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掀起规模盛大的秧歌运动，迎接1943年春节。秧歌剧《兄妹开荒》成为它的代表作。《解放日报》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中共总学委发出学习通知。
　　为贯彻《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文委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延安文艺界50多人开会。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李卓然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延安各文艺团体纷纷下乡宣传。
　　1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一九四三年是我国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但同时也将是我国遭遇到空前困难的一年。”我们热烈地希望，一九四三年将是全国更趋团结，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一年。”
　　为庆祝元旦与慰劳中央首长，西北文工团演出多幕话剧《生活在召唤》，塞克导演。陈若飞、朱丹、王亚凡、林丰、谢燕祥(东方明)等演出。鲁艺实验剧团演出苏联话剧《神手》。
　　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工作团在新年演出四幕歌舞剧《保卫边区》，谢力鸣、晏甬、侣朋、马瑜编导，张林簃作曲，刘炽编舞，宋兴中、赵军等百余人参加演出。
　　1月4日
　　延安各界热烈庆祝新年。党中央及边区政府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团拜，并欢迎华中归来的刘少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讲了话。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刘少奇报告敌后各抗战根据地坚持抗战的情况。平剧院演出平剧。
　　边区各机关干部及在延出席专员县长联席会议的同志约千余人，在参议会礼堂举行新年团拜晚会。林伯渠主席献词说：一九四三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一年，是全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胜利的一年，是干部思想革命胜利的一年。
　　民众剧团在元旦演出露天话剧。还有图片、诗歌、漫画在街头展览。各个群众文化团体也先后举行座谈会和联欢会。
　　蔡天心在《解放日报》撰文《宋江与“乌龙院”》。对延安平剧研究院尚伯康写的《〈乌龙院〉的生活和思想》一文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宋江做为反抗统治阶级的代表者流传民间和被反映在艺术作品里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月7日
　　关中分区八一剧团抵延，先后公演二十余次，颇受各界欢迎。中央办公厅赠送该团一舞台横额，中央管理局赠送一绿色前幕，西北局置一精致秀丽的前场摆设。
　　1月11日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为纪念发刊五周年，连续在11日、15日、18日发表祝词、贺诗和文章：
　　郭沫若《祝新华五周年》。其一：“气作长虹贯碧霄，心随字水涌新潮。徇春木铎遒人健，颂岁辛盘燕语娇。日月光华明旦旦，风云变幻蔚朝朝。民人资尔张喉舌，万口为声声自遥。”其二：“扫荡妖氛在此年，战虽弥苦志弥坚。鼓鼙远震声悲壮，炬火高撑气浩然。为得人群谋解放，凭将心血写明天。如椽大笔期常健，寿比中华岁万千。”
　　陶行知：“报告正确消息，粉碎歪曲理论。写得大众能懂，充当万有课本。自己每天必读，随时还交别人。这是抗建武器，共灭纳粹瘟神。报章最大责任在说老百姓心头要想说的话语，写老百姓眼睛看得懂的文章，便利读者，即知即传，帮助国家动员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和世界民主国共同扑灭法西斯强盗。”
　　茅盾：《谈副刊——并祝新华日报发刊五周年纪念》。说：“拥护抗建国策，力求团结进步，这是新华日报五年来的努力所在，大家都看得到，不用我多说。最近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的，是新华副刊的新作风。”“新华副刊最近的新作风，似乎就想纠正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同时切切实实谈一点学术思想。这样的作风倘能继续加强发挥，对于培养青年们的深思好学的风尚，相信它必有不小的助力。”
　　洪深：《贡献与更大的贡献》。说：“如果不是一个代表一种政治主张的象新华日报这样的报纸，力顾大局，诚恳地坦白地参与讨论一切问题，发表平易正和的议论，提出有益建设的主张，恐怕我们今天不会这样感觉到，国内的一切，正在渐渐走入苦尽甘来之境!这是新华日报五年来最重要的贡献”。
　　张骏祥、刘念渠、曹禺、吴祖光：《祝新华五周年》。“忽反顾而游目兮，将往观乎四方，佩缤纷共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姚雪垠：“说实话，办实事，主持正义，一切均有办法。”
　　于 伶：“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吟览大荒。”
　　陈白尘：“新华日报以艰苦卓绝的精神，领导着大众于今五年，我们希望有若干个未来的五年。”
　　臧克家：“在大时代里诞生，在斗争中生长，真理永存，新华日报年寿无疆。”
　　姚蓬子：“为民前锋。”
　　葛一虹：“报道共国运，千秋万万岁。”
　　王亚平：“大众的心声。”
　　延安平剧研究院开始排练《岳飞》。
　　1月17日
　　默涵在《解放日报》撰文《读高尔基的社会论文》。指出高尔基那样憎恨“摆着鄙夷政治嘴脸，”的虚伪艺术家，抨击“虚伪的人道主义”、“市侩主义”，使我们一方面加深了对于凶狠卑劣的敌人的憎恶与轻蔑，另一方面提高了对工作的热情和信心；同时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照出粘附我们身上的精神污点。
　　王震之撰写通讯《部艺工作团的新年演出》。说部艺演出的四幕歌舞活报剧《保卫边区》，反映了边区好、整军、开辟南泥湾和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四个主题。全剧的创作是在饱满的政治热情下，发挥了集体力量而进行的，它积极反映了当前的斗争生活。
　　1月19日
　　部艺工作团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和边区文委文化俱乐部再次演出四幕活报剧《保卫边区》，招待延安文艺界。
　　1月21日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原各族民歌研究会)自成立以来，搜集陕甘宁边区民歌达700余首，蒙古、绥远、山西、河北及江南各省民歌均有几百首，总计二千余首。现已分别整理，准备付印。边区文委特拨款两千元，以示鼓励。该会理事会决定分别奖励采集成绩最优者张鲁、安波、马可、鹤童、刘炽及战斗剧社彦萍、明明等十余同志。
　　1月27日
　　报载：在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感召下，王震旅长领导的三五九旅已将过去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为风景秀丽的“陕北江南”。总政电影团为使边区各界了解南泥湾的真实情况和学习三五九旅艰苦卓绝的精神，已摄成电影《陕北江南》，不日在延安公演。电影团先后有：吴印咸、徐肖冰、袁牧之、周从初、吴本立，钱筱章、张沼滨、杜修贤、罗茅等。
　　总政电影团赶制的电影新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2月4日在直政大礼堂举行首映，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贺龙司令员、徐向前司令员、谭政主任、甘泗琪主任、肖向荣部长等来宾数百人出席首映式。该片四大本，全部音乐配音。主题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号召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屯田政策的实施情况，表现三五九旅开辟南泥湾的辉煌成绩。画面由风景幽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始，接着是该旅到达南泥湾后与荒凉贫困的自然作艰苦斗争的经过，终于改变了南泥湾的面貌。其后为部队整训、健儿们的英雄姿态和活跃的军中生活。最后是大规模的野战演习，显露了我军坚强的战斗力。该片取材新颖，亲切动人。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贺龙司令员等倍加赞扬，誉为纪录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尤其在边区物质困难的条件下摄制这一优秀影片，难能可贵。当即叮嘱该团负责同志将该片在延普遍放映，广泛宣传。与该片同映的还有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马戏团》、《祖国儿女》等。
　　总政电影团从2月5日起，在直政大礼堂、青年俱乐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摄影展览。全部照片200余帧，均放大着色，内容丰富生动。
　　张蓓在2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特写《人民的画面——记电影团影展》。
　　2月1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5日至3月4日)。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十条。贺龙为《解放日报》撰写代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
　　史骥在《解放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文彬庄的主人》，从学习、劳动、业余娱乐等各个角度反映三五九旅战士们崭新的面貌。
　　2月2日
　　田汉在《解放日报》发表《〈岳飞〉代序》。通过介绍自己写《岳飞》平剧的目的，说明写历史剧必须以当时民族危机为重，批评写历史剧只反映灰暗绝望的消极情绪。指出：创作历史剧都应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起到鼓舞斗志、振奋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
　　李纶撰文《〈岳飞〉剧情介绍》。
　　2月9日，延安平剧研究院公演《岳飞》。次序安排：杨家岭、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留守兵团司令部、王家坪、军事学院、延安大学、西北局、边区政府、管理局、市青联、生产动员大会、和平医院、医大、野战医院，鲁艺、部艺、安塞。并在文化沟口出售《〈岳飞〉公演特刊》。包括剧情介绍、技术研究、职演员表等。
　　2月3日
　　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对边区党务、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建设进行周密讨论。并对王震等22位生产英雄予以奖励。毛泽东同志为受奖同志题词：
　　王 震同志：“有创造精神”。
　　何维忠同志：“切实朴素，大公无私”。
　　晏福生同志：“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罗 章同志：“以身作则”。
　　黄静波同志：“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刘秉温同志：“善于领导群众”。
　　王丕年同志：“善于领导群众”。
　　惠中权同志：“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刘建章同志：“合作社的模范”。
　　王世泰同志：“忠实，努力，不夸不骄”。
　　杨 林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范子文同志：“机关生产的模范”。
　　胡起林同志：“无限忠心”。
　　马文瑞同志：“密切联系群众”。
　　马钖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王维舟同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李丕福同志：“面向群众”。
　　习仲勋同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文年生同志：“生产教育，两者兼顾”。
　　任成玉同志：“为群众谋福利”。
　　贺晋年同志：“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罗成德同志：“不怕困难”。由林伯渠主席授奖。仪式隆重，令人兴奋，全场掌声雷动。获奖者公推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代表致答词。王震在谈到获得成绩时说：“这是由于毛主席、朱总司令提出了在长期抗战中发展生产，克服困难的正确方针，毛主席号召我们要自己动手，朱总司令亲身指导实行屯田政策；这是由于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正确政策；这是由于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热烈地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和拥护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经济建设政策。我们今天的成绩，表现了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还说，“我们的工作还不免有许多缺点。在兴奋鼓舞之余，我们当更加努力，求得克服缺点，坚决去执行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深信今后将获得更大的成绩”。
　　《解放日报》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获奖同志学习》。
　　续范亭在延安少陵川口光华农场休养，全家均住半山腰窑洞。某日赋诗《喜春雨》：久无春雨使人愁，闻道田家欲卖牛，一夜东风吹白面，山头个个变馒头。再作《三月三日又春雨喜甚》：大众欢呼我亦喜，延安三月又春雨。迎风片片落梅花，入地斑斑成小米。
　　2月4日(春节)
　　延安各界军民二万余人，齐集南门外广场，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近百个化妆宣传队、秧歌队，纷纷出动。鲁艺秧歌队阵容最为浩大，乐器齐备。有废约歌曲，有拥军拥政爱民生产的表演。西北文工团宣传队，以不平等条约与废约的整个历史，编成一幕哑剧。朱总司令讲话说：“不平等条约束缚了中国一百年，这一百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到今天不平等条约废除了，这是五年半以来全国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战的结果。”“把日本打出去靠谁呢?靠我们自己，靠全体中华的好儿女，靠全国军民各党各派更好的团结。”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讲话：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号召下，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彻底地改造思想，热烈地拥护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努力建设边区，来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随后举行了盛大游行晚会。
