为郭沫若名诗，吕骥谱曲，定名为《凤凰涅槃大合唱》，鲁艺音乐部演出，任虹指挥。演出者瞿维、向隅、杜矢甲、吕骥、郑律成、张贞黻、任虹、李焕之、时乐濛等五十余人。
　　《解放日报》发表义和的评论《〈凤凰涅槃〉和它的音乐》。“丹穴山上的一对凤凰，在他们哀哀的歌声及熊熊的火焰中所埋藏掉的正是那些历史的因袭，黑暗的闸门，它象征着旧的衰败的中国必然要被毁灭，一个新的灿烂的中国必然会创造，这一诗的主题正恰当地反映了‘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者的一致要求。”而且诗的语言又和音乐结合在一起了。
　　焕之文章《漫谈我们的演唱——为音乐会而作》。对即将在延安上演的音乐会寄予热切的期望，称它是“延安的音乐演奏活动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将为延安的观众展开一幅全新的画面”，将“开拓出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音乐会的节目有苏联歌曲和自己创作的两首作品《中共二十周年纪念歌》和《凤凰涅槃》。
　　留守兵团政治部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文化俱乐部邀请延安文艺界人士举行新年联欢。到会有艾青、肖军、罗烽、白朗、高长虹、柯仲平、肖三、塞克、舒群、刘白羽、艾思奇、吴奚如、欧阳山、力群、草明、张季纯、曹葆华以及部队文艺工作者80余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代表留守兵团热情欢迎作家到部队去。部队文艺工作委员会主任艾青略述该会成立任务，在于沟通部队与作家之间的感情，使作家入伍的愿望与部队对文艺的需要互相结合起来。他说：“法西斯到的地方，文化就毁灭；革命队伍到的地方，文化就发展。今天作家受到部队热烈的欢迎，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柯仲平，肖军、艾思奇等讲话，一致认为加强作家与部队的联系和互相了解、帮助，是今天共同的愿望。肖军表示不久到部队旅行一次。最后有肖三、高长虹、李雷、公木、艾青等诗歌朗诵及手风琴独奏、昆曲、平剧清唱等游艺节目。
　　1月13日
　　边区剧协召开执委会，讨论1941年剧作家奖金问题，评奖结果一月底揭晓。聘塞克、柯仲平、张庚、张季纯、舒菲、姚时晓、王震之等七人为评判委员。
　　1月14日
　　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谈〈带枪的人〉在延安的演出》：十月革命二十周年之际，苏联演出了几个直接描写列宁、斯大林的戏剧和电影，以《带枪的人》为最好。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带枪的人》，干学伟演的“列宁是形容毕肖的”，主人公的形象也是逼真的。导演王斌、水华处理前几场比较细致，稍欠条理和节奏。全剧十三场的布景“漂亮也简单”，这在当时困难条件下是不容易的。表演上的不足是，“只见列宁的外表、动作，看不见列宁的内心生活”，“表现列宁平凡、亲切、可爱也不够”；“演员说话声音太低、太快，吐词不清楚”。(重庆《新华日报》 3月16日转载)
　　1月15日
　　延安鲁迅研究会在蓝家坪文抗内举行第一次商谈会。出席者李又然、正义、刘雪苇、尹达、金灿然、欧阳山、魏东明、艾青、张仃、罗烽、艾思奇、肖军。驻会干事肖军报告去年两次座谈会所定事项的实施情况。决定：一、出席者每人认写一篇研究文章，充实《研究丛刊》第二辑。二、分发聘书通知。三、筹款装修纪念馆。四、收集各刊物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五、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取得联系。六、出版新文字鲁迅小传。七、请出版局即出《阿Q论集》。
　　鲁迅基金管理委员会5月11日得边区政府文委会拨助基金五千元，即日开始贷款。凡延安文艺界因疾病、结婚、分娩等需款者，均可提出申请，与延大何思敬接洽。规定每月以五人为限，每人以150至200元为限。
　　鲁迅图书馆6月7日正式开放。
　　《谷雨》杂志第1卷第2、3期合刊出版。登有舒群的《快乐的人》，罗烽的《追逐》，刘白羽的《在旅部里》，魏伯的《争吵》，雷加的《沙湄》，黑丁的《我们第四小队》，天蓝的《我，延安市桥儿沟区的公民》，艾青的《语言的贫乏与混乱》等。
　　1月17日
　　鲁艺实习工作团90人，分赴陇东、关中、三边、绥德、鄜县、安塞及延安附近的农村、工厂、部队去工作。另有流动性的工作团——文艺与音乐两工作团同时出发。拟环绕边区一周，搜集民间艺术资料。
　　1月22日
　　女作家肖红在香港沦陷后逝世，年仅32岁。肖氏原患肺病，港战时奔走避难，病势转剧，且贫病交加，竟尔不治。肖红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县人。1935年出版中篇小说《生死场》，引起文坛重视，鲁迅为此写了序言，给予热情鼓励。抗战爆发后，又写了《牛车上》、《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作品。
　　延安文艺界5月1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女作家肖红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文抗、边区文协、草叶社、谷雨社、解放日报文艺栏、部队文艺社及鲁艺等团体，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丁玲、肖军、舒群、艾思奇、周文、周立波、塞克、何其芳、艾青、罗烽、柯仲平、白朗、陈企霞、公木等五十余人。会场充满严肃悲痛气氛。丁玲致开会词。肖军报告肖红生平及其著作。舒群说肖红年仅32岁，正当年轻力壮发展事业时期，却离开我们长逝了。周文、何其芳强调作家的团结。周文说，人在世时常多隔阂，至死后大家才说好。这种生前与死后的不同的看待，应该首先从文艺界加以清除。刘白羽别开生面，以朗读肖红一文代替讲话。
　　6月15日出版的《文艺月报》第15期，刊出“纪念肖红特辑”。登有肖红的《手》，白朗的《遥祭——纪念知友肖红》，肖军的《零落》，刘白羽的《纪念肖红》等。
　　1月24日
　　延安工艺美术社成立。该社由西北文艺工作团、青年剧院、儿童艺术学校发起组织，目的在于团结延安工艺美术工作者及供给各界所需的工艺品。推选张仃、朱丹为正副社长，并聘请延安有名美术家为设计师。社内分设技术、营业、研究三部。营业分设计(徽章、图案)、制作(图记、棋区)、布置(会场、室内装置)等类。
　　1月25日
　　《新诗歌》第6期出版。登有李雷的《高原之歌》，公木的《我爱诗》，李方立的《一天》，冯牧的《当我走进了人群》，启明的《劳山一日》，余修的《无定河上》，费格娜的《诗二首》，张蓓的《向现实的底层》。
　　1月26日
　　毛泽东同志在全党普遍整风前夕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要点在列举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之后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
　　1月27日
　　《解放日报》刊载林昭文章《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就商于欧阳山同志)》，并加编者按语。按语说：“对于林昭同志的这篇文章，我们以为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这里是作为研究的性质刊出，希望尚有别的同志发表意见。”林昭文章就欧阳山的一篇题为《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载《中国文化》3卷2、3期合刊)的论文的观点提出异议。欧阳山在论文中，“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列在一起，下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判语：‘他们是先天的孱儿，即在文学成就上也是薄弱、渺小、几乎是不足道的’”。林昭则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相反。“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他们曾创造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迹印”。文章指出，小资产阶级作家队伍中的一批多变人物，是不能“全部抹杀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功绩”的。林昭认为，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经历了“极度黑暗恐怖”的年代，但他们不曾屈膝，“他们和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得更紧了”。总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是什么‘不足道’的‘孱儿’，而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1月28日
　　胡风在《解放日报》载文《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编者加了前言：“自从香港失守后，至今已有月余。而住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是那么多。我们不敢相信某些报纸上的谣言，我们每天都希望有点消息来，同时，我们想抱着这样的心情的人一定是很多的吧。所以我们现在载胡风先生和茅盾先生的两篇近作，一方面是表示我们对两先生的深切的怀念，一方面也得与同感者们以一点安慰。”胡风文章说“鲁迅先生所走的思想路线，是由进化论发展到革命论”。他“抓住了由市民社会的发生期到没落期所达到的正确的思想结论，比什么人更早，也比什么人更坚决地用这进行使祖国解放、使祖国进步的思想斗争，用这使祖国的解放斗争和进步斗争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在一个方向上汇合。这正是他的作为思想界的领导者的最伟大的地方”。
　　茅盾发表小说《某一天》。写一个政府官员——w处长，口喊“誓死抗战到底”，其实是个发国难财的投机商。
　　1月29日
　　边区文协在交际处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讨论关于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事宜。到会有常务理事吴玉章、丁玲、艾思奇、肖三、陈康白，还有高长虹、柳湜、柯仲平、李卓然、白彦博、周文、舒群、庄启东等十余人。文协主任吴玉章主持会议。他说，边区文协自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两年间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对边区地方文化活动，除大众读物社、民众剧团、抗战剧团、新文字报社外，尚少帮助。决定端正边区文协工作的方向，尽量在各分区、县建立文协分会，开辟地方文化基地。关于三次代表大会筹备事宜，推定柯仲平、高长虹为正副主任，统筹一切。
　　边区文协2月9日举行首次筹委会。除筹划第二次代表大会外，决定先行整理文协内部。商定会内设立秘书处、大众化工作委员会、新文字报社、群众报社、戏剧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出版部、卫生工作委员会、会刊编辑委员会。推举柯仲平为文协主任。该会设立于延安南门外西北旅社旧址。
　　1月30日
　　莫艾发表林伯渠主席返延访问记《鄜甘归来》。开头借用续范亭赠林老的一首诗：“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韬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续范亭说：“林老是一条只知耕耘不知劳瘁的革命老牛。”
　　2月1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解放日报》4月27日全文发表。
　　毛泽东同志致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一信，谈改革文风问题。信说：“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指周文关于改革文风的建议)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
　　延安版画界成立“D·H·孚·宗版画研究社”。决定举行世界版画展览，按月出版版画丛书。它以团结版画爱好者，介绍中欧版画，互相研究为宗旨，分编辑、出版、组织三部。该社由刘岘、辛可、蜚生等同志负责。
　　2月2日
　　《解放日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指出：毛主席的号召，是我党在这个时期中加强干部教育的总方针。为了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每个党员都要痛切反省，纠正错误，把自己的能力更提高一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社论指出：“整顿学风”，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残余；“整顿党风”，是反对宗派主义的残余；“整顿文风”，是反对党八股的残余。
　　一二〇师平剧团一行五六十人，由晋西北抵绥德，警备区政治部奋斗剧社及各机关开会欢迎。该团在绥德公演四天，节目有《珠帘寨》、《汾河湾》、《古城会》等。此外还有《嵩山星火》一剧，系新编平剧，全剧四十余人登台，历四小时。
　　鲁艺平剧团拟于春节期间公演《四进士》、《群英会》、《鸿鸾禧》、《玉堂春》、《六月雪》等剧。
　　2月3日
　　鲁艺组织的“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由木刻家马达领队，同青年艺术工作者庄言、焦心河、张潮、邢立斌等一行九人，携带歌曲多种，乘车到绥德、米脂、佳县一带，慰问保卫河防、保卫边区的英勇将士。该团行期约半年。
　　2月4日
　　舒群在《解放日报》连载评论《从一篇小说想起的——一个读者的笔记》。文章对碧野的一篇三万字的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载《文学月报》3卷2、3期)持否定意见。理由两点：一、小说在字句上滥用，有一些不恰当，甚至可笑的描写，一些“需要重新校正，重新标贴的字句”。作者说“我不知道我们的语言贫乏，混乱而恶劣到这样地步”。二、小说在内容上不真实。小说中的人物“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因为不曾活过，自然也没有死”。文章谈到有些作家写小说，先给人物一个固定的“头型”，然后再有意粉饰一下，甚至不惜用一些不合实际的描写。
　　江华在2月11日《解放日报》也就碧野小说撰文《创作上的一种倾向》。说有种“很危险”的创作倾向，即“有些作家用主观的、破碎不全的、肤浅的概念设定了圈子，而用各种稀奇的题材拼凑成‘吸引人的故事’”。碧野的小说《乌兰不浪夜祭》，用渲染故事的三种特色都是失败和不真实的。首先所谓“异域情调”，“文学作品上的异域情调的成就，一般地在艺术上讲，并不单纯要满足读者的好奇而可以获得的”。而这篇小说的描写显得“不调和”、“牵强”，是一种“生硬而无味的捏合，决不是艺术的手法”。其次，小说用“英雄、美人”的传奇式题材构成故事也是不足取的。“我们时代的传奇英雄，必须是人性的真确的镜子，而不应该是仅仅表面画着脂粉的纸糊人”。作者“以拙劣的、表面的、做作的方式”，把书中女主人公“索性弄得连‘纸人’也不象了”。文章认为，作者“有意地迎合某些读者低级趣味”，只有把自己引上一条“拙劣的‘手工’匠人的路”。
　　2月7日
　　延安大学俄文系排演一幕九场的俄文剧《今天晚上九点钟》。该剧描写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拟于三月初在该校开学时演出。中文剧《驿站》亦同时公演。
　　2月8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上发表演说，对残存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剖析。到会者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凯丰等同志，党内外高级干部与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八百余人。毛主席讲话的题目是《反对党八股》。痛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全党加以抵制。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在全党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这是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2月11日，《解放日报》社论《宣布党八股的死刑》。
　　2月13日《解放日报》社论《展开宣传工作上的新阵容》。说最近一个时期，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习决定，高级学习组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月20日在边区参议会上发表的反宗派主义的演说，今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发表的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演说，都是当前宣传工作的指导方针。贯彻执行这些方针，也是当前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中心任务。
　　3月9日，《解放日报》社论《教条与裤子》。号召脱掉裤子割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从此“脱掉裤子”、“割尾巴”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为配合整风学习，《解放日报》5月13日开辟“学习”专栏。第一期载有陆定一文章《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陶铸文章《我对中宣部四三决定的认识》。
　　彭真5月14日为《解放日报》撰写代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5月24日登出何思敬文章《谈文件有感》，吴亮平文章《两种学习方法》，罗迈文章《动机与立场》。
　　为指导整风运动，中共中央于6月1日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
　　《解放日报》6月5日社论《延安一月学习运动的总结》。说自毛主席号召整风，全延安于4月20日开始学习二十二个文件以来，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某些偏向，咬文嚼字，专在句子上打圈子，不反省自己，专搞文件；丢开文件，专门反省自己；轻视整风；怕整风，躲整风，过分积极，疲劳生病；笔记太长，计划性差；行政领导人员抓得不紧。整风性质，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前者克服后者。八十万的党员中，大多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没有思想上的大改造，是不行的。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改造进行到底。不惜精力、时间、费用，达到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社论称：“中央已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来更细密的及时的领导整个延安的学习运动。”
　　《解放日报》8月16日社论《反省》。说反省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练习，反省是检查的准备。与反省相反的情形有：八股的特征，写文章与实际做的不一样；“坐了屎不知道臭”；把反省限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总之，凡值得反省的总有我在内；对于过去我有责；对于今后的改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我更有责。谁说没有可省?
　　《解放日报》 8月18日社论《学与用的统一》。
　　陶铸在《解放日报》9月8日撰文《在军委系统整风学习中我所感到的几个问题》。
　　2月10日
　　为喜迎春节，延安文化俱乐部将组织各种文化活动：2月14日定名为“文学日”，有诗歌、小说等朗诵，有舞会。15日定名为“泽东日”，张如心、徐特立、肖三作报告。并有抗战前后毛泽东同志著作展览。16日范文澜讲“怎样研究中国通史”，晚上有舞会。17日定名为“音乐日”，吕骥谈音乐，并有小型音乐欣赏晚会，由延安乐队演奏。18日定名为“戏剧日”，由张庚讲戏剧问题，并有剧本朗诵、平剧演唱等节目。
　　2月10日是被称为“俄罗斯之父”的著名诗人普希金105周年逝世日。延安小说家、诗人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纪念大会。参加者有肖军、艾青、肖三、柯仲平、高长虹等百余人。朗诵小说诗歌来代替纪念辞。曾克朗诵契诃夫的《靴子》，璐薇朗诵鲁迅的《在酒楼上》，高长虹朗诵《救救英格兰》，李雷朗诵《荒凉的山谷》，公木朗诵《发现了母亲的名字》，刘白羽朗诵白朗的《四分钟》，艾青、肖三等亦相继朗诵新作及普希金作品。下午四时始散。
　　鲁艺诗会举行普希金逝世105周年纪念会。肖三、立波、何其芳等报告普希金生平、创作及朗诵其遗作。同时，该会假阅览室举行诗歌展览，陈列普希金诗歌小说以及世界著名诗作八十余种。
　　艾青在《解放日报》撰写纪念普希金的短文《先知》。
　　2月11日
　　报载：柳亚子先生赋诗一首《寄怀润芝先生兼呈伯渠、玉章、必武、特立、曙时诸老》。董必武同志步原韵二律《日寇发动太平洋大战，袭击香港后16日，于新华日报端，读柳亚子先生近作怀人一首，齿及贱名，敬步原韵，勉成二律奉答，兼怀旅港蒙难诸友》、《再呈亚子先生仍步原韵》。
　　2月15日
　　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于15日(旧历元旦)至17日在军人俱乐部公展，作品七十余幅，内容为对延安新社会中所残存的某些弱点给以严正指出。作者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同志。
　　《解放日报》就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发表一组文章：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的《讽刺画展的“作者自白”》，黄钢的《讽刺画展给了我们些什么?》，江丰的《关于讽刺画展》，力群的《我们需要讽刺画》。
　　华君武、张谔、蔡若虹的文章指出，“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新的社会”。对于这些，漫画工作者的任务则是“指出它们，埋葬它们”。黄钢文章说，延安漫画家“所努力的，对延安生活的各样不够处加之以友爱的指责”，是十分有益的。此次画展的作品首先是源于生活。如张谔的《老李，还你一根大葱……》，蔡若虹的《和平的鼾声》，华君武的《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等等，针对不正轨的集会制度，调查研究中的不良现象等短处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江丰在文中说，讽刺画“犹如医生手中的一把挑刺割疮的小刀”，对纠正延安生活中某些不健全、不合理的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对于不协调的事物永远是仇视的”。这次讽刺画展，“不但起了镜子的效用，并且会引起造镜子和照镜子的风气”。力群的文章列举画展中蔡若虹的《醉了的自由》、《爱神坐了飞机》，华君武的《群众大会》、《因此大会总要延迟三小时》，张谔的《老子天下第一》、《文化水平提高了》等作品，认为它们揭示了我们生活中“那些不健康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
　　林默涵在2月25日《解放日报》撰文《讽刺要击中要害》。认为讽刺是需要的，但“这些批评多偏于表面现象，而没有击中要害，也可以说讽刺的只是结果，而没有提到原因”。有些画讽刺女同志热心家务，走上层路线，这还没有击中要害，要害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
　　中共中央领袖毛泽东同志，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讽刺画展第三日，莅会参观。毛主席对作者华君武等予以赞扬，勉以努力。
　　有一天，毛主席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到枣园谈意见。毛主席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载《解放日报》8月19日)。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主席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也改不了。后来小学的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对他进行了鼓励和表扬，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讽刺画展”盛况，《解放日报》作了专门报道。报道说，边区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展览第一室为张谔作品，第二室为蔡若虹作品，第三室为华君武作品。大小60余幅。主要是针对延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而发的，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妙笔横生、针砭备至。参观同志，无不同声称快，流连欣赏。
　　18日讯：军人俱乐部“讽刺画展”，连日来参观者不下数千人。叶剑英参谋长以及肖军、艾思奇等均往参观，并给予好评。因观众过于拥挤，甚至将门挤倒，故美协决定移作家俱乐部展览，并计划在南门外展览。
　　《解放日报》2月19日发表小言论《看了讽刺画展以后》：“这两天，去看讽刺画展的人很多。展览室里，拥拥挤挤，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这些刺也许有的刺了自己的背上，但是当着人而不好承认，也只好把它看做是针对着别人，与自己毫无关系。”“看了讽刺画展以后，我们希望每个同志都自己检查一下，这些刺，是否刺到了自己的痒处?”
