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师范是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的简称。1939年7月由边区中学和鲁迅师范两校合并而成，首任校长由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兼任，董纯才为副校长。它是一所地方性的乡村师范学校，宗旨是为边区培养小学师资。
　　1942年4月，原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副校长刘瑞棻调任边区师范校长。刘瑞棻毕业於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曾任南京汤山小学校长，1936年经当时新华社社长潘梓年介绍来到延安，先後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鲁迅师范学校、边区第二师范任科员、训育主任、副校长，是延安当时为数并不很多的教育专家。
　　刘瑞棻出任边师校长时，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处在轰轰烈烈的阶段。因此他上任前，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专门找他谈了话，告诉他“‘边师’比‘二师’规模大，行政干部和教师队伍也很强，只是校风沾染了一点自由主义”①。他指示刘瑞棻，边师要按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认真进行整风，从严治校②。同时，中共西北局机关党委负责人也同刘瑞棻谈了话，谈话的基本精神与柳湜的一样，这使刘瑞棻心里有了底。
　　刘瑞棻到边师後，除了感到边师活泼、有生气、民主空气浓厚、课堂学习讨论会发言活跃、师生关系也比较密切之外，引起他特别注意的是，学校原来的领导和一些教师因1941年与中共西北局调换住地的问题，心情不舒畅。一些教职员工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时有议论。
　　“调换住地”的事情是这样的：
　　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的前身是边区中学，创建於1938年8月，它是陕甘宁边区资格最老的一所中等学校。从1938年到1940年7月，学校先後搬迁过三次(延安城区、吊儿沟、柳树店)，1940年经边区教育厅批准，学校选定延安南门外杜甫川口为校址。这里交通方便，又靠近边区教育厅，周围都是大学校，对边师来说是个理想的环境，因而除雇用几个工人师傅打窑洞外，全校师生都高高兴兴地投入了建校劳动，终於於1940年7月迁到了新校址。正当师生们满怀乔迁之喜，兴致勃勃地工作和学习的时候，万没想到西北局机关突然提出要同边师对调地方，让学校搬到远离教育厅、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的北门外杨崖去，这无异於给边师师生当头泼了一桶凉水。当然西北局与边师对调地方也有它的道理，杨崖离边区政府较远，对调的目的主要是为密切党政联系，方便指导工作。但此决定做得太突然，没有很好的在师生中进行动员说服，引起师生们的普遍不满。一时校园里群情激昂，怨声载道，有些师生曾声称要去边区政府请愿。边师教职员中共党支部书记华凯、宣传委员周慈民(荣孟源)、组织委员王汉民、支委王承业召开紧急会议，议定起草控告书直送毛泽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中宣部长徐特立等。控告书由周慈民起草，支委会通过。第二天支委们分头将信呈送给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校长彭黔生左右为难，上级指示难以违抗，下面群情激愤难以说服，他内心里也确实不愿搬迁，党总支书记杨乐平支持教职员支部的行动，但不参与。
　　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行动却闯下了塌天大祸，毛泽东在控告信眉上用铅笔写了“岂有此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署名毛泽东。西北局书记高岗火冒三丈，亲自下令立即搬家。西北局的一辆卡车轰轰隆隆地开进学校，兵临城下，形势逼人，无容分辩，非搬不可。校方无奈，吹哨集合，草草收拾行李，一人夹著一卷被褥，提一个小板凳，如丧家之犬，灰溜溜地搬出了学校。
　　由於闯了这个大祸，数月间边师党组织受到西北局的审查。据称，在边师校部山上的厕所里，发现有人用粉笔写著这样的话：“这是高岗的饭馆”。外面传说纷纭。有人说，边师有坏人，要解散边师党组织；有人说，边师党员要重新登记等……
　　过了两个来月，西北局派杨洪澄、张汉武来边师，在全校党员中宣布西北局的决定。那是在一间柴草屋里，会场鸦雀无声，西北局的决定宣布：边师教职员支部目无组织，向中央上告，内容荒诞，性质严重，是一次反党事件。故应从严处理：1．给校长彭黔声以严厉批评；2．开除总支书记杨乐平、教职员支部书记华凯、宣传委员周慈民的党籍；3．给支委王汉民警告处分；另一支委王承业同志念其年轻不懂事，免予处份。其他的人都被点名批评。③
　　对於这次搬家，特别是对於这个严厉的处份，边师的师生员工都是有看法的，许多人的抵触情绪非常大。
　　除此之外，刘瑞棻还感到这里与他刚刚离开不久的第二师范(关中师范)相比，离中央机关和边区领导机关部很近，师生们常表现出自己是“消息灵通人士”，搞了不少“小广播”、“内部消息”。刘瑞棻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更让刘瑞棻不满意的是，学校师生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中央青委办的《轻骑队》墙报上暴露延安所谓“黑暗”的文章很感兴趣。学校墙报上也出现过不少类似的文章。如《东拉西扯》、《形形色色》、《请割尾巴》等。有个学生甚至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校长高高在上，不关心学生利益，不讲民主……学生可以用包公的铡刀铡了他!”④在教师中，有些人也提出自己作为教师，是“自由职业者”，学校领导不能干涉。⑤