　　《解放日报》连续五天在“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特刊”专栏中发表文章和作品。文艺界有：
　　安波词、吕骥曲：《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
　　周 扬：《中苏英美文化交流》。
　　肖 三：《破旧立新赞》。
　　艾 青：《中国人民的歌——为庆祝中美、中英新约而作》。
　　金灿然：《从废约想到汪逆》。
　　艾思奇：《人民的成功》。
　　2月5日
　　延安文化界为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致电肖伯纳、辛克莱两先生：肖伯纳先生转英国文艺文化界：1月11日中英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使中国人民百年来努力斗争的目的——中华民族的解放——得到第一步的实现。这是中国人民的荣幸，也是贵国人民的光荣。我们不能忘记：先生及先生所代表的英国进步文艺文化界人士从来对中国人民所寄予的同情。一九三六年先生的来华对中国人民正在酝酿中的抗战热情，给予了很大的鼓舞。我们尤不能忘记，自中国抗战以来，贵国人民及文艺文化界人士对我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些同情和帮助是促成这次条约签订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表示衷心的深沉的谢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正在开始好转，一切民主国家和人民正需要趁此机会加紧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希望与贵国的文艺家和文化界人士，更进一步的携手前进，不仅在打垮希特勒主义的侵略战争中，而且在建设将来自由平等新世界的斗争中，永远成为亲密的战友。(致美电内容相同)
　　大众俱乐部发起拥军联欢游艺会。日程安排：5日在边府礼堂演出平剧，招待抗属、荣誉军人、民众团体。6日在南市奏国乐，晚间演出秦腔，招待各界；边府礼堂演出平剧，招待各机关。7日，在本市举行影展，演出秦腔。8日影展，晚间由日本工农学校在边府礼堂演出话剧，招待军界。
　　青年艺术剧院公演《生产大合唱》、《生产舞》及独幕话剧《恭贺新禧》。
　　2月6日
　　延安文化界二百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座谈会。模范农民吴满有、模范工人赵占魁、模范机关生产者黄立德，先后报告他们翻身的历史和生产的史实。文化工作者听了深受感动。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说：只知道吃救国公粮的象我们这样的文化人，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实在太惭愧了。艾思奇说：文化的来源靠生产，我们要好好的向你们学习。张仲实听了三位英雄的报告说：“这不是知识分子能够说出来的。”边区文协副主任丁玲感慨地说：“过去总有些感伤的性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文化界同志一致接受三位英雄“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座谈会献给英雄旗帜各一面，吴满有为“耕牧神手”，赵占魁为“钢铁英雄”，黄立德为“团中英雄”。文化团体及个人均有礼物相赠：锄头、画笔、毛巾等。吴老(吴玉章)、艾青及音协等，赠以诗歌、乐曲，并当场朗诵与演奏。诗人艾青在朗诵诗中真诚地为自己没能和工农结合，在边区大生产面前无能为力而感到羞愧。他写道：“去年我也锄了一块土，种了波斯菊和扫巴草，种了瓜豆、西红柿和苞谷，放了粪又泼了尿，花的力量真不少，说起成绩真可笑——南瓜结得象碗那么大，包谷象指头那么小，高粱长得象小米，十几棵子子，还没一人高。……到了秋末收齐了，卖钱不值钱，煮熟吃不饱，假如人人都象我那样还得了?”晚间放映《南泥湾》电影，观众报以热烈掌声。
　　2月9日
　　鲁艺秧歌队百余人今起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领头工农形象，手持斧头镰刀。新节目有王大化、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陈云同志看后，认为很好。毛主席连连点头，发笑，赞道：“这还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演出还有《七枝花》(四人花鼓)，由贺敬之作词，杜矢甲谱曲，李刚、江雪、韩冰、杜锦玉表演。一问一答唱道：“什么花开花朝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葵花开花朝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怎么样?他给人民出主张，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二流予变英雄》，载歌载舞，韩冰、王家乙表演。还有快板、狮舞、旱船、推车等。内容均以庆祝废约、拥军、拥政爱民及生产运动为主题。诗人戈壁舟赋诗《毛主席笑了》：“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秧歌队到处扭唱。我们给毛主席表演，毛主席亲自到场。大秧歌一完都往下坐，王大化演出《兄妹开荒》”。
　　鲁艺宣传队每天给延安农村演出五、六场秧歌，群众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鲁艺院长周扬笑着对队员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开始作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
　　黄钢在2月21日《解放日报》撰文《皆大欢喜——记鲁艺宣传队》。说该宣传队150人，演出40余场。从延安南门外到北门，从古老的城墙外到东区的乡村，人们都跟随它。乐队有七把小提琴，百姓称之为“洋琴”。演出《旱船》、《花鼓》、《推车车》、《四川连响》、《快板》等。到东乡罗家坪演出时，打花鼓的人唱道：“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老百姓接上唱：“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安波在4月12日《解放日报》载文《由鲁艺的秧歌创作谈到秧歌的前途》。
　　西北文工团集体创作《拥军爱民》与《生产》两幕歌舞活报，在文化沟等处流动演出。
　　王亚凡在2月21日撰写《西北文艺工作团秧歌舞报道》。说他们用秧歌舞、小放牛、赶毛驴、挑花篮等群众喜欢的艺术形式，表现拥军、拥政爱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生产运动的新主题。正副团长苏一平、朱丹不仅参加写作，而且在演出中一个是锣手，一个是鼓手。
　　2月10日
　　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撰文《文化下乡——读古元的一幅木刻年画有感》。说古元的木刻，向来以描写陕北农村生活著名，富有民族气派，老百姓看得懂；情调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画面是明朗的、快乐的，但又是严肃的，丝毫不苟的。可以看出作者对农村的热爱和对农民情感的深刻体会。古元今年只有二十四岁，来边区仅四年半。来边区前，没有学过美术，但这四年半中有了很可观的成绩。这靠他的天才，对革命的忠心，对工农的热爱。古元同志对我说：他所以能够熟悉边区农民，因为他曾在延安川口一乡政府帮助工作十个月。了解生活不但是去看看而已，还必须去工作。
　　2月12日
　　边区文协与驻延安各部队举行联欢晚会，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演出节目。边区文协所属各戏剧团体定于十三、十四晚作劳军公演，全部收入拨作劳军之用。
　　文化沟各文化、军事机关团体将于元宵节在青年运动场与文化乡政府和市民举行联欢大会，西北文工团、青年剧院、民众剧团、杂技团均将演出精彩节目。
　　2月13日
　　青年剧院上演该院勤务员李二小(19岁、贫农出身)创作的新剧本《恭贺新禧》。剧本描写三个八路军试探伪村长是否甘心作汉奸的故事。由全体勤务员排演，在党校演出，颇受欢迎。
　　莫艾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刘主任》，写延安南区合作社刘建章办社经过，其中有毛主席送刘建章的一幅彩色布幛：“合作社的模范。书赠刘建章同志。”
　　2月1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写信给诗人艾青：“艾青同志：承蒙来信称誉，愧不敢当!作新诗还是首次，但我觉得有韵比较好些，不但念起来顺口，而且有节拍韵律，可以唱，外国诗大部分也很有韵的。您上次寄我的《诗刊》，里面您的大作很少，或者简直没有，来函说这次所惠赐，非常高兴，专候拜读一开眼界。见报载你同文化人在最近要下乡，希望在您下乡之前能来我处一玩!”
　　诗人艾青和木刻家古元，与合作社英雄刘建章一起搭骆驼队同行，去三边(安边、定边、靖边)分区考察陕北民间窗花。在盐池县火山坡一个牧户家里，主人特意邀请艾青吃了一顿饭，还送给艾青《大山羊》、《荷花鲤鱼》、《鸭嘴衔鱼》、《老鼠偷西瓜》、《纺纱》等八张形神兼备的剪纸。在定边县，一位农村妇女当场为艾青剪了一纸《母羊与羊羔》的剪纸，那母羊的嘴衔着苜蓿，羊羔在母羊肚子下面吃奶，栩栩如生，艾青将它珍藏了十几年。在靖边县的张家畔，几乎家家都有窗花，艾青和古元挨家挨户地进门观看，见到可心的，就拿出纸来和农民们交换。这次“采风”，艾青满载而归。
　　吴玉章7月10日给艾青又去一信：“大作均已拜读，不胜钦佩，现寄还《大堰河》与《他死在第二次》二书。另外二本我还想看看，以后再奉还。三边(即陕北的安边、定边、靖边)归来见闻一定很多，有空请来玩，我如果去桥儿沟定去看你。”
　　延安春节劳军运动热烈展开，留守兵团直属政治部门前终日锣鼓喧天。西北文工团、部艺、杂技团以及延市群众秧歌队相继表演。
　　延大学生总会在鲁艺美术部帮助下，公开展览现实主义女名画家凯绥·柯勒惠支的优秀作品。
　　2月17日
　　西北局宣传部向各机关学校及延安县、市委发出通知，令其总结春节群众宣传工作的经验，主要从宣传内容、宣传方式、宣传组织与领导、宣传效果四方面总结。
　　边区文协领导边区艺术干部学校、西北文工团、杂技团和民众剧团进行庆祝废约、拥军、拥政爱民和鼓励生产的宣传，卖票一万零七百元，会同该会全体同志拥军捐款四百七十元，送交文化界拥军大会转边区部队。
　　2月18日
　　南泥湾垦区展开宏大的拥军和拥政爱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在慰劳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次慰劳团带来慰劳品虽然有限，但是它的精神，它对有优良传统的八路军战士的敬爱，是崇高而无穷的。”林主席称赞：“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它能打垮侵略者，它又能征服自然。”延属分区抗敌会主任高长久献旗，上写“御敌屯田，军民一体”。劳军团、电影团、民众剧团及三五九旅剧团将连日演出。
　　张蓓在3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特写《无敌的军队——林主席南泥湾阅兵》；古元木刻插图两幅：《同志，你健康吗?——林主席慰问金盆湾驻军》、《延安县民众慰劳金盆湾驻军》；贺敬之词、张鲁曲的《种菜圣人黄立德歌》。
　　王恩茂(三五九旅副政委)在《解放日报》5月6日发表整版文章《三五九旅的开荒工作》。
　　王震(三五九旅旅长)10月7日撰文《论南泥湾政策的给养管理法》。
　　2月19日
　　延安各界向朱德总司令献旗：“名震寰宇”；向一二〇师贺龙师长献旗：“民族英雄”。各界组成秧歌队，轮流在留守兵团司令部门前表演。
　　延安文化界2月23日由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宣读《献给八路军》歌词一首。该歌词用新文字绣在锦旗上，献给朱总司令。该旗是由新文字干部学校、新文字协会、新文字报联合献赠。
　　延安文化沟二十余机关单位在青年运动场召开拥政爱民群众大会，到会两千余人。西北文工团演出《小放牛》等，民众剧团演出《打渔杀家》(张云、贺原野、大郎等主演)
　　2月21日
　　边区文协所属西北文艺工作团、杂技团、边区艺术学校等团体秧歌队连日来在西北局、保卫团、边区政府、留守兵团司令部、总政、杨家岭、民族学院、军事学院、蓝家坪、中央医院等处表演秧歌舞剧。其中以边区艺术干部学校的《好光荣》、杂技团的《武术》等最受欢迎。
　　2月22日
　　延安各界集会，热烈庆祝苏联红军节。大会选举叶剑英、吴玉章、徐向前、张经武、高自立、肖向荣、赵毅敏、李景林、黄河青、肖三、柯仲平、高长久、白茜等十三人为主席团。大会通过庆祝红军节的贺电。晚间放映电影《不可战胜的红军》。鲁艺表演秧歌舞，青年剧院表演活报剧。
　　延安文化界2月23日召开庆祝红军节大会。会后各剧团都有演出。
　　为庆祝红军胜利，鲁艺宣传队连日演出快板活报和《张公赶驴》、《集体花鼓》、《挑花篮》等精彩节目。西北文工团演出小型剧《红军万岁》。战斗剧社在边府大礼堂上演《警备队长》、成荫编的独幕剧《敌我之间》。民众剧团演出《查路条》。
　　音协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本年度工作问题。决定：更进一步与工农兵群众生活结合起来。要求各团体把街头歌咏活动搞好，规定延安北区由时乐濛负责，南区由向隅、李焕之负责，东区由麦新、张鲁负责。
　　2月24日
　　鲁艺秧歌队在延市南门外一带表演，青年剧院在北门外青年运动场演出，西北文工团与民众剧团联合在文化沟举行晚会。
　　2月26日
　　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撰文《人做诗与诗做人》。说前几天于伶兄37岁诞辰，有好几位朋友为他祝寿，即席联句成了一首七绝：“长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溅泪几吞声。至今春雨江南日，英烈传奇说大明。”这是一首很巧妙的集体创作。妙处是在每一句里面都嵌合着一个于伶兄所著的剧本名，即《长夜行》、《花溅泪》、《春雨江南》，《大明英烈传》。嵌合得很自然，情调既和谐，意趣也非常联贯。不过有一个唯一的缺点，便是诗的情趣太消极，差不多就象是“亡国之音”了。于是我把同样的题材，同样的形式，另外写成一首：“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溅泪发新枝。”这样写来似乎把消极的情趣消弱了，而含有一种一片新春发岁，希望葱茏之意。
　　3月3日
　　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绥德县公演。大秧歌分为五场：一、看劳动英雄去；二、拥护政府，拥护八路军；三、改造二流子；四、王小二上山；五、下南路。
　　鲁艺成立美术供应社。供应各机关、学校、部队俱乐部所需 挂图、画贴、玩具、室内装饰品，承制商标、窗饰、广告，徽章、绘像、雕塑、纪念碑、建筑设计等。
　　3月8日
　　延安妇女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中央党校、自然科学院、鲁艺演出以妇女参加生产、学习女劳动英雄马杏儿为题材的秧歌、活报剧和狮舞等。
　　3月9日