　　海燕在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记讽刺画展《镜子》的特写。说在画展会上，经常从拥挤的人群中，发出嗤嗤的笑声：“好象在画我们哩!”四千多位不同出身不同工作的观众，在看完画展之后，都愉快地笑了：“痛恨呵，不良现象呵!一切都给我们画出来了。”许多人常常会指责别人，而不自己“照照镜子”。画家们不是站在旁观的指责别人的立场，而是站在“照照镜子”的立场，面对现实，面对疾病，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的。画家们在“自白”中写道。“为了画展的举行，我们很高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能让我们指出他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缺点，而不得到压迫和损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社会有更高的热爱呢?”通过这次画展，表达了他们的衷心热爱。张谔的《教条主义的传播者》，《调查研究的全副武装》，蔡若虹的《批评摇摆而来》，都对教条主义激起憎恶之感。张谔的《请批了再走》，蔡若虹的《科长会客》，嘻笑地对官僚主义以尖锐的讽刺。在延安，不守时间与开会，也是令人头痛的事。蔡若虹的《开会》，《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华君武的《散会的队伍》、《主席台以外》、《晚会》、《大会延迟三小时》等，都是生活中提炼画出来的。蔡若虹的《爱神坐飞机》，指责各种不正确恋爱的青年。《路线问题》，批判某些女同志不正确的意识。这次画展，在延安是空前的。我们不需要“老子天下第六”，我们需要“照照镜子”。我们永远不欢迎画展最后一张中的B先生：“A：他们是在说我吧?”“B：不!他们是在说别人!”
　　艾思奇在5月24日《解放日报》撰文《谈讽刺》。
　　鲁艺文学部编的《世界文学名著选》，《解放日报》于2月15日登出广告。说该书精选世界各国已有定评的文学名著，末尾附有作者简传及对该书中心思想的说明，既可供爱好文艺者的鉴赏，又可作中等学校的教材。每篇一册，可随意选购，合订即成一书。现出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儿》、《套子里的人》两种，每册九角。以后将陆续出版高尔基、巴尔扎克，拜伦、爱伦堡等大作家的作品。
　　2月16日
　　青年俱乐部请杂技团公演秦腔，招待市区居民、抗工属、青年队等。群众妇女，穿红着绿，携儿挚女，前往者颇多。元旦晚间作家俱乐部举行跳舞晚会，文化俱乐部举行群众跳舞晚会，中央党校举行平剧晚会，保育院举行儿童晚会。延安业余剧团在旧历年中，排出三个独幕喜剧：《一个房间》、《在公安局》、《改圆成方》，进行分区流动公演。延安文化俱乐部主办的摄影小组，在郑景康指导下，已试摄二次，成绩颇好。
　　2月18日
　　文化俱乐部举行“毛泽东日”。正遇春节放假，前来听者约一千余人。徐特立报告“毛泽东片断”；张如心报告“怎样学习毛泽东”，指出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革命之路，亦即人民——青年应走的道路。“如何学习毛泽东”，只有一个秘诀：“老实二字是也。”肖三报告毛泽东童年，并朗诵在莫斯科的作品——毛泽东传的一部分，听者极感兴趣。另有毛泽东著作展览室，其中抗战前的名著《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农村调查》、《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等，殊为少见，均称中国革命的最珍贵的重要文献。
　　延安工余剧团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公演《可怜的裴迦》、《千方百计》、《平步登天》。该团系由自然科学院、边区银行、光华印刷厂三个单位职工组成。这次演出将采用按号入座制。
　　2月21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所属部队艺术学校于去年底成立的“部艺实验剧团”，为响应“留守兵团文化年”的号召，正赶排陈白尘的《太平天国》七幕史剧，定4月29日演出，5月2日公演。导演翟强，舞台设计徐一枝，演员宋啸、王地子、李实、马瑜、庄焰、晏甬、宋兴中、乔振民、李进、薛涛等。为排好这出戏，除邀请在延剧团参加外，还聘请徐特立、范文澜、塞克、钟敬之、张仃、许珂、石畅、江日月、王彬、张季纯、水华等同志亲临指导。该剧曾在上海、重庆等地演出，各界人士同声赞扬。全剧演员百十人，剧情激昂恐怖，紧张异常。
　　《解放日报》5月7日发表黄照的评论《〈太平天国〉小引》。
　　2月23日
　　延安作曲者协会在鲁艺俱乐部举行一年来工作总结和改选。出席者有吕骥、向隅，杜矢甲、李焕之、麦新、马可、时乐濛、方冬等十余人。麦新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吕骥指出今后工作应着重研究，提高技巧，开展边区创作运动，加强边区作者团结。后改选干事会，麦新、马可、清宇三同志当选。并通过更名为“边区作曲者协会”。
　　4月25日讯：音协与边区作曲者协会为鼓励青年歌曲作家，掀起歌曲创作热潮，最近设立聂耳创作奖金。对于青年作曲家优秀的合唱、齐唱、独唱等作品给予奖励，奖金五百元。应征日期七月底止。现已成立聂耳创作奖金委员会。
　　2月25日
　　周云琛在《新华日报》撰写评论《新音乐运动在延安》。说新音乐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音协分会的领导下，搞得很活跃。如鲁艺音乐部，拟出半年演奏计划，包括声乐与器乐。半年中已举行四次独唱会，多系世界名作。最近举办了杜矢甲的独唱，钢琴独奏，大提琴独奏等活动。去年，曾先后油印出版《音乐月刊》，最近拟改为铅印。部艺音乐班举行过两次实习晚会，除歌咏外，还有新型歌舞活报《小小锄奸团》与小歌剧《治病》。延安有两个合唱团：延安合唱团，南区合唱团，共一百余人。鲁艺音乐部主办的“音乐月会”，影响着延安音乐空气的极度高涨。
　　2月27日
　　去年九月筹备成立的“青年剧院”举行开学典礼。塞克院长报告成立经过，指出该院今后发展的方向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时代的风格，中国特征的技巧，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该院要把学习与演出适当的配合起来，在中国戏剧运动上开辟一条新的路道。来宾凯丰、冯文彬、周扬、肖三、徐一新等同志讲了话。该院设正副院长三人。下分院部(文书、总务、会计三科)、业务部(分教育、演出和演员、设计制作、编导三室)，并附设儿童艺术学园。全院百余人。在去年十二月草创时期，已演出《雷雨》、《上海屋檐下》两大名剧。计划“五四”青年节演出三个新编独幕剧：《期待》、《延水之漪》、《工作者》。《期待》系反映大后方纂江惨案，后者系反映延安生活。
　　4月21日报载：青年艺术剧院人事有变动：主任塞克，副主任王真、吴雪，院务部长于洋(于北辰)，剧务部长吴雪(兼)。
　　2月
　　延安杂技团正式成立。该团是根据中央及中共青委指示，由延安业余杂技团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青年工作团合并而成的。宗池任团长，艾其华任副团长，浦正文任指导员，齐瑞棠任剧务、文化教员兼滑稽演员。全团150人。下设秦腔演员队、杂技队(包括杂技学员班)、乐队。团址在延安大砭沟。
　　3月1日
　　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第二期开始上课。本期课程着重于创作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诸如“风格与形式”、“主题”、“人物”、“技巧”、“语言”、“修辞”以及新诗的种种问题，皆请专家讲授。
　　鲁艺编的《草叶》文学杂志第三期出版。登有朱寨的《中秋节》，艾青的《野火》，白原的《五月的太阳》，葛陵的《乡村医院》，贺敬之的《红灯笼》，张潮的《睫毛》。
　　3月5日
　　边区政府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聘请林伯渠、李鼎铭、贺连城、吴玉章、徐特立、李丹生、丁玲、柯仲平、吕骥、艾青、塞克、高长虹、肖军、莫文骅、柳湜、李卓然、丁浩川、江丰、马济川、舒群、周扬、欧阳山、肖三、罗烽、何思敬、艾思奇、周文等为委员。确定吴玉章为主任、罗烽为秘书长。会上讨论了“组织简章草案”、工作纲领，规定针对边区实际需要，培植地方文化干部，联系全国文化界，共同开展全国新文化运动。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
　　8月26日，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已向该会登记的有边区文协、自然科学研究会、文抗、美协、音协、青记、曲协、剧协、诗会、世界语协会、鲁迅研究会、民间音乐研究会、文艺月会、星期文艺学园、青年剧院、文化俱乐部、新教育学会、轻骑队、中山图书馆、“九·一八”文艺社等二十个单位。据该会秘书长罗烽谈，将召集各单位座谈，统盘筹划各单位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4月10日在交际处召开第二次例会。吴玉章主持会议，秘书长罗烽报告三月份会务。决定：一、召开戏剧界座谈会，由塞克、王震之、肖三、柯仲平、罗烽等召集。二、为开展大众化工作，由柳湜、贺连城、李卓然、柯仲平、欧阳山、江丰、吴玉章等组成大众化工作委员会。三、请肖三、何思敬、艾思奇、高长虹、吴玉章等参加延安“国际报道社”，进行国际宣传。四、经费问题：为鼓励创作，决定补助稿费和预支稿费办法；对患病者，酌赠慰问金；拨款一批交鲁迅文化基金委员会，办理文化工作者因疾病、婚姻、生育等特殊困难的私人贷款；于今年“五四”到明年“五四”举办青年文艺奖金。
　　3月7日
　　周恩来同志写信给郭沫若：“沫兄：《屈原的思想》(即郭沫若1942年2月写的《屈原研究》一文的第三部分‘屈原的思想’，见《沫若文集》第12卷第4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6月第一版。)读完了。你拿‘德政’、‘刑政’来作当时社会变革的两大思潮是很有趣的；但由此可以发生出这样一个争论，即前者是改良派而后者是革命派。当然这种论据也不会充分，因为我以为中国封建制的最后完成，还在西汉，而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刘邦的革命方始完成这一改革，故‘德政’也好，‘刑政’也好，都还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种过渡时代的改革想法和做法，也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质之你以为何如?原文有‘关山煮海’一典，不知是否为‘官山府海’(《沫若文集》第12卷409页为‘官山府海’。官山府海，据查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辞源》，即官山海，意为收管山海之利。《管子·海王》云：‘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经考证而改过者。我本以为笔误改了，现再函问你一下。你解释仁义二字的基本精神很好，惟‘该做就快做’的快字，我冒昧地把它改为要字，因为觉得比较辩证一些，不知你合意否?匆匆。敬礼!弟周恩来。三，七。”
　　夏衍写的《香港沦陷前后》，《解放日报》从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转载。文章开头引用杜甫一句诗：“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并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一个月，一月九日，我们以长不过二丈，阔不满三尺的渔舟，脱出沦陷后的香港，两渡伶仃洋，遭受了日寇严重的盘诘，伪军的劫扰，海盗的威胁，而终于22日，在自由中国的某渔村登岸。当我在暮色苍茫中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陡然想到‘生还偶然遂，这句杜工部的诗来。抗战五年，我第一次目击了一个大城市的陷落。第一次身经了日寇一再的劫夺，也是第一次体会了沦陷区域一切蛇神牛鬼的丑状；战争爆发之后，内外电讯隔绝，港战前后情状，尚详真实报道，因就记忆所及，作明日黄花的报告。”
　　延安文抗分会将陆续分派文艺工作团至边区各县农村，搜集写作材料。庄启东、魏伯、雷加等不日赴绥德分区，拟留住一年。
　　3月8日
　　朱德总司令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讲话，号召妇女参加生产。丁玲被群众拥上台，她亲热地告诉青年姊妹们：牢骚是要发的，事也要做。我号召大家都下乡，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些工作。
　　毛泽东同志为“三八”妇女节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蔡畅撰文《如何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团体成为更广泛的群众组织》。艾青发表诗《给姊妹们》。曾克撰写《救救母亲》，草明撰写《创造自己的命运》。
　　3月9日
　　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7日，《解放日报》社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约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连夜挥就，把当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一泄无余地发泄出来。丁玲后来谈，也觉得有错误。4月初的一次高干学习会上，有八人发言。文艺界只有周扬和丁玲参加。周扬未讲话。毛主席作总结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后来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丁玲作了一次检查，发表在6月16日《解放日报》上。组织上没有给她任何处分。直到1957年丁玲被错划为右派之后，该文被定为反党大毒草，连加讨伐。
　　3月11日
　　《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文抗，由舒群接替。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陈企霞、黎辛等。该报连续三天登出“百期特刊”：刘白羽的《新的气息》，概述“文艺”副刊上发表的作品状况。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欧阳山的《祝“文艺”底百尺竿头》，指出“文艺”专栏发表理论文章不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希望今后的‘文艺’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丁玲的《编者的话》，说半年来出现了三十几位新作家的新作品，如灼石的《二不浪夫妇》，葛洛的《我的主家》，邢立斌的《回家》，叶克的《猎人的故事》和《科长病了》，温馨的《凤仙花》，平若的《温情》，鸿迅(朱寨)的《厂长追猪去了》等。总结了“文艺”专栏出版百期的成绩和问题。奚如的《一点意见》，认为文艺界理论和思想的分歧在“文艺”专栏上没有反映。荒煤的《我的祝词》，提出“文艺”专栏应响应“整顿文风”的号召。舒群的《为编者写的》，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但我这并不是对于丁玲同志的‘下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激，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
　　时年29岁的舒群，提出不能胜任副刊主编时，毛主席找他做思想工作。毛主席说：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3月12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电慰柳亚子等香港脱险文化界人士。电文说，太平洋战争爆发，港地顿成战场，一切文化建设，悉被摧毁，思之令人发指!在延文化界诸同志，对诸公之安全行止，忧虑特深，终日翘首企望，冀希得一消息，以舒倦怀。迄至近日，始悉诸公安然脱险，返抵自由祖国，并悉当香港垂危之际，诸公犹坚立文化岗位，协助同盟友人，共御顽敌，正气大义之精神，使吾侪欢欣感奋，难以言状。兹后尚希善自珍重，再接再厉，为击败日寇，争取反法西斯主义胜利，建设新文化而奋斗。谨此电慰，并祝健康。
　　3月13日
　　王实味在《解放日报》撰写杂文《野百合花》。
　　齐啸4月7日撰文《读〈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报》公开批评王实味。谈了三点：一、气象是否和谐。二、生活里究竟缺少什么?三、平均主义。
　　《解放日报》6月9日集中登出三篇批判王实味文章：范文澜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说“有了立场才有动机”。每个人头脑里都有“两个我”在斗争着，即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我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旧我在斗争着。王实味的思想意识集合了小资产阶级一切劣根性之大成，诸如散漫、动摇、自私自利、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各色俱全，应有尽有。在《野百合花》里，证明王实味同志是我们的思想敌人。
　　李伯钊在《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一文说，《野百合花》被文艺界某些人议论为：“作者立场是好的，态度欠妥。”“主观立场正确，客观反映错了。”依我看，作者的立场同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对立的，是错误的。全部关键在“前记”。他歪曲的描写了延安的现实生活。
　　陈道在《“艺术家”的“野百合花”》中论述了几点：一、作者的思想里“缺少什么”?二、作者怎样“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三、作者思想意识里“有一点小小黑暗”；四、鲁迅先生在地下“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五、作者应“首先把自己……改造”。
　　蔡天心在6月10日《解放日报》撰写批判文章《政治家与艺术家——对于实味同志〈政治家、艺术家〉一文的意见》。文章指出王实味把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工作用“偏重”两个字机械地划开是不对的。王实味的错误从开始到最后，不但忘了一个唯物主义者要从客观出发、从阶级立场出发来认识问题，说明问题，而且对于他，好象社会里并没有阶级存在似的，他的一切错误都从这里开始。
　　3月20日
　　中共西北局文委召开二次会议，讨论文协工作及开办边区艺术干部学校计划。议定：文协要严格检查报纸、剧团，审查剧本及其他部门工作，认真揭露缺点，实行精兵简政。出版文学会刊，反映边区文化动态、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鲁迅图书馆的任务是帮助边区在职干部学习，使艺术工作干部了解艺术理论知识，领导边区地方艺术活动，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特别是边区的各种政策。
　　3月21日
　　青年艺术剧院在青年俱乐部试演《延安生活素描》。由该院编剧组同志别出心裁写的，反映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及其某些意识上的病态现象。节目包括五个：《多情的诗人》、《友情》、《无主观先生》、《小广播》、《为了寂寞的原故吗?》剧短情深，生动泼辣，每个人物都引起观众注意。
　　青年剧院通过学风文件的学习，对自己创作的十个小型剧本作了认真分析、讨论。吴雪在8月26日总结中说：“速写剧本的产生是青年剧院跨入生活、面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一个表现。过去一些剧目演出并未发现其中包含的毒素，实际上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作了他们尾巴的尾巴。如《伤风病》、《多情的诗人》、《运粮》、《大与小》、《离别之夜》等剧，都包含小资产阶级的病态意识。作者的眼睛养成对缺点的敏感，忘记了所处什么环境什么时代。塞克讲话说，速写剧本最初上演，我们就预防不要走到自然主义路上去，它们的共同点是从个人出发。冯文彬对速写剧作作了详细的分析，提到了剧作方向问题。
　　3月31日
　　毛泽东同志及《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座谈会，到会七十余人，座谈报纸改版问题。博古就《解放日报》十个月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肖军希望报纸改革，并提出改革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争论，要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以厨司作比喻，说不应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总司令强调报纸要多多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
　　毛主席最后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4月1日
　　《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停刊。
　　《民族音乐》创刊。由边区作曲者协会和边区音协编译出版部编辑。作品与理论并重。共出八期，同年10月1日终刊。后改为《群众音乐》继续出版。
　　4月2日
　　莫艾在《解放日报》发表专访《本报革新前夜访询各界意见》。诗人艾青认为，一首诗，一篇文艺作品，假使它有新的内容，一定能够创造新的形式。新闻和通讯也应这样。过去报纸的新闻、通讯缺乏新鲜的表现手法。标题有许多看不懂，错字很多。长篇的空洞的专论少登。多登一些好的通讯。作家肖军说：《解放日报》是全边区的唯一大报，应顾到大家的需要，群众化些。党的消息可占三分之一，群众性消息可占三分之二。不应总是板着面孔讲话，表现的方式有弹性一些，增加点社会新闻。社论不必每天有，有多少话写多少字，没有话干脆不要。文字开门见山，不要转弯。专论太长，有时不知所云。字粒不清，标题难看，编排杂乱。剧作家塞克说，戏剧的消息和文章太少了，特别是戏剧批评文字。写这类文章还是对戏剧有些研究的人才行。
　　4月3日
　　鲁迅艺术学院召开扩大院务会议，布置整顿三风并检查工作。首先传达毛主席整风报告，收集实际材料，如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工作条例、艺术作品等，加以研究。时间定为三星期。周扬在鲁艺整风报告中指出，鲁艺同志和各根据地军队民众，某些地方是脱了节，好象坐在“碉堡”里空想培养，实际陷于空虚。知识分子是生活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结合，所以号召大家不要轻视工农分子，要向他们虚心学习，成为真正的艺术干部。
　　鲁艺4月22日研究中宣部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学习问题。所有党外艺术家欣然参加。按文件分为四类学习：有关整顿学风的，占三礼拜；有关整顿党风的，占两礼拜；有关整顿文风的，占三礼拜。总会下设秘书、研究、材料、墙报四个小组。
　　鲁艺学委会于6月4日总结第一阶段整风学习，编印出复习大纲。其内容：(一)从反主观主义方面提出：看历史根据，看现状根据，从艺术方面看其意义何在?(左翼十年中的新教条，在艺术上的资产阶级倾向及封建主义的旧教条，曾产生过何种坏作用?)。(二)从反主观主义方面提出：主观主义在鲁艺具体表现在哪里?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提高与普及联系怎样?艺术性与革命性是否兼顾等。(三)如何克服主观主义?提出：如何从实际出发?在艺术工作上如何实践?如何作调查研究?在艺术上如何具体化?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如何对群众采取正确态度?改造鲁艺的中心问题在哪里?如何着手?