　　这一切都使刘瑞棻感到，上级领导的指示是对的，边区师范的确需要整风。整风的第一步是学习文件，然後联系自己的工作进行检查。先整学风，再整党风、文风。当时的整风，还只在教师中进行，学生没有参加。
　　刘瑞棻认为，边师这个时期的整风“没有多少收获”，“文件学习一般化，没有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或者说，没有解决什麽实际问题”。⑥
　　由於学校离杨家岭很近，所以中央总学委便派人到学校了解、检查学校开展整风的情况，并明确指示：整顿学风是解决思想方法问题，是比较难的。可以先摆出学校的主要问题，从整顿党风入手。⑦根据这一指示，学校立即由整顿学7风转入整顿党风，校学委会决定将学校有关的“历史”材料摆在刘瑞棻校长的办公室里公开展览。这些所谓的历史材料，不仅只是学校教学工作方面的材料，引人注目的还有1941年搬家问题的材料，毛泽东对边区师范搬家问题所做的批语“岂有此理”，也醒目地贴了出来。
　　这一下全校震动了，整风不再是空洞的无的放矢了，因此，整风座谈会开得热烈且有火药味了。
　　边师所在地的小砭沟口对面以北，就是中央研究院，大约从3月中旬到秋天，那里连续不断地对王实味及他发表的杂文《野百合花》进行批判。边区师范的师生经常去中央研究院，对那里的整风情况了解颇多。因此，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判，对边区师范的整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是对边师教师煌颖的批判。刘瑞棻回忆道：
　　大约在9、10月间，边区师范根据上级指示，重点批判了国文教员煌颖同志。煌颖同志当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在“边师”，他的国文课是挺受学生欢迎的。他确实有些缺点和毛病，对一些事爱坚持个人意见，有时给领导提意见言辞偏激。在整风中，进行一些批评教育也是对的。但是抓住一些问题，就无限上纲，并怀疑他有政治历史问题，这就错了。
　　对煌颖同志的批判，开始的气氛还是比较民主的、公开的。有次批判会上，争辩的很激烈。有人批判煌颖同志说：“你好反对领导，常发表反对校长的言论，这就是反党呀!”煌颖同志反驳说：“一个党员校长能同党划等号吗?不能说反对党员校长就是反党!”又有同志起来给反驳以反驳：“你拿棍子打我的头，或打我的腿，而你却说打了你的头或腿，并没有打你的人嘛!”批判会所争论的，已涉及到一个整体与局部的辩证逻辑关系问题了。不过，可以看出，当时批判者有“左”的“无限上纲”的片面性，而被批判者也不容易承认自己有错。煌颖同志确有比较突出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风的毛病，需要教育帮助，但对他进行过火的批判，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仅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也给党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⑧
　　刘瑞棻对这件事的回忆，似乎有些轻描淡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煌颖的批判是一好信号、一个转折，它标志著边区师范的整风开始向审干转向，起码是一个前奏。
　　1943年2月，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缩减机构的方针，边区师范与鄜县师范合并，改名延安师范，民主人士、原绥师校长霍仲年出任校长，刘瑞棻改任副校长，但实际工作仍由刘瑞棻负责，学校改为延安地委和专署领导。合并後，教职员工达到42人，学生也增加到258人。此时正在边区教育厅参加整学会议的刘瑞棻，被延安地委召回到学校，地委副书记张邦英亲自同刘瑞棻谈话，告诉他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开展审干工作，弄清干部的政治面目。并具体点名说延安师范某人某人有问题，是错不了的，不要怕。⑨
　　刘瑞棻带著特殊的使命回到了学校，学校的审干运动也正式开始。张邦英具体点名的几个人，刘瑞棻在回忆中没有说，我们也无从知道，但前面所述的那位煌颖立即被边区保安处逮捕审查，成为边师第一个落难的教师。在“搬家事件”中被开除党籍的周慈民(荣孟源)等人也被打成了“特务”。周慈民不但在延安两次受打击，而且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其悲惨命运，实在令人心酸。
　　运动初期，延安地委对边师还是比较慎重的，特意委派地委秘书长秦力生来校指导工作，而具体工作仍然由学校领导。但随著运动的发展，就开始对学校教职员工不信任了，派来贺平山担任学校政治指导员，并以贺平山为组长，由刘瑞棻和语文教员李琦参加，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学校的审干肃反运动，学校的运动完全由延安地委控制。
　　从7月份开始，由於受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的影响，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坦白运动，边师审干肃反运动进入了疯狂的状态。
　　边师六班的王立，在晋察冀时给左权将军当过警卫员。这位人高马大的小伙子，自恃军龄长、走过大地方，给大首长当过警卫员，见过大世面，自然大得有点忘乎所以。别的同学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的同学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伙食不好、对教学不满意，他不但敢找总务科长、教务科长提意见，而且校领导的窑洞他进去就像踏城门一样，常常弄得领导下不了台。审干中，他的名声在边师就更火了。