　　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长诗《吴满有》(重庆《新华日报》6月7日选载)。作者在附记中说：2月15日，我们到吴家枣园去找吴满有。下午他很愉快地接我们进窑去，并一直进进出出地忙着。他的女儿、弟媳妇、儿媳妇也忙着给我们烧东西吃——煮羊肉、蒸小米馍、油糕(这是过节时吃的)。不一会，同庄子的人都来了，他的窑洞里站得满满的。我把我写的《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吴满有的感受力，是超过一般普通农民的。他随时给我们补充或改正。譬如，我念“你把四岁的女儿，换了五升小米”；他说：“三岁，是五升糜子，不是小米”；我念“尔个做活，不是为了别人，是为自己。”他说：“可不是为了自己!”我念“两条犍牛……一条母牛”，他说：“母牛卖掉了，现在是三条犍牛，两条小牛。”(他不知道我写的是去年的事)在念到“在门边的羊圈里”那一段怕他难过，就跳过不念了。老吴现在只剩下十几只绵羊了。在我每次念完“你说……”的时候，他总是说：“我说过的”，“我说过的”。当念到“人们叫你老来红”时，吴满有非常不喜欢“老来红”这称呼，他说：“叫我劳动英雄，我高兴，叫我老来红，我不要。”因为当劳动英雄是光荣的，这是他好多年受苦换来的；老来红是暴发户，是侥幸的结果，他不是“老来红”。直到我问他“还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了。几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写光了。”我的朗诵才算结束。一般地说，农民欢喜具体，欢喜与他直接相关的事、欢喜明快简短的句子，欢喜实实在在的内容。我们谈起新近发表的父女劳动英雄——马丕恩和马杏儿，尤其是马杏儿更使他高兴，他说：“连婆姨也当了劳动英雄了!”第二天吃了早餐，我们离开吴家枣园——临走时，吴满有很恳切地挽留我们再住一天。
　　李又然于1979年4月26日回忆说：“在延安，艾青写过一首长诗《吴满有》。后来这个农民出了事，这诗就作废了。实在可惜。我总希望把诗名改一改，这诗再印出来。在这首诗里有一句是‘皱纹里也充满了阳光’，是我所见过写皱纹最好的三句中的一句。把翻身农民晚年的欢乐和幸福写出来了。另一句是鲁迅先生描写孔乙己的‘皱纹间时常夹些新的伤痕’。新的伤痕，是说又挨打了，而且，时常地又挨打了；皱纹间，是说衰老了——衰老了还时常挨打。再一句是肖乾的‘彼此数不清额上的皱纹’。这不是自幼吃苦、饱经忧患的作家写不出来。”
　　3月10日
　　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50人开会，使即将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充分了解党的文艺政策，实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新方向。凯丰和陈云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深入群众、改造自己”。周扬代表中央文委宣布开会的目的。随后几位同志讲话：
　　中宣部副部长凯丰说：作家到前方、到农村去并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和过去各次都不同。过去很多同志都是去做客，甚至已经去工作了几年的仍觉得只是为了搜集写作材料，不觉得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还保留着很大的距离。这次要根本打破宾主的界限；去的人不以客自居，群众也不以客相待，要直接的长期的老老实实去工作。凯丰讲到下乡后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要有决心有耐心，“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讲话指出：“一部分文艺工作同志从旧社会带来两个重要弱点——自视特殊和自大自满。他说，文艺工作者在加入党和革命队伍时，究竟是一个以文艺工作为党内分工的党员呢，还是一个附带做党员的普通文艺家?前者是党所要求的，因为这样党才是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后者则是党所反对的，因为那样党就变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党的每个文艺工作者所必须首先明白解决的原则问题。分工决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党应该照顾到党内各项分工的特点，但是如果有时也照顾到某些同志的某种暂时落后性，那就决不是引以为荣了。总之，文艺工作同志在党内关系上应该尽量做到不特殊，要与所有旁的党员同样遵守纪律，学习政治。党的纪律是有束缚性的，但所束缚的只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只是对革命有害的东西。至于政治，这本是个人的生活所不能脱离，个个党员所必须学习的。文艺工作的同志学习政治，更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宏大的气魄，这正是一个大的作家和一种大的作品所同样需要的。在反对自大自满的问题上，陈云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无论对文艺在全部社会生活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无论对自己的知识和成就，都要有冷静的虚心的估计，以为文艺定然比其他工作更高超、更重要、更有功劳的意见，是一种陈旧的士大夫观念。实际上文艺乃是经济政治的“上层建筑”，文艺作品的内容乃是群众斗争和生活的反映；就这两点来说，文艺都是有从属性的，承认这种从属性(并不否认它的能动性)，对于任何文艺事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做文艺工作的党员，他的工作做得有成绩更是分内的事，如同每个劳动者每个战士都做了他分内的事一样，完全值不得骄傲。谁要是因为一点成绩就自负起来，自己背了“包袱”，目空一切，盛气凌人，那谁就要跑不动，就要在竞赛中落伍。现在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同志就是太自负了，最喜欢批评人家；口头上也要人家批评，心里面却只要人家恭维，这是很危险的。陈云同志告诫说，你们对社会，对人生，对革命的知识实在还很少，你们的能力也很有限，你们的年纪还很轻，现在正是老老实实下苦功学习的时候。现在下苦功，到四五十岁以后就会很有希望；如果现在就自以为差不多了，就把将来的希望当做现在的事实了，将来还能有什么进步呢?
　　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批评了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口头上唯物，行动上唯心”的倾向，指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只能以深刻了解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得来，不这样而能得到知识的人，不是神仙就是宗教的信徒。而为要深刻了解事物及其规律性，读书虽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但是由作者所经验的客观，一变而为作者所了解的主观，再变而为作者所写出的文字，三变而为读者所要处理的实际与作者所曾处理的实际又还是两件事情。所以为要学习得好，读书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见，目见又不如动手。现在文艺工作者，直接向实际学习，直接从改造实际中学习，这在学习的质上就乃是找到了主要的基本的方法。学习就是打倒无知，这比苏联打倒希特勒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决心长期的学习。
　　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秦邦宪)和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相继讲话。博古说明了速写报告一类作品在文艺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要求到会同志都做党报的通讯员。李卓然代表边区致欢迎之意，希望到边区工作的同志能与当地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解放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3月28日发表了凯丰的讲话《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3月29日发表了陈云的讲话《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的问题》。
　　3月15日报载：延安作家纷纷下乡，响应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集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的号召，实行党的文艺政策。诗人艾青、肖三，剧作家塞克赴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并进行劳军。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小说家刘白羽及女作家陈学昭也准备到农村和部队去，高原、柳青等同志出发到陇东等地，丁玲及其他文艺工作者，已做好到下层去的准备。
　　《解放日报》记者走访党内外作家，征求对文艺工作者会议的意见。丁玲、刘白羽、陈学昭都以兴奋坚决的口吻，表示拥护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的号召，决心以实际行动实现党的文艺政策。丁玲说：“如果有作家连续写二十篇边区农村的通讯，我们要选他做文艺界的劳动英雄。”又说：“文抗许多刚从前方回来的同志，本拟停留一时期从事创作，但自参加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后，有些同志已感到以往去前方，仍是处在‘做客’的情况中，并没有真正与群众为伍，因此他们又要下乡了。”刘白羽说：“要到下层去，就不能走马看花，而要长期工作，消除不甘寂寞的心情。既然长期工作，那么首先就要把工作做好，其次才是创作，而现在创作的主要方面，则是报告和通讯。”陈学昭说：文艺从属于政治，应当由政治来领导。我在国外住得太久了，我希望和祖国广大人民在一起生活。作家投身到群众的大海，向群众学习，这是划时代的大事。
　　鲁艺文学部4月2日在本院大礼堂召开欢送会，欢送三十余位同志即将到农村部队去。严文井、何其芳讲了话。严文井称赞大家愉快地服从组织调动是革命者应有的作风。何其芳谈了三点：一、调动工作的原则是按照工作的需要，而不是按照个人的兴趣。二、下乡首先要向当地的干部、群众学习；三、下乡应把重心放在从工作中学习，从实际中学习。
　　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驻会会员，为响应中央文委的“文艺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的号召，纷纷下乡工作。故原有会址已无维持必要。文抗决定将原会址结束，只设通信处于边区文协，一切公私函件都可寄交边区文协柯仲平收转。
　　舒群在《解放日报》 3月31日撰文《必须改造自己》。
　　何其芳4月3日撰文《改造自己，改造艺术》。
　　周立波4月3日发表文章《后悔与前瞻》，检查自己在下乡中的“做客”思想，决心到群众中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默涵4月7日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说真话》。强调在整风运动中要说真话，这有两方面意思：一是对别人，要是则是，非则非，好处要说，缺点也要说。一是对自己，不怕丢面子，说出缺点和错误。“要割尾巴，就先得露出尾巴来”。
　　3月12日
　　延安文化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80多人，携带慰劳信、秧歌集、木刻画片、石膏像等礼品前赴金盆湾、南泥湾等地劳军。贺敬之词、马可曲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就产生在这里。马可三年前曾路过南泥湾，那时这里荆棘野草，狼嚎兔窜，现在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新开窑洞一排排，艳丽鲜花满山开，心情怎能不激动?特别看到那些英雄的战士，用桦树皮拼成一排艺术字：“要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江南!”看到他们创造的奇迹和集体主义精神，很受教育和鼓舞。“我是以颂赞的心情为贺敬之同志的《南泥湾》谱了曲，颂赞这些英雄的事迹和英雄的性格，颂赞英雄们创造的这些秀丽清新的山川田野”。
　　金盆湾驻军3月13日召开大会，欢迎文化界劳军团及鲁艺秧歌队。文化界代表肖三、艾青致慰问词，并朗读歌颂驻军的新作。鲁艺秧歌队代表田方致慰问词，任虹朗读慰问信。王震旅长登台讲话说：“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以报答各位慰劳的盛意。”“文化人及艺术工作者与军队关系，只是分工的不同，但他们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的目的”。最后由鲁艺秧歌队当场表演。
　　延安文化界赴南泥湾劳军的代表肖三、艾青3月17日返延。肖三说：此次去南泥湾共携有劳军捐款一万五千元，书一千五百本。当他们到达驻军司令部后曾受到盛大欢迎。王震旅长说，我们和文化界是一家人，我们枪弹所射不到的地方，文化界同志的笔尖可以刺到。肖三还说：此行共历五日，沿途见驻军各兵团从首长起，均上山开荒，生产热潮正澎湃于南泥湾。部队同志很欢迎文化界前往。我自己已决定不久以后就到某旅工作。
　　艾青在《解放日报》3月20日发表诗《拥护自己的军队——献给三五九旅》。肖三诗《慰劳三五九旅将士》。
　　肖三5月24日发表九段诗《我两次来到南泥湾》，歌颂南泥湾是名不虚传的“陕北的江南”。景成写歌曲《生产忙坏了陈团长》。
　　吴伯箫10月24日发表特写《富饶的战斗的南泥湾》。
　　古元11月16日发表大幅版画《南泥湾驻军秋收图》。张锋特写《南泥湾驻军帮助群众秋收》。
　　3月13日
　　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首先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这看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真正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在这里，不应该把小资产阶级提到第一位，把工农兵降到第二位。”他要求党员文艺工作者不但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上完全入党，也就是说，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是一个长期的和痛苦的过程，但是没有这个过程，就不能取得工农兵的立场，就不能创造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文艺界所争论的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提高还是普及的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了。
　　毛泽东同志向延安文艺界同志提出了一个急不容缓的要求：深入群众，改造自己。对于这个要求，文艺界同志以前即使听见过，甚至自己也主张过，却从来没有一次这样严肃考虑过。
　　刘白羽在12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说文艺座谈会我是一个参加者。我“首先应该进行自我批评”。过去“我还是把鼻子、嘴连眼睛，埋在小资产阶级烟雾里，看不见群众”。“自己口头上讲‘人民大众’，但是看不见人民大众”。“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因此我写的人物只能说是穿了农民衣服的知识分子。”“不粉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就不能认识我的错误”。
　　3月15日
　　中央党校秧歌队春节节目精彩，中央办公厅特拨款五千元予以奖励，并去函勉以“艺术工农化”、“提高大众艺术”等语。该校俱乐部拟组织大众艺术研究会。中央党校秧歌队队长是该校副教务长刘芝明，副队长是艾青。队员有周而复、苏一平、朱丹、陈明、金肇野、陈振球、周戈、王亚凡、郭静等。演出周而复、苏一平合写的《牛永贵负伤》。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到延安参加整风时，徐迟托周恩来同志捎信给艾青请求参加秧歌队，说“我到你那儿打锣吧!”