　　6月16日讯：鲁艺整风学习参观团，上周参观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后，根据本院特点对整风学习有所改进。决定建立整风学委会办公处，印出周扬的《全院检查总结报告》、《本届教育计划》，以便联系该院实际。又印出列宁《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高尔基《论年青的文学及其任务》，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鲁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作为辅助研究文件。还翻印《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作为研究文艺思想偏向的参考资料。
　　鲁艺整风学委会7月4日召开全院小组长会议。学习总会派乔木指导。会中各小组踊跃发言，大家认为，该委会计划未免主观，工作效率较差，对下面检查不够切实。各部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根本没有进行。墙报征稿范围不够广泛，某些文章尚欠切实，缺乏战斗性等。对于分会也有批评。最后周扬对整风学习提出改进办法：一、加强各级领导机关的联系，密切各部门之间关系。二、强调学习上以思想为本，技术为末，反对因技术学习妨碍文件学习；提倡争论。三，墙报性质应该是报道的、指导的、战斗的并发动各部同志积极写稿。凡不发空论、短小精悍有战斗性的文章都可登载。四、学委会总结经验，并将举行个人学习鉴定与全院考试。
　　鲁艺进行学风学习总结，全院围绕教学、创作和教育的总方针展开大辩论。周扬8月4日在动员会上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戏剧、美术、文学和音乐四部都卷入激烈的大辩论之中。中心论题：“鲁艺的教育方针与实施方案是在路线上有错误呢?还是执行中有错误?或两者都没有什么错误呢?”一派人认为在路线上有错误，在执行中也有错误，鲁艺的教育方针与实施计划是一个主观主义的东西。另一派人认为方针上的基本精神是对的，只是在方案和执行上有某些缺点。还有一派认为两者都无重大毛病。通过争论，大致认为：鲁艺的教学活动和实际脱节、和运动脱节。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缺乏研究现状的精神，关门提高的偏向从此发生。课程配备上充满着西洋、古典。艺术作风上从个人出发，不注重普及和对普及的指导，个个都想做专家。讨论会的重大收获，是教育大家认识到怎样才是与实践不可分离的理论，怎样便是空而无用的条文。大家说，虽然教学方案写着“本院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教学的最高原则”，但实际上教育方针没有对战争和根据地环境有足够的认识，没有从此出发解决问题。“提高”离开了现实，变成了空架子。
　　讨论最后进行学风学习考试，试题为：“你参加这次大讨论会以前，对中心问题的认识如何?在听了争论以后，有无改变?改变在什么地方?”具体有三题：(一)为完成某一政治任务，参加某项艺术活动，你的生活经验和创作作风感觉不合适，你将采取什么态度?(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往往幼稚可笑的”，这话如何理解?并以亲身经历说明。(三)试以新的观点去分析一篇你最近所看到的论文或作品。
　　黄钢在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鲁艺大辩论的特写《平静早已过去了!》。说鲁艺很不平静，几天前，这里墙上贴出了各个不同态度派别的“纲领”。出于某种方便，人们用“急进派”、“温和派”或“保守派”来称呼自己。意见是各不相同的：“急进派”认为学校的教育方针和实施方案都有错误，是带着浓厚的主观主义和教条色彩的，对战争环境的认识不足。“温和派”和“保守派”认为，教育路线还不是方针上的毛病，只能算学校教育实施方案和执行中有错误而已，或者连这严重的缺点也没有。这样就开始了争论。争论并不是平静地过去了。方向、路线、实际斗争，是不是和它有隔离?路线是不是对的?人们在审查。
　　鲁迅艺术文学院学委会8月20日号召各部门同志进行个人全面反省，写出反省笔记，大部分同志已写好。各部门正在进行整风总结。学委会做全院学风学习总结报告。学委会编印《整顿党风文件研究计划》，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是着重干部政策、干部间相互关系以及具体问题处理上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等。对一般干部着重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思想行动上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具体表现。
　　周扬在9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说鲁艺教育中强调专门化、正规化、搞专门提高、脱离实际的现象很严重。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贯穿在教育方针的每一个具体实施和全部教学过程中。这是根本方针上的错误。正确的方针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鲁艺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离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成了关着门提高的错误。鲁艺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所以技术学习是对的，但鲁艺是一个革命专门学校，所以艺术性必须要和革命性紧紧结合。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多少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由此招致了技术学习上的偏向。鲁艺本身需要一个改造，如何把鲁艺整个艺术教学活动，树立在与客观实际的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上，这就是改造鲁艺的首要的中心问题。文章强调艺术工作必须和军队工作、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配合起来。全文共分三部分：一、怎样才叫做“从客观实际出发”?二、我们的“糊涂观念”及其所造成的偏向。三、今后改进的方案。
　　青年艺术剧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选出戏剧家塞克等五十人为整风委员，时间约需两星期。
　　青年艺术剧院4月13日召开整顿“三风”第二次检查委员会。主任塞克讲话指出：“毛主席的两次报告，不仅叫我们检查工作，主要叫我们检查人们的思想和做人的方法。艺术工作者要扫清‘灵魂’上的污点。”他号召全院同志，反省自己在戏剧工作、创作方法上有什么毛病。他说要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先要把自己的灵魂打扫干净。该院将“检查委员会”改为“整顿三风委员会”。决定以两个月为研究与讨论时期，艺术课暂停，实习课照常。
　　青年剧院于5月19日在该院新落成的礼堂召开一次整风学习会。中央系统总学习委员会冯文彬讲话指出，学习要从具体事实出发，不要钻牛角尖，不要扣名词，反省以自己为中心。该院主任塞克谈了学习文件与戏剧事业的关系，指出：“武军是消灭敌军身体，文军是消灭敌人思想。因之衡量艺术作品要从现实性上、效果性上来看。”
　　青年剧院5月30日举行首次整风学习总结。整风委员会王真作总结报告。主任塞克作总结发言，指出艺术工作者学习文件，主要在于求得新的艺术观及美学观。无产阶级艺术家必须与群众结合，与斗争联系。青艺演员应具有诗人的心灵，舞蹈家的身姿，歌唱家的喉咙，画家的眼睛，音乐家的耳朵。塞克自参加整风学习以来，整日孜孜研读、沉思，极为努力。他的模范精神，予全院同志以极大的鼓励。
　　青年剧院12月1日就搞好党风学习订出计划：一、扫除个人与组织间的糊涂观点。二、消灭排内性，使内部更加团结；三、加强和其他艺术团体的团结。经过学习，认识上行动上都有进步。过去有人把组织当做个人，背后乱说。现在认识到：代表一定组织的上级，是不能把它当做个体，当做“某某人”，而应该尊重他。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5月1日开始整风文件的学习。学习总会派徐一新指导。当即成立整风学习分会、由郑文、丁玲、刘白羽、于黑丁等同志组成。
　　文抗于8月21日用八天时间举行学风总结大会。被检查者大多诚实坦白，批评者也毫不客气，尖锐彻底，但不失其“与人为善”态度，接受批评亦甚虚心。大多能掌握马列主义思想方法，向小资产阶级思想进攻，揭露文化人缺乏实际精神、与现实脱离的毛病。认识到作家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性，扫除那些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情绪。丁玲最后做总结。
　　11月28日讯：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风学习比较深入，逐步克服了拿空洞当原则，拿琐碎当具体的偏向。为了给小资产阶级思想以无情的解剖，他们搜集材料供给反省人，在小会及大会上座谈，最后反省人和大家意见取得一致。过去少数党员作家认为遵守纪律只是遵守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纪律，不遵守支部的纪律。通过整风，对小资产阶级的“人性”与无产阶级的党性学会了区分。在生活创作上已从个人中心转变到集体中心。
　　郭沫若著名五幕历史剧《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影剧院首次演出，轰动全市。周恩来同志说：屈原受迫害，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他多次观看演出，接见演员，参加座谈，给予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以深刻的启发和教育。该剧是郭沫若从1月2日至11日写成。1月24日至2月7日在《中央日报》连载。三月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新华日报》出《屈原公演特辑》，登有郭沫若的《屈原与*(上敖下厘)雅王》。1月20日，郭沫若作《写完五幕〈屈原〉以后》。2月20日作《屈原思想》。4月13日作《和李仙根观〈屈原〉演出》。16日作《赠〈屈原〉表演者廿一首》。29日作《三和黄任老观〈屈原〉演出后》。12月5日作《屈原·招魂·天问·九歌》。
　　董必武4月12日赋诗《〈屈原〉唱和》。开头说：“观金山、白杨、瑞芳诸君演沫若新编《屈原》剧，赋二绝句，用任老韵。”诗如下：“诗人独自有千秋，嫉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婵娟窈窕一知音，不负先生泽畔吟。毕竟斯人难创造，台前笔下共关心。”
　　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诗三首》：一、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二、什么东西能够永存。三、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吴时韵在6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一文，批评何其芳2月27日发表《叹息三章》和4月3日发表的《诗三首》。何诗写道“在这十年中缠绕得我的灵魂最苦的就是爱情”。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将‘弄诗’当作某种精神上的或灵魂上的消遣，以期得到某些安慰。这是徒劳的，结果只能得到更大的苦恼和永远不能填满的空虚”。在《诗三首》里，何其芳“感到世界只是一个‘地狱’，而人是‘地狱’中的‘囚徒’”。“好象现实多么残忍呵，它逼得诗人不得不唱如此悲凄的歌曲!”“我劝何其芳同志立刻停止这种歌声。这是无益的歌声。我们的兄弟们，不需要诗人‘一起来叹息’。他们也不唱‘悲哀的歌’。”
　　贾芝在7月18日《解放日报》撰写评论《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针对吴时韵对何其芳诗作的批评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吴的批评是断章取义的、片面的。何其芳的诗是一贯体现了要求突破自己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对子新的人生——革命的人生的发现和肯定，是他朝着工农大众的队伍里走。而并不象吴时韵批评的那样，该诗是“悲愁”的、“诉苦”的，不知把读者“引导向哪儿去”的。
　　唐琅撰文《一嘴不便两用》，对华君武一幅讽刺画《救国公粮》提出细节不够真实的质疑。文章说：“根据经验，咬着烟斗(上面还在冒烟)而还能说着一片话，是不容易而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话说得含糊不清，就是一张开口，烟斗马上落地”。华君武读了批评文章后，于4月9日写信给《解放日报》，一方面肯定批评者的好意：“这种热心，不肯马虎的精神，忠告作者对于事物的安排合情合理些，我是很高兴接受的，而且以后也应该注意这些事”；另方面也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我抽烟的经验及和几个抽烟的同志谈过。咬了烟斗说话是绝对可能的，而且不致说得含糊不清。烟斗上冒烟，正因为说话，口里的空气朝烟斗吹去，因此烟斗上有烟袅袅而出。”
　　4月4日
　　毛泽东同志为“四四”儿童节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艾青撰文《赎罪的话》。塞克作词《延安少年团团歌》。何其芳写短论《为孩子们工作》。童大林写文章《纪念儿童节》。
　　4月5日
　　延安儿童艺术学园的前身是“少年剧团”。一年来，他们努力开创了一条儿童艺术工作的道路。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与条件，写出了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记》、《勇敢的小猎人》、《糊涂将军》，童话讽刺喜剧《它底城》，抗战剧《笑吧!孩子》。
　　4月6日
　　《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对“轻骑队”及丁玲、王实味的杂文提出批评。来信说：“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真有政治意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报纸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痛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的字样，使读者揣测纷纭，疑神疑鬼，而被批评者亦无反省的机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大负责任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批评者(机关或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有人竟主张将“轻骑队”的作风移植到报上来，而且确实有些传染上了(如丁玲、王实味的杂文)。希望党报不要沾染这种坏作风，在进行自我批评方面真正起点模范作用。
　　4月10日讯：“轻骑队”自去年4月初创办以来，至今已达一周年。上月底曾向延安各界征询意见。据该刊代表童大林谈：先后收到朱德司令、柳湜、南汉宸、肖军、艾青、方仲如、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肖三等意见，多系鼓励。纪念特刊将扩大篇幅，定于4月12日出版。并拟召开读者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就如何在延安开展自我批评问题加以讨论。届时将敦请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指导。
　　“轻骑队”墙报编委会于4月12日在《解放日报》公开声明：“本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轻骑队出刊一年’消息，系童大林同志发出，未经编委会全体知悉。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编辑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亦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
　　延安壁报“轻骑队”在4月23日《解放日报》公开作自我批评：“轻骑队”出现至今已满一年了。它是革命队伍里自我批评的一种形式的尝试。我们所以要以这微弱的力量指责、揭露、批评和建议，无非是为了赶走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健康的成分。在创刊的时候，我们的旗帜上即写着：严肃、谨慎、诚恳。我们提出不油腔滑调，不冷嘲热讽，不作人身攻击，不戴大帽子，负责任和自由讨论。但今天，我们根据党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应坦白承认，我们并没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且越到后来，跟这些原则背道而驰的倾向就越加浓厚。编辑方针是有错误的，没有能坚持照顾全局，与人为善去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这就使同志间离心离德，产生涣散组织的恶果。我们是一群致治上幼稚的青年，单凭主观的热情和对不良现象的憎恶，对是非利害关系不能权衡轻重，明计得失。对于民主集中制作了片面理解。由于我们力量薄弱，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活动，因此没有把所批评的每一事件加以周密的检查研究和慎重认真的考虑。有时只反映问题，没有提出正面的积极的意见。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个彻底改造，走向正确的方向。现向投稿者提出约法三章：一、批评必须站在积极的恳切的同志立场，反对一切片面的、挑拨性的批评。二、批评必须明白具体，实事求是。对被批评者的姓名与事实应该直说，不要用某机关某人某次等笔法，不要以一个侧面来概括全体，以一个事实来概括一个人，以一个人来概括一个机关。三、批评者必须将真实姓名及住址告诉本刊，以便我们帮助高级领导机关对于所批评的事件加以查究解决。因为批评的目的就是为了事件得以解决改善。如果查与事实不符，被批评者得在本刊加以声明否认。
　　4月8日
　　肖军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论同志之“爱”与“耐”》。说近年来，我感到“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都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说近来接到一些不相识的信，大多谈自己的痛苦和牢骚，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觉倦怠了。这就需要同志间的“耐”，即说服、教育、理解，只有这才是一条最可宝贵的韧带。为革命，从血和铁里滚爬出来，仍然不倦地战斗着，这是最应该尊敬的。
　　白荡读《部队文艺》二、三期合刊后，对侯唯动的小诗集《幼苗》提出批评。他在《生活在感动里》一文中指出，诗作者说：“天天生活在感动里，写诗是我的工作。”照这自白看来，那诗一定是非常感人的了。哪知我读了三遍，不但不使我感动，而语言的生硬混乱更使我糊涂起来。真疑心这些诗是作者硬挤出来、硬拼凑出来的。
　　4月9日
　　毛泽东同志给作家、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一信：“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4月11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成立四周年纪念会。院长周扬就该院教育方针发表意见：一、基本方针，为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二、具体目的，为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组织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材；三、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会后举行盛大跳舞晚会。
　　鲁艺成立于1938年4月10日。分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四部，每部均设有研究室与实验工作团。另招收学生，成立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四系。共有学员340人，内学生142人。学生已招收五期：第一、二、三期遍布前方，第四期正在边区部队、工厂、机关实习。
　　为使教学和创作与当前艺术运动密切结合，鲁艺决定成立“战时文艺运动资料室”，以收集研究大后方及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各种材料，并准备供应各地的需要。该室以荒煤为总负责人。
　　边区政府为开展边区文化运动，决定设立文化奖金，每年暂定一万五千元。奖励对象为浅近的科学及通俗文艺作品；各种专门问题的调查研究；儿童读物及民众识字课本，并奖励文化干部及大众文艺工作者。将聘请文化界名流，共同组成文化奖金评议委员会。每年鲁迅逝世纪念日发奖。
　　延安星期音乐学校成立后，在文化俱乐部帮助下，已毕业两届学生二百余人。出《星期音乐》校刊十余期，组织音乐晚会多次。最近该校为进一步团结延安业余音乐工作者，提高音乐水准，特以该校为基础，联合延安乐队和延安合唱团，组织延安星期音乐社。仍以向隅为总干事。今后拟每月开一次音乐会。
　　“星期音乐学校”9月20日在文化俱乐部成立口琴队。聘前口琴班主任负责指导，每星期练习一次，报名者有二十余人。
　　4月12日
　　延安诗人以新的姿态提前两天纪念玛雅柯夫斯基逝世十二周年。肖三等朗诵了玛氏的诗。高长虹等朗诵了自己的诗。在纪念玛的专号“诗墙报”中，艾青提出了“把诗送到街头去”!公木用保定方言朗诵自己的长诗《鸟枪的故事》，得到艾青、肖三以及各方面的好评，认为这是延安最近的一首好诗。从绥德来的高敏夫，朗诵柯仲平有名的街头诗《保护我们的利益》。他说：“我把这首诗在敌后朗诵过几百次，老乡都喜欢听。”纪念玛雅柯夫斯基最珍贵的纪念品是什么呢?艾青说：乃是“让诗脱去神父的可憎的黑袍，穿上清道夫的红背心”。
　　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关于玛雅柯夫斯基的诗和画》。
　　4月13日
　　毛主席给作家欧阳山、草明一封信：“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主席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作准备，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交换意见。毛主席一见面就问：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毛主席又说：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严文井问：“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你喜欢李白，还是杜甫呢?”毛主席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主席说：《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一篇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有个同事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主席说：写当前的战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4月15日
　　《文艺月报》第14期出版。登有方纪的《意识以外》，刘白羽的《胡铃》，立波的《阿金的病》，陆石的《旅途》，师田手的《牛的吼叫》，肖梦的《旁观者言》，严文井的《关于使人读不下去的文章》，欧阳山的《公式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又然的《关于“的”字》，肖军的《春联、文化及其他》，罗烽的《嚣张录》，丁玲的《补白》，艾青的《太阳的话》。还有周扬、立波、黄既、曹葆华分别译的诗文。
　　刘荒在6月25日《解放日报》撰文《“意识以外”》，对方纪在《文艺月报》第14期登载的小说《意识以外》提出批评。方纪后来回忆说：有人对小说的写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我是以小资产阶级情绪写出了个性解放的作品。开始自己认识不到，直到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才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作品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对知识分子，我比较理解他们，并同情他们在思想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精神苦闷，这就促使我写了《意识以外》。但这篇小说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对我来说，当时思想上对革命文学应该去表现什么、怎样表现、为谁服务等等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学创作上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较深，认为文学应该表现个性解放，因此在小说中一味强调突出人物的个性与现实冲突所产生出来的内心苦闷和个人痛苦，过分渲染了艰苦的环境，而忽略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利益的根本原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才逐渐认清了文学创作的方向，明确了创作的指导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我是个新的起点，使我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解放日报》4月30日在“挑剔”栏内发表白荡的《“旁观者”的“主观”》一文。该文说：在《文艺月报》14期里，读到了肖梦的《旁观者言》的文章，是对另一个作者冯牧的《欢乐的诗和斗争的诗》的批评，这是好事，能在这批评空气沉寂的时候掀起一些波澜。只是这位“旁观者”不知是有意还是糊涂，当他论及“欢乐的诗”时，他不去检讨冯牧提出的那首所谓“好式的诗”，而自作聪明的说：“以下的诗总包括在内的，如乔木之《延河颂》，以至最近魏伯所写的八路军的生长的诗和艾青的《毛东泽》、《边区地图》等。”然后又自己否定的说“我不愿称之欢乐的诗”。我有点莫名其妙，既然“旁观者”不愿称之为欢乐诗，又为什么武断地胡乱举出这些例子呢?