　　枪打出头鸟，整风运动一转入审干，这位“大人物”就首当其冲。你王立是从晋察冀来的，又是河北人，那是敌後，你不是日本特务就是国民党特务。不承认?好!敌人哪会自动投降，扫帚不扫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有办法让你承认。於是，王立的双手被反捆起来，绳子一拉吊在了窑顶上，痛得他直叫喊。实在受不住了，他一连声地承认自己是特务，可放下以後，他又马上翻供，翻供就再吊。这样反复了三四次，这位“大”出边的小伙子终於软了，要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仅自己承认还不行。你王立难道是光杆司令?你得交待同伙。被吊了几次的王立这时聪明了，他先把同他一起从晋察冀来边师的刘信“委任”成他的副手，然後把他熟悉的同学都“发展”为成员，并一口气说出了一百多个名字(边师学生的三分之一)。这下他算过了关，可他的副手和成员又开始倒霉了。⑩
　　有一个被他“发展”的成员是从延川农村考入边师的。他真的有一点农村人的倔强，死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真是天公有意为难他，那天晚上恰好下大雨，这位小伙子就被安置到雨地里。秋雨浇透了小伙子的心；浇得他下上牙直打颤。过了会儿，那点倔强就被打到了爪窪国了，忙不迭地承认了自己是“特务”。(11)
　　你坦白出我是特务，我又坦白出他是特务，特务就像落花生，提起一个就是一大串。高年级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成了特务，开始还要交待特务活动，後来乾脆一切从简，只要写出名单就成了。
　　王立交待後倒享了“清福”，学校在山上给他选了个窑洞，将他隔离在那里，并派白秉文和张成山两个同学看管他。真是苦了这两位，整天整夜地守著，上厕所得三个人一块去，吃饭则是二位轮流从山下食堂端到山上，他睡着了那两个还得至少有一位醒著，一直“侍候”了他将近三个月。(12)
　　就在那年的秋天，“绥德特务控诉团”来到边师“传经送宝”。他们绘声绘色的讲演，使边师的师生大受启发，当场就有一个女同学承认自己是“特务”，因为在帮竈时，她把洗脚水倒进了炒菜锅。说得大家肠胃直翻腾。
　　绥师控诉团的报告，促使边师的“抢救”运动又一次掀起了高潮。边区政府还给学校派来一位副秘书长，做“钦差大臣”，该副秘书长带著警卫，挂著手枪，威风凛凛，找人谈话时，特意将手枪抽出，“啪”地一声摆在桌子上，这一声响就足以使那些十五六岁的师范学生心惊肉跳，魂飞魄散，他的到来使边师本来就恐怖的气氛雪上加霜。
　　一位叫呼延忠的同学真正的憨大胆，竟然说什么“卖瓜的不说瓜不甜，共产党还能说共产党不好”!这下好了，铁板定钉，想拔也拔不掉，自然被打成了特务。批斗时他尿憋不住了想上厕所，可主持人说他故意捣乱，硬是不准，直让那股热流从肚子里顺著大腿流到地下。(13)
　　康福安，这是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学生，一只胳膊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可这光荣伤也救不了他，他也被打成特务。有位女班主任让他坦白问题，他发了火，顶撞了女班主任。班主任恼羞成怒，气得嚎啕大哭，这位受伤的战士立即就被自己的同志捆了起来。(14)
　　学校的教职工因为有“搬家事件”垫底，加上多数又是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份子，所以个个在劫难逃，几乎全部被“抢救”。甚至领导整风审干的学委会成员也相互怀疑，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相信谁。教学停了，工作停了，大家不是一门心思地抓特务，就是埋头坦白问题。据刘瑞棻回忆，“教职员近二分之一‘坦白’了，学生三分之二‘坦白’了”。(15)
　　抢救出的特务多得令人不可思议。自然也有人怀疑这里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刘瑞棻当时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敢用我的头来打保票，边师枪出的特务都是真特务，没有假的!”(16)
　　甄别平反时，延属地委派统战部长强自修来到学校，代表地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当众宣布肃反扩大化了，把许多人搞错了，哪有这么多的特务、复兴、三青团份子呢!他还在会上宣布，绝大部份学生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我们边区内的子弟，怎能变成敌人呢!?他的讲话很得人心，特别是边区子弟非常高兴。为了表明对学生的信任，延安地委还特意从作过“坦白交代”的学生中，选出五十多名派往延安专署，组成了军事教道队。
　　历史是公正的。1944年的甄别，无情地揭开了事实真相。边师所谓的特务，没有一个是真的。委屈而义愤的师生们要刘瑞棻兑现他的诺言。他向全校师生公开做了检讨，并且受了处份，被调到远离延安的子长中学当校长去了。
　　①②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12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968页。
　　③ 延安中学编：《延安中学回忆录》，1988年9月。
　　④⑤⑥⑦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⑧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⑨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⑩(11) 1988年12月5日徐经山访谈录。
　　(12) 1998年12月14日白秉文访谈录。
　　(13)(14) 1988年12月5日徐经山访谈录。
　　(15) 刘瑞棻：《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
　　(16) 1988年12月张成山、白秉文访谈录。