　　3月16日
　　《解放日报》从今日起陆续发表作家们赞颂边区劳模的特写和作品：
　　荒煤发表特写《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古元发表木刻《割草》(徐悲鸿后在重庆赞此画“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田方发表特写《马丕恩在召唤》。
　　师田手4月19日发表特写《李位和其他五个劳动英雄》。
　　石秋4月22日发表特写《女参议员路芝》。
　　董速5月10日发表特写《参加生产的军人家属》。
　　李得奇5月10日撰写诗《我见了赵占魁》。
　　王朗超5月11日发表特写《刘雨云怎样起家》。
　　师田手5月12日发表特写《开荒英雄霍殿林》。
　　田方5月18日发表特写《劳动人民的旗帜——记警区模范党员劳动英雄刘玉厚》。
　　贺敬之、庄映5月18日合写歌曲《赵占魁运动歌》。
　　潘湘5月22日发表报告文学《女队长》。
　　方驰辛5月23日发表特写《贺生云》，朱婴撰写散文诗《折聚英》。
　　师田手6月11日发表特写《突飞猛进的朱占国》。
　　师田手6月15日发表特写《模范班长白银雪》。
　　古元6月15日登出版画《打盐英雄李文焕》。
　　师田手6月16日发表特写《三个模范的青年战士》。
　　式微(陈学昭)10月5日撰写报告文学《访马杏儿》。张帆特写《焦大海》。
　　刘漠冰10月6日发表特写《罗专员和打盐队》。
　　马烽10月7日撰文《张耿凤运动的热潮》。
　　纪叶11月13日发表特写《模范炊事员周良臣》。
　　田方12月7日发表特写《刘玉厚的光辉》。孔厥的通讯《新的英雄》。
　　3月18日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订出《我的修养要则》七条：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3月22日
　　中央文委开会讨论戏剧运动方针问题。到会者除文委委员外，还有吴玉章、徐特立，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等。会议确定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剧运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指出：“内容是抗战所需要的，形式是群众所了解的——提倡合于这个要求的戏剧，反对违背这个要求的戏剧，这就是现在一切戏剧运动的出发点。”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央文委决定与西北局文委合组一个戏剧工作委员会，由周扬、柯仲平、张庚、王震之、钟敬之等组成，周扬任主任，柯仲平任副主任，钟敬之任秘书长。该委员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边区戏剧工作经验，准备在5月召开边区戏剧工作会议，使今后边区戏剧运动走上统一的道路。现中央文委已通知延安各剧团有系统的检查和总结过去工作，西北局和留政宣传部亦将电令各分区各旅的剧团作同样总结，并及早指定人研究，以便届时有准备的来延参加会议。
　　《解放日报》3月27日刊登特讯，指出中央文委关于戏剧问题的讨论，显示边区戏剧运动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导下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结了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成绩与不足。肯定的好剧目有：人民剧社的《亡国恨》和许多活报剧；战地服务团、鲁艺、部艺演出的塞克、姚时晓、王震之编写的《突击》、《棋局未终》、《闲话江南》、《佃户》等话剧；战斗剧社演出的成荫的《晋察冀乡村》等活报；民众剧团演出的马健翎编写的《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等秦腔和眉户剧；鲁艺、青艺演出的李伯钊、吕骥创作的《农村曲》；塞克、冼星海作的《生产大合唱》等歌剧；鲁艺、西北文艺工作团、青艺演出的各种秧歌剧。同时指出近期戏剧工作也存在某种脱离实际的偏向。号召党政军民各界都来关心帮助戏剧工作的发展。中央文委负责同志在文艺座谈会指示的方向，贯彻面向群众，面向实际，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路线，不仅需要戏剧界同志的一致努力，还需要全党的帮助和关心。
　　陇东地委5月25日召开戏剧工作者会议，讨论西北局宣传部、文委关于改进各地戏剧工作的指示，检讨陇东剧团和各县的戏剧工作。认为各剧团在改造秦腔上做了大胆尝试，但不足的是创作为生产、教育服务的新剧本少，演旧剧多，尤其不应该上演《金沙滩》、《乾坤带》。今后工作方向是：(一)掌握为抗战、生产和教育服务的戏剧方针，不演出迷信保守的旧剧。(二)改造旧剧内容，合乎目前演出的需要，同时创作反映现实的新剧。(三)加强团员的教育，纠正不愿演新剧的思想。地委宣传部指示各县注意改造和发展业余剧团，准备组织戏剧研究委员会，研究秦腔和创作剧本。
　　3月23日
　　画家张仃在《解放日报》发表杂谈《画家下乡》。强调“画家如果不向劳动人民学习。即使‘下乡’，即使皮肤已经晒得黝黑，思想也仍旧是苍白的”。画家“必须从劳动与土地结合过程中去寻找构图，在民主的阳光下去发现色彩，生产动员，开荒，春耕，移民，生产竞赛，公粮会议，运盐，合作社的发展，都必须成为画家们新的表现题材”。
　　3月25日
　　鲁艺掀起生产热潮。文学部及其他部学委会分会负责者何其芳等同志自愿超过免除一半劳动的规定，订出了完成百分之二百的计划。戏剧部钟敬之、许珂诸同志组织的木工小组已制出纺车十余架。美术部木工小组向农业小组挑战，要完成原定任务的百分之三百。美术系女同志领导的“马杏儿纺毛小组”成立后，有两个“马丕恩小组”向它应战。制牙刷小组四个月内制出五百支牙刷。做鞋小组四个月出鞋三百双。女同志织出物品已达数十件，内有美观的游泳裤。织布组提出“不浪费一寸线”的口号。私人生产有修理口琴、钟表、削竹针、焊壶、磨剪刀、裁制服装等。
　　诗人戈壁舟4月20日在鲁艺赋诗《军民开荒》：“一队队人掏地在沟这边，一队队人掏地在沟那边，都一字儿摆开，象个大鹰把翅展。羊肚子手巾空中闪，蓝蓝的军裤飘上山巅。到处的山头都在竞赛，新社会在竞赛中向前。”
　　3月26日
　　《解放日报》开辟“大众学习”专栏。编者的话指出：工农同志差不多都有一种无比的进取的热情和一种率直而诚恳的、自己努力提高文化知识的信心。开辟专栏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和帮助工农写文章”。同时发表了工农作者关震圻的短篇《黄胡儿》。
　　3月27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文化会堂举行五届年会，到会百余人。大会主席团为郭沫若、邵力子、张道藩、茅盾、老舍、孙伏园等。外地来渝会员胡风、曹聚仁、杨刚等。郭沫若、茅盾均先后发表演说。会议选出老舍、茅盾、郭沫若、孙伏园、姚蓬子、曹禺等21人为重庆理事，巴金、张天翼、沙汀等为外埠理事，冰心、郑伯奇、曹靖华等9人为监事。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祝文协成立五周年》。指出“‘文协’的健在与健斗保证了我们抗战文艺的发皇与战时文艺力量的发展和扩大”，号召“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战斗到自由解放的明天”。
　　延安青年俱乐部举行木刻展览，有生产建设、教育及领袖肖像，共四十余幅。
　　3月29日
　　延安各界青年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大会，大会选举朱总司令、吴玉章、凯丰、邓发、蔡畅、柯仲平、蒋南翔、白茜、李瑞山为主席团。朱德讲话号召青年下决心干革命就要不怕死，要有坚强的意志，不受敌人的任何利诱威胁，分辨是非，坚持真理，永远不掉队不落伍。他说：“我一参加革命，就没有掉过队落过伍，时时都站在队伍的最前线，在座的吴老也是这样。然而不少的人却掉队了、落伍了”。“现在的青年和那时的青年不同了，现在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革命的理论武装，所以也最勇敢，最有办法，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青年都显示了这个特点。”“全世界青年的任务就是反法西斯，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中国青年的任务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吴玉章、凯丰等同志也讲了话。
　　3月30日
　　《解放日报》连载孔厥作、古元插图的特写《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同志》。崇基(艾思奇)的文章《谈起》，指出要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整风，医救自己思想意识上的疾病。
　　3月间
　　作家柳青经过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带着一封“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来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崄乡政府任乡文书。这里离县城三十多里路，经常翻山越岭，跨沟蹚水。他除了完成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外，还要帮老百姓写介绍信，开路条，调解家庭纠纷。一住就是三年。1949年5月写成长篇小说《种谷记》。
　　1944年夏，林默涵从延安到米脂县探亲(爱人孙岩在县城任教)，特地跑到吕家崄去看望柳青。临别时，留诗一首：麻鞋粘杂草，攀越访故交。涧水尘不染，山花意自娇。相逢纤月上，对话烛光摇。为塑英雄像，何辞沥血劳。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并进行一次审查干部的运动。
　　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7月15日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所谓“抢救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反对“逼、供、信”的错误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及时纠正了扩大化错误。
　　4月9日
　　《解放日报》编者回答读者问《斯诺是怎样一个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他的文章是否妥当?》“超成同志：本报三月六日第三版登载《苏联的战时生产》一文，原作者斯诺即是曾到边区来过的那位美国记者斯诺。虽然他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说话是站在美国立场上，但在现在国际反侵略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斯诺也为反法西斯战争而服务。他写的文章，只要有利于抗战，在我们党报上发表也是可以的。你说他描写的和苏联女工密汉诺娃那段谈话不大妥当(说密汉诺娃表示很辛苦，很疲劳)……从他全篇的文章看来，是赞扬苏联的妇女都参加了动员，是赞扬苏联战时生产发展迅速，能在历史上空前大战中维持不衰。因此，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编者，四月五日。”
　　4月11日
　　诗人肖三在《解放日报》撰文《可喜的转变》，总结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界的转变。指出：面向工农兵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是我们文艺之唯一的出路与发展前途。而大胆、广泛吸收民间艺术，拿来加以精制、改造、提高，又放还到民间大众去，……应该这样干一辈子。这方面成绩很大，如戏剧方面有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姚时晓的《民兵》，舒非的《军民之间》，鲁艺戏剧部的《反扫荡》，鲁艺的《刘家父子》、《贵娃》、《流动医疗队》等，都是反映现实的，受群众欢迎的。音乐方面有鲁艺音乐部的《好日子》(大合唱)、《七月里在边区》(民歌合唱)、《抗战五年进行曲》、《毛泽东同志进行曲》、《追悼左权同志》等，多采用民族民间音调。小说方面有孔厥的《苦人儿》、《父子俩》，都试用民间形式和民众语言。文艺活动方面，有“街头诗”、“街头小说”、“街头画报”、“街头音乐”、“街头朗诵”，很活跃，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街头上来了。春节秧歌内容新形式新，特别是鲁艺秧歌队的表演，个个高兴，人人拍手。安波、张鲁等对民歌素有研究，运用自如；青年诗人贺敬之在写歌词上也很努力。王大化、李波的打花鼓和合演《兄妹开荒》，尤为众口称赞。青艺演的生产大合唱、生产舞、红军节火把舞，西北文工团演的《红军万岁》等，都在艺术大众化方面迈进了一步。
　　李纶发表平剧研究文章《关于演平剧的一个问题》，针对平剧演出中对原有剧本不加选择，不加改造，不管内容好坏，轻率演出的错误提出三点建议；一、利用平剧小形式剧，如《打花鼓》、《小放牛》等编写新剧本；二、适当演出内容积极、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剧本；三、对旧剧本加以审查、改造。
　　4月14日
　　“八一”、“关中”两个秦腔剧团合并。
　　4月17日
　　成荫在《解放日报》发表独幕话剧《自家人认自家人》，写农民保护子弟兵的故事。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
　　4月18日
　　阿甲在《解放日报》撰写平剧研究文章《关于平剧的接受遗产与服务政治问题》，主张把接受遗产与服务政治结合起来。接受遗产是为了服务政治，只有服务政治才能接受遗产。要做到“推陈出新”，办法是：(一)选择较好的剧本，或部分的修改剧本，在一定标准上创作新的历史剧；(二)以平剧中的民间形式，反映边区的生产、生活；(三)为了研究，必要时可以把许多技术完整的剧本演给少数有批判能力的同志参考。
　　柯仲平4月24日发表文章《平剧工作者应该欢迎批评》。文章对阿甲的《关于平剧的接受遗产与服务政治问题》一文提出异议。阿甲强调平剧的“完整性”而忽视服务政治，“想想吧，哪一种损失大?”平剧必须为工农兵、为战争、为生产、为教育的胜利服务。阿甲认为“一些文艺界朋友”，“不懂得技术”，只会写一些“指导方向”性质的文章。这等于把别人的批评的口封住。自己以为自己是内行，别人是外行。说明他对批评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多少有些封口的态度。
　　李纶5月13日撰写争辩文章《平剧工作中的错误观点》。文章指出错误观点之一，认为平剧服务政治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谈平剧为政治服务是一种幼稚的“性急宣传家”与“门外汉”。之二，主张在平剧接受遗产与服务政治问题上，第一步是接受遗产，遗产接受完毕才是服务政治。把平剧工作化为三个互不相干的阶段：第一阶段学习，第二阶段研究，第三阶段改造。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脱离政治的偏向。
　　周振吾5月22日撰写戏剧评论《谈平剧活动的偏向》。文章批评某些人口头上空喊“推陈出新”，而实际上沉溺在“ 陈”中，原封不动的上演一些“宣传封建秩序，颠倒是非黑白”的旧剧。间或演一两出新戏，如《瓦岗山》、《岳飞》，也仅是一种点缀。如此“对群众作反宣传，当然是双倍的不可容忍了”。对旧剧改革怠工的借口有两条：一是改革需要一个“长的过程”，一是说平剧有一种“不可破坏”的艺术完整性。阿甲4月18日文章，就很有讨论的必要。如主张“等到把旧技术学精了再动手创造”，“旧平剧服务于政治，……在技术上是有条件的”，等等。
　　4月19日
　　延安平剧研究院副院长柯仲平传达中央文委决定和院长张经武关于改进平剧院的指示，强调改造旧平剧，创作新平剧。并召集院研究室开会，进一步检讨过去的工作，指出过去的偏向及其影响：一、单纯着眼于技术，不顾及内容和影响，把含有封建毒素的旧戏演给群众看。甚至连最反动的违反抗战利益的剧本如《四郎探母》等，向群众普遍演出。二，只看重整套的定型的平剧，而对平剧中的小形式戏剧，如《打花鼓》、《小放牛》、《纺棉花》及各种地方戏，没有给以注意。认为学习中不必注意内容的好坏，不必考虑当前政治需要。三、业余平剧活动也因此受到影响，原封搬演旧剧，以至连《铁公鸡》、《连环套》等拥护封建统治、仇视人民的戏，也一再上演。四、边区各地以及某些抗日根据地，对于旧戏，不经审查，不经批判，不经改造，向群众甚至部队演出，未起积极作用。会议决定坚决执行中央文委的指示，使平剧面向工农兵，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并确定该院今后的工作方向：(一)审查和修改已演的旧剧本；(二)创造直接间接能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的新的历史剧本。(三)用民间形式的戏剧来反映今天的现实。
　　4月22日
　　毛泽东同志致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一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
　　延安各界万人集队，迎接刘志丹灵柩。延安卫戍司令王震亲任指挥。迎柩的有林伯渠、邓洁、罗迈、贾托夫、李木庵、崔田夫、甘泗琪、刘景范、唐洪澄、张邦英、曹力如、刘约三等负责同志。护灵的有志丹三弟刘景如、志丹夫人同桂英和十三岁遗女。志丹夫人说：“丈夫是为革命牺牲的，我是光荣的。”党中央书记处赠挽词：“志丹同志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对敌人斗争，沉着勇敢坚定，对中华民族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高度信心。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大众革命的旗帜，行动的指南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全体党员应该向志丹同志学习，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以慰英灵!”