　　《谷雨》文学杂志第4期出版。登有立波的《第一夜》，白朗的《狱外记》，黑丁的《炭窑》，马加的《恐惧》，奚如的《在晚霞里》，黄既的《热情者》，陆地的《落伍者》，李雷的《号角之歌》，陈企霞的《呜啼》，张潮的《樱子姑娘》，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肖三的《抗战中苏联文艺动态一瞥》等。
　　程钧昌在6月25日《解放日报》撰文《评〈落伍者〉》，认为陆地登载于《谷雨》第4期上的小说《落伍者》，是一篇不真实的作品。小说里的八路军伙伕是一个“怪人”，孤独、寂寞、多疑、伤感，凄凉，又傲慢、固执。在百团大战中掉队了。这和旧式军队无多大区别。作者对这个“怪人”是这样的同情和亲切。
　　陆地在7月15日《解放日报》登出《关于〈落伍者〉》的自我批评文章，同时答复程钧昌6月25日的批评。陆地承认小说的缺点是：一、作者的态度表现了两重性。一方面，理智的意图是要否定这样顽固、极端个人主义的“落伍者”；另一方面却由于知识分子脆弱的感情过分的泛滥，对于要否定的坏东西又给予太多的同情、怜悯和留恋。二、为了避免在作品中张开嘴来说教，所以对持有这样落后意见的伙伕，没有明确的、正面的指责。三、由于批评者认错了主题的“所在”，不同的意见就发生了：有人认为看了《落伍者》，“不禁想这不是一篇真实的作品”，“作者抹煞了八路军对于人的教育和感化力量”。这是没有根据的。《落伍者》的主人公是什么人呢?他不过是代表一部分落后的伙伕、马伕，并不等于一切的人。四，作品中司号员的作用，我们的批评者又“想”错了。并不是拿他来作“无端的暗示”，叫大家都象司号员那样对“落伍者”好。批评者又问：“八路军中真是这样冷酷，这样缺乏革命友爱，这样幸灾乐祸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4月16日
　　边区文协举行座谈会，欢迎绥德文协分会来延代表殷参、高敏夫、杨春煦、田工，关中代表黎明。柯仲平致词后，绥德分会殷参报告工作。绥德文协成立于1940年4月，出版有《文艺生活》、《新诗歌》、《西北儿童》、《陕北文化》。文化团体有民众剧团、音协、美协、文化俱乐部、自然科学研究会等。高敏夫报告了绥德文协经费情况。关中分会代表黎明说：该分会出刊《关中文化》、《大众文艺》等。
　　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论文《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此时，车氏的《生活与美学》一书已由周扬译成中文，华北书店出版。
　　4月17日
　　毛泽东同志致作家欧阳山、草明一信：“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指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欧阳山为主任)同志有暇为此否?”
　　4月21日
　　程中在《解放日报》撰文《所望于延安剧坛的》。说1940年起，延安连演俄国的《大雷雨》，曹禺的《日出》、《雷雨》、《蜕变》，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德国的《马门教授》，法国莫里哀的《伪君子》，俄国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等。这些名剧对戏剧艺术水准的提高、观众欣赏欲望的满足与对社会的教育作用，都是不无裨益的。但缺憾的是又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太少。无论《放下你的鞭子》，还是反映皖南事变的《剿匪》、《公事》、《选举》，比之那些名剧来要更加接近现实，更影响观众，更能坚定观众的斗志。
　　4月27日
　　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约请两位作家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分发出一百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重庆《新华日报》载一组古体诗。续范亭的《奉赠毛主席》：“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奉赠朱总司令》：“敌后撑持不世功，金钢百练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骇浪惊涛四海哗，新陈世事叹花花。百年岁月流如矢，几度兴亡话与茶。士到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士难为家。岿然南社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张曙时的《依韵奉酬柳亚子先生》：“烽烟骞地寇氛哗，孤岛惊心葬火花。半壁河山忆旧雨，百花怨恨话新茶。辛勤谏草难回主，暗淡吴山不见家。万里长风危独步，天南地北哀京华。”
　　5月1日
　　延安俱乐部为迎接劳动节和青年节，特在桃林公园、中央大礼堂、南门外运动场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有跳舞晚会、平剧晚会、话剧晚会、广场游戏等。延安杂技团在团长宗池带领下赴厂矿、农村演出。
　　陕甘宁边区主办艺术干部学校在桥儿沟抗战剧团原址正式成立。柯仲平任校长，张季纯任副校长。程秀山任教导主任，齐瑞棠任教务主任。教员有关缜、南宫琴、雷烽、王绵生、戴临风、白施彩。学员分甲乙两班，有李延年、张延手、韩维琴、路金泉、王凯音、刘烽、刘定标、延成年、杜德明(李若冰)、杨友均、杨德友、张沼滨、陈川静、陈川震、孟莉、侯安国、赵启虹等。以抗战剧团为基础，该团所有服装用具，均移交边艺收管。
　　西北文工团在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演三幕话剧《北京人》。曹禺编剧，张季纯导演。石鲁舞台设计。林丰、苏一平、朱丹、乌兰、闻捷、周冰、王贤敏、陈若绯、阮艾芹、闵力生、张涛、沈霜(茅盾之子)等演出。
　　江布在《解放日报》4月27日撰文《读曹禺的〈北京人〉》。
　　茅盾在《解放日报》8月12日登出评论《读〈北京人〉》。胡风登出《关于〈北京人〉的速写》。
　　田方在《解放日报》4月29日撰文《走向农村——记西北文艺工作团》(重庆《新华日报》6月8日转载)。说《北京人》的演出，在剧情与技巧上超过了《日出》和《雷雨》。西北文艺工作团经过三个多月的刻苦排练和各方人才的密切配合，使演出获得了成功。该团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四个组，全体团员四十余人。演出时，美术组担任舞台装置，文学组担任宣传，音乐组担任效果。它的组成是：1940年秋，在陕公各个班中调集一批对文化工作有兴趣和稍有经验的同志，成立了“文艺工作队”。第一次演出《蜕变》，就获得了相当满意的成绩。半年来，他们演出三个大剧，除《蜕变》外，还有宋之的五幕大剧《雾重庆》，自己翻译的苏联新剧《生活在呼唤》。后来，陕公归并延大，西北文工团也就归西北局领导了。根据这个团体的特点，他们不但演大剧，也演其他独幕剧、歌剧以及组织纪念晚会和其他种种文化活动，使延安增加了不少活跃空气。西北文艺工作团由五人组成团部，团长苏一平，副团长朱丹。下设组织科、总务科。四十多位团员在“个别负责，集中领导”下亲密合作。他们得到西北局指示，要他们到文化落后的广大农村去活动。同时，在边区文协帮助下，将过去的经验注射到广大农村中去。
　　《草叶》杂志第4期出版。登有何其芳的《黎明之前》，张铁夫的《荒年》，天蓝的《青年底歌》，井岩盾的《燐火》，潘之汀的《决心》等。
　　鲁艺《草叶》杂志社，于6月15日在鲁艺文艺俱乐部召开座谈会。出席有鲁艺各部负责人、各系学习班长和各期作者。大家认为《草叶》的缺点：一、发表的文章范围太狭小；二、创作形式的种类少；三、和实际联系不够。《草叶》编委会当晚开会，决定改变作风，和革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多反映目前的现实，多反映边区和八路军的生活。论文要研究“普及”，指导“普及”。
　　金灿然在7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间隔》。就何其芳的《黎明之前》(见《草叶》第四期)等诗座谈如何写爱情的问题。文章说：“曾经迷失、抱住爱情木板的作者，已经把手中的木板换掉，感染到革命的伟大。眼巴巴的看着那片脆弱的爱情的木板燃烧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了。”何其芳的“痛苦”，在于他不顾个人的幸福，抵制住那些东西对他的诱惑和拥抱，坚决要同工农在一起，这种舍己为群的精神是悲壮的，令人佩服的。然而他与工农之间却有着一个间隔，不能融成一片。他是个在河边徘徊的诗人，是爱着“地上有花，天上有星星”的歌手。
　　5月2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他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后来正式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引言”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目的，就需要解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5月7日
　　米脂县抗救会自作家魏伯接任主任后，各项工作很有起色。在雷加、邢立斌、温剑风的努力下，米脂文艺运动逐渐活跃起来。米脂中学请雷加报告《阿Q正传》。作家师田手、庄启东即将抵米，更有一番新气象。
　　5月10日
　　延安业余剧团(1941年5月4日成立)在文化俱乐部举行一周年纪念会。到会有各剧团团员及塞克、肖三等。先由团长陈明报告团务，指出一年来演出《未婚夫妇》、《海滨渔夫》、《在旅馆中》、《改圆成方》、《佳偶天成》、《在公安局》等独幕戏与《新木马计》四幕大剧，获得经验不少。塞克、肖三等先后发言，语多赞勉。最后确定今后以演出富于战斗性反映现实生活的独幕戏为主，并出版业余剧团戏剧月刊。
　　塞克在5月13日《解放日报》撰文《谈业余剧团》，柏遐撰文《延安业余剧团周年纪念小言》。
　　5月11日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演出日语话剧《前哨》(颜一烟艺术指导)和日本民间舞《捉泥鳅舞》。
　　5月13日
　　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戏剧委员会王震之、柯仲平、塞克、肖三、罗烽诸同志在文化俱乐部召集戏剧界座谈会。到各剧团负责人、剧作家、导演、演员等四十余人。罗烽讲话说，为响应毛主席文艺座谈会的号召，筹委会拟讨论“剧运方向”、“如何配合目前政治情况”及“戏剧界团结”等问题。推塞克为会议主席。大家认为，延安演多幕剧，演外国戏，是偏向。今后应鼓励反映边区、反映战争的创作。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大部分同志主张提高与普及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一部分同志认为提高与普及应该分工，应该专门化。柯仲平、张寒晖、王震之、王亚凡、水华等同志，就工作问题提出意见甚多。一致认为戏剧应深入农村、深入部队。会议从早到晚讨论九小时。情绪热烈、空前团结。
　　《解放日报》5月19日发表唯木的文章《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记录了5月13日戏剧座谈会的讨论情况。这次座谈会尖锐地批评了从上演《日出》以后，近一两年来延安出现的“大戏热”和“只演洋人和死人”的偏向，批评了戏剧界忽视广大民众和士兵观众的错误倾向。
　　边区文委临时工作委员会，6月27日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延安剧作者座谈会，商讨剧运方向问题。到会三十余人。肖三号召剧作者积极写作，反映边区、反映八路军、反映敌军凶狠的剧本。塞克、王震之等谈及延安过去只演大剧、只演外国戏，看不起自己的小戏，是一种应该纠正的偏向。今后剧作者应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在普及中提高。最后决定各剧作者赶写小型剧本，限“七七”左右交稿。会上还决定以英勇殉国的左权为题材写一剧本，由塞克、王震之负责，请刘白羽、陈荒煤等十余人参加。拟于“八·一”或“九·一八”演出。
　　报载重庆讯：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决定奖励学术著作多种，其中有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著剧本《野玫瑰》。戏剧界同人对此颇有异议，二百余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转函教育部撤消原案。信中说：《野玫瑰》曲解人生哲学，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违，危害非浅。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抗战剧运正待开展，岂容有此欠妥之措施。
　　3月5日报载：陈铨写的有严重问题的三幕话剧《野玫瑰》在重庆抗建堂演出。《新华日报》23日发表颜翰彤的批判文章《读〈野玫瑰〉》，指出这个剧“不但因为主题颇有些模糊，结构殊欠严整，人物仅是概念的表现着，语言没有性格化”，“而且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隐藏着‘战国策派’的思想毒素”。(“战国策派”指《大公报》编辑《战国周刊》的主持者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他们公开宣传法西斯思想，美化汉奸特务，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6月30日，戈茅(徐光霄)发表《什么是“民族文学运动”》一文，批判陈铨的文艺观。
　　6月28日报载重庆讯：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的《野玫瑰》一剧，渝剧界同人曾联名向教育部提出抗议，撤消原案。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则说，《野玫瑰》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鼓吹爆炸”云云。《野玫瑰》仍在到处上演。
　　布江在《解放日报》7月5日发表短论《〈屈原〉和〈野玫瑰〉》。郭沫若的名剧《屈原》，被国民党要人潘公展视为“爆炸性”的“成了问题”的东西，不准公演。而对于为汉奸制造舆论根据的有毒素的《野玫瑰》一剧则大加提倡。这正是汉奸行动的一个绝妙注解。
　　金灿然在《解放日报》7月11日撰文《“屈原”为什么“成问题”》里，对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所谓的《屈原》“成问题”的谬论予以回击。“《屈原》是郭沫若先生的近作，曾连载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当然是经过检查了的。该报并曾热烈的宣传过它，说：‘那是满纸充溢着正气的’。一些人说：‘它向自私自利的小人，祸国殃民的汉奸，认贼作父的昏君，提出一个严重的抗议。它暴露了他们的罪恶——奸险、狰狞和无耻。’《屈原》发表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可是国民党的一些人却认为《屈原》成了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屈原》本身给了明确的回答。《屈原》以伟大的爱国诗人一生的遭遇，表现了楚国内部抗秦派与投降派的激烈斗争及‘卖国求荣的无赖’张仪的挑拨离间的活动。这些历史上的政事，同目前的中国的政事有着共同性。”
　　5月14日
　　毛泽东同志致续范亭一信：“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覆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倘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作了座右铭。即致敬礼!”续范亭《赠毛主席》一诗为：“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肖军在《解放日报》著文《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谈六个问题。一、立场。我们要站在什么立场创作呢?第一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为求得人类的解放。一切是为这“解放”而服务。二、态度。科学的态度——要严肃，要客观，要把握住事物和人最真理的部分，最本质的东西。三、给谁看。第一要使读者读得懂；第二要使他们发生兴味；第三，能使他们从感觉到思维；第四，由思维到行动——又复归于社会。在内容上尽可能深而又深，在形式上尽可能浅而又浅、提高和普及要并行，朦胧、模棱的作品是要不得的。要健康，要团结，要向上。四、写什么。多写进步的，典型性较大的，必然的，尖锐的一面，“从卑污中寻出美来——发扬它；从美中寻出卑污来——消灭它”。五、如何搜集材料。不要特殊化、居高临下，犯“牧师式”的嫌疑。作家是下海——生活的海，取珍珠的人。先到那最复杂、变动最快、斗争最尖锐、明暗度最显著的地方去，多接近这样的人。六、学习。要支出，也要收入。在学习速度上，别人进一步，他们要进三步；在学习宽度上，别人可以不知道他的东西，他一定要知道别人的东西；在学习深度上，他一定要懂得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从人那里学，从事物那里学，从书本那里学。
　　5月15日
　　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谈五点：一、文艺和政治；二、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三、写什么；四、怎样写；五、作家的团结。此文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当时，毛泽东同志写信给艾青：“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去后，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象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主席：“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两天，毛主席又给艾青写信说：“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随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主席。不日毛主席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艾青去后，毛主席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文章第一页有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另纸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发言，载《诗刊》1982年5月号)
　　严文井发表论文《论好作品》，认为语言的通顺和写一点生活是文章起码的要求。一个好作品应该是从实际生活里产生，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写成，容易为人接受并给人以好的影响。
　　杨思仲(陈涌)7月27日在《解放日报》撰写评论《关于形象和思想》。就严文井对这个问题的主张和创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自整顿三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延安的批评活跃起来了，报上出现了很多批评文字，一扫以往沉滞的空气，这不能不说是进步的现象。严文井近期发表的作品和他的文学主张是密切联系着的。他对于“好作品”的看法，不仅成为他个人衡量作品的原则，而且也是他个人创作的规范。他的第一篇作品《罗于同志的散步》，给人既感到作者那种“劝人为善”意旨，又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人物好象安放在一个真空的玻璃框子里。另一篇《一个钉子》，写两个知识分子为一个钉子而争吵，这“争吵,是作者为了什么预定的目的强迫他们吵下去的。作为一件艺术品，这样处理是不正确的。如果作者不借形象而借理论的证明来写，或形象是为了表示一定的主题而想出来的，那么即使不写研究论文，依然写着小说或戏曲，他也同样不是艺术家，而是理论家。然而从这里，不能得出思想在作品中并没有什么意义的结论来。不，我要说——没有思想的内容，艺术的作品是不会有的。
　　延安“五四”青年文艺奖金征文启事，在《解放日报》一版报头登出。征文写道：一、为鼓励青年文艺创作，提高青年文艺作品水平，本会特设“五四青年文艺奖金”，每年举行一次。二、凡初学写作之文艺青年皆可应征。三、应征作品定为反映边区实际生活之短篇小说、叙事诗、独幕剧三种。以未发表者为限。四、来稿经本会之“五四青年文艺奖金评阅委员会”负责每种评定，各取三名，分别赠予奖金。五、奖金总额为三千元，三种应征作品各一千元。第一名六百元，第二名三百元，第三名一百元。六、第一次征文自1942年“五四”起至1943年2月底止。“五四”揭晓。
　　5月16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讲了该团演出盛况。说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得很远，并给了许多慰劳品。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会的许多人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从晋西北回来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在发言中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更多。”他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座谈会上有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空空洞洞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有人忍不住喊道：“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有人宣传“人性论”，说文艺的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位党外作家提出：“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胡乔木对此回答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立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5月19日
　　杨维哲在《解放日报》发表与王实味商榷的文章《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指出：艺术家“必须服务于他自己的时代和阶级，超越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艺术家是根本不存在的”。“艺术家是需要政治家来领导的”。“杂文时代还没有过去，而‘鲁迅的杂文时代’却早该结束了。在今天，是需要一种对革命有利的杂文”。
　　金灿然在5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批判文章《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文章详细摘录原文，逐段批判。认为王是“机械的、尖刻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左倾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至6月11日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集中批判王实味的思想。发言者有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李宇超、罗迈、李言、李又常、潘方、刘雪苇、艾思奇、艾青、张如心、丁玲等。会上，艾思奇宣读了王实味的一篇文章《关于〈野百合花〉》。王在文章里以青年领导者自居，号召青年们与他握手。6月2日，王实味向党委提出退党要求，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去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晚间有几位同志找王实味谈话，想挽救他。
　　6月4日，王实味第一次参加座谈会：
　　“我郑重地严肃地撤消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党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
　　“你的政治生活是由朋友的‘爱’决定的么?”