　　为悼念刘志丹烈士，中央领导同志先后题词：
　　毛泽东：“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942年，毛主席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周恩来：“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一九四三年)
　　朱德：“红军模范。”
　　叶剑英：“懿惟志丹，革命英雄，国际主义，奋志坚行。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纪念先烈，以启后人。”
　　陈云：“共产党员的模范。”
　　4月23日
　　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大会，公祭刘志丹。延安卫戍司令王震任大会指挥。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司仪。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讲话：刘志丹同志是一个模范党员，如果有人要问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志丹同志是边区红军的创造者，他自大革命起直至为党牺牲，均在各个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就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因此刘志丹同志是我们红军的模范。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抗联主任高长久也相继讲话。最后，志丹二弟致答词。
　　林伯渠在《解放日报》撰文《永恒的记忆》，纪念刘志丹同志。
　　续范亭赋诗《志丹陵落成移葬典礼祝词》。赞“志丹城内志丹陵，创造边区第一人，不为权门称知己，原来穷汉是乡亲。”“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
　　《解放日报》发表王伯惠的诗《最伟大的纪念》，赞颂刘志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采录歌曲《刘志丹》。
　　孔厥10月28日在《解放日报>》撰写唱本《人民英雄刘志丹》。并附歌曲《八唱英雄刘志丹》。作者在唱本末尾有段附记：本文承刘景范、贾托夫、贺晋年等同志供给材料，并蒙李卓然、周扬、王世泰等同志审阅指正，又蒙吕骥、张鲁同志配以民歌曲调。记此表示感谢。
　　4月25日
　　《解放日报》连载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集体编剧，路由写词、安波配曲)。在《正确的艺术方向》标题下，发表了延安县委宣传部及某团全体指战员给鲁艺秧歌队的信，热烈赞扬他们演出的《改造二流子》、《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发挥了革命艺术工作者的威力”。
　　王大化在4月26日《解放日报》撰写长篇文章《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一个演员创作经过的片断》。
　　重庆《新华日报》7月5日转载王大化《解放日报》发表的谈《兄妹开荒》演出经验的文章《一个秧歌剧演员的创作经验谈》。前言称：“秧歌，是中国各地农民都爱好的一种艺术。当抗战和民主生活创造了新的农民的时候，这农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就生长出了更新的内容，发出了更灿烂的光辉，在北方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好，收到莫大的成功。这一篇是演出《兄妹开荒》的演员自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民族化的实例。”
　　同版刊登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最后两段)。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指出：去年五月党中央召集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向新的方向转变。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尤其今年春节前后，可以说是新的运动发展成绩的一个检阅。单就延安说，鲁艺、西北文工团、青年剧院以及各校的秧歌队，古元的木刻，孔厥的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艾青的诗，都是范例。春节文艺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新方向的特点是：一、“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这本来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但由于文艺工作者很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自由主义思想，对外国文艺的偏爱，强调文艺特殊性的成见，影响了文艺运动。很多文艺作品是用来表现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情调。现在开始抛弃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努力表现革命的战斗的内容，把抗战、生产、教育问题作为创作主题。二、“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这也是我们革命文艺的传统。但许多同志抽象地承认要与大众结合，而行动上却脱离群众；他们幻想万世不朽的伟大艺术，而不肯用力创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现在开始面向工农群众。三、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也有了解决的方向。社论指出存在的不足是，对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不熟悉；一些新作品是初级的，如《兄妹开荒》，比较简单，不够深刻，有待提高；文艺活动范围狭小，限于延安附近，限于少数知识分子，需要扩大、深化。社论号召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响应中央文委的号召，取得更好的成绩。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及文委联名向各地剧团发出指示：党中央文委已确定目前戏剧运动的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各地党的宣传部门应根据这一方针于最近期内召集有关人员的会议，检讨当地剧团近一年来的活动情形，检查所演剧本是否符合上述方针，并根据下列意见切实改进剧团工作：一、各地党的宣传部门，应协助党的组织部门，对各剧团负责人均加以政治上的审查，派好的党员去担任剧团的政治领导，对于有艺术素养的旧艺人应予优待，使得他们的艺术能为边区服务，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二、各种晚会节目均应根据观众对象加以适当的选择。对于一些旧剧本应选演其中内容较好的(如《四进士》、《宋江》之类)，并可利用“报幕”方式在演出之前向观众作简明的批判介绍。某些内容太坏的旧剧(如《四郎探母》、《铁公鸡》、《乾坤带》之类)则应当禁演。三、党的宣传部门应注意帮助和指导各地戏剧工作者了解边区情形，鼓励他们创作反映边区现实、且有艺术价值的新剧本。如曾在延安及前方演过的《突击》、《佃户》、《闲话江南》等话剧，战斗剧社的《晋察冀乡村》活报剧，民众剧团的《十二把镰刀》、《查路条》等秦腔眉户剧，以及鲁艺、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演出的秧歌剧，都值得介绍和学习的。以上指示执行情况应由各地委宣传部负责向西北局作报告。
　　5月
　　赵树理发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作者到辽县(后改左权县)搞农村调查时，了解到一桩农村干部迫害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农民致死的案件，以此素材写成小说。原题为《神仙世界》。写了一个多月。北方局党校杨献珍将稿子交给彭德怀，彭总看后很满意，将稿子交北方局妇委书记浦安修，她也很喜欢。后彭德怀为小说题字：“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将题字交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后印在小说的扉页上。这篇小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作家与群众密切结合的优秀成果。1943年9月初版于华北新华书店。
　　周扬撰文赞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第一篇为人民所知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之后，立刻在群众中获得了大量读者，仅在太行一个区就销行三四万册，群众并自动地将这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小二黑、小芹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赵树理1905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县一个乡村里，家贫，在长治第四师范读书二年后失学。大革命时期参加共青团，后被军阀阎锡山逮捕入狱。参加家乡“上党戏”班子，领着一个“娃娃班”赶庙会。抗战后当过小学教师。又搞抗日地方政权工作，当过区长。不久参加八路军，一直担任随军报纸和书店的校对编辑工作，直到1943年开始从事文艺创作。
　　5月4日
　　西北文艺工作团与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即抗战剧团)、延安杂技团合并，并举行联欢会祝贺。“边艺”成员有李琦、刘烽、高田、张沼滨、陈川静、韩维琴、路金泉、杨友德、王凯音等。杂技团有张金奎、常增礼、孟莉、刘定标等。西工团历年增加成员有王汶石、戴临风、关鹤岩、舟冰、方杰、裴然、陈若绯、高振寰、张延手、王富贵(王文)、李正发、白国玺(白龙)、李秀珍、刘燕生、刘燕萍、李梓盛、孟晋、王敬之、成居文(成艺)、姜毅、张振业、高彬、高治宵、姜丽山、航海、汪素花、景致雅、康健等。“边艺”校长张季纯任西工团团长。
　　5月8日
　　柳青在《解放日报》连载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女英雄》，赞颂米脂县桃镇区燕家圪台劳动英雄郭凤英的先进事迹。
　　5月10日
　　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介绍重庆剧坛1942年5月5日至1943年5月5日的演出情况和演员阵容。
　　中华剧艺社：《法西斯细菌》(夏衍编，洪深导)、《长夜行》(于伶编，应云卫导)，《孔雀胆》(郭沫若编，应云卫导)、《风雪夜归人》(吴祖光编、贺孟斧导)、《石达开》(陈白尘编，张骏祥导)、《复活》(夏衍改编、陈鲤庭导)。扮角多的演员：李健、郁民、周峰、耿震、路曦、格炼、金淑芝、张立德、丁然、卢业高、张逸生、明格。
　　由国万岁剧团：《蜕变》(曹禺编，史东山导)、《虎符》(郭沫若编，王瑞麟导)、《蓝蝴蝶》(陈铨导)。扮角多的演员：江村、舒绣文、杨薇、王戎、戴浩。
　　中国艺术剧社：《祖国在呼唤》(宋之的编，洪深导)、《北京人》(曹禺编，章泯导)、《家》(曹禺编、章泯导)。演员：王苹、蓝马、贺路、谢怡冰、奚蒙、琯如、黄宗江、金山。
　　中电剧团：《金玉满堂》(沈浮编，潘子农导)。演员：白杨、吴茵、谢添、刘沧浪。
　　中央青年剧社：《清宫外史》。演员：沈扬、赵蕴如、吕恩、贺守文。
　　中央实验剧团：《黄金梦》(吴漱予改编，周彦导)。
　　国立剧校附设剧团：《哈姆雷特》(梁实秋译，焦菊隐导)。
　　国立剧校校友剧团：《柳暗花明》(王进珊编，余师龙导)。
　　怒吼剧社：《安魂曲》(焦菊隐译，张骏祥导)。演员：张瑞芳等。
　　5月26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5月30日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长篇文章《农村十日》。说他在农村深感虚心向群众学习和加强生产劳动的必要性。“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斗争中吗?我们政府号召生产，要大家丰衣足食，就必须每个人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新的英雄啊。这次农村小住十日，得到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
　　6月3日
　　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新书广告：《三国演义》(全部)、《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苏联发明故事》、《行知教育论文》、《十二把镰刀》、《两家亲》、《西洋哲学史》、《墨子新论》、《列宁论文化与艺术》等。
　　6月4日
　　刘荒在《解放日报》发表特写《文年生将军》。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旅长去年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受到毛主席的褒奖，在奖旗上毛主席写道：“生产与教育兼顾。”
　　6月6日
　　成荫在《解放日报》发表独幕话剧《求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演出。
　　6月10日
　　《解放日报》登出大众习作《周长生和他的行军锅》，并配有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学习写人物》。
　　禾乃英(林默涵)6月26日撰文《关于习作批评的意见》，说仔细读了《周长生和他的行军锅》，和一篇批评这篇习作的文章，觉得那篇习作并不象那篇批评文章所说的那样坏。那种批评是不恰当、不中肯的。文章认为，对于习作的品评应重在鼓励，实事求是，正确指导。
　　6月13日
　　陈学昭撰文《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说她自己“作为一个非党员，觉得能够参加整风，真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可以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受过比这更有益的教育了。就在共产党所给予的伟大的教育力量感受下，我才开始走近党，认识党。虽然今天我还是一个非党员，我愿意紧紧的跟着共产党走。”说她同情共产党，“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不满意旧社会，不满意当前的环境，对于社会抱着许多空想”，“任何事情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党，从个人的利益去看党，一遇到对个人的希望不符合，对个人的利益有抵触时，就对党起反感，不信任”。所以“以前我对党一直有很大距离，而且自己愿意坚持这个距离”。“在整风中，我才发现过去那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
　　6月18日
　　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七周年，默涵在《解放日报》撰文《高尔基怎样和“害虫”斗争》。胡蛮撰文《高尔基论画》。
　　6月23日
　　成荫在《解放日报》发表独幕话剧《虎列拉》，描写老百姓掩护八路军的故事。该剧由严寄洲导演，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演出。
　　7月1日
　　《解放日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盛大干部晚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宣布开会。毛泽东同志作报告。总结当前国际形势及党二十二年来的光辉业绩。他说：“今天是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和抗战的六周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侵略者德意日。”他说，对于中国战场，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则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亦一定被打倒。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国参加，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他说，就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于是在东方，中共1921年成立，日共1922年成立，印共1933年成立。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成了这样的大政党。我们党在二十二年中经历了三次大的革命运动，现在将随同全国人民组织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日寇。
　　中央党校在八路军大礼堂演戏庆祝“七一”。
　　延安大学举行全校纪念“七一”大会，会后举行小型舞会。
　　7月2日
　　《解放日报》连续八天在“七一——中共二十二周年，七七——抗战六周年纪念特刊”里发表文章：
　　林伯渠：《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吴玉章：《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和《以民主政治来完成抗战建国的伟业》。
　　彭德怀：《我怎样坚持华北六年的抗战》。
　　薄一波：《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坚持的》。
　　聂荣臻：《敌后六年之一得》。
　　陈 毅：《新四军在华中》。
　　续范亭：《抗战六周年七七感言》。
　　刘伯承：《敌后抗战的技术问题》。
　　徐向前：《克服困难迎接胜利》。
　　李鼎铭：《纪念“七七”》。
　　贺 龙：《加强团结，准备反攻》。
　　朱 德：《“七一”志感》。
　　朱 德：《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7月8日
　　7月间，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胡宗南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宣传反击，同时在军事上作好准备。毛泽东同志组织了这次宣传反击，使蒋、胡不得不改变计划，声明“误会”，下令撤退，迅速克服了内战危机。经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电报：
　　7月8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称：“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各地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7月9日，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董必武的电报称：“速将‘七七’宣言等分发各报馆各界人士。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7月13日，给八路军山西前线彭德怀的电报称：“我反击宣传已收效。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
　　8月11日，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董必武的电报称：“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人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指《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7月9日
　　延安群众三万余人在文化沟体育广场召开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贺龙、林伯渠、谭政、肖劲光、何长工、王震、张邦英、曹力如、周扬、崔田夫、朱宝庭、李瑞山、赵占魁等十七人为大会主席团。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张经武任总指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会词，号召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朱德总司令呼吁团结制止内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号召全国团结抗战，坚决自卫。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留守兵团肖劲光主任表示边区留守部队准备自卫，坚决打击进攻边区的敌人。刘少奇提醒边区军民接受皖南事变的教训。吴玉章指出：谁要想取消共产党，谁就是自取灭亡!
　　7月10日
　　范文澜(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文章《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抨击国民党抽象空洞的侈谈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指出文化是为一定政治服务的。目前文化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发扬民族气节，团结抗战。
　　7月11日
　　崇基(艾思奇)发表杂文《向“瓢虫”子孙们警告》，指出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只是痴心妄想。默涵发表杂文《公理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西北战地服务团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改变组织机构。将文艺、美术两部，分散下乡参加实际工作，音乐、戏剧混合编队。根据当前中心任务进行宣传，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帮助乡村开展文艺活动。此间创作不少歌本、歌集、连环画等。
　　7月13日
　　博古撰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
　　默涵在《解放日报》发表短论《保卫边区》。
　　默涵7月14日撰写杂文《打倒法西斯》。
　　7月15日
　　陈学昭在《解放日报》发表诗作《十倍的打击!》痛斥国民党是“毒蛇、猛虎”，如果它胆敢侵犯我根据地，“我们就要回敬他十倍的打击”!
　　7月16日
　　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长诗《起来，保卫边区》。诗云：“边区是我们的家乡，是人民武装八路军的后方，是华北抗战的供应站和仓库，是人民政党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苗圃，是革命的理想的花园”，“大家行走在自由的天空下，呼吸着幸福的空气，每人都深爱着这块土地，全中国人民都在向慕着这里”。“进攻边区的炮声响了，火光照红了南方的天空，起来吧，全边区的人民，为自卫而武装起来!”
　　7月18日
　　荒煤在《解放日报》撰文《给进攻者以打击》。肖三写诗《消灭臭虫——中国式的法西斯蒂!》
　　7月19日
　　何其芳在《解放日报》撰文《全中国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张谔撰写杂文《怪事》，抨击国民党颠倒是非，开历史倒车。彦涵发表讽刺版画《猪八戒照镜子》，揭露国民党进攻边区的罪行。雷行发表特写《群众是最公道的证人》。
　　诗人戈壁舟于边区文协作诗《边区好似八阵图》：两山中间一道川，两川中间一架山。翻过山来又是川，转过川来又是山。边区好似八阵图，敌人进来不得还!
　　7月20日
　　续范亭在《解放日报》撰文《警告中国抗战营垒内的奸细分子》。工柳发表木刻《顽固分子的军队，拿背对着日本人，用枪对着边区》。
　　7月21日
　　《解放日报》用三个版的篇幅刊登陈伯达文章《评〈中国之命运〉》。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被定为大后方青年的必读“圣经”，这种假造历史、曲解历史的东西，强迫灌输给青年“居心何忍”?文章呼吁团结抗日，建设以民主为主人公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范文澜8月1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谁革命?革谁的命?》，详尽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3月3日出版。全书以反对共产主义、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内容，诬蔑共产党及其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
　　齐燕铭(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在8月9日《解放日报》撰文《驳蒋介石的文化观》，指出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坚决反对以“中国固有文化”伪装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文化。
　　艾思奇在8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撰写长篇文章《〈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
　　续范亭8月16日撰写《感言》，驳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焕南(谢觉哉)在8月21日《解放日报》撰写杂文《新“圣谕广训”》。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反抗日、反民主、反人民的实质。
　　默涵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谁是中国人》，揭露国民党限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与思想自主，搞独裁统治。
　　肖三在9月8日《解放日报》撰文《向国民党紧急动议两件事——为了国家民族、为了青年后代》。指出：一是收回荒唐的《中国之命运》，一是取消万恶的特务政治。
　　姚仲明在9月15日《解放日报》撰文《事实胜于雄辩》：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上说：“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这话荒唐谬误，强词夺理。华北民谣讲：共产党八路军，活菩萨救命人。再晚几天不到，老老少少上了阎王庙!“恨”八路，爱八路，八路走了想八路。“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7月22日
　　《解放日报》发表安敏的诗歌《对照》，反对国民党卖国求荣，歌颂共产党抗日救国。张望的木刻“在边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在大后方：街头流浪，啼饥号寒。”何干之的杂文《命运二种》，指出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为内战为法西斯主义而死亡，二是为抗日为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生存。”
　　7月23日
　　《解放日报》发表华君武的漫画。反动派：“我也骂他们‘割据’，骂他们‘破坏统一’，我还要向你学什么?”吴佩孚：“还要学怎样进棺材!”
　　7月26日
　　德、日、意三大国侵略盗魁之一、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倒台。《解放日报》于31日发表社论《法西斯主义的末日》。默涵撰写杂文《一个讽刺》，从统治意大利二十一年的墨索里尼的倒台，看出中国法西斯的末日。
　　7月28日
　　师田手在《解放日报》发表速写《向全中国控诉》。李又然撰写杂文《树叶》，通过蒋管区“人民吃树叶”的惨状与边区幸福生活对比，鞭挞国民党反人民的本质。
　　古元发表连环版画《准备自卫的吴家枣园》，共八幅。
　　7月30日
　　张谔在《解放日报》刊登漫画《墨索里尼“荣膺”第一名》，讽刺德、意、日、蒋向末日“终点”赛跑。
　　陈学昭8月3日赋诗《边区是我们的家》。
　　黄既(黄树则)8月4日赋诗《中国人民不容许》。张谔发表漫画《反动派的梦想》。
　　秋赤(石秋)8月10日撰写随笔《月黑杀人夜》，揭露国民党特务残害革命志士的罪行。
　　彦涵8月12日发表漫画《请到“船”上来》，表现日寇诱降国民党上贼船。
　　崇基(艾思奇)8月16日撰文《扒手的诡计》。张谔发表漫画《一样的主子，一样的声音》，揭露日、汪、蒋合流反共。
　　田家英8月17日发表杂文《如何是好?》
　　华君武、杨恩胜8月22日登出漫画，讽刺国民党为汉奸卖国贼庞炳勋涂脂抹粉。
　　叔亮8月23日登出木刻《十分钟的“民意”制造所》，讽刺国民党政府强奸民意，步德、意、日法西斯的后尘。
　　何思敬8月29日撰写杂文《说“吉卜赛”》，抨击蒋介石以大骂吉卜赛人反对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
　　计桂森9月6日发表版画《孔庙罚跪受训图》，反对国民党对青年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史敬棠9月9日撰写杂文《这也是“至公”和“至诚”》，抨击国民党宣传机关造谣生事，帮腔帮凶。
　　李少言10月3日发表版画《敌寇的“扫荡”：来势凶，去势颓!》
　　8月2日
　　周恩来同志在返延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强调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他说，“共产主义是不适于中国吗?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应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他号召坚持民主进步，坚持抗战到底。
　　8月10日
　　延安华北书店新书广告：高尔基著、曹靖华译的《苏联的文学》，鲁艺秧歌队编的《秧歌集》，包括《兄妹开荒》、《春天里》等十三支新歌。
　　8月13日
　　肖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马雅柯夫斯基在“中国之命运”》，讽刺和抨击国民党的文化封锁政策。
　　8月15日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为抗建文化着想》，指出物价上涨，作家生活贫苦，要求“提高稿费、保障剧作税、设法改善作家生活”，并“治标兼治本”，从速解决实际困难。10月16日报载：中华全国“文协”将邀请重庆文艺界人士，商谈合理订稿费问题，拟参照桂林文艺界曾提出过的“千字斗米”的原则进行。《新华日报》发表《提高稿费问题》的短评，支持“文协”。
　　17日“文协”在中国文艺社座谈“千字斗米”问题，决定：发表费每千字一斗米，卖版权照发表费再加一倍，未经发表的照“千字斗米”加倍后再加一倍。18日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在中国文艺社召开出版界座谈会，商谈“千字斗米”问题。梅林、叶以群、聂绀弩三人代表“文协”参加。
　　9月18日
　　延安各界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集会，纪念“九·一八”十二周年。首由鲁艺乐队演奏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推举朱德总司令、林伯渠主席、李卓然、李鼎铭副主席、曹力如、崔田夫等六人为主席团。朱总司令讲话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断送东北，对外象绵羊，对内如毒蛇。号召大家努力靠自己，靠人民来取得胜利，收复失地。林主席讲话，强调东北命运系在共产党身上，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收复失地。