　　“我今天认为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刚才李宇超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就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国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的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会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说到托派问题的，你到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接着王实味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被托派改过的《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直到1936年，还与托派陈清晨通过信，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党报告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处受人歧视。我一直到1940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国际，那还了得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王实味最后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观点。并说：“我的观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早教育我呢?”“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详见《解放日报》6月11日)
　　丁玲于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发言《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解放日报》6月16日全文发表。文章说，王实味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王实味的“两篇文章是经过了编者们的眼睛而在文艺的副刊和杂志上登出来的。刊登以后没有一个文艺家向编者或读者提出注意，直到今天也没有一篇批评的文章是出自文艺家之手的。谁登载的，文艺家；谁发现这文章有毛病的，谁提出注意的，却又不是文艺家”。因此文艺家应检查“是否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来看延安的一些小的还不能使人满足的现象，是否只靠一些片面的观察就去做结论。对自由论争，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到底弄清楚没有”。王实味就是利用了青年人的不满和文艺家感到自己不被了解，而“进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阴谋活动”。因此，文艺家要“清除那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虚夸的自高自傲，扫除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丁玲又说：“《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是一个青年或新党员。”谈到《三八节有感》时丁玲说：“你们不能因为那篇文章替你们说了话就固执着成见说那是篇好文章，并表示对我个人的同情。”那文章“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6月11日的发言，《解放日报》于6月29日全文发表。文章谈到：胡乔木曾和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并向王实味传达了毛主席的希望和意见。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周文在6月16日《解放日报》撰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说鲁迅杂文的一贯精神是：一方面保护光明，发扬光明；另方面揭破黑暗，攻击黑暗。但王实味是假借鲁迅旗号，拿出貌似鲁迅的杂文，号召文艺家们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完全模仿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但他是鼓动青年向老干部、向领导机关进攻。这种立场和鲁迅的立场，是毫无相似之处的。
　　张如心在6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整版文章《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在中央研究院斗争会上的发言》。文章指出王实味的思想有三个要点：人性论，蜕化论，极端民主主义与平均主义。这些思想表现在他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以及其他在研究院的活动中间。王实味不仅提倡托派思想，而且还用巧妙的方法进行反党活动。他的活动有四个特点：(一)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二)利用青年的弱点来腐蚀青年。(三)在党内外进行挑拨离间。(四)两面派手法。
　　何其芳在《解放日报》撰文《文学之路》。说有些爱好文艺的同志渴望脱离他所做的实际工作而去专门学习文学。“难道文学真有这样大的魅力吗?”对这样的同志，我总劝他们安心工作。有两条文学之路：一条从文学到文学，一条从生活到文学。前者由于生活贫乏而爱好文学，后者由于生活充溢而写作。过早地从事文学很容易过早地脱离生活。
　　秋赤(石秋)在《解放日报》6月12日撰文《读〈文学之路〉后》，对何其芳《文学之路》观点提出异议。何文认为学了文学之后就会使人“受了一些限制，不能更多面地、更朴质地去感受这个现实世界”。秋赤认为，文学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并不会将人的心灵恶化而与现实隔离开来。相反，学过文学的人不但多一种知识、经验，而且更能打开人的视野，更能接近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文学的修养应该同时并进的。
　　何其芳10月16、17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论文学教育》一文，再次谈到《文学之路》的争论问题。他说，秋赤的批评是经验主义的。我本想写一篇《再论文学之路》，但因没有时间未写。对于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到底如何估计呢?把它抬得过高是有的。我过去觉得文学对于革命的作用不大，现在才知道作用不大的原因是它还没有同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没有真正做到为工农兵。秋赤说：“文学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怎能说一点毒素不曾有呢?比如有的作品很容易使人想到人性、人类爱、温暖、同情，从而模糊了阶级感觉。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弱小人物、心灵损伤、个性的可贵、空洞的反抗、美丽的空想等等。我们学文学，是为了掌握文学武器，去服务革命，而不带其他目的。我以为，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最好安心工作，不要急于专门学文学。
　　肖军在6月13日《解放日报》撰文《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说《达拉司·布尔巴》是果戈理的一篇中篇小说。“在我们文学底运动上，也应该增加一些老‘布尔巴’的精神才好。那就是，不要怕被你的后来者打倒，还要鼓励他们和你交手，和你竞争。甚至你还应该为这交手或竞争中自己失败了而欢喜——虽然不必象老布尔巴那样笑出鼻涕眼泪来——只有这样，人类才有望，文坛才有望。”
　　延安平剧研究院启事：本院由一二〇师战斗平剧社与鲁艺平剧团组成。现在一面从事整风学习，一面以少量时间排演《清风亭》、《一匹布》、《长坂坡》三剧，准备于学习检查结束后举行一次成立晚会。因创业伊始，诸事繁忙，乃决定暂不演出，也不帮助演出。特此申明。
　　6月20日报载：延安平剧院的整风运动，所有党员与非党员积极参加。出墙报四大张，名曰“整风”。朱明哲画了连环学习画，极为生动。卜三作了学习歌曲，名曰《两种学习》：“何必加油，何必加油，老来读书真难受。革命开始就有我，这样锻炼还不够?同志们!你可别怪我：自高、自大、自满，我本是‘老子天下第六’。加油学习，加油学习，大家一齐脱裤子。不要发展新教条，理论要切合实际。想想吧，你曾否犯过：主观、宗派、八股，凭经验作了尾巴主义?”
　　5月20日
　　《解放日报》登载荒煤文章《打倒书呆子》，吴伯箫随笔《论忘我的境界》。
　　金灿然在6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争鸣文章《论忘我的境界——借吴伯箫同志的题目就商于吴伯箫同志》。文章说：“愈是把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阶级的、民族的利益，愈是把自己卷入现实斗争的漩涡里，便愈能达到忘我的境界，而个人也就更伟大，他的‘我’的存在也就更有价值。”但由于个人追求的目标、献身的信仰、隶属的阶级与民族不同，所以忘我的原因和方向也不同。中世纪的殉道者、苦行僧，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把我“忘”到天堂里去了；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为着自己的道德观念，把我“忘”到君父的喜笑忧凄、爱恶生死里去了；资本家把自己“忘”在利润的追逐里，工人把自己“忘”在集体的斗争里，痴情者“忘我”于情场，慈母“忘我”于爱儿的哭笑。鲁迅与周作人更是背道而驰的。追求个人的享乐与私利的忘我，是卑污的、低微的。献身子光明的理想和集体的事业的忘我，才是最圣洁、崇高的。
　　5月21日
　　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银行大楼举行第三次例会。秘书长罗烽报告二次例会以来该会工作情形。上次例会决定的“五四青年文艺奖金”已开始征稿。决定边区文协出版《边区文化》，剧协出版《边区戏剧》，音协出版《民众音乐》，美协出版美协会刊(未定名)。该会拨款交音协设立“聂耳音乐奖金”及美协设立“美术创作奖金”。为改善文抗创作环境及作家生活，特拨借五千元。决定在该会登记的文化团体，应向该会作书面工作报告。并将在最近期内召集文化界各协会的联席会，讨论工作与组织及出版问题。
　　5月23日
　　从5月2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朱总司令讲话指出：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说，他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我从来是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朱总司令就针对这些话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的问题，朱总司令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作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穿的住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呵!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毛主席作结论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
　　毛主席针对大会讨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和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彻底地解决了革命文艺运动和革命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规定了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讲话》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出发，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这个《讲话》全文。
　　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与全体代表共一百多人合影留念。参加者有：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翟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李卓然、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陈伯达、傅钟、肖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滨、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马加、曾克、周立波、张振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枚、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杜矢甲、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季纯、张真、张望、佟天林、华君武、李又然、李元庆、向隅、肖军、柯仲平等。吴印咸摄影。
　　5月26日
　　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大会讨论五届执委会工作报告，修改会章，改选本届执委会负责人。吕骥(主席)、向隅、时乐濛(延安市歌咏工作委员会)、马可(编译出版部)、麦新等十五人当选。并决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边区音乐座谈会，讨论五年来音运成绩，今后音运方向，音运中的提高与普及，创作上的全国性与地方性等问题。一致指出过去工作上存在许多严重缺点，如只注意知识分子而忽略了工农兵群众；创作上只注重提高而与现实斗争脱节；教育是学院派的，缺乏与实际工作的联系等。
　　边区音协10月13日登出启事，(一)本会月刊《民族音乐》3、4期合刊出版。有《七月里在边区》(民歌联唱)等歌曲二十余首，论文、技术讲话多篇。共五十余页。(二)征求《民族音乐》通讯员若干人，凡边区、敌后及大后方音乐工作者愿担任者，请与本会编译委员会接洽。(三)各团体会员登记表及歌咏工作调查表未寄来者，请十月底以前寄交本会。
　　5月27日
　　《解放日报》发表冯牧、杨思仲、黄钢联名创作、古元木刻插图的《我们的部队在山林里》。贺敬之的诗《啄木鸟》。
　　5月29日
　　边区文委配合战时动员，召集剧协、音协、美协等团体，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选吴玉章、柯仲平、艾青、丁玲、塞克、莫文骅等十二人为委员。号召大家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队伍里去，开展“文化入伍”运动，使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会上吴玉章、柯仲平、肖三、塞克、吕骥、张庚、王震之等讲了话。《解放日报》发表《加紧地方武装工作》社论。指出：“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使陕甘宁边区受到了重大的威胁，随时有进入战争的可能。因此保卫边区的任务，就应当明确地提到边区人民面前。”
　　5月30日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七天之后，到鲁艺讲话。毛主席说：从你们不久以前演出的《带枪的人》里面，我们看见了列宁。他在这个戏里和群众谈话，打电话，办公，赶走孟什维克……可是在戏里他没有吃过饭，也没有睡过觉。人不吃饭、不睡觉是不行的。列宁在生活中当然也要吃饭和睡觉的。戏里并没有把列宁的一切活动都写出来。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的列宁比我们从戏里看到的列宁要丰富得多。但是，列宁没到过中国，更用不着说延安。何况他已经去世了。戏里的列宁却仍然活着，还可以永远活下去。他出现在延安边区大礼堂的舞台上，并且还可以出现在世界所有的舞台上。所以我们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主席还用大树和豆芽菜比喻提高和普及的关系：红军在过草地的路上，在毛儿盖那个地方，长得有很高很大的树。但是，毛儿盖那样的大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毛主席还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5月31日
　　刘白羽在《解放日报》撰文《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这是我对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的一部分)》。文章指出，革命不仅改造人类社会生活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改造人类的灵魂。革命作家是时代的喉舌，他应该更勇敢，更彻底的改造自己。要认识今天中国革命的时代是绝大多数的工农分子占主要地位的时代，他们是崭新的英雄。表现这种新的人物，作家就必须去了解他们，去研究他们，去亲近他们，去爱他们，去和他们一道呼吸。
　　《解放日报》文艺栏发出“征稿启事”。欢迎下列稿件：反映战争，反映边区生活，有积极性内容的速写、报告、诗歌、小说、漫画、木刻、短剧等作品。文艺的论文、书评，作品评介、读书杂记以及关于文化思想的有斗争性的杂文等。字数最多不超过三千字。
　　5月
　　《解放日报》由副总编辑艾思奇任文艺副刊主任。编辑先后有林默涵、温济泽、庄栋、陈学昭、周立波、白朗、冯牧、杨思仲、白源、陈铁耕、许亮、李涛、方纪、葛陵、刘祖春等。加上原有编辑陈企霞、黎辛。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主席回信说：“来信收到。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不知你意如何?顺致敬礼!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6月2日
　　默涵撰写读书笔记《两个悲剧》，指鲁迅的作品《祝福》和《伤逝》。这是中国妇女所演出的两个伟大的悲剧，一个演出在农村，主角是祥林嫂；一个演出在城市，主角是子君。祥林嫂和子君都被这“无爱的人间”窒死了。但从这里告诉了同行者和后来者，使他们去另寻更加宽阔的道路，而且终于找到了。
　　力群在6月25日《解放日报》撰文《略论〈祥林嫂的死〉——就商于默涵同志》，文章就默涵对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之死的看法提出异议。默涵认为祥林嫂向往地狱，是因为到了地狱可以和家人团聚。力群则认为祥林嫂不能忘怀地狱，并非想在地狱里“看到家人”，因为按佛教的迷信来讲，人在现世有了“罪恶”死后才进地狱。那么，祥林嫂的家人，不一定全有所谓“罪恶”，所以也就不一定全在地狱里。力群觉得祥林嫂向往地狱，那是冤枉了祥林嫂。
　　默涵在7月2日《解放日报》撰文《关于祥林嫂的死》。不同意力群对祥林嫂死的看法，祥林嫂是向往地狱还是怕进地狱?这两种情绪她都有。她“虽然处在冷酷的人间，但她不是生来就麻木的，在她的内心深处，正燃烧着爱人与求爱的热望。但这世界却不但摈弃她，而且不容她的爱”。说明中国的旧礼教是可怕的，它不但不使人有快乐的生，而且不使人有安宁的死。
　　6月6日
　　延安音乐晚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节目有粤曲、蒙古歌曲、西欧民歌、民间小调等。演出者有星期音乐学校合唱团、部艺乐队、蒙古文化协会、国乐会、鲁艺河防访问团等。此次演出活泼通俗，生动自然，颇得好评。据负责人称：延安音乐晚会，争取每月演出一次。
　　延安俱乐部协会为活跃各界娱乐活动，特组织延安跳舞晚会，帮助各界开展跳舞活动，提倡爱好跳舞者参加舞台舞蹈演出。会址设文化沟青年俱乐部，各区聘有干事联络。
　　6月9日
　　燎荧在《解放日报》撰文《“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说发表在去年11月15日《谷雨》文学杂志创刊号上的小说《在医院中时》，主人公陆萍生活在肮脏、无秩序、流言纷起的医院里，人们都造她的谣，诽谤她，环境十分残酷无情。作者对主人公的缺点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周围人物是责备的、否定的。小说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文章指出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带着陈腐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了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同时把延安的个别缺点看得严重。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起了作用。这就是作品失败的原因。
　　6月12日
　　毛主席给作家罗烽写信：“你的文章(指罗烽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其中有《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文见1941年7月1日延安《文艺月报》第七期)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敬礼!”
　　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毛泽东同志为此题字：“实事求是。”
　　立波在《解放日报》发表论文《思想，生活和形式》。草明连载小说《疯子同志》。柳青发表杂感《“受训”之类》。
　　6月15日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于本月二日在晋东南麻田指挥反“扫荡”中不幸牺牲。左权湖南醴陵人，36岁，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赴莫斯科军事大学学习三年。苏区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长、军团参谋长。1935年到达陕北。代红军一军团军团长。改编八路军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其妻刘芝兰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遗女两岁。朱德总司令闻讯极感痛惜，即席作挽诗一首：“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延安文抗分会6月24日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并转全体将士，悼念左权同志。电文说：“惊闻左权同志血战殉国，至深悲悼!”“我们在后方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誓尽最大的努力，来和你们共同奋斗，以完成左权同志的遗志，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后胜利。”
　　刘白羽在6月26日《解放日报》撰写长篇文章《纪念左权同志》。
　　陶铸在7月2日《解放日报》赋诗《悼左权将军》：“燕云愁绝星摇落，延水悲深应渺茫，此日三军齐痛哭，同心誓死逐强梁!”
　　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革命将领左权壮烈殉国而开展创作活动。7月5日开会决定由塞克、李伯钊、王震之、肖三、荒煤、刘白羽、罗烽、丁玲同志组成集体创作委员会。前后已开会三次，请左权夫人刘芝兰与杨尚昆、舒同及左权生前共事者交谈左权的身世及百团大战的情形。由塞克等执笔并确定写作中心，通过左权来反映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八路军的新精神。演出方面，将采取各剧团联合公演的办法，扮演左权的人正在物色中。
　　左权夫人刘芝兰在《解放日报》7月10日撰文《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
　　总政治部宣传部7月15日发出《左权纪念册征文启事》：左参谋长英勇殉国，全党全军同声哀悼。本部为表彰先烈伟绩，决定搜集关于左权参谋长生平事迹、悼文及其遗著，编辑成册，以资纪念。各同志如有悼文及其他纪念文字，希望在本月底寄交本部，是盼!
　　左权壮烈殉国后，各方纷纷哀悼。陈毅、饶漱石挽联：“五年以来在江南苏北河朔维扬燕岱纵横驰骋，喋血沙场几许热心头颅名昭史册。四方转战集川湘赣闽吴越豫楚黔粤海外侨胞，工农贤俊无数中华儿女誓复河山。”赖传珠、曾山挽联：“茅山忠骨未寒，漳河水浪又起，敌后斗争艰苦，吾党著英于斯尽瘁。世界酣战方殷，中华民心益奋，沙场义愤填膺，真理文明昭然彰著。”
　　周恩来同志为《解放日报》7月30日撰写代论《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谷雨》杂志第1卷第5期出刊。登有丁玲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艾思奇的《谈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和任务》，刘白羽的《对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肖军的《杂文还废不得说》，严文井的《论文人的敏感和自我意识》。刘白羽的《花朵》，何其芳的《寂寞的国土》，周扬的《关于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读书笔记》，陈企霞的《手——几段轮廓》，厂民的诗《春耕》，柳青的《在故乡》，邢立斌的《夜》，丁玲的《风雨中忆肖红》。
　　6月15日——18日
　　延安文艺界在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作家俱乐部举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错误思想。与会作家四十余人。丁玲、周扬、塞克三同志为大会主席团。会上一致表示对王实味的愤恨。对他的《政治家、艺术家》的荒谬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把进步的政治家与进步的艺术家对立起来；竭尽挑拨之能事。许多作家对自己作了严格的反省，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最后丁玲作总结：一、此次大会是空前的，是文艺界响应毛主席整顿三风的号召，掌握毛主席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对于王实味托派思想的清算，并检讨残存在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最有教育意义的一个会。二、文艺界大都参加了这个会。在会议的第一天，对王实味思想作了分析，并揭露其政治阴谋，接着联系作家自己进行反省；第二天，讨论了个人英雄主义问题。三、大会的重大收获是：对王实味有了明确的认识，作家提高了政治积极性并学会了掌握自我批评的武器，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更团结了。
　　文抗理事会开会决定开除王实味的会籍。
　　6月20日报载。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对王实味事件，经讨论通过如下决议。(一)一致认为，王实味根本思想是托派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的活动。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危害共产党和革命事业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应坚决反对的。(二)一致认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正是他的这种错误思想的宣传。而当时《解放日报》文艺栏和《谷雨》未能加以揭发和批评，反而予以刊载，是不适当的。(三)我们一致认为，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报》最近所进行的对于王实味的清算和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对整个文艺界和对我们自己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我们一致拥护这个斗争。
　　边区文协和所属各文化团体五十余人，6月22日在文协俱乐部召开讨论会，痛斥王实味的错误观点。主席团柯仲平说明开会意义：“在整风期间，托派王实味以及中央研究院所召开王实味斗争会，实有重大教育意义。”接着展开讨论，除对王实味的错误思想予以揭发外，并驳斥了王实味在民族形式问题上鼓吹虚无主义的谬论。会上还就文艺作品描写光明与黑暗问题进行了商讨。
　　艾青在6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整版批判文章《现实不容歪曲》。说：“王实味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他的工作，是从思想上、政治上来破坏我们的队伍，有利于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工作。”全文共分五部分：一、王实味的伪装。在延安他充当一个“理论家”、“作家”，在中央研究院作为一个“特别研究员”，在中国共产党里是一个“党员”。二、王实味的实质。以“左”的面貌出现，想法歪曲延安的现实。把一些偶然的、片面的、零星的现象，无限制的扩大，进行咒诅、讽刺、冷嘲、谩骂、挑拨离间。他一面选择攻击的目标：“首长”、“老干部”、“大人物”、“大头子、小头子”、“科长”、“主任”、“政治家”、“大师们”；另一方面也选择了拉拢的对象：“青年”、“学生”、“女同志”、“学生党员”、“艺术家”、“小资产阶级”、“非党同志”、“伙伕”、“小鬼”等。三、王实味的手法。四、延安——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而王实味则形容它为“寂寞”、“单调”、“枯燥”、“污秽”、“丑恶”、“包脓裹血”、“冷淡”、“漠不关心”、“自私自利”，甚而“陷于疯狂”。五、延安不是不需要批评，但必须有立场，即必须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上，站在抗日的、革命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他们对立的立场上。
　　周扬在《解放日报》7月28日连载长篇批判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文章对王实味的错误文艺观，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王实味否认有无产阶级文化，认为将来也不会有，而且不应当有。无产阶级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因此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化。王实味的观点和托洛茨基是一致的。二、文艺与政治。王实味认为“无产阶级有它的政治的文化……没有艺术的文化”。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政治，没有艺术；马克思主义方法对艺术不适用；党在艺术领域内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方针。其实，艺术应当服从政治，表现党性，力争无产阶级党性与客观真实性的一致。当然艺术和政治结合必须通过艺术自身的特殊性、特殊法则。过分强调特殊性，会引向脱离政治；一笔抹杀特殊性，又会取消艺术。三、文艺上的人性论。王实味为艺术规定了任务：“揭破肮脏黑暗，指示纯洁光明。”他对自己的民族抱着一片黑暗的观点。我们说不仅旧中国有黑暗，革命阵营中也混进了脏东西。问题在于，他从超阶级的人性论出发，我们从阶级论出发。四、写光明呢?还是写黑暗呢?一些专写生活中消极现象的作品，一个时期几乎成了风气。这被王实味抓住了，说艺术家“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里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一、革命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有何不同；二、抗战中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有什么不同；三、文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即批判的态度问题。
　　6月20日
　　延安诗会和文化俱乐部，在文化俱乐部凉亭联合举行纪念会，纪念屈原、高尔基、瞿秋白。到会百余人。艾青说明纪念中国伟大诗人屈原、国际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及近代中国文艺理论家、革命家瞿秋白的意义。陆定一作关于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告，特别指出他对于文艺和革命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肖三在《高尔基是怎样被托派害死的》报告中，痛斥托派王实味的政治阴谋，提醒大家提高政治警觉性。最后青年艺术剧院同志朗诵郭沫若所著《屈原》第四、五幕。
　　续范亭在《解放日报》发表《诗五首》：毛主席告诫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哗众取宠，偶成四句以伸其义。“不要一时乱拍手，要使将来暗点头；不求一时多鼓掌，要求将来少摇头。”《行知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今以唯物观，不如改为行知合一。“行内有知知复行，历史都是古人行。吾人要办当今事，深入民间去实行。”《读马列辩证法有感》：“守株待兔太艰辛，缘木求鱼不可能；削足适履真傻汉，刻舟求剑是愚人。”(第一偶然性认为必然性；第二不可能认为可能；第三公式主义，不会用当前材料：第四动的宇宙误认为静的宇宙)。《读艾思奇〈学习观念的革新〉》(二首)。
　　邓力群(中央政治研究室)撰文《我来照照镜子——学习散记中的几个片断》。李又然的散文笔记《精读文件是生活是快乐》：“我们来自旧社会，思想的血液不清洁。文件是什么?是给我们清血和输血的。”
　　6月27日
　　延安业余国乐社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并举行首次国乐演奏。该社成员二十余人，均为机关同志，每礼拜六和星期天练习。乐器有二胡、笛、箫、三弦、洋琴、笙等，多半自造。该社负责人为李鹰航。
　　续范亭在《漫谈》一文中，就唯心论的无用作诗一首：“闻道金人声势大，紫阳宫里泪横秋，日寇进入姑苏寺，不识印光愁不愁。”(朱熹宋之名儒，居紫阳；印光，今之高僧，居苏州。都是空谈性理而不知斗争者)并就调查研究的态度赋诗道：“温良恭俭让，夫子求之欲，骄傲又讨厌，求也不理你。”
　　7月1日
　　鲁艺办的《草叶》杂志第五期出版。登有葛陵的《李凤林》，赵自评的《老郭的过去》，李方立的《初学》，张潮的《炮轰后的宋家川》，严文井的《评过去四期〈草叶〉上的创作》等。
　　7月3日
　　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总司令约丁玲等在延作家到桃林司令部看电报。总司令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丁玲在那里读了两天。她虽然仅从文字中摄取材料来写小说，那是不易写好的。但读了两天之后，前方那样多的英雄事迹，确实是很感动人的。她不考虑小说的成功与否而选中了其中的一段故事，写成了《十八个》这篇特写。
　　7月4日
　　杨思仲(陈涌)在《解放日报》撰写文艺评论《对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批评延安文艺界写知识分子自身的作品太多，写“身边琐事”的趣味渐渐抬头。所谓写“熟悉的题材”、“不要为了责任感而写”等口号，已产生非常坏的影响。革命的作家应当提出这样的任务，这样的方向；表现工农兵，表现军队。
　　冯牧在8月22日《解放日报》连载论文《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初学写作的人总会问：“我应当写什么呢?”作家的回答：“写你所熟悉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在这问话下面加以详细的阐述和注释，而只是把它简单地引为创作教义的话，是常有可能把自己的创作方向引到一个狭窄的甚至谬误的道路上去的。“写你所熟悉的题材”是创作上基本原则之一。要一个人去叙述他所生疏的故事，去赞美或贬责他所不熟悉的人，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所谓“熟悉的主题”，就是指他所经历过的，深思过的，再三感觉到的。但不能把“熟悉”一词理解为“最熟悉”的意思，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最熟悉”什么呢?战争吗?不，他们没有到过前方。农民吗?不，他们只知道农民落后。工厂吗?不，他们只了解边区工人的皮毛。可是他们不能不写东西，于是找到了：最熟悉的是他们自己以及身旁相近的人们。结果“写熟悉的题材”被解释为“写你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于是表现在创作上，全然是自己独有的柔和的语调，低声地悠闲地谈说自己，自己的多感心情，自己的琐碎生活，自己的快乐和忧愁。
　　7月5日
　　延安文化俱乐部请胡乔木报告“铁牛角”；六日请柯柏年报告“抗战五年来的国际形势”；八日请周扬报告有关整风中文艺创作问题。
　　7月6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到会有该院全体教职学员及各机关来宾数百人。送挽词甚多。朱总司令的挽联：“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戏剧部张庚的挽联：“抗战始相交，六月师生，五年朋友。战争方吃紧，一人殉国，万众共哀!”主席周扬致开会词：“新时代革命艺术工作者，应该有着献身革命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用艺术也用其他武器，最后用自己的血来为民族为人民服务。象张文彦、严熹、朱杰民等同志，用笔、用枪、用刺刀和我们的敌人决斗。”来宾讲话是晋东南鲁艺校长李伯钊。最后王震之、张庚、吕骥等同志讲话。
　　7月7日
　　为纪念“七·七”，鲁艺突击排出《反扫荡》活报，音乐部演大合唱《好日子》，民歌合唱《七月里在边区》，麦新的《抗战五周年进行曲》、《毛泽东同志进行曲》、《追悼左权同志》等。还有反映前方对敌斗争独幕剧：陈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王滨导演，田方、王大化、吴梦滨、关松筠等扮演。袁文殊的《军民之间》，张水华导演，于亚伦、邸力、高维进等扮演。姚时晓的《民兵》、骆文的《三光政策》等。美术部创作宣传画42幅，在文化俱乐部展出三天，并出版油印《七七画报》，在会场散发。
　　古元在《解放日报》发表木刻《度过难关，迎接光明》。
　　7月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例会。主任吴玉章主持。秘书长罗烽报告上月份工作，要点：一、召集各协联席会议，决定艺术工作者要深入部队，各协会刊内容应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二、各戏剧团体应该写边区现实题材的剧本。成立剧作者协会。由荒煤、塞克、刘白羽、王震之、李伯钊、舒群、欧阳山、肖三等同志集体创作关于左权同志英勇牺牲的剧本。三、为写左权剧本搜集材料，先后举行三次会议，请杨尚昆、赵品三及左权夫人刘芝兰报告左权的工作及生平。决定：一、成立艺术作品评选委员会，推定塞克、肖三、江丰、吕骥、柯仲平、艾思奇、罗烽等同志任委员。二、奖励反映边区以工农兵为对象的艺术作品，奖金从优，重质不重量。三、优待边区文化干部、制定优待标准。四、“八一”节举行晚会三天，动员戏剧、美术、音乐各界以反侵略反法西斯、建立新中国及全世界和平为内容，向工农兵作有力的宣传。五、自七月起，补助文艺刊物稿费，增加一元，即每千字补助稿费三元。六、关于左权剧本，由临时工委宣传部选择适当环境集中写作。
　　青艺演出话剧《刘家父子》，李之华编剧。小歌剧《流动医疗队》和《贵娃》。
　　叶剑英在《解放日报》发表诗《满江红·七七》。共两段，其一：“敌后坚持，捍卫着自由中国。试看那摆枪满地，汉家旗帜。饿水残山仍我主，深沟破垒标奇迹。问伊谁，百万好男儿，投有北。”
　　7月10日
　　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游南泥湾，赋诗《游南泥湾》。赞南泥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续范亭8月29日发表《南泥湾杂吟》：总司令朱公督率军民建设南泥湾一年，成绩大著，并设休养所于陶宝峪。“七七”纪念后三日，特邀余及徐、吴、谢三老同来休养，借现成绩，感赋。诗曰：“我闻南泥湾，朱公新开拓。林深多虫豸，地险少人迹。公来详指画，决心务垦植。去年无烟火，今年户三百。四方难民斗草莱，八千壮士斩荆棘。一载辛勤成绩著，由来经济重努力。”
　　吴玉章9月1日赋诗《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赞南泥湾：“四望众山低，殷绿连天碧；盛夏草木长，大地无空隙。南有九龙泉，西有万花山；中心南阳府，东北金盆湾；良田千万顷，层峦四面环；青山与绿水，美丽似江南。”“举世称朱毛，撑持我大局；整风健思想，经济求自足”，“四方众来归，群策复群力”。
　　陆定一抵绥德后，王震司令员在司令部召集文艺工作者开座谈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陆副主任传达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并和与会者交换意见。同时欢迎从敌后归来的参加新闻工作多年的金肇野、韦明、鲁藜三同志。7月18日，三同志抵延安文抗。
　　7月13日
　　青年艺术剧院为加强部队文娱活动，赴金盆湾某旅驻地演出《边区医药队》、《前线医药队》、《民兵》三个独幕剧。
　　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部挑选此次“七·七”画展的部分作品，到南泥湾部队驻地展出。
　　焕南(谢觉哉)在《解放日报》“一得书”栏目中撰文《找与选》。说写东西应该向大众的“词典”中去找词儿，加以选择。有诗云：“一放哨来二砍柴，快去报告苏维埃。前边忽闻号筒响，一定有个‘环境’来。”这是由“环境好”或“环境坏”的句子截下来的，农民不习惯讲长句子，截下“环境”二字代表敌人。凡属这类词句，应加点注解，以免不懂或误会。
　　7月15日
　　陈荒煤在《解放日报》连载剧本《我们的指挥部》。
　　7月19日
　　7月17日为中国著名作曲家聂耳逝世七周年，又为人民音乐节，延安音乐界分别举行纪念活动。鲁艺、部艺座谈时就聂耳作品、生平、工作态度作了论述，认为他的创作方向是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大众的，并互勉向聂耳学习。
　　文化俱乐部召集延安音乐界同志，请麦新报告“聂耳生平”，并举行小型音乐会。延安南区合唱团，也请吕骥报告“聂耳作品”。
　　麦新在7月23日《解放日报》撰文《新的聂耳在工农兵中生长着》。认为一批新的聂耳今天是“豆芽菜”，明天是“大松树”。要爱护他们，培养他们，使他们快些成长起来，这是每个知识分子、音乐工作者的责任。对他们的轻视和忽视无疑是罪恶!新的聂耳就应该是他们!