　　《解放日报》9月25日发表张谔作、曹国兴刻的漫画《“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9月19日
　　边区政府办公厅与行政学院联合举行晚会，欢度中秋节，演出平剧、话剧及魔术。
　　续范亭赋诗《中秋有感》：八月中秋月光圆，人人所见不一般，贫人看来如烧饼，富人夸夸说玉盘，天文台上窥大概，顽固先生梦广寒，宇宙事物自有真，同志千万莫主观。
　　9月30日
　　纪叶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一天》。张谔作、曹国兴刻漫画《希特勒飞快地滚下去了》。
　　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发表双十告沦陷区同胞书。强调“八路军是你们的军队，根据地是你们的家乡，根据地的军民是为了你们的解放而战斗”。
　　10月19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全文发表。编者前言说：“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讲话》分“引言”和“结论”两部分。“引言”中毛主席明确指出开会的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运动”。《讲话》指出：要使文艺密切为革命服务，主要要解决几个问题：立场问题，即：“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共产党员还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态度问题，“要暴露一切敌人的残暴、欺骗及其必然失败的前途，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打倒他们；对于朋友应有联合，有批评；颂扬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象问题，“主要面对工农兵和党政军干部，强调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结论”部分共讲了五个问题：(一)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工人、农民、人民军队、小资产阶级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三)关于党内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与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机器中的螺丝钉。(四)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五)针对文艺界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批评。
　　10月20日
　　中央总学委通知：《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内外人士中去。
　　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7日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一)应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实行之，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使文艺界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三)目前以戏剧新闻通讯为中心，面向工农兵群众。(四)《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重要材料，要普遍深入宣传。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指出在神圣的抗战之中，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然是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文化，也必然是反法西斯的自由民主文化。而我们民族中间，勤劳的人民大众和小有产者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今天要建设的是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为人民大众”，“为中国的人民大众”，这是我们的前提。过去谈文化建设往往忽略了“为哪些人”而建设这个前提，他们心目中所计拟的文化只是“为少数人”点缀门面的文化。有的人仰望着天空在要求纪念碑式的作品，有的人空喊着要和欧美并驾齐驱乃至超过欧美的文化。
　　“彭副总司令以身作则，捐助稿费津贴救济灾荒，号召全体人员踊跃捐助，克己奉公。”《解放日报》载太行电：彭德怀副总司令最近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把所存稿费津贴七十六元六角，交给公家，作为党费，号召全体同志尽量节省，把私人存下的不必要的金钱，交给公家，帮助公家解决困难，救济灾荒。现在灾荒还很严重，大家不仅应该努力生产和节约，同时还需要从一切利益服从于党的原则出发，清除私自享受的观念，把所有力量供献给党，踊跃交出个人金钱以养成克己奉公的高尚道德。彭副总司令希望全体同志充分警惕目前灾荒所给予我们的困难，响应号召。此号召一出，立即得到全体指战员及政工员的响应。
　　10月间
　　赵树理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发表三万来字的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它是实践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又一杰作。小说以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农民和地主恶霸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为题材，教育干部改进工作作风，贯彻阶级路线，树立群众观点。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郭沫若评论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茅盾认为，这部小说“是大众化的作品”，表现在作者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人物的对话是活生生的口语，从斗争的发展中表现人物的个性，用快板描写背景与人物，简洁、有力、风趣。
　　马健翎创作大型秦腔剧《血泪仇》。该剧通过农民王仁厚一家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歌颂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翻身解放的斗争。周扬指出，它“在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赋予这个主题以强烈的浪漫色彩，同时选择了群众所熟悉的所容易接受的形式”。该剧由民众剧团演出，后由鲁艺以及延安和各解放区的艺术团体演出，传播很广，影响极大。民众剧团参加演出者有张云、黄俊耀、张克勤、王承祥、大郎，王志义、李刚、廖春花、党培英等。
　　马健翎在1944年6月21日《解放日报》撰写创作谈《〈血泪仇〉的写作经验》。说《血泪仇》的材料，是我在过去(旧社会里生活时)和后来看到听到的(报章杂志里看到的也算听到的)许多人物与事件。有些本身就刺激我感动我的东西。在旧社会里，我不仅看到听到人家的被压迫受痛苦，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可以说，《血泪仇》是我憎恨、怜惜、悲伤、激愤、愉快、赞美的一部分人物与事件组织结合起来的东西。剧中那些受难人的情景和哀鸣，在我脑子里演映与哭诉时，我自己禁不住滚滚泪下，常常滴湿了稿纸。我写《血泪仇》，要求自己：“近情近理，红火热闹，教人看得懂，受感动；看完了明白世事，懂得道理。”
　　著名剧作家马健翎，陕西米脂县东街小巷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编导主任、团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在米脂中学读书和河北清丰师范教书期间，就喜欢编演新戏。1937年在延安师范任教，组织学生成立“乡士剧团”，排演了他写的小型话剧《中国拳头》、《上海小同胞》、《冲上前去》、《白胡子老头》；秧歌剧《有办法》和秦腔剧《一条路》。1938年民众剧团成立后，不断创作秦腔剧《好男儿》、《查路条》、《中国魂》、《三岔口》、《干到底》、《小精怪》，眉户剧《两亲家》、《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和秦腔剧《抓破脸》、《血泪仇》、《一家人》(又名《保卫和平》)、《穷人恨》。同时改编了不少历史戏。在边区文教大会上，他荣获“特等奖状”和“人民艺术家”称号。民众剧团荣获“特等模范，奖旗。
　　秋
　　有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给民众剧团打电话通知：“毛主席邀请柯仲平、杨醉乡、马健翎三同志到枣园一见。”他们三个结伴而去。毛主席握手后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象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毛主席对柯仲平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11月5日
　　毛泽东同志致电斯大林，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庆祝红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议及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的伟大成功。
　　贺敬之、刘炽合作的歌曲《红军大反攻》发表。
　　11月6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干部纪念晚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号召拥护四国宣言，“制止仍然存在的投降危险与内战危险，团结全中国一切爱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延安举办纪念十月革命节流动影片展览会。
　　鲁艺秧歌队在王家坪等处巡回表演，有合唱《红军大反攻》、《苏联红军打胜仗》、《咱们大家都喜欢》、《苏联人民在革命后生活过得美》、《咱边区闹了革命也才有了今天》。并由王家乙、韩冰、吴梦滨等演出《刘二起家》、《保卫边区》，由王大化、王家乙、关松筠等演出《张丕谟锄奸》，由张鲁、熊塞声等演出《夫妻逃难》等节目。
　　11月7日
　　朱德总司令撰文《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延安三万民众集会，庆祝十月革命节，庆祝红军伟大胜利。延安卫戍区司令王震宣布开会意义。推举朱总司令、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王震、崔田夫、曹力如、冈野进、杨志芳等十一人为主席团。朱总司令讲话赞扬三国会议伟大成就。林伯渠主席指出要多生产，做到耕三余一。
　　11月8日
　　为纪念十月革命节，《解放日报》连登文章：
　　林伯渠：《普天同庆》。
　　李鼎铭：《十月革命廿六周年》。
　　贺 龙：《法西斯的末日快要到了》。
　　续范亭：《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
　　中央党校举行苏联照片展览，并在新建大礼堂演出平剧。延大宣传队在西北局广场演出《红军大反攻》、《保卫边区》、《驮盐》、《张丕谟锄奸》、《刘二起家》等。边区文协秧歌队演出描写一对生产模范夫妻的活报，也很受欢迎。
　　在陇东马王庙骡马大会上，抗大七分校文艺工作队、“勇敢”部宣传队、陇东剧团、庆阳剧团等分两台演出秦腔、平剧、歌舞、活报等。平剧《岳飞》和《宋江》，尤为观众赞赏。
　　11月9日
　　西北党校秧歌队分赴柳林子及太村宣传，节目以《两个世界》、《消灭希特勒》最受欢迎。
　　11月10日
　　延安平剧研究院为纪念十月革命节及执行党中央文艺政策，全院发动新剧本创作运动。经过四天突击共创作十七个新剧本，内容是反映河南难民生活、边区防奸运动、移民、生产、丰衣足食和保卫边区等现实题材，形式采用各种地方戏和民歌小调。经审查和讨论，决定开排《难民曲》(李纶编剧，张一然导演)、《上天堂》(张一然编剧，王一达导演)和王一达编导的平剧活报《鬼变人》。这些剧目已在杨家岭大礼堂上演，甚得群众好评。
　　11月21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各剧团负责人开会，动员和组织剧团下乡。宣传部长李卓然说，自《讲话》发表和中宣部指示下达后，文艺界作了很大努力，尤以鲁艺的秧歌剧，民众剧团的《血泪仇》，平剧院的新型歌剧，青年艺术剧院的活报等，最受百姓欢迎。今后的任务是到实际工作中学习，帮助各分区的文艺运动，使之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决定下乡的有鲁艺秧歌队，文协的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的青年剧院、平剧院。节目主要反映生产运动、丰衣足食、军民团结、保卫边区等现实的生活。
　　11月26日
　　延安举行盛大的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规模宏大的两个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作了《组织起来》的演讲。参加者二百多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名誉主席为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彭副总司令、周恩来、林主席、李副主席、续范亭主任。主席团为李富春、杨清，徐向前、王震、高自立、霍子乐、高长久、周扬、崔田夫、杨芝芳、张汉武、刘建章、申长林、赵占魁、黄立德、李位、刘玉厚、郭凤英、马丕恩、曹力如等。林伯渠说：“象这样盛大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生产展览会，在全边区全中国都是空前的。”“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二百多个劳动英雄以及成百万的边区革命的人民。”朱总司令和由西安抵延的榆林邓宝珊总司令、贺龙师长、续范亭相继讲话。续范亭说：“我五十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有人把共产党诬蔑为“三头六臂的怪物”，“是的，共产党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汉奸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评判委员会为贺龙、杨清、刘景范、易秀湘、张令彬、高长久、崔田夫、王震、马定邦等九人。
　　谢觉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这天日记中写道：“边区劳动模范、生产工作代表、生产展览会今天开幕。续范亭同志讲话有趣味，今天在大会上讲，外面人形容共产党人是三头六臂。我来边区三年，的确看见共产党是三头六臂。哪三头，枪头、锄头、笔头。哪六臂，两臂打仗，两臂生产，两臂写文作画，还拿汉奸。”