　　音协和作曲者协会合办的“聂耳创作奖”，12月4日应征作品已达八千余件。其中有合唱、齐唱，独唱。作者有学校、部队、剧团、工厂的业余和专业音乐工作者。音协和曲协决定聘请吕骥、向隅、李元庆、杜矢甲、张寒晖、麦新、李焕之七人组成评判委员会。
　　《解放日报》文艺栏召集小说家座谈，到会二十余人。文艺栏主任舒群及陈企霞谈开会意义，希望各同志就小说创作问题及对第四版内容多予批评。欧阳山、吴奚如、陈荒煤、吴伯箫、严文井、马加、方纪、平若等均作热烈而中肯的发言。表示要在整风学习中一面反省、一面继续创作，用不断反省、创作来表扬作家们的进步。并鼓励作家参与目前斗争生活，提倡多写报告文学。
　　7月23日
　　焕南(谢觉哉)在《解放日报》“一得书”栏目中撰文《此心光光地》。范亭先生说：“王阳明临死时说：‘……此心光光地’。光光地，不易做到。”有歪的念头，俗语叫“心上有毛”，有毛即是不光光。有革命者说，“此心光光地”，就是要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没有任何个人的顾虑和私欲。非无产阶级是毛的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是毛的现象。必须把这些心上的毛连根拔掉，嘴上的毛，天天刮，天天生，拔去，也还生，可见要“光光”不是件易事。
　　张秀中的文章《谈“报告文学”》。说“报告文学”的最大特征是如实地把握现实生活，并如实地报道出来，又称“记录文学”或“通讯文学”，它必须是现实有的，时间和地点也是确实的，但不等于新闻，它必须形象化，如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绘、气氛的渲染等。使人读了身临其境，深受感动。
　　7月25日
　　金灿然在《解放日报》写《论杂文》：一、杂文是干什么的?是战斗的“阜利通”，是尖锐的批判武器。它对黑暗的暴露，不是为暴露而暴露，里边贯穿着一定的理想，一种对光明的礼赞。不认能为杂文就是骂人的东西，或揭发就是杂文的生命。二、杂文的时代问题。有人认为杂文的时代过时了，不然，“杂文的时代是绵延很久的；它不但有着过去的二千余年的传统，而且有着未来的远大的前程”。三、杂文与讽刺。杂文与讽刺文学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杂文不能包括全部讽刺文学，讽刺文学也不能包括全部杂文。例如司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记》，都是讽刺文学，但却是小说而不是杂文。杂文往往与讽刺在一起，却不一定需要讽刺。
　　8月1日
　　在延安北区文化沟体育场，青年剧院演出李之华编的一幕三场话剧《刘家父子》。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出合唱、口琴、合奏。业余国乐社演出国乐合秦。青年俱乐部演出大鼓、相声。
　　延安东区桥儿沟举行晚会，鲁艺演出袁文殊编剧、张水华导演的《军民之间》。
　　8月2日
　　延安继续举行庆祝“八一”文艺活动：部艺在桥儿沟演出独幕话剧《老辈子》和乔振民编剧、谢力鸣导演的《挂号信》、《反正》。青年俱乐部演出杂技。举办街头画展，展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西北文艺工作团的新制作品。
　　焕南(谢觉哉)在《解放日报》“一得书”栏目中撰文《续语》。续范亭先生有诗：“每欲自杀不自杀，也想杀人羞杀人。荆轲计左屈原小，鲁迅文章百万兵”。鲁迅先生说过：“我也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续先生是自杀过的，那时对时局痛愤已极，对中国前途漆黑一团，想不出办法，只好自杀在中山陵前，想以自己的血，刺激那自命为中山继承者的天良。然而现在，续先生不愿死了，且很想自杀过的衰弱的身体，久活下去。续说：那时我正沉溺佛学。如果懂得了前进的革命理论，就不会这样。
　　8月3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儿童演剧队来延住桥儿沟部艺学校。该队奉贺龙师长命令将来边区慰问留守兵团各部。为延安新市场集市成立大会演出。
　　8月8日
　　延安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到区镇放映电影，慰劳该地军民。影片有边区新闻以及苏联影片《十八个》、《祖国儿女》、《海军暴动》等。
　　8月13日
　　延安华北书店自去年“八·一三”成立以来，迄今一年。出版有《高尔基论文集》、《高尔基小说知识》、《铁流》(缩本)、《中国历史讲话》、《巨人的少年时代》、《巴尔扎克小说选》、《戏剧艺术引论》、《季米特洛夫传》、《在北极》、《列宁在一九一八》。
　　8月14日
　　延安平剧研究院为加强延安整风期间的文娱活动，决定每逢星期六晚在中央大礼堂演出一次。本周演出《一匹布》、《长坂坡》、《辕门射戟》三剧。该院专门设立平剧指导科，统一指导延安各机关学校平剧研究会的活动。定期派教员指导，受到各机关欢迎。现已成立平剧研究会的有中央党校、南区大众俱乐部、延安大学、学疗、中央医院、西北党校、八路军印刷厂等。
　　延安平剧研究院从今年四月成立以来，进行整风学习及各种筹备工作。院务委员会决定排演新剧本，有任桂林的《卢俊义》，卜三的《江油关》(渡阳平)，李纶的《秦桧》和孙震的《瓦岗山》。11月8日，李纶在《解放日报》发表剧评《关于〈瓦岗山〉》。
　　延安平剧研究院学风学习结束。阿甲于8月31日作总结报告，指出：大家都诚恳地反省了自己，检讨了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倾向。
　　鲁艺文学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选》出版，包括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儿》、《套子里的人》，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大灾星》、《筏上》、《秋夜》、《一个人的出生》。
　　8月15日
　　朱德总司令在东方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及华侨救国联合会俱乐部开幕典礼会上，即兴赋诗一首：“四海风云急，他乡遇故知；桃园新结义，共倒法西斯。”
　　文化俱乐部举行招待在延国际友人音乐跳舞晚会，特请延安国乐社表演器乐合奏。
　　《谷雨》杂志第1卷第6期出版。登有艾青的《我的父亲》，贾芝的《织羊毛毯的小零工》，方纪的《马》，余修的《闻铃》，马加的《宿营》，周而复的《荒村》，鲁藜的《散文二题》，肖三的《关于高尔基》等。
　　《文艺月报》第16期出版。这一期是“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结束纪念特辑”。登有肖军的《献辞》，高阳的《我反省》，江东的《这一年》，晋驼的《星期日》，钟纪明的《学园的结束是我们真正的开始》，雪苇的《写在最后》等。还有星期文艺学园学员名单和一年来讲课题目。共讲了25课：高长虹《对文学的认识》、肖军《文学的本质》、魏东明《文学上所具备的几个条件》、丁玲《风格与形式》、雪苇《主题》、肖军《典型》、舒群《技巧》、荒煤《语言》、肖军《肖红的〈手〉》、李雷《诗》、吴伯箫《契诃夫的〈套子里的人〉》、陈企霞《修辞学》、李又然《修辞学》、塞克《漫谈戏曲》、严文井《童话》、雪苇《〈奔月〉及其他》、立波《关于报告文学》、李雷《诗人》、艾青《诗的形象》和《诗的语言》、柯仲平《诗与民谣》、肖三《苏联诗人》、何其芳《诗与散文》、雪苇《〈剑〉及其他》、高阳《诗与生活》。
　　8月16日
　　文化俱乐部召集星期音乐社、业余剧团、延安国乐社、延安合唱团等业余文化团体负责同志三十余人，举行夏季茶会，讨论开展延市街头娱乐活动问题。决定以文化沟口为基点，由各业余团体，组织各种街头文娱活动。
　　8月17日
　　毛泽东同志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一信，其中谈道：“我对一得书(指1942年4月至11月延安《解放日报》陆续发表谢觉哉以笔名焕南所写随笔的栏题，取意于“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语)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觉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
　　8月20日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鲁艺举行第五届会员大会，到会六十余人。吕骥对三年来该会搜集研究民歌工作加以详述。来宾何其芳、严文井、李元庆等同志相继发言，希望效法该会精神，延安能有民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最后有民歌欣赏、地方戏曲欣赏。该会三年来搜集民歌千余首，正在整理付印。
　　8月22日
　　战斗儿童演剧队在八路军大礼堂与一二〇师留守兵团联欢演出。献演有音乐、舞蹈，话剧《放哨》、《勤务班》，小歌剧《荒村之夜》，活报《反法西斯蒂》等。乐器合奏《战场乐》。全部节目取材新颖，演出中掌声不断。
　　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奉贺龙师长命令，由前方来延。一行七十余人，安抵桥儿沟。晚上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欢迎会。在鲁艺大礼堂公演并举行战时艺术工作座谈会，借以交换前后方艺术工作意见。
　　8月25日
　　郭沫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艺随笔《雨》：北碚上演《屈原》，我随朋友观看，并把婵娟抱的一个瓶子抱去。时值下雨，到剧场忽然心里浮出一首诗：“不辞千里抱瓶来，此日沉阴竟未开。敢是抱瓶成大错?梅霖怒洒北碚苔。”应云卫的太太程梦莲说：两个“抱瓶”字重复了，不太好。便把第三句改为“敢是热情惊大士”，理由是郭老“把观音大士惊动了，所以才下雨啦”。后又把“梅霖”改为“杨枝”。饰婵娟的张瑞芳说“怒字太凶了”。郭老马上高兴地表示：“好的，我要另外想一个字来改正。”他将“怒”改成“遍”、“透”，最后为“惠”，即“杨枝惠洒北碚苔”。雨停了，《屈原》顺利演出了，郭老不禁赞叹道：“农人剧人皆大欢喜，惠哉，惠哉。”
　　8月27日
　　舒非(袁文殊)的独幕剧《军民之间》，《解放日报》连载。
　　8月28日
　　延安作曲者协会、鲁艺诗会在鲁艺音乐部举行月夜联欢。词作者、曲作者及来宾百余人，欢聚一堂。演奏新近歌曲《中共二十一周年》、《留守兵团进行曲》、《自卫军军歌》、《团结歌》、《贺龙投弹手》、《坚持战斗》等十余首。会上大家一致感觉自整风以来，歌词、歌曲已有新的转向，短小精悍，富有中国风味，适合工农群众及部队战士的口味。该会准备每月举行演奏联欢会，借以交换写作意见。
　　8月31日
　　默涵在《解放日报》撰文《关于描写工农》。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没有出身工农的作家，而且描写工农的作品也不多见。作家感兴趣还是知识分子。因为作家都是知识分子，不同的出身、生活和经历，使作家和工农之间不能没有隔膜。写知识分子的进步转变也于工农有益。但作家应该更加注意和描写工农的生活与斗争，因为他们是革命的主力，有着深厚的感召力。要写工农，就得熟悉工农。
　　陈企霞在10月8日《解放日报》撰写文艺短论《“理发员”和他的工作》：要正确对待工农同志写的文章，不要借口文章“幼稚”、“不通”、“没有技巧”，而把他们吓得不敢动笔。不要把改文章看成“麻烦”、“打扰”或“损失”，而是看成帮助，尤其对“文风不正”的同志，是一股灵药。
　　柯仲平在10月17日《解放日报》撰文《从写作上帮助工农同志》：在写作中，把工农歪曲了，那是一种罪过。从工农中产生出来的作家，力量特别大，因为他们可以把大众的生活，写得更真实、更生动、更深刻，给群众的教育作用更大。工农的创作为大众，写成了交给大众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众人不接受的东西，你个人再说好，也一定有问题。专业作家要给工农同志的文章当“理发员”、“理发”中间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文艺月报》第17期出版。登有文艺月评：《和现实的步调一致——〈解放日报〉文艺栏七月份作品评介》，雪苇的《〈野草〉的“题辞”》，高阳的《思想的暴君》，韦明的《于一次“焚毁”底战斗中》，石秋的《哥哥》，肖军的《栖迟录三篇》。
　　9月3日
　　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在参议会礼堂预演《丰收》，招待在延文化界人士及各文艺团体。《丰收》原为晋察冀边区1939年戏剧座谈会上的集体创作，莫耶执笔，成荫导演，赵森林舞台设计。冯一夫、朱丹西、黄岫、申伸，肖孟等演出。该剧曾在晋察冀、晋西北普遍上演，获得赞誉。这次公演后，该社将代表一二〇师慰问边区各工厂、各医院等后勤机关暨留守兵团。
　　司空达在《解放日报》9月4日载文《丰收》，介绍战斗剧社编写和演出《丰收》一剧的盛况。
　　水华9月10日发表剧评《看〈丰收〉以后的感想》。
　　王震之9月13日写剧评《〈丰收〉观后感》。
　　吴雪就《丰收》一剧在《解放日报》10月2日发表讨论文章《关于〈丰收〉》。文章对张水华、王震之评论战斗剧社演出的《丰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石丁改编后的《丰收》，虽与原作有出入，但在延安上演有意义。看了《丰收》觉得很生动，很亲切，给人带来喜悦，但也感到琐碎，散乱，缺乏中心，有伤感气氛。同版发表郝仁的介绍抗敌剧社儿童演剧队的文章《我们活跃在“治安区”》。
　　剧协临时工委会，9月28日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联欢会，招待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到会有青年剧院、西北文工团等团体四十余人。战斗剧社报告晋察冀、西北剧协活动情况，征求对《丰收》意见。青年剧院吴雪提议另开会议，专门研究《丰收》演出，并讨论如何面向工农兵。塞克略谈延安剧运情况。
　　9月6日
　　陈年在《解放日报》撰写介绍战斗剧社的特写《敌后戏剧战线上的一支劲旅》：人都说，一二〇师有三好：仗打得好，球打得好，戏演得好。转战敌后五年的战斗剧社，成立于1937年陕西潼关陈炉镇，前身是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宣传队。全体“男鬼”、“女鬼”、“大鬼”、“小鬼”都是全副武装，每到一处，放哨、侦察、挖土壕、打枪眼，还不放弃宣传工作。剧社从冀中到晋察冀以后，即与抗敌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发起召开戏剧座谈会，成立晋察冀剧协。由《丰收》集体创作开始，先后写出《水灾》(战斗剧社)、《我们的乡村》(抗敌剧社)、《大王村》(西战团)等剧。
　　9月10日
　　延安文化俱乐部为加强艺术宣传，开展街头文娱活动，特在文化沟口建筑街头艺术台一座，并举办“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巨型墙报。艺术台由张仃设计。“街头画报”请美协张仃、朱丹负责编辑；“街头诗”由延安诗会艾青负责编辑；“街头小说”由鲁藜、高阳负责编辑。张仃在“街头画报”代发刊词中说：“延安文艺界整风以来，一直讨论着艺术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兵，我们是希望能够付诸实践。”
　　黄钢在lO月16日《解放日报》撰文《街头画报·诗·小说——延安文艺工作的新步调》。说他们是新的创作态度的开始，是延安文艺活跃的新步调。正如艾青所说；是一种培养新的诗文学的助产士的工作。刘白羽写的《左权故事》，方纪写的《刘志丹故事》，都很有意义。陈忘年的诗《一个勇敢的朝鲜女人》，宋玳的《没文化》，厂民的《缝》，普遍引人注意。张仃的彩色画《尊重群众利益》，画一个战士将拾到的西瓜送还老百姓，看了令人欢悦。
　　延安“街头画报”为改进工作，9月20日在文化俱乐部邀请美术界举行座谈会。到会有鲁艺、总政、美协各部门四十余人。主编张仃、朱丹报告筹备经过及编辑方针，确定画报对象为延安市全体市民，性质是宣传，又不失美术刊物的特点；表现方法根据“面向工农兵”的原则，力求朴质写实。最后由肖三报告苏联“塔斯窗”漫画活动情况。
　　艾青9月27日为“街头诗”创刊而撰文《展开街头诗运动》。指出劳动者是文化的创造人，把诗送到街头，使诗成为新的社会的每个成员的日常需要。诗人要关心老百姓，为老百姓服务。提倡写给老百姓看的诗，更提倡老百姓自己写诗。让诗站在街头，站在群众中间。只有诗面向大众，大众才会面向诗。应该终结那种专门写给少数几个人看的观念，这是封建文人的观念。文学的贫血，是作者脱离生产、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把政治和诗密切地结合起来，如团结抗战，保卫边区，军民合作，缴公粮，选举，救灾，整风等。诗的语言、形式、风格将在大众化实践中，带来变化和得到改造。
　　9月11日
　　张庚在《解放日报》撰写长篇理论文章《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谈七个问题：一、从延安演《日出》之后，演大戏成了风气。这是一种严重的偏向，使一些人专门讲究技术、脱离现实内容，脱离政治任务，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二、我们要把戏剧变成大众的艺术，光是拿一些外国的或者旧时的东西“普及一下”，那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从大众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剧本来。三、怎样才能把剧运推向农村和部队去呢?关键要以表现工农大众的新生活、新人物为主。要表现老百姓的生活。四、由于走的是演“大戏”的道路，因此脱离大众来提高技术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技术，有人走到迷恋和机械摹仿的地步。五、有人对打破成规的新形式不能用新的眼光去看，只知墨守自己狭小兴趣、狭小知识的一点东西。如鲁艺有人把《带枪的人》贬为一个大活报。六、我们只从资产阶级“艺术自由”的观点去看戏剧，而将艺术性与宣传性机械地分隔开来，以致把我们的任务放弃了。其实艺术水准很高的戏剧也还是要服务于具体的政治任务的。苏联的表演艺术是全世界的最高峰，但宣传工作一点不妨碍他们的艺术创作。七、戏剧工作者的问题，无论生活问题或技术问题，主要是一个立场问题，是怎样从旧的阶级转到工农阶级的问题。我们不要以当大艺术家为目标，而要以工农为目标。
　　石隐在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就正于张庚同志的讨论文章《读〈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对张庚某些看法提出异议：一、剧运为了什么?和一切艺术工作一样，其任务和目的：揭露敌人的黑暗，歌颂中国的新生。这里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统一的。创造民族新戏剧并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竞赛的口号是：“今天谁战斗得最好?”张庚只说剧运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新戏剧”，而服务于目前具体政治任务只不过是手段而已。说明他“骨子里恐怕还存留着‘以做大艺术家为目标的意识’”。二、偏向出在哪里?不是出在“演大戏”上。业余剧团配合反法西斯大会演出的反法西斯剧本《新木马计》，西北文工团前身陕公文工队演出的反映抗战中国的《蜕变》、《雾重庆》，鲁艺实验剧团演出的《佃户》，都称他们的着眼点不是内容而是技术，这恐怕是不恰当的。
　　9月13日
　　延安剧作者协会干事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到会者舒非、肖三、吴雪、翟强等十二人。由王亚凡主持。会间对该会宗旨及会员的权利义务展开热烈讨论。决定在整风中发动会员创作出具有战斗生活、适合工农兵观众的新剧本。
　　绥德新诗歌会同志先后回延，将该会刊物《新诗歌》移延安编辑。同志们为响应毛主席的文艺大众化口号，积极扩大原有组织，并改名为“新诗歌会”。该会在鲁艺举行会员大会，改选理事会。并决定致力于新诗歌大众化，提倡街头诗，推进诗歌朗诵运动。第八期诗刊改名为革命号，定于十月节出版，有诗歌大众论文特辑，街头诗特辑。该会决定和延安各诗歌团体共同发起开展延安及边区街头诗运动。
　　9月15日
　　毛泽东同志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一信：“今日与博古(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解放(指《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委会副书记)，拟每月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草叶》文学杂志第6期出版。登有张铁夫的《乡村》，孔厥的《二娃子》，灼石的《老侯》，贺敬之的《玉米花》，何其芳的《杂记三则》，潘之汀的《喀喀王三》等。
　　9月18日
　　我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开始创设《新华副刊》。到1947年2月28日封闭止，历时四年五个月零11天。先后担任过副刊主编的有戈宝权、胡绳、徐光霄(戈茅)、郑之东、李亚群等。担任过编辑的有欧阳凡海、小林、刘白羽、韦明、周开(周砚)、林默涵、曾岛、王城、杨俊等。
　　9月20日
　　毛泽东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拟定征稿办法：(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吴老(吴玉章)：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以上共149，000字。(二)各同志负责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毛主席枣园之宴的通知。柯仲平、舒群和博古结伴而行。毛主席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及其具体内容。“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席间，毛主席举杯说：“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四十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让你去受苦受难……”“过惯了，我愿意跟老百姓在一起。”。
　　9月22日
　　中央印刷厂成立文艺、美术小组，参加者三十余人。确定每周上课一次，由舒群、陈企霞等同志讲写作方法。美术组利用工余时间，由张谔，杨廷宾二同志负责指导练习。
　　舒群在《解放日报》 9月27日撰文《工人文艺小组》。介绍中央印刷厂文艺小组活动情况：1938年建立，从《清凉山演义》到墙报《萌芽》，再到作品汇集，发展很快。中央印刷厂程海洲在《我们文艺小组的新生》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成长过程。《萌芽》出了十八期，还有八本抄写小册子，两期鲁迅逝世纪念特刊，一期“五一”铅印专刊。在《七月》、《五月在延安》、《边区文化》、《文艺突击》、《大众文艺》、《中国工人》、《大众习作》、《星花》、《文艺阵地》、《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二十余篇以上。
　　中央印刷厂文艺小组，利用业余时间，请周扬、艾青、舒群等人作报告。上月举行一次座谈会，讨论“诗、报告文学及怎样搜集材料”等问题，并有舒群、陈企霞参加。美术小组每周由张谔、杨廷宾二人分别指导上课。
　　战斗儿童演剧队应中央党校之约，在该校礼堂为青年队举行晚会。次日晚又往中央医院慰问。保育院，文抗等机关都有人前去观剧，附近老百姓闻讯也去看戏，对演出印象很好。
　　9月23日
　　丁里在《解放日报》连载《秧歌舞简论》。认为一般的秧歌，多在冬春农闲季节作为劳动之余的娱乐。但在边区，扭秧歌除了娱乐之外，已成为参与政治斗争、社会活动的武器，起着较大的作用。歌舞剧与秧歌剧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剧，后者是舞；前者是更高级更复杂的艺术样式，后者则属于广大群众所共有；前者是以艺术文学的诗歌为主体，后者则是以形象的舞为主体。秧歌舞的长处：一、集体活动的广大群众性；二、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三、秧歌舞是随着群众的进步而发展着。缺点：一、形式的相互凝固性；二、包罗万象；三、舞姿与内容的游离等。文章还谈到歌舞剧的前途问题。
　　9月26日
　　延安合唱团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乐队负责人在会上报告两年来的工作，指出：“过去我们还没有意识的把音乐和政治结合。今后的音乐活动要走向街头，面向工农兵。”向隅说：音乐作品赶不上合唱团的需要。我们活动的方向是为大众，在音乐创作上还缺乏一些通俗的、大众化的歌词。希望边区文化界的同志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发动同志们创作歌词，使音乐大众化能够前进一步。10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时乐濛的文章《延安合唱团是怎样成长的》。
　　9月30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党风学习期间，学委会编印整顿党风文件，并翻印1940年周扬在鲁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教育与艺术教育问题》。宋侃夫1941年在党员大会上的报告提纲《鲁艺讨论中央增强党性决定总结中的几个问题》，党总支整理的《有关整顿党风的实际材料》，其内容包括干部政策与领导工作，党员与非党同志，鲁艺与鲁艺以外的艺术界的团结问题，党员与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民主与纪律及怎样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反对平均主义等五部分。两周来大家提出一千二百余条意见，反映了鲁艺行政领导的某些缺点和一些宗派主义倾向。将召开大会讨论。
　　鲁迅艺术文学院党风学习于11月9日第一阶段结束。周扬在大会总结中说，由于主观主义“关门提高”的教育方针产生了不健全的组织领导。领导作风上，既有官僚主义的倾向，又有过于强调民主、忽视集中的现象。干部政策上，忽视思想意识的毛病，“个人第一，艺术第一”，“人性论”，“温情主义”等。艺术干部过于强调艺术特殊性，忽视组织原则。在与延安文艺界关系上有宗派主义倾向。对此周扬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评。
　　10月10日
　　延安平剧研究院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邀请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及延安文化界戏剧界同人参加指导。并举行五天招待演出，有《翠屏山》和《甘露寺》等平剧。
　　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经过一段酝酿过程。最早鲁艺实验剧团有平剧小组，戏剧系有平剧研究班，后成立鲁艺平剧研究团，团长阿甲，副团长罗合如，成员有陶德康、李纶、任均、方华、王一达、陈冲、石畅等。晋西北前线的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的热心扶植下，成立战斗平剧社，社长王镇武，副社长张一然，政治指导员薛恩厚。他们来延后，与鲁艺平剧团合并，正式建立延安平剧研究院，划归贺龙领导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领导。第一任院长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兼任，副院长由中央办公厅处长邓洁兼任，秘书长罗合如。第二任正副院长由张经武、柯仲平兼任，秘书长王镇武。第三任院长由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刘芝明兼任。最后专职院长为杨绍萱、副院长罗合如。协理员先后有朱云峰、慕生才、许世平、余平若、孙方山、刘继久等。最初演出的平剧多为抗日内容，如《松花江》、《松林恨》、《钱守常》，《刘家村》、《赵家镇》、《夜袭》、《学不够》、《小过年》等。后又演出张一然编剧、王一达导演的《上天堂》，李纶编剧，张一然导演的《难民曲》，张梦庚、肖甲编剧、王一达导演的《回头是岸》，张一然编导的《张学娃过年》，魏晨旭编剧、王一达导演的《边区自卫军》，王一达编导的《鬼变人》。影响大的是任桂林、李纶、魏晨旭合编的《三打祝家庄》和王一达、邓泽、石天等编的《北京四十天》。
　　延安平剧研究院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展览会。有：平剧脸谱，剧照和场面，练功，化妆等照片，服装和化妆程序说明，平剧书籍、刊物，各种统计图表，中国舞台演进模型等。
　　《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出版，约七万字。
　　题字：毛泽东：“推陈出新”。
　　朱 德：“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林伯渠：“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李鼎铭：“教亦多术”。
　　目录：简短的几句话 延安平剧研究院
　　献给我们的平剧院 柯仲平
　　对戏剧工作的一点感想 张 庚
　　平剧院和平剧工作 阿 甲
　　漫谈游击战中的平剧活动 王镇武
　　从平剧演变史谈到平剧在延安 任桂林
　　创造新的表演技术 李 纶
　　平剧改造中几个问题之浅见 魏晨旭
　　谈味儿 霍 如
　　我对平剧的一点感想 徐 特
　　丑角漫谈 铁 夫
　　还有：延安平剧研究院组织规程、延安平剧研究院组织系统表、致全国平剧界书、致全国文艺界书。
　　延安平剧研究院在《简短的几句活》里指出：(一)成立缘起。平剧本身并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物，要想为新民主主义服务，还需要彻底的改造。为了进一步改进平剧艺术，因此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二)工作方针。总的方面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研究平剧理论，又进行改造的实践。(三)目的有三：一是培养平剧运动的干部，首先克服“平剧与革命无关”的旧观点。二是在抗日根据地内普及平剧。三是进行平剧的研究和改造工作。
　　10月14日
　　全国木刻画在重庆展出。解放区的木刻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意。画家徐悲鸿在10月18日重庆《新民报》上撰文《全国木刻展》，说：“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的大艺术家古元。”“我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新中国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古元之《割草》，可称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吾愿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另外，对解放区木刻家华山的连环画，力群、焦心河等人的作品都很欣赏。经毛主席批示，此文《解放日报》转载。
　　有一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华林告诉徐说：“你那篇赞扬共产党木刻家的文章招了祸啦?”“招了什么祸?”“我听说张道藩在叫人写文章攻击你。”“那就让他攻击吧!我行我素!”“你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你没有必要卷到政治漩涡中去。”“我觉得任何时候，我都应说我该说的话。好的作品我就应当宣扬，我在美术界有这个责任。为什么共产党的画家好，我就不能宣扬?我早在和徐志摩辩论时，就曾写道：‘我以为真理高于一切’。你了解我的性格，我决不会舍弃真理而屈从权势!”
　　10月16日
　　《解放日报》文艺栏辟出“创作和思想的道路”专题发起征文。征文说，自整顿三风特别“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界同志对自己思想意识和工作的反省与改造，显著地有所表现。这一思想革命，使我们有了更锐利的武器来作过去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恰当地估计过去的创作和思想的道路，以作为今后的改正和发展的参考。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对我们文艺界同志，对新兴文艺的前途，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事情。为此目的，我们以“创作和思想的道路”为范围，向文艺界同志征文。
　　一、你在创作中是否意识到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如何把握的?
　　二、你善于把握哪一类题材和人物?
　　三、你创造肯定和否定的人物(和主题)哪种比较容易，为什么?
　　四、在使用语言的形式或音乐、美术等其他形式上，你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中国新文学语言(或其他的艺术形式)是否需要改造，如何改造?
　　五、你在创作过程中是否感到内容和形式有所矛盾?
　　六、你怎样收集材料、整理材料?
　　七、你创作的时候，想到欣赏对象没有?你以哪一类人作为对象?
　　八、你对于自己过去的作品作怎样的分析和估计?
　　何其芳在《解放日报》连载论文《论文学教育》。文章检查了鲁艺文学系教育上的错误，提出今后改进意见。共谈五点：一、从教育目的说起。教育的目的必须明确而具体地服从政治的要求。二、培养什么人才并如何培养?我们实际需要通讯工作者、文学教员、编辑、写作者、通俗化工作者等。学校对文艺家的培养是有限的，主要应让他们到工农兵中间去，一边做实际工作，一边写作品，或暂时不写，待以后再写。三、要认识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它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武器之一。四、课程、教员、教学法。五、最后的几句话。
　　10月18日
　　延安各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中央大礼堂外面贴着鲁迅遗言：“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由于事实的教训，明白了唯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会议主席团为丁玲、周扬、肖三、塞克等组成。丁玲讲完开会意义后，吴玉章以思想革命家、社会革命家，文学革命家、文字革命家四点作为正确估价鲁迅先生的言辞。他说：“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我们要完成鲁迅先生的一切事业。”(全文见《解放日报》10月26日)徐特立说：“鲁迅先生始终是站在革命政党的立场上，他从来没有背离它。鲁迅先生看重革命行动，实际工作，因此鲁迅先生是真正理论和实际联系的。”肖三说：“一个革命文学家一定要无产阶级化，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是做到的。鲁迅先生从来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他的爱和恨是敌我分明的，他爱大众，恨大众的敌人，因此鲁迅先生是没有歪风的完人。”
　　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整风学习中读鲁迅》。张仃撰文《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绘画色彩》。
　　10月19日
　　《解放日报》社论《纪念鲁迅先生》。指出：“鲁迅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他是一个中国近代的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解放的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良友与战斗的同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对托派匪徒的疾恶和痛击。社论强调：“鲁迅先生对待文学工作的态度，还保留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和教育意义。”该报还刊登《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祭》。
　　何其芳在11月2日《解放日报》撰文谈鲁迅和周作人在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题为《两种不同的道路》。文章说，鲁迅和周作人虽然是亲兄弟，但他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鲁迅走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路，也是当时中国的路。而周作人则是对民族对革命丧失了信心，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走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手掌里，成为民族的罪人。在艺术观点上，周作人强调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个人的情思，“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文章指出，历史证明，从那种消极的个人主义、趣味主义出发，一个知识分子可能要坠落到什么地步。正如下坡的石头，不到最低的地方不停止。反之，一个执着为集体的战斗者，他总会和集体一同前进。
　　绥德分区出版文艺刊物《青苗》。第一期登有：本社的《对青年同学的希望》、韦君宜的《女四书》、楠若的《雨》、孙谦的《兄弟》、方韦白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高得成、艾绍业、沙漠的“习作三篇”。殷参、岳琴、莫耶合作、莫耶执笔的两幕剧《喜事》。
　　10月20日
　　鲁艺总俱乐部主编的《桥儿沟街头墙报》，在双十节编出。有《纪念国庆日要加强团结》、《乡参议员想一想》、《县长和老汉》、《学文化》、《办公费的故事》和文化消息、新闻报道、木刻绘画、抗战歌曲二十余篇。看墙报的人颇多。
　　10月22日
　　边区文协、延安诗会、新诗歌会等团体，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诗歌大众化座谈会。到会有胡采、肖三、天蓝、林沫、敏夫、郭小川、李雷、鲁藜等四十余人。推艾青、长虹、公木(张松如)为主席团。会议提出诗人怎样和大众结合、大众化诗歌内容、形式、语言以及如何展开诗歌大众化运动等问题。肖三说，在解决了面向工农兵的前提下，新诗歌越是普及的就越是提高的。长虹主张我们要由创作“大众化的诗”到创作思想情感语言都同于工农兵的“大众的诗”，以至启发大众诗人创作“大众自己的诗”。鲁藜从美学观点上肯定大众诗歌的前途，高阳做了补充。李雷提出民族性的问题。敏夫等几位对大众化诗歌是否要有韵脚展开讨论。郭小川提出如何运用口语的问题，举出公木的《鸟枪的故事》和李雷的《荒凉的山谷》为例。林沫讲诗人应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用公家人动用毛驴子的口吻写街头诗。艾青检讨以往对大众化运动的看法，提出诗人如何与大众结合，怎样运用大众语言，创作新鲜语言，避免文言滥调，如何展开大众化诗歌运动等问题。音协和民间音乐研究会代表安波、鹤童二人致词，提出写歌词、诗与音乐合作的问题。天蓝提议，于十月革命节前，每人写歌词两首。最后决定组织诗歌朗诵、发动写街头诗，印制诗传单等办法迎接十月革命节。
　　10月28日
　　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要求“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同志给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指出“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11月1日
　　厂民(严辰)在《解放日报》撰文《关于诗歌大众化》。认为诗歌大众化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作为诗歌工作者应该配合时代，肩负起时代给予我们的新任务。有人把大众化看做庸俗浅薄的同义语，把诗看做最高贵的沙龙里的产物、庙堂上的金饰。有人把大众化理解为通俗化，硬套一些陈旧死板的旧形式，胡乱搬弄几句“他妈的”之类的口语。只有把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抛掉，诗歌大众化才有希望。要诗歌大众化，必须我们先被大众所化。不仅懂得大众的生活，熟知大众的语言，更应当周身浸透大众的情感、思想、意识，悲其所悲，乐其所乐。诗歌的大众化最好是提倡工人自己创作，并要注意反映现实的革命的科学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
　　11月8日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解放日报》登出一组诗文：
　　丁 玲：《十月革命节纪念》。
　　肖 三：《“十月”二十五周年献词》。
　　刘白羽：《苏联，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旗帜》。
　　柯仲平：《斯大林三首》(诗)。
　　周扬给张棣赓通信《〈腊月二十一〉的立场问题》。《解放日报》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腊月二十一》发表在4月8日本版，内容错误颇多，敌友混淆，殊失应有的立场。兹由周扬同志来信，特发表于此。张棣赓给周扬的信中说：《腊月二十一》在延安惹起了很大的议论，鲁艺已把它作为整顿文风的参考材料。据说罪状有四：一、没有立场；二、敌战区里不应当有那样盛大的集会；三、不应当把一个西盟会员写得那样幼稚；四、纯客观事件的重映，是一种最卑俗的自然主义。我以为这实在是小题大作了。它不是什么自然主义，反宣传，没有立场。周扬回信指出：你的作品我早读过了，的确是一篇很坏的作品。鲁艺整风学习中，好些同志曾提出这篇作品作为文艺创作上的歪风之一例。就以这四条罪状而论，我以为也是不但不过分，而且实在还是很轻、很客气的。说你没有立场，这是一点没有冤枉你。你是没有站在人民的、民族的立场上。你既然那样相信你这篇作品的真实性，我希望你对真实性有个正确的理解。艺术真实并不等于个别事实，也不等于好些现实加在一起，而是把事实加以分析的综合，从中找出典型的本质的东西。在政治上错误的作品，决不能在艺术上真实。我恳切地希望你对这篇作品和过去全部的言行，有一个诚心诚意的深刻的反省。
　　11月14日
　　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评论《略谈孔厥的小说》。认为孔厥的第一篇处女小说《过来人》，是一幅知识分子栩栩如生的画像。作者的讽刺没有用错，而且很有斤两。作者对人物是严肃的，没有油腔滑调，没有开玩笑过火的地方。另一篇小说《追求者》，是一群救亡知识青年的展览，主人公是肯定的人物。后来作者转向写农民题材。他和葛洛、洪流等几位青年作者被派到农村实习，写出《郝二虎》、《苦人儿》、《父子俩》，博得读者注意和欢喜。作者写了农村中的新人物、新事情。在口语运用上，尤其获得卓越成功。
　　11月15日
　　边区文委和文化俱乐部在旧中央大礼堂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文化界，到会近千人。会上有戏剧、音乐两项，由鲁艺演出，有延安合唱团、青年剧院合唱团参加。音乐节目很精彩，除歌曲演唱外，还有钢琴、小提琴演奏。
　　鲁艺实验剧团演出苏联话剧《神手》，张水华导演，何文今舞台设计，王大化、邸力、林杨、张守维、陈炎等演出。
　　11月19日
　　为执行简政政策，“部艺”奉留守兵团政治部命令，改为部队艺术工作团，下分剧社、文艺社两部分，真正做到“面向士兵，到部队去”。并决定今后多举行小型晚会，创作通俗的战士读物和短小的通讯、歌曲等，使艺术更大众化、战斗化，成为艺术军中的一支轻装部队。
　　11月23日
　　毛泽东同志写信给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指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1942年冬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过)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焕南(谢觉哉)在《解放日报》撰文《诗》。诗要有诗的样子——有韵、能唱。有人讲，我不赞成旧诗，却喜欢念旧诗；赞成新诗，却不喜欢念新诗。旧诗应该解放，新诗还没完成。这就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所致。岳飞的《满江红》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若改做“三十岁的功名是些灰尘和土疙瘩，八千里的路上有云又有月亮”，那就索然无味了。
　　11月26日
　　尚伯康在《解放日报》连载剧评《〈乌龙院〉的生活和思想》。
　　张庚12月17日在《谈〈乌龙院〉》剧评中，对尚伯康的《〈乌龙院〉的生活和思想》一文提出意见。就主题分析看，尚文把《乌龙院》和《水浒传》中杀惜故事分成两个无关的东西，把宋江说成压迫者，把阎惜娇说成被压迫者，这是在翻案，不合乎事实。尚文主张“学习《乌龙院》作者对封建主义原则立场把握的严正性”。这样学习是奇怪之极。难道我们接受遗产是为了学习封建统治阶级如何把握立场，去赞扬对老百姓的统治和压迫吗?
　　11月28日
　　关中八一剧团一行八十余人徒步抵延。次日在边区政府参议会大礼堂演出处女作《石达开》，服装色新，演技熟练，颇得好评。并将继续演出《民族魂》、《三滴血》等。
　　12月7日
　　郭沫若在《解放日报》登出文艺杂谈《绿》。写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反复推敲的故事。说明文艺作品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达到好处。看见别人“绿”而眼睛红的人，尤其应该向王荆公学习。
　　12月15日
　　江布在《解放日报》撰写戏剧论文《关于剧的人物和动作》。
　　严文井在12月28日《解放日报》撰文《关于“发掘动因”》，对江布一文提出商榷意见。
　　12月16日
　　朱德总司令撰文《祝刘师长五十寿辰》。赞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军事上“不但英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革命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义、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材”。
　　朱总司令为刘伯承师长赠诗祝寿：“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河山任仔肩。”
　　叶剑英参谋长为刘师长五十寿辰赋七绝两首：“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天，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墙即吾家，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
　　杨尚昆、陆定一两同志驰电祝贺：“伯承同志：欣逢五旬大寿，特电驰贺，奋发神威，歼彼日寇。”
　　12月17日
　　林伯渠、吴玉章二老祝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你率数十万健儿，在敌后坚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胜，维护亿兆人民，撑持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寿辰，特致如下祝词，以申贺悃。‘敌后苦撑持，百战英名惊日寇。太行齐庆祝，万家生佛拜将军。’”
　　12月18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联络参谋周励武先生撰七绝四章，为刘伯承将军祝寿：“须眉如铁臂如枪，五十年来气宇扬，马上万人齐仰首，将军原是郭汾阳。”“护法曾标麟阁功，十年戎马走川东，伤痕抚遍如鳞甲，智勇争夸独眼龙。”“鼓角频传夜解围，太行驰骋马如飞，将军骁勇今犹昔，不斩楼兰誓不还。”“百岁春秋已半期，英年原是立功时，霞觞我晋倭奴血，聊当南山酒一卮。”
　　12月28日
　　延安各界迎接1943年的降临。新年期间平剧院拟演出平剧。文化俱乐部在青年运动场聘请民众剧团将演出秦腔。部艺演出歌剧《治病》第二部及新剧《打狗》。
　　12月
　　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文中指出：“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