　　11月2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会议，欢送延安各剧团下乡工作。鲁艺将于12月2日出发赴绥德分区，民众剧团12月2日出发赴关中分区，西北文工团于3日出发赴陇东分区，青年艺术剧院及部艺剧团12月中出发赴三边分区，平剧院出发赴延属各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统战部长贾托夫、秘书长杨清、宣传部长李卓然在欢送会上亲临指示。李卓然阐述毛主席名言：“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说过去延安演的旧剧《四郎探母》、《乾坤带》之类，就不能代表群众，教育群众，而是向群众灌输封建毒素。后来民众剧团的《查路条》，平剧院的《嵩山星火》，鲁艺的《佃户》等，有教育意义，可惜数量太少。《讲话》以后，鲁艺的《赵富贵自新》，民众剧团的《血泪仇》，受到一致赞扬。贾托夫、杨清讲话后，柯仲平代表下乡剧团全体同志发言。他说他的下乡经验是尽量想法接近群众。以烟斗为例：在乡下时他的一支烟斗曾叫许多好奇的老百姓吸过烟，而他从来未擦洗过，每次从老百姓手里拿来自己就吸起来，这样老百姓觉得他有点象自家人，说话就比较亲切了。他提醒下乡同志注意：一、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二、对群众态度不要轻佻；三、有借有还，损坏赔偿；四、宿营不乱，行前打扫。
　　鲁艺工作团l2月2日离延下乡至第二年4月9日返延，历时四个多月，走遍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子洲等许多城镇乡村。团长张庚，副团长田方。成员有张水华、王大化、关松筠、吴梦滨、张平、王家乙、桑夫、林农、陈克、祈春，于蓝、熊塞声、欧阳如秋、韩冰、贺敬之、王岚、何洛、蒋玉衡、黄准、刘炽、唐荣枚、李焕之、时乐濛、马可、张鲁、李刚、关鹤童、孟波、丁毅、王元方、林依、加洛、彭英、华君武、陈因、计桂森、陈凡等四十二人。节目有王大化、黄准演的《兄妹开荒》，黄准演的《拥军花鼓》，王家乙、韩冰、于蓝等演的《二流子变英雄》，张鲁等演的《推小车》。还有大型歌剧《血泪仇》。随鲁艺学习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学生演出实习节目有《双喜临门》(田方导演，杜生华主演)，《王老汉与八路军》(张水华导演，姜应宗、王绳武主演)。演出专场68次，创作大小剧本16个，歌曲7首，作调查66次，收集民间歌曲和剧本400个，民间剪纸160幅。他们采取当地题材并得到当地群众的帮助，由贺敬之、王大化、马可、张水华等集体创作新歌剧《惯匪周子山》，颇得群众好评。群众秧歌队为鲁艺工作团唱出欢迎词：鹅毛大雪乱纷纷，鲁艺家秧歌到咱村。山高路滑难行走，十里路上迎亲人。
　　西北文工团与民众剧团，群众报社部分同志组成“边区文协下乡工作队”，于12月3日到陇东专区宣传。领队柯仲平、秦川，秘书谭吐。戏剧组马健翎、林丰；音乐组岳松、彦军。民众剧团有史雷、张云、孙凌。文协与报社有戴临风、王琳。节目有马健翎编导、史雷、王贤敏扮演的《十二把镰刀》，闻捷、韩维琴、王贤敏演的《李玉莲上学》，李琦、王贤敏演的《刘二起家》，韩维琴、胡岚演的《运盐》，韩维琴、川静演的《卖布》，周戈、王贤敏演的《劳军》。还有《自卫军》、《上天堂》、《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留延部分同志组成宣传队，在延安城乡演出。边区文协副秘书长钟纪明领导，参加者陈若绯、张涛、闵利生、李凝、张沼滨、马尾等。演出《一朵红花》、《变工好》。
　　民众剧团1944年3月8日返延。曾在关中分区活动七十五天，行程九百余里，路经两个县，八个区，七个乡、五个村。演出戏剧六十二次，秧歌舞十五次，观众约四万人。演出节目有：《张丕谟锄奸》、《血泪仇》、《算帐》、《刘二起家》、《鲁进保的灾难》等。此外该剧团为劳动英雄画像150余张，写春节对联千余幅。帮助群众订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等，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受群众欢迎。王元2月7日撰文《民众剧团下乡》。说在鄜县瓦窑沟，演员们星夜搭台，演出《血泪仇》。第二天早晨李××就去找县长坦白自己的问题，说看了《血泪仇》受了感动。在新正县等地演出《血泪仇》时，响亮激奋的口号声不绝。老乡们说：“你看剧团的同志这样远的路来了，演了戏，又来劝我们坦白，你有问题咧嘛，看你怎么对得起剧团的同志!”一些部队、学校，请剧团教唱《反对打内战》、《搜山》等歌曲。
　　蓬飞在12月18日《解放日报》撰文《我们的戏剧工作在向前迈进着》，赞扬新的成绩：鲁艺秧歌队的《赵富贵自新》、《张丕谟锄奸》、《夫妻逃难》等，民众剧团的《血泪仇》，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难民曲》、《上天堂》等。
　　11月28日
　　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发言。边区参议会谢觉哉副议长说：“世界变了天，由黑暗的天变成了很光明很伟大的天，过去农民工人不能享用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穿好吃好是不劳动的人；但从共产党闹革命，穷人就翻了身。”他说他四十年曾搞过科举，考秀才曾连考几个第一。“科举考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很受人尊重，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些人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好处，他们只能统治和剥削我们劳动者。”王震说：“我们有着顶天立地的英明领袖，有这么多的劳动英雄，有这么广大的群众，抗战一定能够彻底胜利。”
　　11月29日
　　中共中央在中央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大会的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出席了大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主持会议，延安卫戍区司令王震代表延属分区劳动英雄献词。毛主席发表重要讲演《组织起来》(全文见12月2日《解放日报》)。
　　柯朴在12月4日《解放日报》赋诗《欢迎啊，我们光荣的劳动英雄》。
　　毛主席12月9日参观生产展览会，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邀请十七位英雄座谈生产经验。孙万福拥抱着毛主席说：“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和第三届生产展览会于12月16日闭幕。朱总司令讲话说：“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还是工农，他们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边区主席林伯渠发表闭幕词。全边区劳动英雄共五百人，出席大会的有一百八十人，荣获特等奖励的二十五名。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亲笔题字赠给劳动英雄。
　　《解放日报》 12月26日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
　　周扬12月26日撰文《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孙万福的诗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在《高楼万丈平地起》诗中，他用“蟠龙卧虎高山顶，万丈高楼从地起”来歌颂人民领袖的崇高形象。“孙万福唱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战斗的政治的诗歌，你看他每一句都唱得多么正确，是地地道道的人民的观点”。
　　王琳在8月18日《解放日报》撰文《回忆孙万福》。纪念劳动英雄、农民诗人孙万福。说他出口能诗，创作了多首歌颂边区的诗歌。7月13日，孙万福为了给变工队买油，在渡环水时不幸牺牲。
　　11月间
　　陈毅赋诗《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诗云：“战斗相依久，初别意怆然。长记叮咛语，早去复早还。”“行行过太行，迢迢赴延安。细细问故旧，星星数鬓斑。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
　　12月1日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由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文艺工作团(简称“部艺”)和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简称“青艺”)合并组成。直属联政领导，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傅钟，宣传部长肖向荣。任务是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总方针下，侧重于“为兵服务”，即“写兵、演兵、给兵演”。
　　在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内，联政宣传队作出显著贡献，赢得崇高荣誉。在边区文教群英会上获得“先进集体”奖旗，1944年三边分区党政军备界赠旗上写着“表现新群众艺术的能手”；同年驻南泥湾农垦部队赠旗上写着“军民一家”。
　　联政宣传队创作和演出了不少优秀节目：歌舞剧有《刘顺清》(翟强编剧，张林簃作曲)、《烧炭英雄张德胜》(荒草编剧，贺绿汀作曲)、《徐海水锄奸》(翟强编剧，贺绿汀作曲)、《军民一家》(谢力鸣编剧，李鹰航作曲)、《妯娌争光》(谢力鸣编剧，李鹰航作曲)、《王木匠进城》(翟强编剧、丁洪作曲)、《兵伕团结》(李之华编剧、张一鸣等作曲)、《好同志有错就改》(李之华编剧，张一鸣作曲)、《张治国》(荒草、果刚编剧、眉户曲调)、《打松沟》(李之华编剧，贺绿汀作曲)、《军民互助》(王焰、王向立、陈戈编剧，贺绿汀、李鹰航、彦克、张一鸣作曲)、《向劳动英雄看齐》(力鸣编剧，李鹰航作曲)、《军爱民，民拥军》(西虹编剧，眉户曲调)、《裴金章回家》(翟强编剧，眉户曲调)、《婆媳纺线》(朱一编剧，李鹰航作曲)。话剧有《抓壮丁》(陈戈、吴雪、丁洪编剧)、《沁源围困》(刘开基编剧，贺绿汀配乐)、《母亲们》(庄焰等编剧，彦克配乐)。演唱有《人民英雄刘志丹》(孔厥词，贺绿汀配曲)，《扫除法西斯》(荒草编词，贺绿汀曲)、《赵占魁运动大开展》(王影词，彦克曲)。活报有《无敌红军》(集体编，李鹰航等曲)、《开辟第二战场》(集体编和配曲)、《拥护成立联合政府》(集体编和配曲)、《组织起来》(谢力鸣编导，田雨编舞，李鹰航曲)。管弦乐曲有《中山新生》(贺绿汀曲)、《森吉得玛》(贺绿汀曲)、《宝塔山下》(梁寒光曲)、《黎明之前》(彦克曲)。合唱有《东方红》(贺绿汀编写混声合唱)、《歌唱中国共产党》(即《献“七大”》，肖向荣词，李鹰航曲)。部队歌曲有《八路军的铁骑兵》(荒草词、贺绿汀曲)、《扛起镢头拿起枪》(李之华词，李鹰航曲)、《官兵团结歌》(李之华词，张一鸣曲)、《组织联合政府》(彦克词曲)等。
　　联政宣传队聚集了一批业务骨干。编导有吴雪、欧阳山尊、谢力鸣、陈戈、王地子、戴碧湘、侣朋、丁洪、马瑜、荒草、翟强、李之华、纪叶、李丽莲、西虹等。音乐有贺绿汀、李鹰航、张林簃、梁寒光等。美术有张仃、庄言、徐渭等。舞蹈有田雨、胡果刚等。艺术实践中培养的人才有：男演员邓止怡、周来、李长华、李章、宁森、田蓝、查烈、罗伯、刘志一等。女演员白凌、王影、尹文嫒、朱漪、郭云英、于真、雷萍、吴映年、薛滔等。乐手有张一鸣、朱仲一、张一林、刘维忠、李文学、董元青、申谊、黄歌、张双虎、李海奇、照晖、彦克、张兴等。
　　12月5日
　　重庆《新华日报》载：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为奖励剧作家，曾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推荐1942年度发表的名剧作品十种。经各评选委员票选结果，计当选的有王平陵的《维他命》、曹禺的《北京人》、陈白尘的《大地回春》等三剧本。该会各给予奖金国币三千元。
　　12月6日
　　延安大众戏园落成，在落成典礼会上延安平剧院公演佳剧。
　　12月12日
　　中央印刷厂俱乐部举行落成典礼。博古、陆定一和《解放日报》、新华社、出版局全体人员参加了典礼晚会。《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讲话，祝贺“自己动手”的新成果。继由《解放日报》歌咏队唱小调，印刷厂工友表演秧歌舞《刘志丹》，并举行跳舞晚会。
　　12月14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边区一级宣传会议，讨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具体方针、办法及春节宣传的各种准备工作。宣传部长李卓然谈对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胡乔木、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等发言，确定目前在“自卫备荒”、“组织起来”的方针下紧密与创造模范乡村、模范工厂和模范连队结合起来。春节宣传以拥军拥政爱民为中心。
　　12月20日
　　毛泽东同志给秘书胡乔木一信：“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指苏联科普文学作家伊林和他的夫人谢加尔合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指赖也夫斯基著的《唯物的社会学》一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12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刘少奇信中说：“此书(指《从猿到人》)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指《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12月21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集延安机关学校座谈，布置新年春节宣传活动。戏剧有：中央党校的西蒙诺夫编剧、陈波儿、苏一平、陈明等参加的《俄罗斯人》；杨绍萱、齐燕铭等集体创作、齐燕铭导演的平剧《逼上梁山》；枣园、杨家岭的新型活报；西北党校的平剧《亡宋鉴》、《打渔杀家》、新编秦腔剧《特种学校》；行政学院的平剧《孔雀胆》(根据郭沫若近作改编)、秦腔剧《重逢》；“战卫”部的平剧《史可法》、《恶虎村》；留守兵团政治部的电影，民众剧团改编历史剧等。
　　郭沫若在《解放日报》撰文《啼笑皆是》，批判“幽默大师”林语堂突然以说教者姿态在重庆中央大学大肆宣扬中国封建固有文化的胡言乱语。
　　《解放日报》副刊部启事：为着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政策，今年延安各剧团都下乡去了，新年的文艺活动，就落到我们各机关、部队、学校自己的身上。这一定是一个新的、广泛而热烈的运动，它一定不仅只有新年娱乐的意义，而且一定会配合着我们党的政治任务，发挥出伟大的宣传教育的作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规定了党的文艺政策，指出了文艺要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要和实际结合。你们在新年中的活动，一定是努力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在贯彻毛主席所指出的方针的运动中，你们是担负着一部分责任的，你们的活动对于新文艺的发展，是会有所贡献的。这些活动，值得在党报上有系统地反映出来，作为新的方向上的文艺运动的检阅。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请求，请把你们的活动的情况和材料提供给我们。以下几点，是我们希望你们给予帮助的：第一、请把你们的活动情况写成通讯报道寄给我们；第二，如果有什么新的作品，值得发表的，不论长短，请立刻寄给我们；第三，如有什么重要演出，需要我们来写通讯报道的，请通知我们在预演和排演时来参加。
　　12月28日
　　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登出印行《秧歌小丛书》广告：这套小丛书主要是歌唱革命的人民领袖和边区劳动英雄的革命业绩，而以老百姓喜闻乐唱的民歌小调唱出。曲调包括：刘志丹调、打黄羊、剪剪花、练子嘴、大鼓词等。现已出版的有下列三册：孔厥的《刘志丹》，程钧昌的《刘建章》，李雷的《张仁》。
　　12月31日
　　延安市各机关赶排节目，准备新年宣传。法院工作人员演平剧、秦腔、双簧等，节目有《华容道》、《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边区银行有灯谜、小调《唱英雄刘志丹》，清唱平剧《黄鹤楼》、《翠屏山》、大鼓词《刘主任》；卫生处演《丰衣足食》、《大学教授》等；保育院小学召开群众联欢晚会，演出歌舞剧《中共宽大政策胜利万岁》、话剧《血泪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